杜 英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内容摘要：中国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政权更迭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革。在此期间，文化的各个层面遭遇了建立“开端”的种种过程。本文在对20世纪中期文化转折研究的相关概念、方法予以清理的同时，尝试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即地域空间的开掘，以期发现该时期更为细致和动态的历史文化面目。

关键词：“转折”；左翼文化－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化（1950－70年代）；地域空间

历史转型的肇始向来为研究者所关注。诸如“明清之际”、“世纪末”之类的概念本身就暗含了政权更替或社会政治解体所带来的动荡感。个人身份的自我重构、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社会传统的再认知等，是此类研究所着意讨论的问题。由此看来，发生于中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转折”，不仅仅是一个政权更迭的历史事件，放在延长线上来看，还牵涉到现代中国历程的诸多文化问题。

经由洪子诚、程光炜、贺桂梅等学者的推动，“转折”（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的独立范畴。目前学界对于“转折”概念的理解较有代表性的是：即“转折”被概括为四五十年代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文化在全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1]。这一基本内涵可以追溯到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2]。鉴于以上定义，研究者对于“转折”的认知必然被期望去重现和解释这一历史的生成过程。出于对这种核心目标的追寻，研究者对于分析对象的认知方式具有某种同质性：即在思考四五十年代“转折”问题时，他们往往由左翼文化－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化（1950－70年代）这一线索导入研究。194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界以政治尺度对各种文学力量所作的类型化区分为实现这种文化的转折奠定了基础[3]。而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恰恰可以视为中国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4]。也就是说，1940年代的文学（文化）研究，对于195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有“发生学”的意义[5]。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文化）“转折”在研究者的理解中是被等同于左翼文化的“演化”，当代文学的“发生”，并因此而获得意义的。这些具有时间上先后承继关系的文学（文化）现象，能否在因果链上与“转折”直接勾连，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忽略制约了他们关于“转折”的研究视野。

既有的研究框架限制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选择。一方面，研究者对于“生成过程”的偏好决定了他们在“转折”问题上注重由时间向度来深入开掘，而相关的空间维度多被视为封闭的、同质化的背景而存在。仅就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言，我们会发现文学史的面相竟然如此模糊。该时期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台湾等地域间文化人的流动异常频繁。但在已有的研究中，时间性的优先地位使空间降格为隐蔽的存在。以香港为例。1945到1949年香港文学是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在中共中央安排下，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和“进步作家”汇集香港，香港是当时的左翼文化中心[6]。1949年以后，这批南下的文化人“北返”，而另一批不认同左翼政治、文学主张的大陆人士南下香港取代了北返的左翼文人。据黄继持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但现代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思潮却因新的作家到来而得到发展；四五十年代之交香港新文学所经历的性质上的转变不仅没有跟中国内地同步，反而走向“反方向”。即1949年前“在”香港的文学性质（文体性质和社会性质）上更靠近“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而1950年代以后香港较为多元的文学格局则更贴近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7]。这种错位不仅发生在同时期两地的文学创作潮流上，还体现于文学史的知识构建上。1950年前后，曹聚仁、徐�、李辉英、司马长风从大陆赴港定居，并于1950到70年代期间分别著史叙说中国现代文学[8]。“大陆经验”在他们的现代文学史中占有支配性地位，而香港又为其在官方建制以外书写文学史提供了空间[9]。香港的异质性经验阻隔了我们单纯地通过建构时间序列来理解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化转折的一贯路径。

另一方面，左翼文化－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文化的理论框架决定了研究者往往选取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来进行笼统的描述，由此勾勒出宏大的历史图像。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中，通过极为典型的新文学大家（如丁玲、沈从文、胡风、赵树理等）作为分析对象，对转折时期作家遭遇的问题作整体描述，解析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诸如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社会，自由主义与政治等。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中，以“鲁郭茅巴老曹”与1950年代后文化环境、文艺政策、出版机制等的多重关系为出发点，考察当代“立法者”如何改造、使用现代文学资源，建构当代文学秩序的问题[10]。这种研究可能面临以下困境：即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仅选取几个不同流派的新文学作家做个案，这意味着这些作家尤其适合于“转折”的研究。其危险在于，研究者所展现的宏观历史图像恰恰是以放弃了对文化丰富性与歧异性为代价的。具体到历史的细部，诸如新文学作家以外的文人创作及遭际，四五十年代文学空间版图的改写，战争（包括冷战）与四五十年代文学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秩序的生成，通俗文化的流变等，这些课题往往缺乏研究者系统而深入的关注。

20世纪中期的“转折”问题如何进入我们的叙述脉络，这是对文学史以时间分期与分制的又一挑战。1949年前后，文化机构及组织在接管与改造中发生了文化力量的分流和重组。传统文化的“整旧”与创新，大众文化的普及教育，剧影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同时，文化政策的频繁调整，以及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变数，都给文化人的创作带来了难以预料的不稳定性。此外，文化体制和文化生产方式及言论空间都发生了变革：文艺以配合政治运动宣传为首要任务，组织结论或行政命令代替广泛的社会文化批评等。新文学作家在此期间大多在创作上表现出退步或停滞。以往的文学史往往将之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裂”、“突变性”的特征，并将这一“突变”理解为“缺陷”和“失误”。在此意义上，目前文学研究者所讨论的“转折”问题不再局限于短时段（四五十年代之交），它牵涉到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关系的探讨。受到“左翼文化－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理论框架的影响，研究者更倾向于解释历史文化转折的内在关联性。比如，程光炜不是将1949年后文学大师创作的退步仅视为现实压力下的某种选择，还将其自身原本（包括民国时期）就缺乏对个人和历史形而上的思考作为内在原因。文学大师由民国“在野”身份跻身为国家文臣的行列，便逐步放弃了个人话语[11]。

同样，贺桂梅也反对将当代文学意识形态化地理解为依靠政治方式压抑或中断了现代文学。在她看来，当代文学或可理解为“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提供了更为当时知识者所“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即李陀所提出的毛泽东话语的现代性内涵及其巨大的感召力）[12]。贺桂梅将当代文学解读为“对纠缠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现代性‘解答’”,而非是一套仅仅靠暴力得以贯彻、实施的新话语[13]。在探寻“转折”问题时，贺桂梅和程光炜将反思的目光投向现代文学自身。也就是说，他们都试图发掘现代文学传统（作家）所固有的局限，从而为四五十年代文化变动寻找内在的逻辑，而非仅仅将变动视为某种外部控制的结果。对于现代文学传统固有局限性及其对当代文化影响的思考，学界早已有之[14]。在“左翼文化－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的研究框架下，研究者着重发掘现代文学的历史游魂于当代文化中“灵光再现”，而缺乏对20世纪中期文化体制的重构，文化生产方式的再建，文化资源的分配等历史细部的清理。这种偏重历时性的研究而相对轻视结构性的研究，亦可由此研究框架中找到出发点。

我以为，20世纪中期更为细致和动态的历史文化面目的发现，还亟需在地域维度上的深入探索。该时期，上海、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域生成了各自的社会文化形成物，它们通过交叉、并置的“网状性的空间结构”体现了相互性与共时性的关系。关注共时态下不同地域社会的关系和特征，是透视地方内在文化机制的有益视角，也是揭示历史进程中人们可能拥有的共同体验的有效途径。聚焦于地域空间，并非是将研究对象切割成一个个“横截面”，纳入已有的关于“转折”的描述中，沦为既有的宏大历史叙述的“地方性版本”；也不是简单套用“地方特性”的模板进而对历史文献进行削足适履，陷入传统的通史式、程式化的区域文化研究套路。强调区域空间的重要性，旨在突破“转折”研究的既有框架。参照陈春声的观点，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于地域社会格局中的特色表达，而国家的历史则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展现出来。他主张打破学科分界，把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15]。

体现地域间错综关联的是20世纪中期的文人地域分流。这一文化现象破除了已有的“转折”研究中关于地域均质化的、背景式的想象。经由这些地域关联和历史多层构成，我们或可对“转折”时期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度描述，重新整合历史解释。20世纪中期新旧鼎革之际，中国的文化人时时为时局担忧，营营不安。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多心存期望；同时又顾虑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会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的大变革。动荡中的文化人在这种喜忧参半的情绪中开始为自己规划的前景作出各式的选择。经由这些选择（包括政治、文化和地域等的选择），他们有的分道扬镳，有的重新组合，进而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秩序和文人格局，并推动共和国初期的文化构型。在诸多选项中，地域选择可以将文化人内在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通过诉诸于现实行为而外化出来。1945年以后，来自广东、重庆、上海等地的大陆文艺界人士逐渐汇集到香港。至1948底1949年初，又有不少文化人士、民主人士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再转往新解放的北京，如叶圣陶等；也有部分内地文化人士及文化机迁往香港、台湾等地，如覃子豪等。此时，国共双方正深入开展文化领域的争夺战。它包括以各种手段掌控舆论宣传媒体和争取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等。共产党有若干地下组织来从事此类工作。1948年初冬，陈白尘受中共地下党领导，与熊佛西、黄佐临筹组织地下的上海戏剧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他们和吕复、刘厚生、吴琛等担任筹备委员。此协会的目的就是“团结上海广大戏剧电影工作者，稳定人心以迎接上海解放”。解放前夕，上海所有戏曲电影工作者绝大部分被吸收为会员，绝少去台湾者[16]。1949年前，文化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抱着何种心态选择了留居大陆，1949年后，经历了短暂的新社会新风气的浸染，他们再次面临着新的地域抉择。这种调整自然要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但也不排除个人的主体选择。

1949年前后，一部分文化人或文化机构选择北上。他们有的期待在新的文化体系中谋得发展机会，也有的为了“投奔革命的热潮”，还有的欲倚助首都的政治优势，开拓新的文化市场。新政权建立以后，各个文化部门有着广泛的人才需求。据贾植芳回忆，当时很多人前往北京，尤其是“左派”人士。那时北京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招兵买马”，很多文人都去[17]。“北上”在当时成为一种“革命热潮”，对文人地域抉择和人生道路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李君维的北上即是一例。李君维，笔名东方��，出生于旧上海中上阶层的殷实人家，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与董乐山、炎樱同窗。1940年代末期，他以创作海派小说立足于文坛并小有名气。1950年，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沪赴京，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据李的回忆，此次地域流动就是受“当时北上革命热潮”的影响[18]。黄永玉，1950年夏离港赴京感受新社会；1953年2月举家北上。黄永玉的北上，离不开沈从文的动员。1949年前后，沈从文由于反对内战受到来自左翼文化界的口诛笔伐，惶惶不可终日。1949年3月沈从文自杀获救，在“具有多层关系和意义”的重要人士（杨刚、吴晗等）的探望劝慰下，其思想发生转变[19]。同年7月16日，沈从文致信在港的黄永玉，拟写作陶瓷史、漆工艺史、家具史、绘画史等，将全部生命热诚与理想为人民服务。并诚邀黄永玉“北来学习”，或随军或下厂，并肩工作，“参加这个大时代的第一步建设大路”[20]。在沈从文的多次感召下，黄永玉回京工作。解放初，也有不少出版商赴京开拓业务。上海光华出版社创办者胡明为扩大经营，曾经派遣卢杨和闫愈斌一同去北京创办分社。该社是以出版苏联政治经济学等社科类读物为中心的小型出版社。由于当时盛实行“以俄为师”的“一边倒”的国策，这家出版社的出版物非常畅销[21]。1950年代初，邵洵美也曾举家北上，计划在北京开设时代书局的分店。上海还有多家出版社迁往北京。

同时，也有部分文化人和文化机构或留居原地或迁往他处。他们在“北上”或“南下”的诱惑下自有把持住的理由。1949年至1950年，吴宓拒绝了张其昀、钱穆的邀请赴台、港，且不赴京、沪、粤等地。吴宓曾自比吴梅村、苏格拉底，不愿出亡异域[22]。而他选择京沪粤之外的西南边地，还有其退隐的考虑。1949年12月，顾颉刚自感大时代中个人之渺小，“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惟听命于天[23]。1948年徐州解放后，顾颉刚曾拟举家逃往广州，并自荐中山大学，终因拖老带小耗资甚巨而作罢。也曾应允郭绍虞之邀，拟赴萧正谊在台湾所办的东方大学。后，顾起潜向顾颉刚转述了郑振铎之语，“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 [24]。顾颉刚留守上海，后赴北京。1949年以后，很多文人北上后位居要津，但亦有很多人放弃了这样的机会。柯灵当时被邀留在北京任职，但他选择了回沪继续办《文汇报》。贾植芳不愿当北京“招兵买马”中的“兵”，即使北京提供了较上海更高的文化位置（包括职位、权力等）。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了震旦大学做兼职教授[25]。还有的部分文人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空间，因为没有凭依（包括人际关系、声望、金钱等）去香港、台湾或北京，而只能滞留原居住地[26]。

另外，还有部分文化人选择赴港。1950年，徐�、曹聚仁、凤三（小报文人）等相继赴港；1952年，张爱玲、陈蝶衣等悄然赴港。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即不隶属于左翼阵营，且政治背景亦不单纯。在新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下，他们处于不尴不尬的文化位置。1949年以后，这些文人至少在创作上都曾表现出靠拢主流话语的倾向。1949年，朋友听说徐�闭关写作农村小说，觉得有点像笑话奇谈[27]。同年9月7日，徐�遍登其在沪老友之门，辞别去宁波休息。他启行时带去不少新书。9月17日徐�新婚，婚柬上写着“奉家长之命”及“遵行节约，一切从简”[28]。所谓“新书”不外乎马列著作、社会发展史之类的书籍；而“遵行节约，一切从简”亦符合当时政府所提倡的“节约”口号。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张爱玲于《亦报》发表连载小说《十八春》。小说的主要人物（曼桢、叔惠、世钧）在民国时期就有着明确的政党认同，即都是共产主义者，且立志去边区、解放区工作。解放后他们都先后投身于东北建设的热潮中。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张爱玲于《亦报》发表的《小艾》，写的是一个饱受旧社会苦难的女主人公小艾在新社会里始得幸福的故事。小说以小艾畅想工人美丽的生活远景作结尾[29]。这些文人最终选择离沪赴港，出于不同的因由，或是生存状况困窘，或是文化处境黯淡，或是心存忧惧。1949年，曹聚仁放弃去台湾的机会，以“革命的旁观者”留在上海。一年后，曹聚仁离沪赴港。据曹聚仁自己的说法，南来的原因包括当时的某些社会状况、政策和言论[30]。其实，经济因素亦是他赴港的重要原因。作为职业文人，曹聚仁全家七口都靠他教书和写作为生。1949年以后，他在上海难以觅得教书职位，而作品发表的空间也日益逼仄。他曾给徐铸成、王芸生和金仲华写信，谋求工作，未果[31]；临行前，又写信给邵力子、夏衍和相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拟去香港的想法，除邵力子回信支持以外，其他方面未有回音[32]。1950年，出身于殷实人家的凤三，作为职业小报文人因小报（又称小报、小型报）稿费菲薄，又有畏惧之心，离沪赴港。同年，徐�离沪赴港[33]。1952年2月，原任上海小型报纸《大报》主编的陈蝶衣因报纸停刊而赋闲在家。同年7月，陈蝶衣悄然赴港。不同于举足轻重，有名有望的文坛耆宿，这些文化人士未能赢得当局足够的重视和优待[34]；而经济问题亦是促成他们去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对于1949年以后的文化人来说，北京与上海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两地提供给他们的文化“位置”和发展“空间”是不同的。同样，乡村与城市，中国与朝鲜战场等的文化意义也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直接与文化人的思想改造与创作题材相关联。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化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与他们在文化空间中的自我定位的关系，以及其在日后文化格局构建、文化力量重组的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些行为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作用。伴随着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运动”等的政治动员，整个社会都被频繁的空间流动所席卷。1949年8月16日胡风在致路翎的信中提到，“上海文管会，听说要设立一个专门办理作家们到工厂去的机构。由夏衍负责。”[35]不论这个计划实施与否，解放后组织作家、戏曲工作者等文化人下厂下乡的活动持续不断。1950年底，李健吾去山东参观老解放区，回沪写作《山东好》[36]。同年，上海文协组织了部分委员暑假期间到青浦（土改试点）参加土改，参加者有魏金枝、许杰、徐开垒、罗洪等[37]。1951年在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动员下，邓散木至绍兴道墟乡参加土改工作队一年，回沪后写作《农村杂记》。1949年后，师陀曾参加“土改”、“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改造等运动。1952年年底，师陀响应号召赴山东莒县吕鸿宾农业社深人生活，回沪后创作《前进曲》。此外，“抗美援朝”期间还有许多作家赴朝鲜深入生活，创作了通讯、小说等作品。1953年巴金创作《范国金与何全德》、《魏连长和他的英雄连队》等；1953年菡子创作《和平博物馆》等；1953、1954年王西彦创作《胜利的开城》、《悬崖》等作品。由于政府对于“深入生活”尤为重视，它对知识分子空间流动的推动也愈来愈大。1954年华东作协和1955年上海作协会员创作计划的调查表中，即设置有是否“下生活”（即“深入生活”）的专栏。施蛰存、靳以、魏金枝、柯灵、许杰、师陀、丰村、孔罗荪、刘大杰、孔另境、王西彦、吴强、哈华、赵景深、韩侍桁、赵清阁、唐�、白危、罗洪、于伶等都提交了调查表。除施蛰存和赵清阁在两次调查中以工作不能脱产或无创作计划为由，一直未拟“深入生活”。1953、1954年，华东作协的调查表中有余上沅、周而复、郭绍虞、赵家璧明确表示不能“深入生活”，原因为没有时间，有教学或工作任务。至1955年，上海作协会员的调查表中，仅傅雷不拟“深入生活”（该栏空白）。同时，他们体验生活的地域场所也有所变化。1954年普遍存在的“最短期的参观”、“短期旅行”、“参观一次”之类“深入生活”的方式在1956年的计划中很少存在（仅有严独鹤、韩侍桁因年老体弱或多病只能作短期参观或活动）。农村和工厂成为“深入生活”最集中的地点，其他如工矿、工地、军队、学校也有涉及。到1956年，上海文化局在发展规划中拟迟至1958年起每个导演演员平均每年应有计划地结合工作体验生活一次，时间应不少于两个月，并结合自我思想改造进行[38]。“深入生活”既是一种文化运动，也是一种空间地域的流动现象。所谓“深入”往往以地理空间上的流转作为前提；而“生活”则被限定为工农兵的生活。它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比如空间移动的方向要依照特定的政治运动、特殊的社会阶层为坐标轴，“生活”也多是在上级组织安排下所选定的某一群体的特定生活。“深入生活”理论预设下的组织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体性构成了种种悖论。这也是这种空间流动未能使文化人在创作领域提供佳绩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纪中期文化转折的研究中，与文人的地域分流研究相关的是地域的结构性分析。1949年的政权更迭推动了社会、文化的重构。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遭遇了新政权建立“开端”的种种过程。国家的文化体制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基层的实践力度及方式有所不同。就上海而言，1949年仍然是多种文化力量发挥宣传功能的场域。伴随新政权的建立，《解放日报》、上海人民电台等舆论工具进驻其间并占据中心位置。这些新兴的传媒难以即刻间扭转市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趣味。私营电台、小报、通俗读物等市民文化的主要媒介，便成为政府筛选、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共和国初期，政府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闻出版业来完成意识形态的再建构。而新闻出版单位既是企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业，它们的改造涉及到政治和经济两重面向。尤其是私营出版广播单位，往往数目繁多，历史沿革复杂，当局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掌握它们。诸如接管和登记，文化机构的重组，激励机制等都是当局对文化资源实行再选择的有效手段。而文化单位的经营者的政治背景，配合政治运动的力度（不限于时政宣传工作，还包括某些切实的经济行为――如完成购买公债任务的多寡等），经济运营的状况，以及文化政策的调整等，都直接影响着当局对这些单位的改造和规划。经由考辨各地域文化改造的具体过程，我们方可透视各地区文化领域等差秩序的构架，理解国家文化体制建构的复杂性。

近年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文化）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研究尚不够深入。对此问题的认知关系着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现状和自我的认知。它既是中国当代文化构型的溯源对象，也是讨论现实问题的历史资源。导入地域的视角之后，“转折”的研究可着重解析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关联，将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相结合，冀望将以往研究所忽略或尚未清楚阐释的历史问题重新描述出来，进而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

On China’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id-20th century

Du Ying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in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has brought about enormou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By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pertaining to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rsue a new approach of expanding the regional space in the hope of presenting a more detailed and dynamic picture of that period.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Left-wing Literature-Yan’an Literatur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50-1970)；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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