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

（《江苏法制报》记者部，南京 210036）

内容摘要：先锋文学以形式的“平静”革命的方式挑战了文学的秩序，但尽管如此后撤，先锋文学主体的欲望仍明显受到了社会象征秩序审查、压抑与摒弃。先锋是主流话语的秩序的他者，是剩余物，也是文学秩序中的裂隙。在先锋小说争相炫技的背后，显示出了当代先锋文学叙事的特点，那就是自信与自私、自虐与自损。在诸般现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先锋文学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强迫性遗忘、想象性置换。形式革命策略导致了先锋文学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因如此，先锋文学的衰落带给我们的就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创伤性体验。

关键词：先锋文学；形式革命；意识形态策略

当代先锋文学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它以标新立异、措不及防的姿态登上文坛，却又在短短几年里突然衰落，被指认为终结或死亡。无论是在鼎盛期还是衰落之后，先锋文学其实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赞扬者称之为是与五四文学、伤痕文学并列的中国百年文学以来的第三个“文学高峰”[i]，贬低者却指责“一代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垃圾”[ii]。先锋文学发展迄今已经历时20多年，但是许多争论的话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先锋文学的讨论中，形式实验无疑是争论的焦点。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形式创新是先锋的标志，也是先锋让文学回到本体的扭结点，先锋文学绚目的形式实验甚至被看作是发动文学革命的策略性力量。先锋的形式既是它的外在表征，也是它的内在要素，事实上，先锋的形式革命既成全了先锋文学，也促成了先锋的崩溃。本文就是在先锋小说“形式革命”的分析中，透视其背后意识形态法则的蕴涵。

一、秩序的他者：先锋主体符号化过程

马原被看作是先锋文学的开山者，他的《虚构》往往成了人们论证先锋颠覆文学观念和秩序的典范之作，许多人为它赋予了极为先锋的意义，但是对于这篇作品，很少人会注意到《虚构》的题记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策略。

各种神祗都同样地盲目自信，它们惟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它们以为惟有自己不同凡响，其实它们彼此极其相似；比如创世传说，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这个方法就是重复虚构。――佛陀法乘外经

20年后，马原这样解释：“没有多想，当初不知道，因为我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我是不是希望这个东西有很强的避讳，当这个东西说它是虚构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别人问我什么的，当时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要不然前面就不会有那么长的一个题记。题记在当时都是现象的表象式的，但是那个题记是抽象式的，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佛陀法乘外经，我故意说它是外经，实际上是说在国土上你肯定找不到。”[iii]

透过马原语言的裂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先锋文学与当时文学秩序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先锋作家尽管在文学的本体观念上有了明显的自觉冲动，以现代主义对抗现实主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在文学的策略上却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用的是隐性甚至是狡猾的姿态与意识形态疏离，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将先锋文学解读为以平静革命的方式挑战了文学的秩序，但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先锋文学主体的欲望也明显受到了社会象征秩序审查、压抑与摒弃。余华的一次投稿遭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势一下子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那么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在这不到一年时间，我所有要发的稿子都被退稿。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作家感觉到他自己可能慢慢的终于要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当你真正出来以后，谁踩你也踩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一脚就把你踩没了，你知道吗?那种压抑，我记得完全就是文革的那种感受，全部回来了。好在后来一下子又扭过来了。”[iv]

另一方面，文学象征秩序对先锋文学的压抑和审查又不是那么完全没有空隙的。80年代中后期的国家主流话语、知识分子启蒙的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相互交错，但都处在急剧的转型之中，这种局面为先锋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容忍这样一批文学的，只有当主流的社会价值已定，不再需要所有的文学艺术帮助全民教育，趋利奔钱已是社会共识，大众传播已使文艺市场化，这样的社会可以把先锋派扔在边缘，不必打无行文人的屁股，反正这些人已经无法动摇国本了。”[v] 80年代末期的社会状况虽然还处在市场化的前兆，尽管其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主流价值确实大局已定，先锋文学既笼罩上了现代的光环，又披上了形式的外衣，不仅无害，而且好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为其存在提供了空间。尽管我们不能说先锋文学就是与主流话语共谋，但可以说，先锋文学事实上采取了与主流话语暧昧的态度。先锋文学在挑战主流话语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并非如后来评论家们所表述的那么艰辛，因此，我们可以说，先锋是主流话语的秩序的他者，是剩余物，也是文学秩序中的裂隙。

先锋文学的主题一般被认为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又到后现代主义，我们返观先锋自身，不难发现，先锋主体相应地经历了大写的人、自我到主体的空缺与失落过程。

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受益于80年代上半期以来的几次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讨论，这几次讨论，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关于人学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讨论等等，先锋文学之前的新时期文学的全部努力，一言以蔽之：是从文学中打捞和重构主体性的人。

在完成历史的修复和重建之后，文学叙事获得了新的历史起源，文学叙事主体也具有了主体性的历史地位。总之，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新时期文学建立了一整套的“表意体系”，它有效地成为了审美的意识形态实践。但是，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却始终未能有效地解决。文学的现代化最终成为了时代的想象。而先锋文学就是先锋在中国的现代例证、是景观，是文学的自我理想。

但是，先锋的自我主体在人们看来却是身份可疑的，甚至是不那么牢靠的。在“1985年，当北岛式的英雄形象及其人文理想破灭后，中国的先锋艺术家们开始怀疑自己理性思考的意义。随之，是他们作为文化代言人和历史先觉者的位置被置换。这一过程的发生是从文学艺术强调主体意识，即强调每一个人之为人的整体性开始的。”[vi]

先锋文学强调回到主体、自我，这是罗伯•格里耶观念中的象征意义上的世界：“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他们的存在去发挥作用，让他们的存在凌驾于企图把他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vii] “物件”和“姿态”的存在方式最终的选择就是无主体的存在。

这种对“自我”的抽空是从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语言策略和形式实验成为先锋小说颠覆现实主义的有效选择。一是文学自我置换成欲望本我，从而以物的存在一跃到人的位置。 我们可以从先锋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写人描物的差异上对此加以理解。张承志1987年发表的《金牧场》与苏童《1934年的逃亡》中的“我”进行比较，后者明显拒斥了热情充溢的自我存在：

有一段时间我的历史书上标满了1934年这个年份，1934年迸发出强壮的紫色光芒圈住了我的思绪。那是不复存在的遥远的年代，对于我也是一棵古树的年轮，我可以端坐其上，重温1934年的人间沧桑。我端坐其上，首先会看到我的祖母蒋氏浮出历史。

端坐其上的姿态展现的是对历史的质疑和冷峻俯视，这里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反映，而是试图挣脱历史的人对矛盾重重面目可疑的历史的不信任和超越。而在苏童、格非、余华、北村等先锋作家的讲述中，自我变成了身份不明物，个人被话语分解成一个不断错位的角色，如余华的小说中，人已经毫无社会学的意义，它完全与幻想为一体，甚至化为符号，不断地在各种欲望和劫难中死亡。《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往事与刑罚》中的人物无一幸免地被语言谋杀，他们的结局就是失踪或死亡。即使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细雨与呼喊》这样略微温情的作品，其人物也是荒诞而绝望的。

“在某种意义上，先锋小说的崛起，宣告了这种寻找（人的寻找）的终结。尽管先锋小说仍然坚守着精神的立场，在存在的困境中作出一种内在的超越努力，但是某种相异性已经隐约可现。终极价值及其相应的伦理体系开始被悄悄消解。意义的缺席解构了对彼岸的寻找努力。个人开始陷入一种绝望的境遇。”[viii]

在主体自我的无限扩大到虚无之后，先锋也就开始了丧失自我，这一切反映在作品中，那就是语言的分裂和暴力 ，历史的破碎和空缺，存在的焦虑和虚无。

某些后现代派作家追随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他们认为每一种类型的知识，甚至与实证的科学有联系的知识，都源于“语言游戏”。雅克・拉康还认为“真理来自语言，而不是来自现实。”[ix]先锋文学对语言的迷恋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语言的暴力作用下，叙事成了语言的迷宫，更成了语言的“绞肉机”。

在先锋作家中，孙甘露的语言实验最为极端。《信使之函》中，能指和所指的分裂使符号内部失去任何统一的可能性，“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孙甘露小说最终为“信是……”这句在小说中重复了53次的话语作注。小说把全部的故事情节错位为一种多视角的修辞漫游，而交际信息的“意义”也就在小说语体的不一致性、非连续性里，由展开寻找，到开始怀疑，最后却遭到了遗弃。信使之函中的话语主体不过是一个幻想的主体，它先验性地脱离实在界，如同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主体一样，它是一个空无，正是通过话语的一系列符号秩序，幻想主体才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在整个文本中，虽然那个双面的幻想主体既是信使，又是“我”，但叙事话语却永远找不到世界的归宿，对象世界也永远处于欲望的彼岸，留下的只是语言的轨迹。先锋主体迷恋于断裂、悖论和非稳定性，它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性、非一致性。它使表层的语言义同深层的言语义形成分裂和对抗，破坏了小说语体应有的完整性。

在语言的狂欢中，历史是先锋文学的又一个跑马场。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先锋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历史的打捞，讲述出了面目模糊的历史故事。先锋历史小说是一种极具个人化气质的艺术经验。它以种种奇幻怪诞、偶然神秘的想象创造了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在虚构的历史真实中探寻历史的真相;它以历史碎片的形式取代了规范理性的历史整体。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对历史的总体性寻找不同，先锋文学的历史却是始发于历史的边缘，专注于历史的裂缝和异端，因此，野史、性、罪恶、土匪、妓女、地主就从先锋的语流中喷涌而出。“先锋历史小说的历史抒写并非对某种规范化历史真相的追究和还原，而是以主体的想象建构一种历史神话，来寻找种种接触历史真相的可能。在先锋历史小说中，历史神话的特质主要呈现为历史想象性与神话隐喻性的相互交融，并成为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体验的一种浪漫而神秘的象征，由此来抵达历史深处的精神脉向。” [x] 当历史处于主体化想象中时，人成了历史的阐释者，这必然意味着对某种规范化历史真实的怀疑和重构，人对历史不是无穷地认同事实和探究真相，而是以消解客观性历史真实来建构主体性历史神话。而在历史的讲述中，历史的破碎或空缺最终带来的是历史的迷失。格非的《青黄》甚至是对历史文本形成过程的虚构性演示，证明真实历史的缺席和不可企及。但是，当怀疑和颠覆成了主要的主体意识的时候，必定造成真理和理想的迷失，人类的精神将又重新处于迷宫状态。

从接受语境和文化记忆的比较来看，无论是人生困境，还是文化的危机，中西方的先锋都有着不同，“以非理性为其特征的西方先锋主义运动有一个总的倾向性，即对资产阶级伦理秩序和理性的愤怒和反抗，在宗教、历史、人文传统丧失后人面对原罪和死亡的虚无感。”[xi]而中国的先锋派则是援外以攘内，不断地借用西方理论和话语建构新的文化自我和先锋主体，这种建构是建立在与现实主义的文化秩序的对立之上的，因此，无论我们如何为中国的先锋们进行辩护，从反抗的对象和作家的主体追求上比较，二者对存在的追问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大量的分析已经表明，先锋主体自身的思想虚无和文化焦虑最终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存在仅仅成为了先锋实验的副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先锋们笔下，存在话语下的苦难是残酷冷漠的，是无根的苦难，孤独感是错位的，是娱乐化的；荒诞感是充满诗意的，深度是虚假的、轻化的。

总之，“通过把历史主体从破碎的不完整的历史故事中驱逐出去，通过把人物改变成符号或者某个多面的角色，通过毫无节制的幻觉描写把个人改变为纯粹的欲望分裂的主体，先锋派的写作确实把自我意识压制到最低的限度，确实创造了非同凡响的个人化的语言经验和心理经验――这也是后个人主义时代的要义。” [xii]但是，这种个人的经验却是以主体的分裂连同人的一起丧失为代价的。这种分裂的主体与拉康所谓的主体是何其相似。上述说明：在文化的姿态上，先锋文学是非常态的非主流的，是秩序的“他者”。

二、 历史的征兆：形式从内部将先锋瓦解

在先锋小说争相炫技的背后，显示出了当代先锋文学叙事的特点，那就是自信与自私、自虐与自损。

自信是因为先锋作家在挑战现有文学秩序时对形式的突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家控诉与悲啼的声音虽然一度很大，但是其精神所寄仍在社会世道、政治伦理，伤痕文学留给后人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弱者的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精神主体自身就是无所依靠的，改革文学寻找的是新时期的青天形象――“乔厂长”，而事实证明，这种寄托是注定要失落的，到了市场经济的年代，乔厂长们摇身一变，成了要与工人“分享艰难”的腐败分子。而寻根文学在一片魔幻声中退回到了荒山野岭，在发现所谓的“根”并不能拯救文学以后，寻根的代表作家们几乎都去寻作协的主席职位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先锋作家们另辟蹊径，找到了形式的突破口。回到文学本体既有时代的合法意义，又有文学史的先驱意义，而先锋作家们当仁不让地占据了这一文学的位置。事实上，先锋文学也的确对以后的文学格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纯文学的语境中，先锋文学无疑推翻了正统文学的位置并成为纯文学的典型范本，这使得先锋文学成了文学的立法者和对照物。与此同时，先锋批评家们也大受先锋文学成功的启发，大量运用西方理论对先锋文本进行阐释，许多被认为看不懂的先锋文本依靠批评家的再加工而获得流通性，而批评家们也在不断地推“新”出“后”的过程中获得了点名的快感。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文学的高潮期无疑是当代作家和批评家最为自信和自傲的时期，这时候只差宣布谁谁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了。

先锋文学的自信当然是件好事，它一方面彰显出了先锋作家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更能激励作家在文学的旷野里寻章摘句、争奇斗艳。创新的压力的确为先锋文学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度的自信就是自傲，考虑到先锋文学发生的语境，这种膨胀了的自信在历史的流变中就会过快地泄气。当年风云一时的先锋作家们如今又有几人还坚持“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当代人看的”这样的说法呢？又有几人还敢说只有先锋文学才是文学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代先锋文学尽管对当时的文学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从挑战的深度和对手的难度上看，先锋文学成功得过于容易了，也因此其先锋精神才如白驹过隙，倏忽即逝。

先锋文学发生之时面临着两个障碍：一是文学观念上的，如现实主义、反映真实、时代的精神、人道伦理等等；一是文学形式上的，如传统叙事手法等等。在先锋之前，文学观念求变的心理其实早已存在，这是与现代性的话语相一致的，80年代末期纯文学的争论和鼓吹也完成了对文学本体性的形而上的预设。文学传统已经在各种创新的实践中不断受到冲击。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先锋之前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了考虑，只是王蒙、刘索拉他们的现代派文本仅仅是局部之变而已，而且也没有后来先锋作家们那样的一哄而上，规模出击，从而成了气候。因此，可以说，先锋文学在文学观念上的断裂并非我们后来所一厢情愿阐述的那样是突然的、横断的，而是有迹可寻的。

再从先锋文学挑战的对象来看，无论他们谈论哪种“写作的自由”、“解放想象力”，所反叛的其实仅是作为主流形态的现实主义叙述语言和成规所构成的秩序，“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种种显而易见的，或稍加变形的权力织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网络，它使想象和创造的园地寸草不生。”[xiii]那么，如何铲除“厌烦的”现实主义呢？那就是余华所谓的20世纪文学给予的“虚伪的形式”：“我个人认为20世纪文学的成就主要在于文学的想象重新获得自由”[xiv]。用20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来进攻19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请来的救兵就是西方的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文本，这就是先锋文学的客观事实。但是，对于80年代先知先觉的先锋们来说，西方的文学参照是纷繁庞杂的，而思想和经验的移植也并非易事，形式在这里就成为了不约而同的捷径，也是先锋最好的招牌和路标。“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文学以其文本的新鲜形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并以自己的实践快刀斩乱麻般地了断了批评界、理论界喋喋不休争论的诸多话题。文学理论上的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真实性问题、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等等等等，在先锋的叙事圈套里被轻轻绕过，传统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在此失去了话语资格。”[xv]

所谓先锋的自私，不是说先锋作家品格的自私自利，而是指先锋文学在对抗“大写的人”的过程中所倾向的自我和私人写作。个人写作或私人写作在90年代以后成为了流行的话语，但是这种写作的趋向应该发端于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就是以和传统人文观念及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姿态来确立自身的位置，个人化的语言经验和心理经验是反抗集体大我宰制的利器。当然，先锋文本中的个人与90年代以后的个人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以符号化、边缘化、欲望化的个人代替新时期的人的确是先锋文本的鲜明特征。然而，在抽空、摧毁大写的人的同时，由于过于的自恋和自信，先锋文学拒绝了一切具有主体色彩的自我，不断地在语言的极度自恋中退却，最终沉积在形式的层层包裹中。而事实上，在这形式之茧中包裹的分明是拉康所谓的自我的镜像，是秩序的幻想之物，是语言的乌托邦。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语言的牢笼显然最终成了先锋们的囚笼。幻觉、暴力、死亡、逃离、变态、呓语，先锋文本中热衷的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先锋作家们语言自虐的产物，又是语言困境的无意识反映。它一方面表明先锋主体精神的虚弱和残缺，一方面表明形式实验内部的危机。但是，出了大名之后的先锋作家们却认为这是个性、是想象力的胜利。“在现代中国，个性化具有暴力色彩，容易生成集束效应，酿成专制，而不是健康地发展，成为风格。个性生长与个性膨胀、个性泯灭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文学个性化往往喧闹有余，风韵不足。80年代，个性化追求呈现在写作中，非常醒目，使很多作家迅速成名。后来，这些个性成为了作家的标签或旗帜，甚至养成了一成不变的批评范式和阅读审美心理定式。很多作家都被这种粗浅的畸形的个性化给陷害了。”[xvi]当然，这对先锋文学产生了消极后果，先锋文学以后的衰落当然有文化语境转换的因素，但是先锋自身的自虐和自损显然不容忽视。

至此，我们不由的会问：先锋之所以如此，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选择的历史？按照人们的期待，先锋本应该将新时期人的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文学回到本体展现出一个范本，结果却呈现出了难以预料的“创伤”，在一个历史机遇期，先锋文学是否因为过于容易、过早成型才导致后来的失落呢？先锋的过早成型，既是文学力量的自身发展，又是文学主体自身的因素。从对写作的预设性期望来看，“不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不得不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幻想中，从与美妙前景和妖魔鬼怪的亲近和斗争中得到帮助，为了在原先的生活中显得真实，它不得不变得刺激、粗糙和幼稚。它和外界隔绝，因为无法单独创造胜利而倍感痛苦，或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承担整个历史的过高的使命中。”[xvii]

历史给了先锋文学一个良好的机遇，可惜先锋作家们过于聪明地挥霍了这一时机，在制造出一批中国式的先锋文学的同时，也败坏了先锋的形象和读者的胃口。

上述对先锋形式的种种分析表明，先锋的形式实验不仅仅是技巧和语言上的问题，它一直在文化想象与历史语境的不断纠缠中展现出观念上的激进与前卫、形式上的创新和活力。而在诸般现象的背后，其实可以触摸到中国先锋文学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那就是：强迫性遗忘、想象性置换 。

在80年代文学的潮头更替中，先锋文学不仅被认为是新潮文学，更是被看作为现代的隐喻而登场的。先锋文学承受着太多、太重的压力。譬如传统的压力、五四新文化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西方现代文化的压力，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纯文学、或者说自主性的文学，或者说现代的文学，不仅是策略性的，更是逻辑性的。可是，基于前面分析的种种原因，先锋文学选择了一种强迫性遗忘的断裂方式，一头扎进了形式的隔离墙里。这种遗忘主要表现为消解中心，回避现实，避谈价值，虚化历史。在强迫性遗忘机制和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和历史负担所导致的欣快症倾向的双重作用下，先锋文学似乎不再具有被遮蔽的、可供探寻和汲取的现实内涵，更谈不上凝聚力和灵魂的净化作用了。它既不能唤起恐惧（由于有太深的现实主义恐惧），也无从令人振奋（一种太纯粹的形式诉求），最终陷入了自闭的世界。

先锋文学强迫性遗忘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它至少让一批作家们摆脱了观念上的束缚，在文学的场地里驰骋，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也让文学回到了审美的本体位置，以实实在在的文本展示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但是，当这种遗忘变成了经常性的、理所当然的心理状态时，先锋文学就被想象性地置换了。这种想象性置换至少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创作领域，以形式的新奇和晦涩评判先锋的程度。一是理论领域，将先锋的姿态看作了先锋的精神，将先锋的标签贴满了自己也不明白的各种文本，从而在过度的阐释中共同营造出了中国先锋横空出世的热闹景象。丹尼尔•贝尔提到现代主义的标志时这样说：“它故作晦涩，采用陌生的形式，自觉地开展试验，并存心使观众不安――也就是使他们震惊、慌乱，甚至要像引导人们皈依宗教那样改造他们。”[xviii]

先锋在80年代中后期即使不是如日月神教一样宗教般的至尊，也是如倚天剑、屠龙刀一样号令江湖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先锋是文学未来之所在，是纯文学的化身，但是如今看来，这是向幻象和误认的沉沦，最终隐含的是先锋的政治无意识。纯文学观念中较为核心的主张是文学远离政治， 80年代对纯文学的最初的倡导也是政治性的，虽然它反对政治性，纯文学的概念在80年代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离政治越远越好，发展到最后，就是对政治维度的彻底放逐。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误解。现代主义文学也许有其强调自主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又是不能用纯文学的观念来界定的。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文中梳理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于现代性的建构中，即在韦伯所说的现代性发生的三个领域的独立中产生的，而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则是起源于对这种现代性建构的反叛。换句话说，“纯文学”与“先锋文学”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前者是以专门化为特征的，而后者则是“介入”的。“对于先锋文学而言，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构成自足的领地，它是在与专门化的精英主义、与意识形态迷雾的搏击中显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先锋文学才能重新建立起政治与个人的相关性，重新考察欲望与幻想之间的联系，才能把种族、阶级、个人与时代各种因素纳入文学思考和表现的范围。”[xix]

这种策略的好处是直接和富有成效的，那就是在观念领域对一切既有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消解和否认，在文本形式上快速有效地制造出了一批挑战和冲击正常审美感觉的作品，但是这种挑战仅仅限于形式，因而是可控的安全的文化姿态。但与此同时，形式革命策略导致了先锋文学深刻的内在矛盾：

以消极隐性的姿态对抗主流话语，造成其虚无和软弱的精神立场。

以反理性的手段反抗现实主义规范，结果将一切基本价值全部扫除，造成了文学的当代性失语和人的失落。

回到语言本身即是语言的牢笼。对写作自由的极端追求，最终导致了写作的不自由。

先锋的误认与幻灭成为当代先锋的宿命。

先锋文学暧昧甚至矛盾重重的这些要素必然导致先锋的裂变，在某种程度上先锋文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怪胎：形式主义的投机者，文化想象的误认者，通俗文学的合谋者，文化政治的保守者。

先锋文学是因为合乎了80年代的文化想象而获得了合法性，但是，在文化想象的不断塑造过程中，形式从内部将先锋瓦解，先锋又丧失掉了之所以为先锋的特征。可以说，形式作为崩溃点，构成了先锋的征兆。

三、 被压抑者的回返：先锋死亡之创伤体验

在讨论先锋文学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研究者提到当时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情境时，不由地产生抒情的冲动和缅怀的倾向。尤其是讨论先锋文学终结话题时，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有着某种言辞之外的情感体验，这种复杂的情感表现为：告别80年代与重访80年代交织进行。

90年代中期，曾经在80年代风云一时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出版了一本对话录，名字叫《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90年代因此而被描述为“告别革命”的年代，这个口号无疑宣告了80年代的结束。“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xx] 对于文化乃至文学的亲历者来说，80年代无疑是文学的先锋文学的“黄金时代”[xxi]，“无可否认，我们――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从八五新潮中诞生并一直走到了现在，它曾经公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或至少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xxii]

于是，曾经的先锋作家们开始口述“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 ”，评论家们开始回眸“ 先锋二十年沧桑岁月 ”，并且在已然远离的时刻“重返八十年代”，试图读出“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还有人带着遗憾进行“ 先锋的还原”，在“苍茫的告别”的同时，将目光盯向了“1985：延伸与转折”。“他们在八十年代曾经作为一种内在规范的知识、真理、经验以及思维认知的方式都发生了无形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不自觉地设定的一种文化目标和文化使命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正因为此，对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开始作为较为普遍的思潮而出现。”[xxiii]

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对80年代进行反思，的确可以作出一种历史的表述，不过，这种事后的知识化描述的方式显然掩盖着叙述者的文化心理。大量告别与重访80年代的文本在为我们提供历史的感性资料的图景同时，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解读的入口。对80年代的告别与重读事实上反映出了一代人特有的一种“八五情结”，这种情结折射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那就是先锋文学历史的症候和文化想象幻灭的创伤性体验。

先锋文学是因为合乎了80年代的文化想象而获得了合法性，“当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文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寓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由本土渊源限定的关于历史起源的寓言。它也是一个相互间有着错综复杂和动态关系（以及象征性满足）的权力和沟通的寓言，是一个不同时间和空间力量和因素在其中相互呼应的寓言化的实体。”[xxiv]

但是，在文化想象的不断塑造过程中，形式从内部将先锋瓦解，先锋又丧失掉了之所以为先锋的特征。可以说，形式作为崩溃点，构成了先锋的征兆。而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自我理想，尽管它不断地被宣告终结，但在内心的场所里却一直作为“创伤”存在着。张旭东以《重访八十年代》为题，回望了80年代的温暖化想象和文化处境，“有一个信念一直在写作过程中鞭策者我：九十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xxv] 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先锋的终结更是时代的灾难性的折射：“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体验里，八十年代的终结，颇类似于一场被陡然击溃的伟大进军，而九十年代的到来，更象是在拔地而生、斩而不尽的文化市场面前所再次遭遇的全面溃败。”[xxvi]

重读既是一种回返历史告别过去的方式，又是一种对当下想象的确认和描述。1985年之所以被很多人缅怀，正因为我们将它看作了一个意义的扭结点，现代性的先锋性的纯粹的划时代的文学开启的时刻，有人将这种“八五情结”概括为“理想主义、道理主义和心理主义”[xxvii]。

因此，当先锋文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突然偃旗息鼓之时，这种挫折感和冲击力是巨大的，人们找出各种理由来解释终结的原因，形式的陷阱、根基的浅薄、意识形态的阴谋，89年的事件，但不管怎么，最终人们将先锋的终结看作了1980年代的一种隐喻：一个时代结束了。某种精神失落了。这对于那些与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一起成长的人们更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情怀，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访谈录谈到1985年，大量的回忆文章重回那个黄金时代，更多的文章开始对先锋文学进行再解读，但是，在抽离了80年代的语境之后，这些解读不过是在通过将先锋文学降到符号的层面，通过赋予它意义，将其驯化而已。此时的解读已经是知识学上的阐释，是考古学上的还原，所有的努力都在消解舒缓着我们对先锋的焦灼感。如果我们宣布先锋终结了，事实上证明先锋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在谈论它，它在某个幻想的场所中保持在场。如果我们讨论90年代后新的先锋现象，80年代的先锋就是一个无形的参照。总之，85情结就是先锋文学历史的症候和文化想象幻灭的创伤性体验。我们通过各种符号意义压抑了它的原质，但我们的种种努力却暴露出回返的事实。先锋文学发展的历史更让我们看清楚，在它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我们就欢呼和鼓吹，把它抬成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度予人以文学革命的幻象，但当我们知晓了先锋的形式的秘密后，先锋的神秘性消失了，它在日常生活面前的窘迫更导致了先锋的中断和慌乱。在先锋鼎盛时期，我们就开始了对它的误认和沉沦：我们将消解意义理解为放弃意义，将反现实主义的规划性理解为反理性非理性。将所有大搞形式实验的作家划到先锋的旗下，在他们还不明白什么是现代主义的时候进行后现代的解读。在先锋被认定为终结或幻灭后，我们的一腔热情何其冰冷。我们不得不借助“重读和告别”来完成一次幻象的再体验，我们以这种方式满足心理上的确证：那个时代真的结束了。因此，要理解85情结，就必须先理解那是谁的80年代？而在先锋文学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的解读中，先锋文学作为征兆再次复活。这个征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这样的寓意：在符号化的背后，真的先锋仍然缺乏。

总之，是形式从内部将先锋瓦解， 先锋终结形成了对80年代文化想象的征候，只要一个人想获得独立的自我身份，一个社会想获得完整的文化身份，就必须与其原初状态中的真实分离，经历向幻象和误认的沉沦，这似乎是能够认识自我并获得独立行动能力的惟一途径。这从一个重要角度表明，先锋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其实被赋予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当时还是所谓的终结后，先锋文学都被看作了一个扭结点而被我们过度地进行了阐释。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将其符号化，而是在精神层面上将其复活，恢复先锋的政治性和介入性！

The Ideological Rule in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Fictions

Song Shiming

（The Section of Journalists, Jiangsu Justice Daily，Nanjing）

Abstract: Avant-garde literature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literary status quo by way of the form’s peaceful revolution. Although it has withdrawn far away back, the desires of the avant-garde writers are still obviously subject to the censorship, repression and abandonment from the social symbolic order. The avant-garde is the Other to the order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the residue as well as the crack in the literary order. Behind the façade of the avant-garde literature where it flouts its skills show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vant-garde narrative: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shness, self-maltreatment and self-injury. Lurking behind a variety of literary phenomena is the ideological strategy of formalist revolution: a compulsory lapse of memory and an imaginative replacement. The strategy of formalist revolution leads to the severe internal conflict of the avant-garde literature. Therefore, what the decline of avant-garde literature lends us is a traumatic experience.

Keyword: Avant-garde fictions; formalist revolution; ideologic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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