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扬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333）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现代文化空间之所以是现代的，不仅在于现代城市替代了传统城市，成为现代文学的中心，而且，很重要的方面是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是世界性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文学变迁活动，像现代文学运动那样，同时在北京、上海、北美、日本和欧洲进入探讨实验阶段。一些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制度创新也随之出现，如职业作家和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等。

关键词：城市；文化空间；中国；现代文学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大都维系在一种历史进化论的关系网络中。研究者的注意力过多地将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观念论争放在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时间维度中进行解释，而忘记了文学史研究的其他可能性。作为一种研究尝试，我想提出与地域相关的文化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问题。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分布情况看，人们会注意到像北京、上海、东京、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等，是中国现代文学意识最早萌生和活跃的地区。这些区域不仅集中了当时最为活跃的中国文化人，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实践，是在那里开始的。譬如，北美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语言工具改造的讨论。譬如，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等，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对于这些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现象，我们要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意识会产生并活跃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会采取这种跨国界的行为方式？为什么最终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与辉煌是以南方中心城市上海的文化崛起为标志？沿着这些思路发展下去，人们或许会注意到一些以往文学史讨论中忽略的问题。

一

从文学的空间分布来考虑，现代文学带给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的最终形成。随着这一中心而来的，不仅是白话替代文言等文学样式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出现代条件下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学的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黄河以北。人们记忆中的标志性文化空间，是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以及明清时期的北京。像上海这样新兴的沿海城市，在传统文学世界里，是无声无息的，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上海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这种高速发展的社会变迁，不仅造就了繁荣的上海城市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上海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的地位。人们开始谈论上海的文学、文化，尽管很多人以鄙夷的态度笼统地称上海的文学、文化为“海派”。但由此开始，上海成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问题的聚焦点。

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需要从城市性格分析入手。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分析过欧洲城市的性格和类型，他将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市，一类是中古意大利时期的城市。前者是以政治统治为特征的权力活动中心，后者是以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活动的枢纽[①]。对照韦伯的城市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属于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城市。上海从一个江南小镇，发展成为现代世界城市，其机运转折在于1843年的开埠。开埠使上海走向了与世界贸易相衔接的发展轨道。这条发展轨道，概括地说，就是摆脱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由兴而衰的轮回模式，代之以一种无限开放的不断增长的，能够动用全球资源为之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强势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无法提供的，有人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模式。美国学者伊・沃伦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往往是从核心国不断向外推移，这种推移过程，有时是通过殖民国家，有时是通过谋求地区特权，逐步实现的[②]。1843年上海开埠，外国资本通过《中英江宁条约》中五口通商的规定而谋得通商特权，由此而向中国大举扩张资本。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帷幕，也从此拉开。

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迅速替代广州，而担当起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枢纽[③]。对外贸易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对外商品贸易活动的开展，来往人员交流的深入，人们的时空概念和文化参照坐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意义上思想启蒙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破除中华帝国中心论，代之以放眼全球的世界眼光。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的对外贸易活动，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世界的通道。上海在对外贸易中，城市规模得以激情扩张。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从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一跃而成为世界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化扩张的规模和速度无形中向世人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历史上中国传统城市再怎么辉煌繁荣，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相比较，无论规模和速度都无法媲美。传统社会生产不出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只有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上海才能够被催生出来。构成上海现代社会水准的基本构架，是物质生产方面的现代化机器生产和制度创新方面的现代城市建设、管理体系。譬如，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自治法案的提出，中国最早的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的广泛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堂的普及和女学的兴办，中国最早的机器印刷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所有这些与现代世界能够沟通交流的现代文明样式，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是通过上海这一社会空间的实验后，推向全国的。正是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从上海开始并繁荣于此，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文学方面讲，上海本地并不盛产作家，但很多流入上海，定居于此的文人墨客，却能够潜心创作，成名成家。究其原因，是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不断刺激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作家身份的独立具有标志性意义。传统的文学写作者大都是业余写作，常见的社会身份是官员、幕僚和私塾先生。传统文人大概从来也不会想到过可以靠自己的写作来维持个人的生计。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没有专业作家或职业文人这样的社会分工。但在现代社会，文学变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写作者不仅可以靠写作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写作者社会身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最初尝试，是由上海的文化空间实现的。那些19世纪中后期寄生于上海大小报馆的华人主笔，就是最早的职业作家。像王韬、钱昕伯、蔡尔康、高太痴、韩邦庆等，初来上海，家无恒产，但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报业活动，不仅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入，而且也以“海上闻人”的身份赢得社会的认可。文人办报构成了上海早期文学的现代特色。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亭子间作家”更是蔚为壮观。这些从外地移居到上海的文化人，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上海的文学队伍，像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田汉、周扬、夏衍、丁玲、胡也频、冯雪峰、萧红、萧军等，都可以说是从上海亭子间中出来的现代作家。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通过上海的文学舞台，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精彩的业绩。当时的北京也属文化中心，作家、学者人数不少，但与上海比较，总让人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台是在上海，而北京只不过是一座优哉游哉的文学后花园。鲁迅先生在当时就有类似的感觉。1929年5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他比较了北京与上海的生活，认为“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④]鲁迅先生的这种感觉较为真切地反映出两座城市的文化性格。20世纪前半期，北京虽然是学府之城、文化故都，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源。但从城市的性质来说，北京基本上还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不像上海那样是以生产为主的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现代型城市。以文学出版为例，上海是当时辐射全国的出版中心，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都落户上海。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像《申报》社、《新闻报》社和《时报》社等，也都集中在上海。所以，像胡适等一批北京的文化人要办刊办报，最终印刷出版的工作，总会选择上海。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上海、北京之间文化生产能力方面的落差。当然，众多的外地作家流向上海，而不是北京，让我们再度加深了对什么是生产型城市的印象。

与作家职业身份独立相关的，是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这种新型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也是从上海的书报出版业中流行开来的。郑逸梅先生在《稿酬之起始》一文中认为，“作家卖文以博润资，投稿定有酬金，最早起自于晚清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小说月报》杂志”[⑤]。稿费制度的建立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润资，它不是朋友之间的资助和当权者对文化人的庇护施舍，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关系。它之所以首创于上海，是因为像商务印书馆这一类大型印刷出版企业，其管理模式已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陌生人”的管理模式。生产和销售双方，不认父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而只认权益和利害关系。确定的准则和契约必须遵守。不因为你是熟人或亲友，就可以随意加码或变相修改规则。这一套六亲不认的“陌生人”式的管理模式，在商务印书馆等上海的大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史上起着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稳定而一以贯之的稿费制度，上海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才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一位身无分文的外地文人来上海讨生活，只要有一技之长，只要他的作品有地方愿意出版，他就有稿费收入，他的个人生活相应地就会有保障。这种经验，在很多生活于20世纪前叶上海的作家身上，都有过深切的体会。夏衍在回忆录中曾记载，1927年他从日本回上海时，身无分文，但靠着给开明书局翻译书稿，获取稿费，过上了较为稳定的生活[⑥]。相似的情况，在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回忆文章中，都有所记录。稿费制度给作家提供了一种可以安心创作的制度保证。在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作家这一职业，但在现代社会中，作家因为有经济上的保障，其社会分工也较为明确，作家的社会角色由此浮露水面。职业写作的出现，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但通过史料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强大。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假如有一种可能，允许我们将所有20世纪的作家作品都陈列出来，那么，人们将会看到，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作品在数量上是远远超过20世纪中后期的作家作品的。像《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沈从文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等，都以数百万字计算，而1949年至1980年代为止的作家创作，数量上则远远不及前者。这种差异，从一个侧面看，是职业写作变化带来的。1949年前，作家写作直接面向市场，他们从稿费中获取写作所必须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将稿费制度作为刺激创作的动力机制。而1949年至1980年代，作家是靠国家给予的工资津贴来维持生计，稿费不再是作家写作的主要经济来源。写作与市场的分离，竟然会直接影响到文学的生产能力，这常常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但事实就是如此。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个稿费制度的影响日渐消弭和淡化的时期，恰恰也正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低落时期。上海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稿费制度社会化、普及化，让文学写作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让所有热爱写作的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才能，生产和销售自己的作品。这种制度创新，是上海作为中国新兴城市赋予中国现代文化生产以新的意义与职能。比较而言，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准备和提供如此众多的优厚条件。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从空间布局看，不像传统文学活动区域那样，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或近邻的周边国家，而是跨越了万水千山，涉及日本、北美、西欧、苏联等世界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文学活动。像陈独秀、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夏衍、胡风等在日本的文学活动；胡适、赵元任、闻一多、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吴宓、梅光迪、胡先�、梁思成、林徽音等在北美的文学活动；徐志摩、邵洵美、傅雷、朱光潜、梁宗岱、戴望舒、钱钟书、杨绛、陈学昭、盛成等在西欧的文学活动；像瞿秋白、蒋光慈、郑超麟、萧三等在苏联的文学活动。这些差不多同时间在世界各地学习、接受外国文学、文化的中国文化人，不只是一味接受外来的文学、文化，而且还在学习过程中同时贯穿着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和探索。以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为例，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人士，接受杜威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的思想应该像科学实验那样，经受实验的检查。所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注重工具革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惜推倒重来，实验一番。胡适倡导白话文学运动，动机之一，就是无条件地相信科学主义的进化学说[⑦]。与此同时，梅光迪、吴宓、张歆海、汤用彤、陈寅恪、胡先�以及稍后的贺麟、郭斌和等，他们的思想方法更倾向于人文主义的价值学说，认为科学实验不是万能的，人类文明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任何一种现代文明要健康地发展，都必须对传统有所借鉴和传承。与胡适接受杜威实证主义，主张工具革命不同，梅光迪、吴宓等大力挖掘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传统，追随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强调文化传承，反对文化革命[⑧]。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派与梅光迪、吴宓、胡先�为代表的学衡派，源于对文化问题的不同认识而选择接受不同的西方现代思想资源。在随后的中国现代文化实践中，新文学派与学衡派相互论战，各自实验，双方都拥有自己的文化空间，彼此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今天的立场来审视他们的文学、文化主张和社会实践，可以说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他们这样不同价值立场、不同方向的持之以恒的实验，才拥有了多种文化选择的可能性。

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和活跃的地域与极具生命力的扩张方式，让很多人会联想到表现得更为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这之间不仅有现象上的相似，而且有着历史和逻辑上的关联。马克思描绘过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现代特征，在精神上与这种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资本生产的特征是一致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正是通过这种全球文化资源的吸收、利用而生产出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9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变动那样，动用过如此众多的异域文化资源为自己的文学、文化生产服务。来自西欧、北欧、南欧、苏联、日本、北美的各种现代文学、文化潮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动力和资源。这种国际化的思想资源利用方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体现。在这种现代化的文化生产时代，偏于一隅的文学、文化创造，不仅无力，而且毫无前途。以中国近现代以来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为例，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光潜、傅雷、钱钟书等，几乎全都是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融进了世界文学的因子，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思想自觉，同时也可以视作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生产逻辑。

现代文学、文化的扩展，在中国的空间分布，近似于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描述的国际资本的扩张过程，它们往往先选择某些殖民国家或地区建立国际资本的师范区，以此作为桥头堡，然后向腹地扩展。上海就是国际资本在中国和东亚地区选中的桥头堡。据统计，上海的外侨从1843年登记在册的26人，到1942年达到15万人。外侨国籍最多时，达到58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⑩]。在这些外来人员中，不乏作家、艺术家。像商务印书馆聘请的美国技师施塔德（Francis Eugene Stafford）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摄影家[⑪]。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日本学者长尾慎太郎，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古典文学专家[⑫]。另外，上海也不乏外国人发起组织的文化学术团体，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等。除了外侨在上海的文学、文化活动影响外，很多中国人也渐渐加入到这种文学、文化活动的行列之中，早期的代表人物，如王韬等[⑬]。进入20世纪以后，大批留学回国人员陆续回国。这些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国的活动区域，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是他们进入国门的最初落脚点。由于南来北往、出国回国的文化人都会经过上海，上海无形中成为一个文化枢纽，加之新闻出版、电信交通等硬件设施的完备和较为现代化的社会、文化保障体制，上海就像是一台功能巨大的现代文化生产机器，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文学、文化产品。

三

一些西方人文地理学家在阐释现代文化空间时，将它们形象地比喻为移动的空间。这是因为与传统的较为凝固的文化空间相比较，现代文化空间的活跃程度更高[⑭]。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交往关系，我们会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地域关系较为密切的不同文学中心活动区域之间的能量落差现象。一般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凡是与上海相关的文学、文化活动，其社会的能量释放力总会大于其他城市。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现代文学社团活动，持续时间最长的现代文学杂志，参与人数最多的文学论争，出版作家作品最多的出版机构，等等，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最，大概都会与上海相关。人们因此会问：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现代文学的生产能力问题。但很长时间人们对这一问题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较为突出的事例是有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京派”“海派”的文学差异，通常是被放在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格局中加以论述的。这有鲁迅和沈从文等人的论述为证[⑮]。但如果将这一争论放在20世纪新旧文化空间的生产能力问题上来理解，可能会有另一种感触。北京作为旧都，长久以来其文化中心地位无人挑战。但上海作为新兴的文化中心崛起，无形中让原本习惯于以旧京、故都文化为价值参照的文化心理有所失落。旧有的文化心态以一种南北文化不同论的逻辑，来抹煞这种新旧文学中心事实上的不对称的发展格局。“京派”“海派”论战一出，给人的印象，似乎地域不同，南北文化各有千秋。但它实际上转移了“京派”“海派”论争最根本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新旧文化中心的生产能力落差问题。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时，20世纪中国文学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而北归之后的后50年，中国文学的创作业绩总体上是不及上海时期的。

我们追问地域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力，当然不是推崇地域决定论和文化先在论，而是想强调某一历史变革时刻，地理空间位置的选择，有时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和表现。一座城市，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环境，但在历史过程中常常折射出时代的文学变化表情。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就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美丽风景。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除了观念和价值趋向上的差异之外，生产方式、传播手段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较多地关注于观念和价值趋向上的变化，将文学史描绘成一种观念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这当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史研究的其他可能性依然存在。譬如现代文学的跨地域性发生、发展的现象所透露的信息之一，是现代文学的空间范围空前巨大，而这种巨大的空间包容性是与现代水平的文学生产、传播能力相辅相成的。从生产能力上看，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文学那样，能够在不足50年的时间内迅速产生出那么多有生命力的作家作品，催生出那么多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和主题内容。从文学的传播范围看，中国文学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文学那样，依靠文学市场的杠杆作用，将文学作品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种强大的生产、传播能力都显示着现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如果说，传统文学还只是手工作坊中的手工制品，那么，现代文学则是机器生产时代的文化工业产品。

中国现代文学跨地域的调度生产资源和推销、传播作品的方式，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联想，似乎地域性的、本土性的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在一个打破地域限制的时代，一切都是世界性的活动了，连文学也必须走上世界文学的轨道。从宏观的文学发展格局着眼，可能是这样。但落实到具体的创作行为，情况要复杂得多。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上海为例。有像鲁迅那样关注中国农民和弱势知识者生存状况的小说创作，也有像茅盾那样视野在乡村和都市之间来回巡视，感叹乡土经济的没落与批判都市生活腐化的创作，还有像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那样的创作，它们借助浓郁的异域情调和外来文学体式，唱叹着20世纪30年代洋场生活的忧郁。这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不排斥地方性经验的呈现。事实上，本土文化资源在现代文学生成过程中，是一股积极参与的力量。以当时移居上海的作家为例，可以说大多数上海作家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为数不少的作家来自偏远的乡镇，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谈不上有多少外来文化的影响。像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上海生活的沈从文，基本上是湘西农村生活经验为主。所以，这些人进行文学创作时本土文化资源起着最根本的作用。但承认这种本土文化经验的创作作用，并不否认现代文学跨地域跨国界活动的特点，而只能强化我们对现代条件下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复杂性的多方面思考。因为文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乡土文化经验，在现代文化条件下，并不是维持在原有的封闭的乡村世界，而是只有通过上海这样新兴的文化中心城市，才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的。这说明，传统意义上封闭的本土经验不经转化，没有出路。我们看到，众多乡土作家不是居留在原籍偏僻的乡村创作，而要迁移到上海等发达城市才能够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事实上，乡土经验本身在现代条件下也在发生着变化。最具时代感的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不是恪守着原有的乡土世界，而是在现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自己，进行着自己的创作探索。从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现代优秀作家对中国传统经验的开掘来看，他们的深刻不在于成功地展示一个过去了的旧中国，而更在于揭示这个传统中国在现代条件下的深刻变化。在一个封闭的乡村世界里，所有的参照对象都是自己熟悉的，缺乏一种有力的对比。但在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里，各种信息、各种文化汇聚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一种竞争、对比，有时这种对比显得触目惊心。像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这个习惯于乡村安逸生活的老乡绅，初来上海，便被这里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惊吓得要命。这种刺激让他对《太上感应篇》等本土的东西有了更强的依赖感。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吴老太爷的这种紧张感就不可能显现得如此巨大、如此真切。另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从来不是单向的。现代化的经验本身，因为各地本土经验的融入而显得别具一格，丰富多彩。譬如在20世纪前50年的上海都市环境中，一些非常西化，但同时又非常本土化的创作，曾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上成功地表现出来。如施蛰存先生的小说集《将军的头》中收录的一组作品，大都是中国传统故事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结合物。就这些作品的细节而言，有时还可以区分出哪些属于外来影响，哪些属于本土经验。但作为完整的文学创作，没有人会怀疑它属于中国本土的东西，这种本土的创造物不是局限于一个闭塞的传统世界所可以拥有的，而需要现代人的开阔眼光和现代生活体验。正像施蛰存先生自己所说的：“我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作自己的文学风格。”[⑯]这种现代条件下中国文学经验的创作探索，在施蛰存之前有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沈从文的创作，同时期有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人的呼应。之后还有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延续。总体上讲，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特色的保留和发挥，最出色的时间和空间是上海时期。离开了这一特殊环境，很多作家，包括施蛰存、张爱玲、钱钟书等，就不再有创作的兴致了。

文化空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就如我们要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对生产这种现代文学类型的中心城市有所了解、掌握一样，20世纪中国文学中心的南移与北归，其实是有很多话题值得研究者做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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