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人民”的迷思：处于想象中的新诗读者
发表时间：2010-03-02阅读次数：424
王 毅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武汉 430074）
内容摘要：新诗的读者锐减是个已然的事实，但这却并不值得担忧。人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不恰当地把“读者”和“人民”在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予以了等同。这种似是而非的联系，背后隐藏着来自（我们想象的）传统诗歌、西方民主意识以及当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合谋。
关键词：新诗；读者；人民；神话
不妨从两个文本开始讨论。
同志们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
中国诗歌的问题也是农民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帮信仰基督教的农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他们种植的作物
天堂不收 俗人不食
――伊沙：《中国诗歌考察报告（1994年2月6日）》[①]
这是诗人伊沙10余年前的写作。我不清楚作者的真正动机，但从文本上看，有一点可以肯定：此诗的写作借用了另外一个更为著名的政治文本――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个文本都具有这类文本所特有的“高瞻远瞩”的气慨。报告的受众，显然不是一两个私下的对话者或者听话人，而是想象中或者事实上的一大群人。
怎么称呼这一群人呢？
那个政治文本的受众后来被广泛地叫做“人民”。这个群体如此庞大――如果用其时流行的二分法，它是除了敌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虽然如果细致一些，当然还可以（也曾经是）分成若干类，比如阶级的分法、阶层的分法、甚至职业甚至经济收入等等。
至于伊沙这个诗歌文本的受众，在理论或者教科书上它被叫做读者。而且由于上世纪中后期（德国）接受美学或者（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盛行，我们也知道，虽然一口只能说一个“读者”，其实它也可以分成很多类或者有很多不同的称谓：高级读者、理想读者、普通读者、一般读者等等――其复杂的程度并不亚于“人民”。
这里真正让我对伊沙的这个诗歌文本感兴趣的，不是它的写作动机，也不是它戏仿的写作方式或者互文性之类的话题，而是其中泄漏的“人民”和“读者”之间的隐秘关系：一个是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术语，而另一个是纯粹的文学理论术语。问题在于――它们何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中轻松而且成功地自由穿梭？这倒真像伊沙更早时候对诗人们的嘲讽：“那样轻松的 你们/开始复述农业”（《饿死诗人》）。现在，伊沙“那样轻松的”，在诗歌写作中“复述”政治。诗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写作和比拟，其暗含的前提显然是“人民”与“读者”有着某种我们都了然于心的类似特性。
那么，“人民”究竟是什么？“人民”与“读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也许还来得及再看看一个小说文本中的一段：
……这个社会版记者忽然变得义愤填膺起来，振振有词地说到，我看啊，这个人民就是需要桑拿！以前我们一提到“人民”这个词，脑袋里马上浮现出面黄肌瘦、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一只破碗、补丁摞补丁这么个形象，而现在呢？现在一提起“人民”，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肥胖无须的中年人，白天想着发财，晚上想着胡搞，腰上有三圈肥膘，脑壳劈开里面全是猪油！这种人再不桑一桑还怎么得了？
――朱文：《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②]
朱文笔下的那个记者确实因为太过“义愤”而有偏激的嫌疑。不错，现在的“人民”确是有那样“肥胖无须的中年人”的，但记者采取了极端的二分法，并因为这个肥胖的中年“人民”而排斥了另外的“人民”――今天显然还有“面黄肌瘦、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一只破碗、补丁摞补丁这么个形象”，甚至还有像我们这样既不肥胖，也不补丁的人民。虽然小说中的那个记者过于激愤，但无论如何，小说的叙述者还是注意到了：要回答“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这样的问题，必得先说清楚，谁是人民，人民是谁。
“人民”这个概念我们如此熟悉，但它却游移、复杂得几乎无法定义。它是一个极为抽象但却具有强大力量的词语，附着了某种让人无法靠近的神圣光环，或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了现代汉语写作尤其是新诗写作、阅读言说中的一个神话。而且，跟所有神话中的人与物一样，它具备非常强大的变身能力，它比我们已经熟悉的“政治”这个词语更加诡秘，可以“大众”、“民众”、“群众”、“百姓”、“人”和“民”等面目出现。
这样，人们现在虽然普遍反对政治对新诗的干预，却广泛地认同新诗为人民而写作。
远的不说，就说前一阵在网上流传的梨花体写作。据说抑之者以为不过是一种恶搞：如果诗歌可以这样写，那么谁都是诗人了――只要会敲回车键；而褒扬者却认为这是诗歌走向大众/人民的一个契机。无论如何，一场闹剧的背后总还是能提供一些可以思考的东西：以现代诗歌的历史而言，在诗歌跟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上，赵丽华的写作还不足以使她成为所谓“梨花体”的“教主”――全民写诗运动我们是早已有过了的，不管是红卫兵诗歌写作，还是小靳庄诗歌选，还是郭沫若更早在《“大跃进民歌”序》中所描绘的：“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这些虽然只是极端情形，但它的确可以敞亮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人民与诗歌的关系问题，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温习它们之间看起来十分自然但事实上颇为可疑的关系。
那些时代隔我们还不算太远，不管是梨花体还是民歌体，诗歌从来没有跟一个作为全称的“人民”或者“大众”发生过事实上的关系，所谓的全民诗歌或者人民诗歌，其实只是出自某种需要的想象。人民真的可以成为全民诗歌运动中的主人，成为诗人吗？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今天我们当然也知道，郭沫若的欢呼、他的关于诗歌的“大海”与“宇宙”，其实跟“大众”和“人民”都还隔得很远，不过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一种话语形式，一个神话而已。这是从写作的主体――诗人的角度上看的。
再退一步讲，如果从创作冲动的角度上讲，真像这种想象所提供的可能性那样，人民大众都愿意而且事实上写作诗歌了，还是有一个有待解决却最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人民大众不可能面对、接受这样的诗歌。因此，从接受的角度上讲，诗歌要成为人民大众的，也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想象。但非常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问题一旦换一个角度也许我们的看法就不一定能够达成共识了：人民可以成为新诗的读者吗？相信很多人都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捍卫人民的权利――人民当然可成为新诗的读者，如果新诗离开了人民，诗歌就不再是诗歌。这种看法看起来理直气壮，但这事实上同样也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因为在我看来，人民不可能成为新诗的读者。
根据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读者在接受和理解文本的时候，绝对不会处在一个意义的真空地带（不管他/她接受或者反对什么艺术时尚），而是始终处在一个诗歌知识的上下文当中。因此，美国当代批评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谈及对一个文本客体的意义进行阐释时认为，所有的客体是制作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们是我们所实施的解释策略的制成品。“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它们是主观（解释）的结果，因为使它们生成的手段和方式具有社会性和习惯性。这就是说，当你进行解释性行为，使诗歌和作业以及名单为世人所认可的人是集体意义的‘你’，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因此，当我们承认，我们制造了诗歌（作业以及名单之类）时，这就意味着，通过解释策略，我们创造了它们；但归根结蒂，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③]这种公众普遍认可的理解系统，就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诗歌领域而言，也就是一个诗歌知识共同体，如果用斯坦利・费什的术语，也就是“阐释团体”，即一种理解结构，一种在集体意义上的自我（阅读）或者认知所依存的情势，一个社会化的公众理解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范围内，我们虽然受到它的制约，但是它也在适应我们，向我们提供理解范畴，我们因而反过来使我们的理解范畴同我们所要面对的客体存在相适应。“对于读者的阐释来说，当我打开一本书看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的是由我已经构成的观点写出的东西，也就是我在二十五年来在文学团体中所形成的结构。”换句话说，“读者”如果要对一个文本进行阐释，赋予某个文本以意义，他/她的必备前提――以斯坦利・费什为例――是“已经构成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是“二十五年来在文学团体中形成的结构”，是二十五年中他逐步累积的关于文学（包括诗歌）知识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想象一个置身于新诗知识共同体以外的人能够写作和阅读任何与新诗相关的东西，因为新诗知识跟航天技术或者医药知识相比，也同样是一种知识，如果不能说是更高的知识的话――而事实上，我们关于“读者”的误解却常常是：只要认得汉字，就能阅读新诗。它的荒谬之处正如判定一个人走进实验室就是科学家，走出医院的都是医生一样――其实，走出医院的，除了医生以外，还有病人、甚至还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并不都是医生。
费什虽然在他的论说中也不断提及“公众”、“集体”，看起来跟前面说的“公众”、“群众”、“人民”、“大众”、“人”、“民”等词语似乎都属于具有家族式类似特征的词语群，但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就这里的话题而言，因为这究竟还是一个有关诗歌的知识共同体――换句话说，有着“诗歌知识”对这个“共同体”的重要限定，所以费什的“公众”之“公”绝对不会“众”成“天下为公”之“公”，不会成为“人民”的同义词。诗歌知识共同体的大小终究是有限的，它也许在不同的社会情势下有着一个伸缩、变化的范围，但这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虽然这个共同体永远不可能小到像一些诗人所标榜的“个体写作”（至少是如这个说法容易引起的误解那样）那么小，但它也同样永远不可能大到“人民”那么大。而且，在这个诗歌知识共同体的大小方面，由于后面即将提及的原因，对“大”的想象制约了对“小”的理解，换句话说，虽然当代的中国诗歌界早已开始有人声称，诗歌的写作应该进入个体化、个人化的写作，但由于有关“人民”的迷思，我们恐怕还远远没有能够真正（至少在总体态势上说）进入个体式的写作状态之中。
顺便还可以提到的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在道德领域似乎人人都反对诗歌界、文学界的圈子意识，但不得不因此看到，诗歌的确永远会是一个（或者一个一个的）圈子。它们不仅是（诗歌观念、技法甚至个人意气等等）派别意义上的圈子，更是一个诗歌知识共同体的圈子。诗歌知识共同体的圈子与别派意义上的圈子不过就是逻辑中概念划分的属与种、大类与小类的关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会在当下生活中忿忿不平地反对诗歌圈子，但在（不管是古典还是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却又津津有味地给学生灌输着各种不同的流派、社团知识的原因。所以在我看来，诗歌（文学）的流派社团其实也不过就是诗歌知识共同体层面的圈子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对“人民”如此着迷，以致于“人民”成了一个文学领域自觉和不自觉的神话？我以为它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以及它们的合力作用：
传统：书写的历史。在对传统诗歌的理解中，这样的描述――“诗歌的国度”――非常盛行。而当“诗歌”与“国度”搭配成一个词组的时候，很容易被导向这样的想象：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诗歌跟国家/人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对传统诗歌这个过去故事的书写、讲述中，其中诗歌跟人民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影响甚广的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这样描述唐代诗歌跟“人民群众”的关系：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④]
中国究竟（曾经）是不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这个问题也许很难回答。它还需要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给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不过，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书写的历史。而历史――如果能够认同克罗齐的观点――不过是当下兴趣的产物。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是古典文学史写作时在当下兴趣指引下对诗歌历史材料的取舍。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兴趣可能变得比所谓本体的“古典文学”史实来得更加有力。
那么，什么是或曾是古代中国诗歌史书写时的“当下兴趣”？
在现代汉语写作的历史上，如果说可以从关键词的角度来提炼和归纳历时性的“当下兴趣”的话，那么现代文学中确有这样一些关键词，比如“启蒙”、“救亡”、“解放”或者“革命”。这些词语可以概括性地帮助理解文学的品质和/或历史。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还更多的只是从写作角度的一种洞见。在对现代文学史包括新诗史的理解方面，还缺乏一些从阅读欣赏或者接受的角度来提炼和归纳的关键词。如果确实需要这样的关键词，我以为“人民”正好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因为不管是“启蒙”、“救亡”还是“解放”或者“革命”，它们背后隐含的对象或者主体都跟“人民”/“大众”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在对古典文学史的描述（包括上面引述的游国恩等人的文字）中不断地看到“人民群众”的闪现。
因此，不管传统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的国度”这种描述究竟是事实还是想象，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在古典诗歌跟人民群众其乐融融的关系中，新诗因此面临着无形而巨大的压力。换句话说，在读者方面，新诗理应自惭形秽：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较上处于一个明显的劣势，最强硬的理由是中国古典诗歌由于自身的辉煌，导致产生过一个“诗歌的国度”，这就意味着古典诗歌跟人民群众有着亲密无间的良好关系；或者相反，因为这种良好的关系而产生过一个“诗歌的国度”，也就意味着古典诗歌的辉煌。新诗的这种跟人民群众关系上的劣势，可以转身进一步规约当下的新诗写作，成为新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孜孜以求的目标，或者成为理论界对当下新诗批评的一个借口或者自觉不自觉的一个标准。所有从事新诗行当的人似乎都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在读者方面在诗歌跟“人民”的关系上，新诗跟古典诗歌相比还差得太远。于是也就经常能够听到对新诗的非难：读者比作者还少。更学术化的说法是，新诗不够大众化，新诗的地位正在边缘化，或者更刻薄的说法是，新诗在不幸地自我边缘化。这背后的要求就是人民的要求，或者说要求把读者等同于人民，人民必须是新诗的读者，如果不是，那也不是人民不对，而是诗歌的错。
当然，古典文学史领域对古典文学的描述或者想象，对古典诗歌与人民大众“亲密关系”的强调与夸张，并不是一个纯粹、简单的学术兴趣问题，并非几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时兴之所致的结果，它有着自己相当充足的理由：既有现实情势的需要，也有西方思想资源的支撑。
民主：多数人的暴政。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跟西方思想、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正是在这个习以为常的认识背后，却可能存在着某种吊诡：“自从欧洲18世纪进入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始终把诸如‘自由’、‘平等’、‘人民’等概念，作为法国、英国或笼统的所谓‘西方’所独有的‘理念’来看待。可在这之前，不少的欧洲人却常不假思索地认为是中国人发明了这些概念。是那些欧洲人的脑袋有毛病？还是他们知道一些对我们是隐讳的事情？”[⑤]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中心包华石教授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艺术史论文《“人民”意象变迁考》，从跨语际实践的角度，考论了“人民”意象在中国以及法国、英国或者笼统的“西方”思想史和艺术史中的跨语际、跨文化话语实践，它的流转与旅行，以质疑“西方”在国族主义式言说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在虚构的国民性模式叙事中欧洲是如何否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对亚洲和非洲体制的兴趣。
如果包华石的考证能够被认可，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民”的意象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思想史中，何以被想象得如此丰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何以如此刻骨铭心：这是因为一方面“民”是中国文学艺术史、思想史中固有的概念，而且关于“民”的话语实践还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得到过西方思想界的借用，有过在西方语境中旅行的经历；另一方面更是在“五四”前后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人民”、“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得到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力印证。更进一步，如果说在关于“民”、“平等”、“自由”等概念的理解方面，法国启蒙时期的激进派毫无困难地就将中国思想家们列在了他们的思想前辈之中，其实不过是对中国的一种想象，或者至少是西方学者借中国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修辞策略，那么，时间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对“民”、“人民”、“自由”、“平等”等话语的实践则更是对（西方）想象的想象。
有了这种内外的合力作用，“人民”的确就成为了现代史上最神圣的规范性范畴之一。从文学革命的内涵上讲，这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起点。反对传统的“非人”的文学（不管它是一种策略上的理论假设还是一种事实描述），才有了后来“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再往后有了“自己的园地”“人生的艺术”等与文学的“大众化”追求之间的分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众化”很快就蔓延过了“自己的园地”，成了各个时代（至少是现有文学史的描述下）众声喧哗中最嘹亮的声音。而在这些“民主”、“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背后，隐含的一直是关于文学（包括甚至尤其是新诗）读者大众化的想象或者追求。而且，因为跟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的缘故，事实上“大众”很快就被替换成了富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含义的“人民”。
民主和大众、人民，也许的确可以成为一次文学革命最为强劲的借口，但它们却未必能够成为新文学持续行进的真正动力。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如果从文学自身而不是文学以外的其他目的来看，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大众化”、“人民化”给文学带来的损害，从梁启超等人的“新民”，到五四前后的“启蒙”，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到内战时候的“解放”，新文学一直试图跟“群治”、大众、人民捆绑在一起，它们――当然也由于后来文学的制度化等缘故――的确使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化”了，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以文学自身的下沉为代价的，这也许就是权威文学史教材中所谓“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特别是所付出的与收获的不成比例，……”[⑥]。而现代文学史中论及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观念时说道：“‘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表示怀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适应了时代需要，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周作人转而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是一种清醒的制约。”[⑦]民主、启蒙、救亡等等，本身没有什么错处，这也许就是中国新文学（包括新诗）的吊诡之处：在国家、人民、思想、文学等等的队列中，人民较之文学（新诗）有着更高的价值优先权。
于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与“新小说”之间，虽然看起来“新小说”应该先于“新民”，但“新小说”的落脚点依然是“新民”，“新小说”的意义是由“新民”来赋予和给定的；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包括他写作的《白话文学史》，背后的目的也都是“方便”民众/人民，甚至他对杜甫诗歌写作《遭田父泥饮》与《秋兴八首》的区分也是这个原因。1940年代，冯至写作有关杜甫的论文和传记，将杜甫与王维进行比较，扬杜抑王，也是因为杜甫站在了“人民”一边，反映了民生疾苦，政治正确，而王维不幸的是写作个人心境，因此难以跟杜甫匹敌。
正好是有了对中国传统里“民”以及（尤其是）西方“民主”精神的想象，中国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文学才可能谈论现代性问题，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要谈论的是文学、诗歌，而不是政治体制或者政治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我们却总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民”、“大众（化）”来衡量和制约着新诗写作，新诗的意义也被注定了是由“人民”给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意义被提高到一种特权的地位，或者变成了其他意义被迫围绕其转变的中心，成了文学（包括新诗）的起源或者目的，成了形上哲学中的终极存在，一个巨大先验所指，一种先行存在的意义的意义。
借用生物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的言说中找到了强有力的根据和话题，但那时并不知道生物达尔文主义进入社会学领域会有什么后果，于是理所当然地觉得它在社会学领域同样成立。不幸的是，社会学领域的民主与人民，似乎正在经历当初生物达尔文主义同样的历程，依然在文学（尤其是新诗）领域大行其道。
人民：永远的政治正确。如果包华石还只是在中西艺术史、思想史的一般意义上讨论“人民”这个“神圣”的范畴，那么，在本文的话题领域或者说现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种神圣性进一步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化――“人民”这个词语或者这种名义，在后来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了某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成了永远政治正确的特殊词汇。有人可能叛国，有人可能反“革命”，但没有人敢于反对“人民”。在中国不久以前的历史上，我们知道，一个人（不管正遭受着何等程度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甚至不可以自杀的方式消灭自己，否则，给他/她的最令人恐惧的判决即是“自绝于人民”。相反，正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当需要对某种诗歌进行肯定的时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就是最高程度的褒扬。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这种诗歌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化教育之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期待新诗的写作者、读者和研究者具备一种相对纯正的艺术趣味？尤其在1949年新政权以后，在“人民”这个词语上面附着的政治意识形态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面关于传统诗歌和西方民主的想象与认知。在对传统文学的想象中，教科书和学术研究中一直在用“诗歌的国度”强化它；在对西方思想的想象中，我们又把“人民”跟“民主”混合或者混淆起来――尽管我们更多的是集体意义上的“人民”，而不是个体基础上的“民主”。这样，关于新诗读者与人民的关系，逐渐构成我们关于新诗理解、认知的一种知识型，虽然事实上，诗歌传统究竟不过是一个书写的传统，而“民主”也可以成为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理解的民主。它们都可以随顺着我们想要的意义进行倾斜。最终的结果是，不管是在关于传统诗歌还是关于西方民主与人道的话语实践中，我们总能看到“读者”与“人民”之间风雨不透的亲密关系。
这样，在传统、西方和现实的合谋之中，人民与新诗读者的关系，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和窄化之后，沉淀为新诗写作和言说的集体想象和集体无意识。关于这种关系的想象，远非一个简单的“个人化”写作的口号所能去蔽。虽然所谓的个体/个人化写作并非今天才提出来的说法，但如果没有意识到“人民”对于新诗的写作和言说巨大的潜在制约力量，没有对“人民”与新诗读者之间似是而非的相互关系予以深入细致的梳理与还原，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依然会成为一付踩空的踏板。
因此，新诗读者是否减少一点也不值得担心，而这种担心才真正令人担心：因为它的背后自觉不自觉地潜藏着新诗读者与“人民”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在我看来出自现代社会（在中国尤其是1949年以后）形成的关于“人民”的迷思。而在对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中，除了要了解并反省“启蒙”“救亡”“解放”或者“革命”等这些关键词以外，还应该知道另外一个关键词“人民”。如果说前者更多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提炼的，那么我们肯定多少忽略了从读者和接受的角度考量现代文学和新诗的历史。因此，就当下的诗歌写作和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诚实和勇气，那么，诗歌需要反对“人民”。沈从文形象地说过，文学（小说）是情绪的体操。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么诗歌大致也可以说是精神的桑拿。这里不妨回到并借用一下朱文的标题――人民到底需不需要诗歌？不过，也许需要改变朱文在小说中的提问方式：不是“人民是否需要诗歌”，而是“诗歌是否需要人民”？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是不是可以大胆地说：诗歌不需要“人民”。
（承蒙江弱水教授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笔者资料上的帮助，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诗学与西方诗歌：西诗中译及其对现代诗人创作的影响”（05BZW048）
[①] 伊沙《伊沙诗选》，200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
[②] 朱文《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⑤] 包华石（Martin J. Powers）《“人民”意象变迁考》，李陀主编《视界》第8期。
[⑥]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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