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致中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芜湖 241000）

内容摘要：张爱玲《色・戒》别出心裁地借用小说形式，为她30年前的一段旧情给出不圆满的“辩白”。李安电影《色・戒》改写了张爱玲，他把乱世的布景推向前台，完成了性别视角的男性转换 。小说通篇以女性逻辑演绎一个“情”字，电影却淋漓尽致地渲染男人在私有制社会里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赤裸裸地表演“性”的狂欢。李安对中国那段历史相当隔膜，在爱情与色欲、政治与人性之间进退失踞，出现了价值迷失。

关键词：《色・戒》；辩白；迷失；小说；电影

2007年，李安根据张安玲小说《色・戒》改编、拍摄的影片《色・戒》在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后在台湾又获金马奖，一时在两岸三地出现了一场罕见的流行文化狂欢。在这场文化狂欢中我们也听到一种强有力的讨伐之声：“《色・戒》撕裂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色・戒》给汉奸整容”（刘建平），“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黄纪苏）；追捧者誉为“华人之光”，声讨者斥为“华人之耻”。有电视台还专门组织一台节目，辩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影片《色・戒》上映后，张爱玲后期那部不起眼的短篇小说《色・戒》重新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小说成篇于1950年，初刊于1978年台湾《皇冠》杂志第12卷第2期，次年张爱玲将它和《相见欢》、《浮花浪蕊》两个短篇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1]这部非常个人化的小说传达出张爱玲的情感记忆，鉴于其背景非常复杂，自然会引起热议。从小说到电影，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李安作了那些改编？怎样评价两部作品的思想、艺术倾向？

一 把乱世的背景推向前台

小说《色・戒》以抗战时期沪港两地的动乱时世作背景，讲述一个有爱国心的女学生如何设下美人计惩办汉奸，后来在关键时刻“美人临时变计”放跑了敌人，最后被汉奸杀害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只有男女二人，细腻地刻画了王佳芝诱杀汉奸这一天的心理流变，而这次暗杀行动的前史事件，则以闪回的方式错错落落地在她的意识中浮现出来。这篇蒙太奇式的心理分析小说，既无“革命+恋爱”式小说曲折动人，也没有鸳鸯蝴蝶派作品那样缠绵悱恻，恰如张爱玲所言，是一篇“不好看”的小说。

张爱玲的写作题材是她所处时代生活的记忆，她说过：“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2]对张爱玲而言，那个动乱时代的战争和革命只是《色・戒》的背景，前景中的事件是女人和男人的一段乱世情缘，小说叙事的重点是一个因为爱的幻觉而毁灭在乱世车轮下的少女的悲剧，所以说到底《色・戒》还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文中或隐或显地映现出作者30年前情爱生活的光和影。

要把万余字的一篇心理分析小说搬上银幕，当然困难重重。李安依据戏剧叙事规律做了三方面的努力：

一是设法还原历史。电影版《色・戒》在渲染时代气氛，还原旧上海的环境，还原小说所描绘的场景和人物方面下足了功夫。沦陷区上海物资短缺，即便是外国人也只能每天领几块钱“只吃硬面包”，所以王佳芝能以香港进出口商人之妻麦太太的身份到上海来跑单帮，带些手表香水西药丝袜来卖。男女主人公活动的两个重要场所凯司令咖啡馆和印度人的珠宝店的布景非常别致，汪伪特务机关鬼影幢幢，杀气腾腾，就连王、易二人做爱时候，窗外也有军警和狼犬在巡逻。士兵和学生齐唱《大刀进行曲》，王佳芝在日本妓馆献唱《四季歌》，也让我们倾听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的足音。

二是补全了前史事件。张爱玲用意识流的技法回忆前史事件，时空交错，腾挪跳跃，难免扑朔迷离，捉襟见肘。电影则通过王佳芝在咖啡馆的回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从前的故事。原来，王佳芝是岭南大学一年级新生，抗战爆发后随岭大迁到香港就读。大学生不满港人“优悠过活”，不关心国事，便组织学生剧团演出爱国剧，“把他们叫醒”。王佳芝爱看电影爱演戏，成为学生剧团的“当家花旦”，他们演的抗日新剧激起观众“中国不能亡”的强烈回应。这些热血青年演戏募捐犹不过瘾，又定下美人计准备杀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他们锁定的对象是大汉奸易默成，王佳芝便从一个会演戏的小女生变成了业余特工。据说，李安将他少年时代演话剧的经历融入其中，所以前史事件也能演绎得有声有色。

三是考虑到戏剧叙事的特点和观众的可接受性，理顺了故事的时空。电影改变了小说时空交错的特殊表达方式，平铺直叙地讲述乱世男女的一段孽缘。应该说，编导对原著的理解还是深入的，也尊重小说的构思，“设美人计―美人临时变计”这根情节主线非常突出鲜明，电影开头结尾甚至保留了原著中太太们打牌聊天的场景，气氛上达到刀光谍影和软玉温香的调和，结构上实现了圆融统一。李安依据因果律的戏剧叙事模式有头有尾地说故事，消解了原著极其浓重的主观氛围，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显得从容、平易，加强了影片的可视性，提高了上座率。电影版《色・戒》的叙事艺术赢得广泛的赞誉，台北有学者说李安“打开了张爱玲文字的皱褶”[3]，颇有识见。

二 性别视角的转换

张爱玲声称《色・戒》写了30年，好像有一条蛇啃噬她的心，好像她有什么放不下、拾起又心痛的事，如骨鲠在喉，欲说还休。《惘然记》“序”文说得明白：“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此可以认为，《色・戒》讲述的是一个女人郁结了几十年的心事。李安没看错：“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在写其他人的事，只有这一篇在写自己。”[4]张爱玲是借了王佳芝的故事剖析女性的情爱心理，意在诉说究竟是什么断送了她的爱。

和胡兰成的婚恋是张爱玲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撒手”。她曾沐浴在男欢女爱、“欲仙欲死”的欢悦里，这场很快夭折的婚姻也给她带来终身的痛苦。胡兰成是汪精卫政府的高官，出身贫寒，已结过两次婚，他倾慕张爱玲的才华，惊羡她显赫的家世；张爱玲则仰慕胡兰成阅历丰富，倜傥风流。初恋不久，张爱玲就在送给胡兰成的相片背面题辞：“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5]一向矜持骄傲的张爱玲在她的偶像面前竟然变得如此谦卑！因为爱，此后几年她可以把时局、政治当作耳旁风身外事，甚至可以容忍胡兰成狎妓；但她究竟不能容忍胡兰成一次次的背叛和伤害，为了起码的自尊，她终于斩断情缘，结束了这段浪漫颠倒的乱世情缘。

从爱情传奇的角度看，张、胡二人的婚姻可说是天上人间的一段奇缘，而从政治立场评判，早就有人说她与汉奸有染。夭折的恋爱酿成终身的痛，沸沸扬扬的舆论又不能假装看不见，于是小说集《传奇》重印时，她在一篇题为《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短文中写道：“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6]谁也不愿顶个文化汉奸的罪名，张爱玲难免不在这里以及其后的作品中，就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向世人有所“解释”。我想，这也正是王佳芝的故事让她拿不起，放不下，前后改写30年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了作者自己，王佳芝的原型还有抗日英烈郑苹如。郑苹如是国民党元老郑英伯之女，上海沦陷后加入中统，受命刺杀大汉奸丁默�（此人追随汪精卫大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国人斥为“丁屠夫”，日本记者也称之为“婴儿见了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郑苹如刺丁事泄被捕后壮烈牺牲，其父不愿以出任伪职的条件保释女儿，抱病而终，其兄也在一次对日空战中英勇献身，可谓满门忠烈。张爱玲标榜自己不问政治，不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她的小说只是借取郑苹如刺杀汉奸这一历史事件的外壳，婉转曲折地诉说自己的心语。王佳芝当然不是郑苹如那样的女英雄，而是涉世不深，不懂爱情也不懂男人的小女生，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业余特工。仅凭着一股冲动的爱国热情去演爱国戏，纯属偶然地被推上用美人计诱杀汉奸的舞台。“张爱玲是不屑说谎的，的确可抛开那个历史事件来看这篇小说，张爱玲做了细致铺垫，把王佳芝（这是个懵懂上道的女孩）与郑苹如（那是个主动请缨的战士）剥离了，而且不惜淡化甚至完全牺牲那么精彩的天然的传奇故事情节，而把笔墨倾泻在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上，反复对照男女主角的心理，目的在书写自己的人生感悟。”[7]

王佳芝本来是带着使命来诱杀汉奸的，可是在珠宝店里她“临时变计”放走了老易。张爱玲对“一刹那间”王佳芝心理欲望的剧变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她先是记起英文里“权势是一种春药”这句话，老易为她买下豌豆大的粉红钻戒，让她真切体会到现代社会人与权势密不可分，钻戒成交后她感到一阵“轻松”，“一刹那间仿佛只有她们俩在一起”，可见她此刻已陶醉在虚无缥缈的权势的光环里。接下去她想起什么名学者说的“到女人心里去的路通过阴道”那句话，她“不相信”那样下作的话，她可不是那种一味贪图性享受的风尘女子，而更看重情感的归宿。是不是有点爱上老易了呢？因为没恋爱过，所以不能确定。现在他俩在珠宝店单独相对，“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显得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灯台，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怜惜的神气。”平心而论，她并不真的在乎老易送她钻戒，而是在一种恍惚、紧张、拘谨的气氛中，把11根金条的钻戒和老易对她的情分等量齐观了；顷刻间她突然觉得“这个人是爱我的”，于是先前爱国、杀汉奸的信念彻底垮塌，她沉迷在“真爱”的幻觉里，放走了敌人。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根本上只是一个虚荣、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把所谓“真爱”置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张爱玲或许不会欣赏王佳芝这种害人又不利己的背叛行为，但她显然偏爱这类女性对情感孤注一掷的追求，她用王佳芝的故事告白天下：“真爱”是无法抗拒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从而为她与胡兰成那段旧情，给出一个不圆满的“辩白”。

小说《色・戒》里的易先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矮男人，苍白清秀，头发微秃，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从一般女性的眼光看，绝不是性感、可爱的男人。此人老奸巨猾，疑心极重，狡兔三窟，难以上钩。王佳芝说他“诱惑太多，顾不过来”，要他上钩还非得盯牢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对付重庆特工和行刺失败的学生他绝不手软，一个电话打过去，将他们统统枪毙。小说结尾部分，易先生那段灵魂独白值得注意。当他想到王佳芝临终会恨他，竟自欺自慰：不是这样“无毒不丈夫”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如果说是杀人灭口，他也会理直气壮，因为外间讲起来爱国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也不好；他对战局并不乐观，聊以自慰的是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可是易先生并不爱她，“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易先生对王佳芝哪里有什么真感情？说到底不过是“原始”的“最终极的占有”。在这里，张爱玲无情剥露了易先生自私卑怯、患得患失的丑陋灵魂，我们从这段自白，也能读出张爱玲对过去那份旧情的牵念和对那个阴险狠毒的旧情人的哀怨。

张爱玲小说用女性视角叙事，王佳芝的心理欲望挖掘很深，而易先生的举止心态则闪烁其辞，捉摸不定，难免有概念化的缺憾。李安电影转换为男性视角叙事，并改写了两个主人公。他以张爱玲的个人经历补充王佳芝，增加了许多细节说明王佳芝临时变计放走汉奸的合理性。电影里的王佳芝死了母亲，父亲在国外再婚，父爱的缺失使她在感情上容易接受老男人；漂泊无依、寄人篱下的生存状态，也使她容易被易先生某些貌似体贴的举动所感染。小说里易先生身材矮小，一付鼠相，李安挑选有点鼠相的英俊小生梁朝伟出演易默成，其人风流倜傥，儒雅大方，形貌气质都不会让女人讨厌。张爱玲对王佳芝的身份有过一句提示：“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这句点睛之语被李安敏锐地捕捉到；王佳芝究竟是有些“舞台经验”的演员，她不仅在学校演爱国戏，现在色诱汉奸又何尝不是在演戏？演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演戏生涯让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女生的生命绽放出一种苍凉、凄厉、怪异的美来。

王佳芝和专业特工老吴关于“忠诚”的那段对话吐露了她的心声。老吴要他“记着”：“情报工作人员心里只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忠诚”；王佳芝打断他的话激动地说：“他比你们还懂得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单要往我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地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钻到他的心里。”这场火花四溅的冲突，让我们看到王佳芝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角色定位。王佳芝并不理会老吴说的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她只想“忠诚”地演戏，“忠诚”地呆在角色里面，她希望“快一点”结束这种“让我痛苦流血”的生活。因为太过“忠诚”的入戏，王佳芝最终让老易像蛇一样钻进她的心里不能自拔。李安调动电影的诸多艺术手段，试图让我们相信：王佳芝临时变卦的总根子是她对男人的性依赖，是她由性欲而生感情，而误国事，他是以男人的逻辑诠释王佳芝。

电影里的易默成形象也有两个原型，即大汉奸丁默�和胡兰成（“默成”这个名字就是两个汉奸原型的合成），李安几乎重塑了易默成形象。这是一个“不喜欢黑的地方”的男人，从不看电影，寂寞，多疑，眼里只有恐惧。他身居高位，掌控汪伪特务机关，他的工作就是帮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刑讯爱国志士，屠杀抗日特工、教授、记者和进步学生。这是一个内心荒凉、灵魂扭曲的绝望男人，“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政治“娼妓”。他还是一个风流儒雅，潇洒阔绰的风月老手，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他追逐香车美女，沉迷肉体享乐，他嗔怪王佳芝的美色使他“不能专心”工作，二人交往中他深沉圆滑，大方而有风度。

电影大结局是易默成的重头戏。签署死刑令后，六名行刺的大学生在郊区石矿场统统毙命。当阴险而诡秘的秘书呈上那枚钻戒，易默成谎称“不是我的”，他急于洗刷和钻戒主人这份危险关系；为保全自己，他必须杀人灭口处死王佳芝。当他游魂似地回到王佳芝卧室，又变了一付面孔，他失神地抚摸着惨白的床单，眼里闪烁着泪光。最后这场戏把这个冷酷的政治动物的内心“情意”表现得惟妙惟肖。有人赞曰:“至此，李安将张爱玲的故事托举到人性抚慰的‘高度’”，他是“审判历史，赦免个人”[8]。对照张爱玲小说的结尾，却只有一句话:“喧嚣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这个结尾传达出一种哀矜、悲悼和怨忿情绪。李安完全消解了原著的哀怨气氛，他用丁、胡二人补充易先生形象，加强了性格的深度。电影在艺术上自有它成功的地方，但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和电影策略而故意误读原著，甚至让大汉奸戴上温情脉脉的面具，为了达到所谓的“人性高度”而不惜戕害大众的民族感情，实在是李安创作路线上的迷失！有人形容《色・戒》“是那个年轻时代就擅作悲凉之声的老女人的思考，而李安把它演绎成了热情洋溢的小男人的喟叹。张爱玲的意境是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李安在废墟上树起几块涂饰了污红浊绿的残垣断壁。”[9]此论虽不无调侃之意，却生动警辟，击中要害。

三 “情”的演绎还是“性”的狂欢

张爱玲小说把王佳芝的临时变卦归结为“真情”乍现，小说通篇以女性逻辑演绎一个“情”字。李安也看出这一点，他说《色・戒》是张爱玲的“忏悔之作”，“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10]小说中“色”的描写偏重情感演绎，而非色相展示，她要着重表现的是“色”中之“戒”，“戒”的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性，“戒”的是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小说涉及性欲的文字仅两处：“也不止这一夜”地与讨厌的梁润生做爱，为的是获得性经验；“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一个暗藏杀机的少女跟一个疲惫阴郁的老男人苟合，哪有什么性感兴趣？还有一句独白容易引起误解：“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有人说这是写性的快感，据此认定王佳芝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11]。其实这句话的重点不在“洗了个热水澡”，而在“有了个目的”。王佳芝转学到上海后，和重庆特工老吴接上头，“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三年前在香港未能完成的刺杀汉奸的任务，她“冲掉”的是“积郁”，她庆幸自己的贞操没有白白付出，庆幸重新获得了献身的意义。如果把王佳芝的这句独白误读成“性的享受”，则大有悖于作者的本意。

至于“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名言，不独王佳芝“不相信”，张爱玲也持反感和否定态度；而在李安那里，这句话却成了“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鼓吹者说：“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12]李安故意和张爱玲反一调，电影版《色・戒》淋漓尽致地渲染了男人在私有制社会里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它甚至可以形而下地被诠释为一个男人如何以权势和性功能去征服女人的故事，影片中三场激情戏把性欲和色情张扬到极点。第一场是性虐待，撕扯、捆绑、鞭打，老易追求的是驯服和快感，表情冷漠，王佳芝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第二场老易一次次注视王的眼睛，他要辨明真假，王说“给我一间公寓”，易的表情才放松，从来不相信别人的易对王说“我愿意相信你”；第三场，王哭着用枕头压住易的双眼，易无力反抗也不思反抗，王佳芝从受虐者变为施虐者，易解除了警戒的武装。诚然，三场激情戏对人物塑造并非全无意义，也为王佳芝后来放走汉奸做了一些铺垫；但它表现的重点不是“情”的积聚，而是通过激情、裸露、出位的“性”表演，展示错综交合的体位，纠结缠绕的肢体，它强调的是王佳芝在身体和精神上对男性的依赖性，是易默成对女性的彻底征服。这种赤裸裸的性狂欢，强暴了广大观众善与美的情感，替一部分社会成员邪恶的色欲加权力愿望推波助澜，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人生密戒，亟需正当的性教育的天真少年，无异于一剂精神鸦片。电影《色・戒》以激情戏作为最大卖点，尽管受到某些媒体和观众的追捧，但是无论东西方文明，都拒绝这种赤裸裸的性表演，它被“美国定为NC―17级；德国认为‘已到了色情片的边缘’；香港定为***；韩国定为18岁以下不得观看”[13]。

四 结 语

张爱玲曾在散文《有女同车》里感叹：“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4]这是她的心灵呼声，小说《色・戒》讲的就是历史风云中她和初恋男人那段挥之不去的情缘，倾诉出她永远的“念”和“怨”。张爱玲声称她的作品“不涉及政治”，也不屑于考订历史，可她无法斩断她与汉奸话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她别出心裁地采用小说的形式“辩白”她和胡兰成的关系。由于小说文本事实上纠缠着各种政治元素和作者非政治、非革命的创作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给作品带来扑朔迷离、真伪难辩的先天缺陷。

李安的历史意识却异常清晰。电影版《色・戒》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历史时刻，他声称拍此片是 “抢救历史”，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那个遥远的时代。影片中“大刀进行曲”的合唱和“中国不能亡”的呼声，传达了抗日的时代气氛，王佳芝困苦拮据的生活折射出沦陷区上海民不聊生的社会境况，频频出镜的军警和狼犬既渲染了白色恐怖气氛，也是日伪汉奸罪恶的象征。李安也许并非故意美化汉奸、颠覆历史，但他对中国的那段历史相当隔膜，他不去表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却要暴露抗日团体的黑暗丑陋，他不去痛斥汉奸卖国求荣、凶残无耻，而是表现汉奸的儒雅风流、温情脉脉。在江山与美人、爱情与色欲、政治与人性之间，他进退失踞，出现了价值迷失。他的本意也许是想演绎一出乱世背景下风光旖旎、诡谲奇异的爱情故事，结果导演出一场拙劣的***式的情色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要“谨以此片献给那些抗战中舍身除奸救国的先烈们！”我想，如果先烈们地下有知，一定不能容忍影片如此张狂的价值“出位”；如果张爱玲还活着，也一定会摇头：“我的《色・戒》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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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致中，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2] 《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3] 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文本内外》，《影视艺术》2008年第2期。

[4] 贾冬婷、魏一平《上海：张爱玲与郑苹如的命运交叉》，2007年9月18日《三联生活周刊》。

[5] 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6] 《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7] 杨岚《男人的色戒与女人的情戒》，《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2期。

[8] 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文本内外》，《影视艺术》2008年第2期。

[9] 杨岚《男人的色戒与女人的情戒》，《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2期。

[10] 《色・戒》评论资料摘录，《电影艺术》2008年第1期。

[11] 《色・戒》评论资料摘录，《电影艺术》2008年第1期。

[12] 《色・戒》评论资料摘录，《电影艺术》2008年第1期。

[13] 阎延文《“色戒”之孽如何化解？》，2008年1月3日《文学报》。

[14] 《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