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轶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转型期乡土小说对城乡关系二元对立的揭示除了简单分明的二元对抗，它更深刻的表现则是作家内心纠缠不清的价值困惑，充满了历史抉择中的二律背反。张炜以《九月寓言》作为自己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开端，从《古船》的文化批判转向文化退守，《刺猬歌》则更走向坚守，而问题复杂的另一面是，张炜依然有对传统堕落一面的清醒。因此，作家对传统的守成最后化约为“抗拒德性的蒙难”，而张炜笔下德性与知性的坚守常常是统一的，承载更多的则是知识者的道义。

关键词：乡土小说；张炜；转型；现代焦虑；文化坚守

在《泥沙俱下时我会让文字更坚硬逼人》的访谈中，张炜说：《刺猬歌》说的是一种两难，“如今无论是身边的生活，还是整个的世界，处处都是两难。我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了怀抱刺猬的十字路口，走到了需要更多智慧和勇气的时候了”。所以，作家必须警醒着，永远对“不义”耿耿于怀，不然，恶潮来了，你就得趴下，人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1]！对现实的焦虑和批判意识一直是张炜等乡土作家伸张人文精神的方式。在这类乡土小说的裂变中，“两难”，正是作家价值理念的困惑和伦理的歧境，他们用“坚硬的文字”逼视着现实的“泥沙俱下”，以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来对抗现代化、世俗化洪流中恶的泛滥，来寻找和诠释乡野大地上民族精神重造的活力，“浪游者”孤独的灵魂在精神与物质的体用间、在文化批判与文化守成间进退失据。

精神与肉体的对决是传统人性观的必然结果，灵肉二分的思想在中国始自孟子，孟子把“灵”赋予“仁义、人伦”的意涵，“肉”指代身体，指向人心、人欲，“灵”指向精神、心灵或曰“道心”，在这种“至善、神圣”的伦理形态中，精神控制肉体，天理克制人欲。那么在九十年代以来乡土作家的怀乡之作中，他们的文化哲学是把城市和乡村放置在了两个端点，现代化代表了“物质”文化，乡村代表了“精神”文化，二者被表述为正好相反――在不少作家看来，现代化提高了城市人对舒适、财富、健康等等条件的期望值，而随着物质的丰富，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不满之感、不适之惑也会越来越强，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已经“够”满足，创造与幸福似乎背道而驰，只有乡村是我们灵魂的最终家园。浪漫主义乡土作家“谋求一种隐喻以把好的纯朴的自然状态与（假设的）邪恶的人为行动和科学工业世界的败落及世界观相对比”[2]，这同样是一种“体、用”二分的公式。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自然和弦正异化为“现代噪音”,“浪漫者的还乡就是回到自我，回到一度被世俗生活与现代文明遮蔽的精神世界，回到人类曾经拥有的自然健康的心灵之家”[3]，在对精神故乡的守望中不再是一种思古之幽情，而是对都市文明隐形的精神对抗。

正如社会学家所分析的，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城市化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转移, 分化与流动中以实现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为根本内容；“城市化”以其特有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同时也铸炼出城市生活特有的现代性质素，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过程，也是心灵秩序的重整与社会规范整合的过程；城市化窒息了传统人伦机制，所催生的新型伦理建构将激发人们做出具有契约理性特征的行为选择，新的城市生活以其特有方式涤荡着农民身上所积累的传统因子，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诀别形成新的现代思维。但是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存在着极大误区，它没有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也没有为农村人尊严地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豁蒙以及权益保障，造成了“城”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如果说进入现代化就是把“城市”扶植到高贵于乡村的地位是一种不公，城市对乡村居高临下的姿态伤害了乡村的情感，同时也破坏了自己的形象，甚至于在妄自尊大中忽视了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弊病，那么取其反，而认定乡村文明在精神上高贵于城市文明，也是缺乏理据的伪命题，乡土小说“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4]。

“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这是历史的悲剧。”[5]这种悲剧在文学中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分明的二元对抗，它更深刻的表现则是作家内心纠缠不清的价值困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皈依与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超越，充满了历史抉择中的困惑和二律背反，体现在张炜这里尤为突出。

如果说艾青的土地是“被暴风雨击打着”的“饥馑的大地”，张炜的土地则是正被城市鲸吞蚕食的失去野性的土地，面对不同的“大地灾难”，作家怀抱的是同样的炽热情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1980年代初张炜眼中的大地是一块笼罩着明媚的乡愁的完整大地，原野上蓬蓬勃勃的草木“声音”、芦青河畔稻花飘香中的“夜莺”、“拉拉谷”流淌的月华和晚风……这些与大地本源亲近和谐，是一种纯粹的心灵世界，苦难失衡的心灵天平总能在强大的人性之境中得以平复；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看到了积累的难题太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而且历史又是惊人的相似。我们笑都没有功夫。我们需要思索了，需要另一种回顾”[6]，于是，《古船》诞生了。《古船》以“古船”隐喻古老而载重太沉重的中国，由此张炜开始对践踏人道的罪恶之源进行深入探查，对暴虐的宗法制度以及传统秩序所促生的人性恶展开了文化批判，当然也是对传统农耕文明封闭、狭隘、保守的劣根性的尖锐批判。超越于当时的寻根小说，我们看到了作为大地的守夜人的隋抱朴对于苦难思考的深邃，看到了在集体无意识的“暴力”面前一位思索者的高贵。这一转型的步幅无疑是巨大的，这里边有着作家相当成熟的理性思索的姿态，与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新一轮文化启蒙同气相求。

笔者认为，1992年的《九月寓言》应该是张炜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开端。张炜“脱胎换骨”，从文化批判走向了退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是经济的转轨带来的对于地理空间和精神疆域的强大破坏力，人性的贪婪和新的意识形态媾和，对历史的一切审思和借鉴似乎都失效了，退守似乎是唯一的“无为之为”。像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开篇撕心裂肺地开宗明义――“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样，张炜在《九月寓言・代后记・融入野地》开篇这样宣言：“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九月寓言》第一次让物质世界、乡村世界、宗法世界三元并置，互相映衬出“异己”文化的面影，最后乡村世界终于在物质的诱惑面前走向自毁，传统文化束缚下的宗法世界对其无能为力，自在之家消亡，人性的淳朴和男女至情终将消失，大地的欢歌终究奏成了一曲悲怆的挽歌，而作家主体的人文精神立场也渐显其悲壮的轮廓。作品中，乡村的一切如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神话传奇、农人命运、鸟兽草木都被普照了诗意的光晕，神秘的气息弥漫在田园，万物的芳菲飘荡在小村上空。“土地”就是生命的本钱，会出产果腹的“地瓜儿”和做衣的“白毛毛花”。小村人白天劳作，夜间一伙儿男男女女融入野地，“他们打架，在土地上滚动，到庄稼深处唱歌”。青年男女非理性的任情自为的夜晚狂奔和那率性嘹亮的歌唱令人无限遐想，那涌荡着野性的或狂热或羞涩的爱情让读者怦然心动。这是人性的乐园。而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矿区正逐步推进着自己的战场，那隆隆的炮声在小村炸响，俨然构成另一种生存现实，被掏空的大地终于轰然塌陷，一个生机盎然的小村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小村的人自此开始了逃亡，但哪里是可以安心栖息的地方呢？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终究要成为绝唱。《九月寓言》之后的小说继续了这一进向。《外省书》里从京城退居省城又退居海湾的史珂依靠自己耕种获得了美好和惬意的感受，但一辆又一辆推土机开进了海湾；《柏慧》中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故乡葡萄园的“我”发现故土的宁静不再，跨国公司正借权力的“龙头拐杖”谋划着葡萄园的宏伟前景；于是，《你在高原・西郊》中“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厌恶的城市，但是“我”对未来惶恐焦虑，“作为一个生命，我宁可是一棵树；可是一棵没有根的树到底能活多久？”[7]在千篇一律的都市盲目地追名逐利的现代人就像失去了根脉的树！

在城市物化环境的强烈刺激下，张炜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越来越让位于文化坚守，他说：“我深知，当我书中的主人公在为一个梦想而痛苦万分的时候，我却一直想使自己生活在梦想里。于是，我明白，全部的‘你在高原’最终也许只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8]《刺猬歌》是张炜一次“抡圆了的写作”，小说的叙事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张炜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深刻的哲理幽思。小说以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为纬，以男女主人公廖麦和美蒂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为经，贯穿唐家、霍家、廖家的多重血仇编织出一个个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铺展开一幅幅具有强大生命张力的、野性充溢的多彩画卷：“在这片临海山地莽野上，人们自古以来就不嫌弃畜牲，相反却与人相依为命，甚至与之结亲。海边村子里只要上了年纪的人，谁说不出一两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谁不能指名道姓说出几个畜牲转生的、领养的、活脱脱降下的人名啊。有人是狼的儿子，有人是野猪的亲家，还有人是半夜爬上岸的海猪生下的头胎娃娃。海猪不是海豚，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类可爱水族，而只是这里的渔民才见过的稀罕物件：全身黢黑长毛，像母熊一样，以鳍为脚，慢腾腾走遍整个海滩，等月亮沉下时趴在一团茅草里生产。她在为一个一生守候鱼铺的老光棍生下惟一的子嗣。”这是何等饱满绮丽的想象，它感性恣肆的笔墨、神奇诡异的气氛使每一个执着理性阅读的人感到战栗。浪漫的情思和炙热的爱恨是当下所缺乏的东西，在讲实利的今天，匆匆忙忙的人们已经不懂得浪漫，已经丧失了去爱去恨的能力和心境，浪漫精神的缺失可能将成为人类精神中最大的匮乏，而固执己见的张炜满怀深情厚意在播撒浪漫：珊子对“俊美青年”良子怀有火热、纯洁、坚韧的爱与恨，“珊子记得清清楚楚，最初失去心上人的时日，正是一个秋天，是满泊乌鸦叫得最欢、林中野物胡蹿乱跳的季节。……无边的林子在当年是有威有势的，大树一棵棵上柱天下柱地，一个大树冠就能住得下野物的一家三代。地上溪水纵横葛蔓绊脚，一�长的小生灵们在草叶间吱哇乱跑，向闯入林中的生人做着鬼脸、打着吓人的手势。”张炜由野物世界的喧哗风情温馨和谐对比了珊子，“那会儿她发现自己真是孤单”。传说中美蒂是刺猬的孩子，是野地的精灵，她集大自然所有的奥秘、神奇与美好于一身：她有着金色的小蓑衣、如蜜的肤色，坚强勤劳贤惠，她对廖麦爱得单纯执着又火辣野性，她是张炜心灵世界对抗物欲横流的一道独特风景，“廖麦感受着妻子――其实他们这样日日相偎的日子只有十年，她每一天里都是他的新娘”，他们拥有爱情――“这个时代最为稀有之物”。只有那个小沙�对一切毫不知情，她不知道霍老爷的后代赖以庇护的山叉岛也将被天童公司开发，有多少人在为旅游业的未来欢呼雀跃，小沙�仍在古老的鱼戏中尽情唱着“我愿雷公轰天地，双双成灰在一起”！这个独角戏啊，令人愁肠百结！在那片大地上该隐匿着多少浪漫多少神秘爱恨呵？

是的，“大地”，“大地”即代表着大德载物，“大地”正是张炜的哲学，是他谛听自然、审视自我、警示人类的伦理观。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中国猛然遭逢了西方后现代精神中逃离都市、回归荒原的还乡之旅，脱离大地的陌生化迎合了人类情感对于母体――大地的依恋，包容一切苦难和悲欢的大地在男性期待中被诠释为“母性”的注解。投入地融入到心灵中的风情野地，亘古的农业神话和大地痴情涤荡着作家面对恶败的城市文明时沟沟坎坎的怨愤，他在土地的怀抱里获得新的生机，他的生命的拔节与大地上的万物一样健壮，野性、神秘、诗意盎然。“诗化构筑了人类栖居的本质”，张炜实践着海德格尔的非凡认识，无拘无束地放纵在心灵的大地之上，但是，因为珍视，所以毁灭才更加致命。毁灭就来自滋生柔情的珊子变成了珊婆，她的罪恶开始于她和渔把头在燃起的熊熊欲火中谋财害命、她和金矿主唐童师徒兼情人的畸恋，以及与脚上长蹼的毛哈的神秘血缘……这些都助长着这个精灵似的珊子在世风日变下变成了妖叉。更大的摧毁则来自美蒂，在巨大的经济利诱面前，她要把千辛万苦经营来的园子交给唐童开发，女儿也成了唐童的同盟，廖麦找不到强大有力的阻拦妻女的理由，难道，在一个现代耕作的“蛊”的年代，她们有什么错吗？即便找到了，一切也难以逆转！

而问题更为沉重的一面是，即便张炜在抛弃“古船”后多么渴望“融入野地”，我们还是能看到张炜从《古船》一路走来的对传统文化堕落一面的反叛。在《九月寓言》感性笔触的恣肆下，是张炜对宗法社会小村传统本身的愚暗、封闭、保守、偏狭、排外的理性认识和揭示，小村的恒在与自足的表象下的贫穷与愚昧已无法适应历史发展，面对强大的工业文化，只有野性和自在的小村是缺乏抗争性的，饥饿和贫穷本身更大程度上来自自然环境本身，那么多的乡村姑娘为了活着都纷纷成了矿区的媳妇。《家族》、《柏慧》中的苦难不仅来自自然的灾难，更来自传统人伦家族之间的仇恨、剥削和杀戮，这暴露了传统文化秩序非人的本质。《刺猬歌》也同样呈现了主体思想的混沌复杂，一个方面是执迷倾向农业文明、回归大地的形上的理想期待，一个方面是乡村大地的蒙昧和野蛮使得作家融入野地的理想大打折扣。所以，当张炜对野地的向往走向了极端，内心的矛盾也走向了极端，我们看到了作家主体内心痛苦的分裂，“廖麦的绝望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绝望，而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绝望，是对于大地、自然、乡土和人类本身毁灭前途的绝望”[9]，绝对的道德抵触和非理性迷狂暴露了作家文化思考的荒漠地带。

在传统文化守成与反叛、在现代文明批判与理性认同之间的价值困惑，是整个一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转型期主题。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乡土作家站在城市回望故土,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使得他的乡土情感也是分裂的、对立的、矛盾的，如贾平凹。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激荡着作家对乡村大地和传统文化的审美情感，但“对土地的偏执固守”因为失却了现实依据而无限悲凉；《秦腔》应该被充分肯定的是作家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我们不能否认向着野地的回归有可能是一种终极性的精神文化策略，以元概念的“大地”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或者说是执著于“还原”的理性思考，然而，对启蒙理性的虚妄回避、日趋加重的充满说教味的议论表征着小说家对市场化变革的隔膜和疑虑，对想象中被神化的“野地”的空洞迷恋，在质疑了一种“神化”的历史狂欢的同时其实也陷入了另一类“神化”。

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乡土浪漫派对传统的坚守最后简化成为“抗拒德性的蒙难”。庞大的现代城市对德性的戕害是人文知识分子所痛心疾首的精神悲剧事件。上世纪末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对近代以来的文化进程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认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肯定，例如某些伦理规范，但从谭嗣同开始的文化激进主义到五四一代激烈的反传统倾向，非常大的一个效应是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到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一套经济法则的实施给传统伦理以致命一击，新型的现代伦理价值观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正在建构，其负面功用是我们和西方一样遭遇到了空前的价值真空、社会失序、民族凝聚力丧失的厄运，其中在伦理嬗变中表现出来的文明范式中的非人性因素、人性的异化是审美主义者揭示的现代化的重要弊端。在西方反现代化的思想者的论述中，现代化罪恶昭彰，启蒙运动被认为逻辑地导向道德破产，善良、斯文、忠诚、爱、感激等都变得无关宏旨，人类只有走出现代的迷雾才能看到人性的曙光。艾恺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10]；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也警告说，如果历史的道路不改变进向，全世界的人类会在不自觉中就丧失了为人的品质，成为无灵魂的机器人。

“现代性”作为20世纪以来的“元话语”预示着现代精神的多层面需求，乡土作家在对现实过激的绝望和诅咒中表达了一个知识者不应放弃独立的理想与创造，一个作家应该时时保持对现实的警醒和距离，才能葆有“人”的体面，而道德坚守正是能够沿此前行的必由之路。正如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所揭示的，一般来讲，保守主义者常常是泛道德主义者，都有着强烈的道德声威及集成“道统”的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将道德看成是人类化的唯一必修课[11]。从《九月寓言》到《刺猬歌》，我们看到“德性的蒙难”引起的焦灼和愤激。《家族》以个体传奇性的抗争展示了先辈自由磊落、任性而为的人生图景永不再来，作家向“家族”的退守是为了倾诉家族遇到的不公，在包装家族的苦难中力证家族血脉的纯洁高贵；《刺猬歌》中廖麦对“现代化”事件的对抗、对工业化那么惊天动地的批判最终落脚在绝望于父仇未报而女儿竟“认贼作父”，特别是妻子在万不得已时背叛过感情，廖麦带着“爱、感恩和亏欠”的离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绝不同流合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具有道德主义清洁精神的张炜在自恋自虐中陷入了传统的道德“洁癖”。

德性的坚守在张炜这里并非单一，在作家笔下它与知性的坚守常常是统一的。朱里安・本达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价值体系的顶点”，他认为很多知识分子背叛了这种职责[12]。因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叙说普遍的价值，一旦知识分子赤裸裸地委身于世俗的热情，更可怕的是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使得精神的东西隶属于现世的东西，那么知识分子就背叛了自身的职责，他们所做的是取消人心的启蒙和批判意识的发展，促使人放弃个人的思考。在张炜这里，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德性的坚守。如果说汪曾祺、刘庆邦等以民俗文化为兴趣的浪漫派是立意世俗化、日常化的反文化倾向，以张炜为代表的一部分浪漫作家恰恰是在寻觅田野精神中张扬知性文化。这里我们要谈到张炜小说中那些孤独的知识者，如《家族》、《柏慧》、《外省书》、《刺猬歌》中的“我”、史珂、廖麦等，他们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偏执对抗破坏性开发。《我的田园》让我们看到了“葡萄园”的守护闪耀着人性的华美和知识者精神操守的坚贞，而《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中的桤明、淳于、赵一伦为自己背弃初衷、流于世俗而痛苦煎熬。这些独行者似乎就是作者的影像，张炜说：“我如果能像一个外人一样遥视自己，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像：一个人身负行囊，跋涉在一片无边的莽野之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奔赴和寻找，往前看正没有个终了……”[13]乡土流浪汉也并非张炜的独创，而是许多乡土作家笔下活泼泼的群体，包括知青、大义士、艺人、货郎、猎手、渔人、游医……，当然也包括张承志小说中的“蓬头发”系列。很有意味的是，作为作家笔下乡土大地的守卫人，他们常常是传统乡土伦理的僭越者，是传统人伦社会的打破者，他们或愤而离群或浪游异地，成为流徙的乡土流浪汉。或许，从“浪漫”内涵来讲，浪漫主义的背景就是一种自由精神，一种自在而为的独立意识，一种追求边缘行走的自主自觉，一种拒绝世俗的精神漫游――幸好还有文学，为我们留下了一块精神的自留地。

张炜笔下的乡土流浪汉可以说是乡村的“异类”。贾平凹、陈忠实、李佩甫笔下的乡村智慧者和“民生”息息相关，如《秦腔》中的夏天义、《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张炜的“乡下人”身上却显明是一种清高脱俗之气。张炜是乡土的，但尽管他营构着生灵鲜活的大地，他的文字却天生避嫌了真正的“泥土味”，他是最没有“农民趣味”的乡土作家，他的乡风乡俗也并非乡间人物土笨的眼睛和耳朵能够耳闻目睹到的，那是知识者以智慧对大地的聆听，由于带着理知，所以就少了份从容悠闲，凌空高蹈却并不空灵飘逸，像调门太高的音符，是渗透了心血的沉重的，有时也因了这份激越而显得过于高亢了。如廖麦，他以一腔热情固守的其实并非原生义的农耕文化，住在野地，“晴耕雨读”，给心爱的女人写一部《丛林秘史》，这个形象对于农耕文化并不带有普适性，并不秉承普通大众的世俗性，倒更接近于一个具有浓郁士大夫古典情调的“农场主”；他的一生是在追求自然性生存，绝望地反抗异化，但恰恰是他失去了“性自然”，他有太多知识者的性爱伦理观念。

张炜从《九月寓言》以来就在有意构造另一种农耕乡村，那种现代生活荒野化陌生化的诉求和归趋传统士子的潜意识其实已经割裂了作家主体的人格。我们看到，当作家欲以醇厚的乡土文化回归自然本真时，他们和真正的乡土渐离渐远，那种疏离和隔膜并不是由他们文本所热乎着的乡情所能寄怀的，因为在普遍的浮躁的文化失落中，怀乡主题的乡思是否发自深渊似的心灵倒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乡土浪漫作家一厢情愿的回首顾盼中是匪夷所思的哀怨和愤激，是莫名其妙地对于逝去的生活秩序的怀恋，是以不复存在的虚幻为浪漫，如果造作的、矫饰的、虚情的浪漫主义情绪控制了作者的审美自觉，乡土叙事可能沦为意义空洞俗滥的符号，成为伪感伤主义的廉价点缀，那未免亦为悲剧，一不小心，对传统的怀旧真的走到了文人所期待的相反的路径。其实，“知识者的‘土地’愈趋精神化、形而上，农民的土地关系却愈益功利、实际”[14]，一切关于乡土的诗意表述都难脱一个现实主义意义指向。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太深的逃世情怀，那种翩然行吟于人间烟火之外的乡土诗意栖居是不是在现代化实现之下的“后现代”语境才可能兑现？有学者认为“农村人口转移之日，也即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牧还草之时”，“数千年不堪重负的衣食乡土、实用乡土、功利乡土，才可能成为诗画乡土、精神乡土、审美乡土”[15]。现代性建构应该有其强大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自我淘汰功能，历史的进步或许不在于停下脚步蜷缩在原始的文明社会生活形态之中，而在于召唤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最佳的人性表现，而乡村中国的重负不可能是由农民来发掘的――我们毕竟明白“农民的中国”前行的迟滞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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