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辉

（中国戏剧家协会 研究室，北京 100039）

内容摘要：近三十年中国话剧的发展，可分为1978―1989年和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1978―1989年间，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继承，戏剧思想大解放，探索戏剧的大发展，出现了《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等优秀创作；90年代以来话剧发展却表现为“技术一流，表演二流，内容不入流”，其根本问题是戏剧文学的失落。与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发展情形不同，这三十年间的话剧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始终稳健、扎实，但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没有在戏剧界产生应有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话剧；三十年；戏剧创作；舞台演剧；戏剧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国话剧又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三十年的道路，既丰富多彩，又曲折多变；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忧虑。

中国话剧这三十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令人难忘、令人亢奋的岁月。话剧的春天真正来到了：

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继承，与以往不少“伪现实主义”划清了界线。出现了《丹心谱》、《于无声处》、《救救她》、《报春花》、《陈毅出山》、《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作品，以及老一辈戏剧家的《王昭君》、《大风歌》、《闯江湖》这样的优秀新作。而且，现实主义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新时期”舞台艺术经典――《狗儿爷涅�》和《桑树坪纪事》，《中国梦》似乎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戏剧思想大解放。从1981年至1988年期间，围绕“戏剧观”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几乎涉及到了戏剧艺术的所有领域。它虽然没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它冲破了“戏剧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藩篱，这不仅是戏剧观念的大解放，而且是戏剧本体的大解放，使戏剧恢复了它自身的本来面目。

探索戏剧的大发展。80年代初，以高行健、林兆华为代表，率先打出了“探索戏剧”的旗帜。他们合作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全国掀起了“探索戏剧”的浪潮。他们的探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终止了，然而，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来说，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第二个阶段，虽然有所发展，出现了《李白》、《死水微澜》、《商鞅》等优秀剧作，但总的趋势是多元无序，走下坡路，被史家称之为“‘黄金时代’过后的平庸年代”[1]。

奥运会期间，在互联网上看到，台湾有一网民对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作出这样的评论：“技术一流，表演二流，内容不入流。”这位网民的评论是否正确，笔者无意对其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借用“技术一流，表演二流，内容不入流”这三句话来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话剧的状况，是多么贴切。

在今日的戏剧舞台上，堪称“技术一流”是毫无疑义的。“表演二流”，也符合舞台的实际。当下，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们，有谁能同于是之、刁光覃、朱琳相比？其实，表演“二流”也罢，“三流”也罢，对戏剧的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内容不入流”。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内容不入流”，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戏剧创作的总体来看，根本的问题是戏剧文学的失落。

文学是戏剧的生命。没有好的文学剧本，就不可能有好的舞台艺术。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是靠契诃夫起家的。所以，焦菊隐说：“丹钦科称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剧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2]同样，如果没有郭（沫若）、老（舍）、曹（禺）的剧本，就不可能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辉煌，就不可能产生焦菊隐导演学派。文学，对表演艺术来说，也是如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契诃夫的作品中，对演员的文学要求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和意义”[3]。何止是契诃夫的作品？郭、老、曹的作品对演员的文学要求，不也是要“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和意义”吗？如果没有程疯子、王利发这样经典的文学形象，没有于是之对这些形象的深刻领悟、体验和出色的体现，他就不可能成为表演艺术大师。

可见，戏剧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剧院、一个导演、一个演员的命运。

由于戏剧文学的流失，使戏剧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近些年来，在戏剧舞台上很难见到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苦和乐、悲和喜、思和想的作品。为了迎合少数人的趣味，一些“戏剧人”一味地玩技术，玩形式。戏剧的圈子越来越小，使它逐渐走向“贵族化”。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内容不入流”、“表演二流”的境况下，居然还设置了名目繁多、各种各样的奖项。个中的弊端，正如《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的《绪论》所指出的：“体制内的种种戏剧评奖和汇演活动，对戏剧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说百无一利，但它很快就变成了装饰政绩的手段。当局花大钱搞‘工程’戏，争‘名利’、要‘政绩’，使戏剧的创作和评价都体制化、组织化，失去艺术的独立性，便发生卢梭所说的‘趣味的腐化’。”[4]

在这一阶段里，为什么会从“黄金时代”走向“平庸年代”？其原因，上面提到的《绪论》作了精辟的分析：“‘八九’政治风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极左僵化势力卷土重来，‘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5]。虽然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完全止步，但政治改革滞后与不规范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整个社会‘物质化’、‘平庸化’，在文化的艰难转型中，信念淡漠，价值混乱，虚假与平庸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专事解构启蒙理性与现代意识的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学、新左派乘势而来，对这些消极现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样板戏’重新登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既说明极左思潮的抬头与落伍者的‘恋旧’，也说明艺术创造力、想像力的贫弱。年轻人则是‘玩’它的物质外壳，或借以调侃‘红色经典’。无疑，这一切对于亟需精神自由和高度创造力的戏剧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一个只盯着‘钱’和‘权’、没有了‘梦想’和‘诗情’的社会，怎么会有好的戏剧产生呢！因此，总体说来，1990年代是戏剧精神萎缩、舞台虚假繁荣的时代。”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以上谈的主要是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发展的状况。

在这三十年中，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领域，这就是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它的发展道路，却与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情况完全相反。它走的是一条稳健的、扎实的，逐渐深化、不断繁荣的道路。

田本相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中国现代的戏剧理论批评也随之诞生和演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历史发展并非是那么平衡和谐的，戏剧创作发展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戏剧理论批评也随着成熟起来。当我们对戏剧理论批评史的资料作了也许不够广泛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它的基础是相当孱弱的。如果把戏剧理论批评视为戏剧发展的一翼，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话剧的这一翅膀是残缺的。”[6]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里，他指的是现代戏剧理论批评的状况。然而，当代戏剧理论批评又如何呢？从“新时期”以前的近三十年的历史来看，戏剧理论批评更是“残缺的翅膀”。像陈瘦竹、焦菊隐那样坚持真正的戏剧理论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像具有戏剧历史研究价值的“第四种剧本”的争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但是，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中，无论是真正繁荣的80年代，还是“虚假繁荣”的90年代，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的情况，大有改观。由于从事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以田本相、董健为代表的“学院派”（是指把戏剧理论与历史研究引入学术的殿堂，提升到学术的高度的研究学派）的崛起，使戏剧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198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颁发了“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是一个创举，使戏剧理论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以后再没有第二次了。

这次评奖的范围，是从1979年至1983年出版的戏剧史、论著作。从这五年出版的129种戏剧史、论著作中，评选出了24种获奖著作。话剧研究获奖著作有9部：《焦菊隐戏剧论文集》，获“优秀戏剧理论著作奖”；《论戏剧性》（谭霈生著）、《西欧戏剧史》（廖可兑著）、《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戏剧理论史稿》（余秋雨著）、《论悲剧与喜剧》（陈瘦竹、沈蔚德著）、《〈茶馆〉的舞台艺术》（蒋瑞、苏民、杜澄夫编）、《曹禺剧作论》（田本相著）、《编剧理论与技巧》（顾仲彝著）获“戏剧理论著作奖”。这些获奖著作显示了“新时期”初期话剧研究的初步成果。

接着，1995年，由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一些从事戏剧研究的有识之士发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夏衍、曹禺、吴祖光等老一辈戏剧家出席了会议。陈瘦竹致开幕词，曹禺、王瑶发表重要讲话，对话剧创作及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次会上，还正式成立了“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以后还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颁发了论文和著作奖。还编辑出版了会刊《中国话剧研究》。

这一“奖”一“会”，对中国话剧的理论研究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十年来，在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空前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百年话剧史研究，硕果累累。

在谈话剧史研究成就之前，首先应该谈一谈话剧研究的“基础工程”的建设。

“文革”后的文化园地，一片废墟。资料的匮乏，成了学术研究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出版部门通力合作，白手起家，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话剧史的资料。戏剧作家作品有：《田汉文集》、《欧阳予倩全集》、《洪深文集》（再版）、《曹禺文集》、《郭沫若剧作全集》、《夏衍剧作集》、《阳翰笙剧作集》、《老舍剧作全集》、《丁西林剧作全集》、《陈白尘文集》、《阿英剧作选》、《于伶剧作集》、《李健吾剧作选》、《吴祖光剧作选》、《宋之的剧作选》，和《中国早期话剧选》、《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焦菊隐文集》等等，以及许多外国名家的戏剧作品。话剧史研究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剧作家郭沫若、曹禺、田汉、老舍、夏衍、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阿英、陈大悲等人的研究资料专集；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主编的《中国话剧艺术家传》，收入了八十多位戏剧家的传记；以及《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再版）、《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等。这些研究资料的编辑出版，为话剧史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值得在话剧史上记上一笔。

在资料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话剧史研究著作，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部，蔚为壮观。

大型的、颇有影响的话剧史著有：《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陈白尘、董健主编，1989）、《中国话剧通史》（葛一虹主编，1990）、《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主编，1993）、《中国话剧百年图史》（田本相主编，2007）。最近推出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董健、胡星亮主编），也必将引起戏剧研究界的注目。

如果说《中国话剧通史》或多或少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那么，《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中国话剧百年图史》和《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就明显地脱离了“戏剧从属于政治、戏剧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戏剧思维模式，从戏剧本体自身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某些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对中国话剧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当然，话剧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背景，但在上述四部史著的论述中，只是作为“历史背景”而已。

其他许多史著，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话剧发展的历史，显示了它们的学术价值和各自的特点。如：

胡星亮的《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从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中，来探研中国话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道路；

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胡星亮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从戏剧思潮的演变，来阐述中国话剧发展的某些特点；

焦尚志的《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总结它在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化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宋宝珍的《残缺的戏剧翅膀---- 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从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研究中国话剧理论批评的某些成果及其整体的“残缺”；

黄爱华的《20世纪中外戏剧比较论稿》，其中，关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戏剧的比较研究，是她多年研究的成果；

还出现了对话剧史研究的研究的史著：《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田本相、焦尚志）以及《曹禺研究五十年》（潘克明）、《田汉研究指南》（田本相、焦尚志等）、《郭沫若研究概述》（黄侯兴）之类的研究“指南”性的著作。

对中国当代话剧史的研究，是90年代初开辟的新领域，除上面提到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外，还出版了《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高文升主编）、《中国当代话剧论稿》（倪宗武著）、《中国当代戏剧史纲》（王新民著），《新时期戏剧述论》（田本相主编）等。

从90年代以来，对港、台、澳戏剧史的研究，填补了中国话剧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先后出版了《台湾现代戏剧概况》（田本相主编）、《澳门戏剧史稿》（田本相、郑炜明主编）、《香港话剧史稿》（田本相主编）。

此外，《解放军戏剧史》（郑邦玉主编）的出版，填补了戏剧史研究的又一空白。

二、 话剧作家作品研究，盛况空前。

在话剧史的研究中，话剧作家作品研究走在最前列。这是正常的。三十年来，如果没有对话剧作品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话剧史研究的辉煌。这正是符合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规律的。

话剧作家作品研究，在整体话剧研究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曹禺研究――《曹禺剧作论》、《曹禺传》（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田本相、刘一军），《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曹禺评传》（胡叔和），《曹禺论》（孙庆升），《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金线与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焦尚志），《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马俊山），以及《曹禺研究》丛刊等；

田汉研究――《田汉传》（董健），《田汉评传》（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论田汉的剧作》（陆炜），《田汉评传》（何寅泰、李达三），《田汉剧作浅探》（马焯荣），《田汉年谱》（张向华），《田汉评传》（刘平），以及《田汉研究》丛刊等；

郭沫若史剧研究――《郭沫苦史剧研究》（黄侯兴），《郭沫若史剧论》（田本相、杨景辉），《沫若史剧论》（吴功正）等；

夏衍研究――《夏衍的文学道路》、《夏衍的艺术世界》（陈坚），《夏衍戏剧创作论》（王文英），《夏衍传》（会林、绍武），《夏衍传》（陈坚、陈抗）等；

对其他剧作家的研究有：《陈白尘创作历程论》（董健），《老舍剧作研究》（李振潼、冉忆桥），《洪深传》（陈美英、宋宝珍），《吴祖光悲欢曲》（许国荣、张洁），《宋之的评传》（尹骐）等。

三、舞台艺术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两大导演，一是焦菊隐，一是黄佐临。素有南“黄”北“焦”之称。

焦菊隐为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创造的两大经典――《茶馆》和《蔡文姬》，分别产生于1958和1959年。一些有识见的戏剧家对它们大加赞扬，但却遭到极左势力的破坏和摧残，使它们抬不起头来。焦菊隐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后被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之中。

奇迹出现了：焦菊隐和北京人艺的辉煌却发生在80年代。1980年，《茶馆》应邀赴西欧演出，在话剧的故乡引起轰动。从此，北京人艺走向了辉煌的顶峰。因此，对焦菊隐和北京人艺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主要研究成果是：《论焦菊隐导演学派》（苏民、左莱、杜澄夫、蒋瑞、杨竹青）和《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于是之、王宏韬、田本相、何西来、杨景辉、顾骧、童道明），还有《探索的足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执行编委杨景辉、王宏韬）、《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邹红）等。

还出版了一批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研究有关的著作：《于是之论表演艺术》、《演员于是之》（王宏韬、杨景辉编），《〈茶馆〉的舞台艺术》（蒋瑞、苏民、杜澄夫编），《〈蔡文姬〉的舞台艺术》（苏民、蒋瑞、杜澄夫编），《〈龙须沟〉的舞台艺术》（蒋瑞编）等。

焦菊隐于1975年在“文革”中含恨离开了人间。因此，在他生前无法全面总结他的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他的演剧学派，是后人根据他的全部理论和创作实践，经过深入的研究、梳理，使其系统化，成为完整的演剧学派学说，得到国内外戏剧界的认同。

黄佐临的命运比焦菊隐要好得多。

他研究、蕴酿已久的“写意戏剧观”，于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使处于封闭状态的戏剧界人士耳目一新。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激烈而消亡了。然而，他是“文革”后的幸存者。他在有生之年，抓住机遇，继续深入研究他的“写意戏剧观”，发表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来希特戏剧观比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于1990年出版了《我与写意戏剧观》（江流［张郁］编），全面论述了他的“写意戏剧观”；同时，他还创造了“以简练、空灵的舞台图像，将物境、情境、诗境合而为一，究微索妙又纵任无方，以象尽意又超以象外，游心所在，独辟境界，传达了编导者的生命情调和对生命力的深切领悟，充分地、生动地表现了写意戏剧以形写意、寓意于象的典型特征”[7]的“中西文化交融之成果”――《中国梦》。因此，正如笔者于2004年写的《戏剧本体的解放――关于20世纪80年代“戏剧观”的争鸣》一文中所指出的：“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及其在这种‘戏剧观’指导下导演的‘写意戏剧’，在当代中国剧坛上独树一帜，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演剧学派。”[8]

佐临演剧学派的问世，引起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于1990年出版了《佐临研究》一书，收入了黄佐临、童道明、余秋雨、丁罗男、林克欢、康洪兴、李家耀、孙浩然、黄宗江、黄菊芹等人的文章，从不同侧面对佐临的“写意戏剧观”及其演剧学派，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但与对焦菊隐研究比较起来，显得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于焦菊隐和黄佐临演剧学派的研究，对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焦菊隐、黄佐临演剧学派研究和“戏剧观”争鸣的不断深入，还出版了《戏剧观争鸣集》（一）（杜清源编）、《戏剧观争鸣集》（二）（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编），《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高行健），《高行健戏剧研究》（许国荣编），《〈绝对信号〉的艺术探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绝对信号〉剧组编），《林兆华导演艺术》（林克欢编），《徐晓钟导演艺术研究》（林荫宇编）等。

上述所有著作，无论从它的广度或深度，都显示了舞台艺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要谈的是戏剧理论的研究。这一方面，虽然涉足者较少，但也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除“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获奖著作外，影响较大的有陈瘦竹的《戏剧理论文集》，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还有《戏剧美学》（朱栋霖、王文英），《话剧艺术概论》（谭霈生、路海波），《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周宁）等；

关于悲、喜剧研究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喜剧论》（胡星亮），《悲喜剧引论》（赵康太），《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研究》、《三十年代喜剧文学论稿》（张健）等；

关于外国戏剧研究的著作有：罗念生的《论古希腊戏剧》和孙家�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其中的力作；其他还有《莎士比亚引论》（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莎士比亚绪论》（王佐良），《西方演剧史论稿》（吴光耀），《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卞之琳），《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赖伯疆）等。

综观三十年来戏剧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话剧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一页。然而，由于“至今在中国戏剧界依然有着忽视理论、轻视理论的现象，戏剧批评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9]，因此，这些“学院派”的研究成果，在戏剧界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在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实践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话剧的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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