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随笔】丁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圈子”(以往的“流派”)文艺也是阻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殊不知,文学艺术批评的本质与精魂就在于它永远忠实于对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阐释,它的天平永远倾斜在艺术的真理一端,而不受任何亲情和友情的干扰。
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形式中国古来有之,而其系统的理论模式却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历经百年的磨洗,至今在中国文学与艺术的运动中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漂移和改变,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我们跨越了从封建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过程,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始终都没有走出“颂歌”与“战歌”模式的怪圈,即便是当下充满着铜臭味的商业文学艺术批评,也正是利用了“颂歌”的批评模式,肆意将交易的利润无限扩大化,导致了全社会对文学艺术批评的不屑与践踏。
查阅了几本英文工具书,发现“批评”和“评论”的词根是在同一个词条下的,我选择了三种,其表述是:critic 批评者、吹毛求疵者(文学、艺术或音乐作品等的批评家、评论家);critical 吹毛求疵的、批评的、评论性的、达到临界状态的;criticism 批评、指责、非难,批评意见,指责的话。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批评是涵盖一切评论的,换句话说,评论也是包含着批评的职责的。而我们的批评与评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将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偷换掉了。我曾经把近60多年的中国批评和评论分为“战歌”与“颂歌”两种模式,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这样的批评呢?
反观“十七年”的文学艺术界兴盛起来的“战歌”批评模式,其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规训,这样的批评模式一旦蔓延开来,那就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一场灾难,则更是一场文化的劫难。可以看出,几十年来经由文学而引发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最大的一次就是“文革”,所以这就形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潜规则,变“批评”的内涵为:凡是上纲上线的问题,凡是涉及到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凡是牵扯到意识形态的问题,统统归于这个词条之下。“批评”已非文学艺术评论活动的专有名词,它一定是有背景的,有来头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为文学艺术的一种禁忌,所以作家和艺术家们一看到这个词的出现就会胆战心惊。这样的“批评”一度成为某些所谓批评家捞取政治资本向上爬的阶梯,成为“棍棒”的代名词,批评界至今仍然躲避着这个词语,虽然改革开放年代以来不断对“批评”进行正名,似乎将“批评”从政治的压迫中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一俟政治文化生态气候有所变化,这样的“批评”立马就会死灰复燃,许多靠此发达的“批评家”无须变脸就可以锣鼓开张、粉墨登场了。
是的,我们需要的是正常的批评,指陈文学艺术作品中林林总总的思想缺陷和艺术失误,只要不是人身攻击,亮出你的批评利剑,大刀阔斧地驰骋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上,用学术和学理的手术刀来摘除文学艺术体内的毒瘤。保持一个“吹毛求疵”批评者的本色。当然,批评需要激情,但前提却是需要坚决杜绝那种极左的“大批判”的批评文风,使批评回到正确的学术与学理的轨道上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温和的批评术语“评论”的频繁出现,毋庸置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评论”已经基本替代了“批评”,亦正是对共和国前 30 年“批评”的政治恐惧心理反抗的表征,人们开始规避和逃离严肃的批评,于是,文学艺术界就充斥着对一切作品的褒扬,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改变,那就是在一片颂扬声后,添上一笔掸灰拂尘似的“批评”,指出作品中的一个几乎无关痛痒的小瑕疵,就算是功德圆满的“批评”了。这种风气一俟遇到适合的生存环境,便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严重危害着文学批评的声誉。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以降,阿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竭尽了吹捧之能事,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皆因许多评论家闻到了“评论”的铜臭味,尤其是艺术评论的吹捧更是令人咂舌,其背后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的金钱交易是不言而喻的,看一看艺术品市场的乖离现象,假的说成真的,丑的说成美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凡此种种,难道没有评论家的一份功劳?文学评论家们可以不看原作,只读内容简介,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出一大篇评论文章,已不足为怪了。诗歌“评论”更是屡屡突破思想和艺术评价的底线,这种道德的沦丧,已然使评论蒙羞。“评论”失去了“批评”的锋芒,跪倒在消费文化拜金主义的裙下。没有非难、没有指责、没有吹毛求疵,文学艺术就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的文学艺术是失重的文学艺术。当文学艺术批评成为作家作品的吹鼓手,成为金钱的奴仆,死亡的不仅仅是批评本身,它连同文学艺术一起走进坟墓。
我们倡导正常的文学艺术批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最难的还不是面对文学艺术的强权与堕落敢于说“不”的勇气,如果能够面对自己的朋友和亲人的创作也可以戳痛他的痛处,那才算得上是“真的猛士”!犹如别林斯基临死前对自己培养起来的作家果戈理的严厉批判才是批评的最伟大的范例,当这位讽刺作家在1847 年发表了一本欲求恢复农奴制和沙皇统治的小册子《与友人通讯选粹》时,引起了别林斯基巨大的愤怒和反弹,他在病入膏肓的最后日子里奋笔疾书,痛击果戈理“背叛真理、出卖光明!”他在 1847 年 7 月15 日撰写的《致果戈理的公开信》中义正辞严地宣称:“以宗教作掩护,皮鞭为倚恃,虚伪与悖德被当成真理与美德来宣扬的此时,我不能缄默。”别林斯基为何如此激动、如此愤慨?就是因为一个批评家的批评良知和职责让他不得不对自己昔日批评的“优秀成果”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不能在人民的痛苦和思想的真理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批评家,于是,我才为中国的批评悲哀:满眼的“评论”覆盖了大地,却不见“批评”的踪影。由此我联想到的则是,如今中国的批评恐怕更缺乏的是那种对自己同党、同派、同宗、同门、同仁的批评,“党同伐异”易,“挞伐同党”难!
我们已经失魂了几十年,如果再不恢复文学艺术批评的批判功能,我们就不能再行批评之实。当然,我们既不要“狼嚎”式的“战歌”批评,也不要“莺啼”式的“颂歌”批评,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科学知识体系的批评和评论,不做规训在政治指挥棒下的吠者,亦不为带有宗教色彩、放弃怀疑批判精神的批评张目,应该是每一个批评者遵循的批评法则。
(原文刊于《文学报》)
(江苏文学,江苏省作家协会官方微信,201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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