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魔幻意象的创造
发表时间：2010-05-10阅读次数：533
内容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在建构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进程中，创造了诸多饱含意蕴的魔幻意象，成为此时期中国作家表达对现实和人性思索的有力翅膀和艺术营构的焦点之一。这些魔幻意象不仅同中国多民族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密切相联，而且在小说文本中具有象征性、诗性特征和文化意蕴，表明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在叙事进程中审美意识的觉醒，为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的民族化、诗化作出了重要的审美贡献。
关键词：魔幻意象；审美创造；诗化
意象作为一种心灵化的图景，是艺术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与启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在建构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进程中，创造了诸多饱含意蕴的魔幻意象，这些魔幻意象不仅成为此时期中国作家表达对现实和人性思索的有力翅膀，而且也往往成为他们艺术营构的焦点之一。
神奇世界与信仰世界中的审美创造
意象是“意”与“象”的审美结合体。就20世纪80、90年代许多颇具魔幻色彩的中国小说而言，其魔幻意象中的“意”并无什么魔幻之处，因为它们较多地指向了对民族传统和现实社会的阐扬与批判以及对人性的考量与思索，而魔幻意象中的“象”则往往成为这些小说魔幻性的根基，因为正是独特而魔幻的“象”才使得这些意象真正地魔幻起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构成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魔幻意象中魔幻性的“象”，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作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神秘事象；其二，源自对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信仰世界的神奇再现。
辽阔而复杂的中国大地，蕴藏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事象，形态各异的地域景观成就了作家笔下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取诸于此的魔幻意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那样的神奇而具有魔幻色彩，但是现实中的商州何尝不是同样的神秘与诡异：雄伟的山岭与蜿蜒的河流交叉，亚热带与暖湿带的气候过渡，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滋养，秦楚文化的交流融会，“魔掌”般的山地地形都使其蒙覆了一层神密的面纱。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其小说中取于这商州现实的“狼”意象。同样，韩少功笔下的诸多魔幻意象也是对湘西现实的变形、放大。例如，在《爸爸爸》中，那个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臭满一山，三日不绝的蜘蛛就是来自于现实并对现实变形与夸张的魔幻意象。莫言笔下晶莹剔透的“红萝卜”，晃成血海的“红高粱”意象，郑万隆笔下的“黄烟”、“陶罐”意象，张炜小说《古船》中那个“古船”意象，郑义小说《老井》中的“老井”意象，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中的浑身火红的狐狸意象等等，它们既是魔幻的，但又是来自于作者所熟谙的现实。
然而，正如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一样，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的魔幻意象很多也是来自于对信仰世界的表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滋养了不同的信仰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兴趣聚焦于此的时候，他们小说中的魔幻意象就不能不从这些神秘的信仰世界中汲取养分。在20世纪80、90年代以藏族地域风情与神秘文化为观照对象的作家中，这一特征更加鲜明，他们作品里的魔幻意象更多地是取自于自己的信仰世界――在那里信仰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信仰世界就是藏民族日常世界的重要部分。例如，被誉为西藏的《百年孤独》的小说《西藏，隐秘的岁月》，其中的许多魔幻意象就取自于藏民的信仰世界。小说中那个曾让几代次仁吉姆顶礼膜拜、终生为其供奉的隐居于山洞中的高僧，其实就是存在于藏民信仰世界之中的一个神话符号。高僧被后来的年轻的女医生证实为是一具年代久远并且已经成为化石的男性骨架，这样的一副骨架是不可能为察香超度亡灵，也不可能在年轻的次仁吉姆身边说话和显出自己的形状，但是在藏民的信仰世界中这种不可能的现象却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事实。
然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所塑造的魔幻意象更多还是现实世界与信仰世界的融合，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仅许多事象都与人们的信仰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些现实事象也是激发和唤醒人们信仰世界的刺激性因素。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许多魔幻意象，就是这样的现实世界与信仰世界的结合体。且不说《爸爸爸》中那好淫好色的“蛇”的意象，是湘楚现实世界（蛇可以说是这块多山的土地上较为常见的动物）与信仰世界（认为蛇喜好女色）的双重体现，也不说《怀念狼》中那个时而显现人形时而露出狼性的“狼”意象是北方民族原始狼图腾的观念与北方现实的有机融合，仅只是《白鹿原》中的“白鹿”意象就很鲜明地体现了魔幻意象的这一特征。白鹿并不是陈忠实虚构出来的一个意象符号，它是现实中真实存在一种动物。这个曾经真实存在过而又濒临灭绝的动物，在《白鹿原》中被描写得颇有几分魔幻色彩，这魔幻色彩并不仅仅来自于白鹿莹亮剔透的外形以及倏忽而逝的动作，其更具魔幻色彩之处在于文本对白鹿所做的神话式处理。这个白鹿原上具有特殊魔力的精灵，所到之处一切害虫灾兽全都悄然毙命，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白鹿经过之后“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白鹿这种颇具魔幻色彩的特异功能，是来自于人们的信仰世界的。自古以来，白鹿在人们的信仰中就是吉祥与平安的化身，在史书《应瑞志》和《物异考》中都把白鹿作为吉祥的瑞兽，或将它的出现看作是国泰民安的象征。现实中白鹿的特异形状以及来自于人们信仰世界中的超凡功能，在陈忠实的笔下已被勾绘成为一个美仑美奂、神秘奇特的魔幻意象。
魔幻意象的类型分析
在20世纪80、90年代颇具魔幻色彩的小说中，魔幻意象并非作者故弄玄虚的艺术游戏，而经常是整个小说叙事进程中一个密不可分的构成元素。正是由于魔幻意象的参与，这些小说的叙事才显得神奇而具有趣味，同样，也正是由于魔幻意象群落的存在，这些小说的主题才显得隐曲而意蕴深广。依据魔幻意象在小说叙事中所具有的功能、它与主题的切近程度以及魔幻意象自身的特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主题型魔幻意象和烘托性魔幻意象。
作为主题型魔幻意象，主要是指这种类型的意象与小说的主题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构成主题的魔幻意象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它们在小说中多次重复出现，这种反复出现的恒常意象能够从多个层面凸显主题的丰厚意蕴。由于与文本主题的切近程度不同，我们又可以将主题型魔幻意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主题型魔幻意象是其本身就构成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有着许多构成文本主题的魔幻意象。《爸爸爸》中那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头“丙崽”，阿来笔下具有超乎常人智慧与洞察力的“傻子”，冯骥才《神鞭》中主人公傻二头上那出神入化、惊天地泣鬼神的“辫子”等都是关乎小说主旨的意象。这种构成小说文本主题的魔幻意象因其出现的反复性与恒常性而可以称为文本的核心意象。它不仅能够使文本在整体上浸润在浓郁的魔幻氛围之中，而且小说文本往往也是围绕着这一核心意象来进行审美创造，其所蕴涵的价值与象征意义往往会具有一种隐秘的含义，成为一种对主题潜在而深刻的暗示，因而也成为我们解悟小说文本内涵和主旨的关键所在。对贾平凹作品中最具魔幻色彩的小说《怀念狼》题旨的理解，就很难脱离其中的核心魔幻意象――狼。狼在文本中是名副其实的主题意象，贾平凹通过这个亦兽、亦人、亦神的狼意象，隐喻了文本的重要主旨：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主义渴求，对狼的充沛能量与活跃生命力的“赞美”，表明作者对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人性异化、人类的生存困境批判与反省的同时，也传达了对人性复归健康、自由、和谐发展的向往。文本所呈示的多重意旨，都是凭借着狼这一既具象又抽象的魔幻意象来达到的。与本身即是文本主题的魔幻意象不同，另一类主题型魔幻意象并不构成文本的重要主题，但是它却与文本主题有着一定的联系或者它寓含的意义成为文本的多个主题之一。这类魔幻意象尽管并不直接构成文本的重要主题，但是由于这种类型魔幻意象的存在，小说文本的主题往往会变得具有多义性，它们的存在对主题的表现与理解有明显的辅助作用。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就属于这一类型的魔幻意象。在《白鹿原》中，作者对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慕恋是文本表现出的明确价值取向，而作为这块地处僻壤，闭塞保守大地上精魂的白鹿，正体现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白鹿在文本中有着和儒家“仁义”精神一样的神秘功效，它是祥和、幸福与美好的化身，白鹿经过之后能够为人们驱除灾害带来福祉。白鹿在文本中就是儒家“仁义”精神的化身。
在20世纪80、90年代颇具魔幻色彩的小说中，更多存在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魔幻意象――烘托型魔幻意象。与主题型魔幻意象不同，烘托型魔幻意象并不直接构成文本的主题，而且它们也与文本主题没有太多的干系。此类魔幻意象出现在文本中，恰如散落在文本叙事中一朵朵鲜艳夺目的小花，在不经意间的绽放中烘托出一种魔幻氛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中因为嵌入了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光彩的红萝卜意象而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情调，而《球状闪电》中那个脱胎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巨翅老人的老头，韩少功《鞋癖》中那些无端地一直持续了多年爆炸的碗、灯泡、玻璃，《白鹿原》中那个象征着田小娥不散阴魂的翩翩飞动、飘飘闪闪的雪白飞蛾，都是颇具魔幻意味的烘托型意象。正由于这些烘托型魔幻意象的存在，这些小说才能穿越现实意义的局限而使读者领悟到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所带来的丰厚意蕴。此类烘托型魔幻意象尽管与文本的主题的关系不太密切，但是他们绝不是文本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作者所苦心营构的与整个文本融为一体的审美元素，是整个文本叙事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在主题周围的文本有机体之一部分。此外，由于此类魔幻意象大多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能够加强文本的民族情调和地域文化色彩。
魔幻意象的美学透视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魔幻意象是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存在，具有颇为重要的美学功能和审美价值。我们可以从魔幻意象的象征性、魔幻意象的诗性特征以及魔幻意象的文化意蕴等几个层面来透视其重要而独特的美学特质。
首先，与文学中的其它意象一样，魔幻意象较多的时候是一种象征性的意象。无论是主题型魔幻意象还是烘托性魔幻意象，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隐喻性，换言之，魔幻意象大都是象征性的。魔幻意象本身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思想、情感与意志的中介，一种如庞德所说的“光芒四射的中心或光束”，“从它之中，通过它，进入它，种种思想源源不断地喷突奔涌”[1]。这源源不断喷突奔涌而出的思想，是由魔幻意象的象征性所带来的。魔幻意象的象征性要求我们在对其进行分析时绝不能仅仅滞留在意象本身的具体所指上，因为在这些意象背后有着因象征而引发的深层寓意，能够为我们提供具体意象之外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许多魔幻意象就承载着具象之外的深刻寓意。例如，《棋王》中主人公迎战九位高手时的意象化描写就颇具象征性。“刘邦”、“项羽”、“士兵”等这些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具象经由“我”的幻觉组合、挪用而成为这场象棋大战生动而魔幻的象征。《老井》中的“井”的意象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它将现实生活与遥远中国的过去连接起来，揭示了一种生活中的苦难以及人们在苦难中的生存意志。《三寸金莲》中“三寸大的小脚丫子，比烟卷长的有限”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与魔幻意味的“金莲”意象，则是人性遭受摧残与扭曲的象征。张炜的小说《古船》中那条从芦青河道出土，残缺不全，锈迹斑斑的古船，则是邈远深邃的民族历史之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身影。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这些意象，不仅具有浓郁的魔幻色彩而且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蕴。魔幻意象的象征性，首先能够给小说文本带来深刻的哲理性。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是对人性、世界、存在的不断探寻与追问，其最高境界在于不仅能够给人带来艺术的审美享受而且能够给人以哲理性的启悟。但是，与哲学的理性思辨不同，文学（尤其是小说）对人生和世界的反映与追问有其自身特有的方式与逻辑，是充满感性的形象表达。魔幻意象在小说文本中往往能够承担着文学的这种表达方式，它以具体、生动和神秘的形象免除了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表达，而将诸多的哲理与人生命题隐喻在具体、感性且充满张力的意象之中。这正如康德所说的，“它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2]
魔幻意象的象征性，不仅能够在思想上增加文本的意义深度，而且在艺术上也能够使小说文本超越现实与时空。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一切好小说都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3]20世纪80、90年代许多颇具魔幻色彩的中国小说是直指现实并积极介入现实的，但是它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过于注重对现实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描写，强调人物和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的局限，而将现实投放到虚幻、神秘的氛围之中加以表现。魔幻意象对现实的虚化、幻化和神秘化，能够使小说文本的意义指向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肤浅记录和反映，而是将其引入到现实之外更为阔大的意义之地，同时，魔幻意象的象征性所带来的现实虚化也能使小说文本超越现实具体时空的限制，从而获得一种超越历史时间、地域局限的艺术效果。以《小鲍庄》为例，我们能够看出魔幻意象的这种超越之境。王安忆的这篇小说尽管仍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但是其中的一些魔幻意象却逼迫读者去挣脱现实具象的拘束，对隐藏在现实背后的形而上世界去作超越时空的艺术思索。小说的“引子”和“还是引子”两章中的洪水意象使其开篇就笼罩着鲜明的神话色彩和魔幻氛围。洪水意象不仅使文本具有魔幻色彩，它颇似《圣经》的创世意象同时也将文本的具体历史时空引向了一个阔大的境地，洪水过后，“不晓得过了多久，像是一眨眼那么短，又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洪水意象所带来的邈远而深邃的超时空感受，令历史在这里凝固，同时历史又在这里被无限地放大。时空界限的模糊与消失，使过去与现在，历时与共时交错并置、互相渗透。不仅如此，洪水意象所象征的原罪意识，也牵引着我们对小鲍庄居民种种生存困境原因的思索从现实社会中荡开，“小鲍庄居民所处的困境，无法归罪于社会上的某种原因，也无法归罪于他们个人的品质”。“这段引子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而是对整部小说的一种观照，它不仅介绍了小鲍庄的来历，更重要的是成为小鲍庄人的命运的一种象征”。[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魔幻意象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所带来的象征性更多是一种多义的象征性。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的世界的表现模式”[5]。如果以此作为文学艺术表现事件与世界的恰当标准的话，那么魔幻意象无疑就是这一特殊表现模式的有力体现者。因为，魔幻意象的象征性既保证了小说文本对世界是一种艺术探询的同时，也保证了这种探询更切近于真理，魔幻意象象征性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相对性、怀疑和探询的小说精神是一致的。所以，魔幻意象在其形态上是具体的，但是它所包蕴的意义和情感却是模糊的，魔幻意象的模糊性构成了其多义性、相对性和暧昧性的内在依据。而魔幻意象的象征多义性，使文本在读者阅读视野中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例如，“傻子”这一魔幻意象在《尘埃落定》中就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指向的喻体。深受藏、汉双重文化背景滋养的阿来，正是通过这一魔幻意象来表达对土司文化的多重思考。“傻子”是麦其土司与汉族女人媾合的产物，这是两种文化与文明的结合体。在外来文化（汉文化）与本土文化（土司文化）交锋与对话的过程中，“傻子”生理与性格的两极可以说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镜像，是两种异质文明的喻体。然而，这只是傻子意象象征性的一个层面。对于一个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来说，阿来在反思与质疑土司文化疯狂与“吃人”本质的同时，也不由自主表现出对藏文化没落的悲悯与喟叹，这主要在阿来对汉文化负性影响的反思中表现出来的。傻子在边境开放市场既带来了汉族的一些新式武器和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罂粟、妓女和梅毒。而且正是这罂粟、梅毒等的大量传播加速了土司文化的快速崩溃、衰亡。由此可见，傻子这一魔幻意象的多重象征性，使小说文本成为一首雄浑而多声部的交响。
魔幻意象不仅具有幽远曲折的象征性，它的许多独特质素也使其表现出浓郁的诗性特征。“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6]。对诗性的追求，是每一个伟大艺术家与每一部伟大作品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一部具有诗性的作品，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因为包含在文学作品中意象的形象性和情感性能够引发人的无限联想，在解放读者想象力的同时亦给予他们心灵深处以莫名的审美上的悸动。魔幻意象就具有这鲜明的诗性特征。魔幻意象的诗性特征源于意象本身的诗性结构及其独特的审美特质。意象本身就是以诗歌为主要批评对象的中国古典诗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诗歌在各种文学中是最具有诗性特征的一种文体，其诗性特征鲜明地体现在繁丽多姿的意象组合以及由这些意象群落所带来的意境之中。在意与象的融合中，创作主体的情感、意志、感悟均汇入到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意象变得情感饱满和思想丰厚。同时，意象的象征性、所含意旨的模糊性都能够使文本在表现过程中不再那么直白和平淡，而具有充分的诗意与打动读者心灵的意境美。与其它小说意象相比，魔幻意象（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更具诗性特质，因为魔幻意象源于创作主体自身所植根的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经验世界，这种个体性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及魔幻意象本身所具有的神秘、空灵的审美特性，都使得魔幻意象能够带给人们陌生化的审美感受并使其具有较强的诗性。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中国许多小说因为有了魔幻意象，无论在思想意蕴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增了不少诗意。让我们来看看《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意象和红萝卜意象是如何使整个文本显示出诗意的光辉的。小说诗意的产生除了文本中诗化的语言和颇具诗意的意境的营构之外，还主要得力于黑孩和红萝卜等魔幻意象的创造。黑孩是小说文本的主题性魔幻意象，这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在继母那里没有得到一丝母爱。然而，爱的缺失并没有褫夺黑孩幼小心灵对爱与光明的渴望，与黑孩外在的苦难与沉郁相反的是，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诗意的理想与憧憬。他对菊子朦胧而纯真的爱，对大自然中美好事物的眷恋，对美好生活隐隐的向往都显示了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人性的坚韧与伟大。从黑孩的内心深处我们能感触到美好人性所带给人类的诗意芬芳。与黑孩内心相辉映的是他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他能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啾啾鸣唱；他也能够感受到幽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或深红或淡绿的茎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同样，他望着闸下的水池，回味的是一次捞水桶时，走在水中，水流如鱼群般在他的两腿间撞击所带来的美妙情境。这来自外界的诗意是黑孩意象人性中美好品格的镜像。因此，黑孩意象不再只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象征性主题意象，他更是一个神秘奇特的小精灵，是一首婉转动人、散发着浓烈的诗意牧歌。文本中，在营构诗境方面与黑孩同样重要的是红萝卜意象。神奇缥缈、剔透空灵的红萝卜经由作者的审美透视此刻充盈着神秘与灵性。红萝卜是透明的，它的活泼的液体，优美的线条和金色的光芒足以使其成为一首打动人心的朦胧诗。难怪有人说红萝卜是“一个富于诗意的意象。它使人想起了童话。”[7]莫言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时曾这样说：“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而神秘美、哲理美、含蓄美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8]其实日常生活并非是诗意的，有时需要通过文学的引领才能让我们抵达其中所蕴含的诗意。可以说，是莫言自己体悟到了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诗意，并通过几个魔幻意象有力地传达了这种诗意。有了黑孩和红萝卜意象，这篇小说才变得圆润丰满、生机勃发，现实、感觉、幻觉的交融使意象超越了实在表象而具有了既飘忽又实在，既空灵又具体的美学效果。小说也因为这些魔幻意象而生成了某种朦胧感、荒凉感和忧郁情调，并最终构成了诗性品格的艺术因素。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其吸引人的是跌宕起伏、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但是小说又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艺术，小说打动人的是其中诗性质素所带来的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它的更高境界在于对诗性的追求，即通过语言艺术引领读者认识并体味日常生活与生命中的诗意。朱光潜指出：“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枝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住一园锦秀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9]在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中国许多小说中，魔幻意象就是镶嵌在文本叙事结构中的“小说中的诗”，它是小说这一园锦绣中最为灿烂的葛藤花卉。从叙事美学上来分析，魔幻意象在小说叙事结构中能够起到诗化叙事的功能，它突出地体现在因为魔幻意象的存在而淡化了文本故事情节，将读者的阅读活动从故事之中牵引到对文本的意义之思与审美之思。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许多魔幻意象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就承担着这种诗化功能，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在叙事进程中审美意识的觉醒。例如，在《白鹿原》中，“白鹿”、“鏊子”、“白狼”、“蛾子”等魔幻意象使小说闪烁着空灵、朦胧而神秘的诗意美。尤其是具有神话意蕴的“白鹿”意象，更是成为镶嵌在整部小说历史叙事结构中的明珠。《白鹿原》被视为一部“民族的秘史”，这秘史除了作者不同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观念之外，还因为这些魔幻意象的存在而使小说表露出神秘与诗意，烘托了一种堂皇迷离的氛围。有必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魔幻意象对小说情节的淡化与此期另外一些先锋小说的叙事游戏有着较大区别。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叙事理论的影响，将叙事作为小说创作的本体，小说创作在此变成了一种高级的叙事智力游戏。这类小说尽管也将故事情节淡化甚至零碎化，但是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迷宫般的小说叙事在反叛了传统的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的同时也走入了另一歧途：往往会因为过分沉溺于叙事技巧的玩味而将意义与诗性驱逐出了文学的圣殿，最终成为放弃所指的能指游戏。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一部分追求民族化的小说，已经有意识对这种极端的创作倾向进行反拔，它们在依旧保持小说叙事先锋性的同时，不但回归了小说的故事性而且通过魔幻意象的创造重新找回了文学的意义与诗性，这是对中国传统诗性思维的继承。有了这些具有诗性特征的魔幻意象的存在，我们就能感受到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中国小说在进行现代叙事技巧演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诗的创造。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的魂》以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说，既有着开放性的叙事技巧又因为大量具有诗性魔幻意象的存在而诗意浓郁。他们小说中的魔幻是有着文化之根的魔幻，形式也因为魔幻意象的存在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魔幻意象的另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意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魔幻意象将自己与各具特色的神话传说、宗教习俗与风土人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无论是取自现实中的魔幻意象还是源于信仰世界中的魔幻意象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蕴。通过这一系列的魔幻意象我们能够透视到其所植根的民族文化的许多特征，换言之，魔幻意象通常可以视为民族独特文化的承载体与标识。通过《白鹿原》小说中的鳌子意象、白鹿意象，我们能够体悟到陕西关中文化的某些神韵，通过《神鞭》中的辫子意象，《三寸金莲》中的金莲意象，冯骥才也传神地传达了其中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思维与精神特质。魔幻意象的文化意蕴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的这种向民族性回归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魔幻现实主义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对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重视牵引着作家们对魔幻意象的创造紧绕着地域文化与民族风情，另一方面，魔幻意象浓郁的文化特质又使得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愈加彰显。
作者简介：陈黎明，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新时期中国小说中的魔幻意象研究”（编号200903069）。
[1] 转引自[英] R・S・弗内斯《表现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2] 转引自[美]H・G・布洛克著《美学新解》，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30页。
[4] 陈思和《双重叠影，深层象征――〈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5]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6]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7] 李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7月6日《文艺报》。
[8] 莫言、徐怀中等《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9]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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