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暮年，往往会沉溺在回忆之中，记得沈从文说过“回忆是有毒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靠回忆活着的人，说明他已经缺少了创造的活力；然而，没有回忆的人生又是缺憾的，殊不知，回忆往往是在人生的总结中，将经验性的东西展示给后人看，使其少走弯路，以获得宝贵的启迪。

2014年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创建百周年纪念，我不想追溯其发展的辉煌历史，也不想回眸她的痛史，只想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我的两位已经逝去了多年的师长，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都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出过巨大贡献，更因为是他们两个人相反相成的性格给了我人生莫大的感悟。他们的名字是叶子铭、许志英。

叶子铭先生与许志英先生是挚友，他们相互调侃对方的性格时看似不经意，其实细细回顾起来，却是人生宿命之总结，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谶语。许先生说叶先生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叶先生则反唇相讥说许先生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们俩每每在“攻击”对方时的音容笑貌尚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往往使我不能自已，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却是一直不能与他人言的，因为中国人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是避讳谈他们的死因的，今天，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更深地破析两位师长的内心世界，从而窥视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镣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你们都会殊途同归的。他们俩虽然性格迥异，却是采用了同样的自杀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叶先生是几次自杀都未遂，但是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绝决的告别态度，而许先生则是在了无前兆却又是“蓄谋已久”的从容中，连挥一挥手的意念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豁然踏上了他另一个世界的旅途。我绝不同意“自杀是懦夫的表现”这个十分陈腐的观念，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完全被平庸而沉重的生活麻痹了认识生活的能力，所以，你没有权力去指责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而采取另一种抗争形式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知他们面对惨淡人生的选择，我是万分敬重他们的，此乃非“革命烈士”之举，亦非大智之措，但却是大勇者之为，无可指责。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革以后，南京大学中文系自杀的教授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黄景欣、刘明元、施文涛、秦德林、张月超、许志英・・・・・大概是中国大学中自绝者最多的院系了吧。当然，我并非是崇尚和倡导自杀，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面对一个无奈的世界为何自杀的根本原因。

叶先生出道甚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本科毕业时就交出了一本论著的大学生，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铭的专著《茅盾四十年的创作道路》，一时轰动学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明星，以至于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然，这也与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携奖掖后进而提出“言必称叶（子铭）黄（景欣，年轻的语言学家，文革期间自杀）”的口号有关，作为当时年轻的学术明星，叶先生又参与了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重视，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每做一件事都得反反复复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与后果，以至于有时会将一件可以简单处理的事情附着上无限夸张性的若干情境结果进行思考，这也许是与其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后离开了心爱的专业，被发配到苏州医学院工作有关，虽然后来他又迅速地考取古典文学研究生回到了南大，但是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处处小心，刻刻警惕，这又恰恰与他的研究对象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表现惊人的相似，也许这一性格特征被许多人不屑，甚至嘲讽，然而，正是他对时局和政策预判的深刻性，也使他免受了更大的政治灾难，文革前夕和文革之初，中央的一些政治寡头就在不停的找自己的笔杆子，他们看中了叶子铭，而叶却是处处躲闪，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盛情邀请，否则，姚/文/元的位置可能就是叶子铭，当时有人说他傻，太没有出息，但是正是他把看似简单地问题复杂化了，使自己没有卷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1980年代后期又让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亦被他回绝了，此乃福兮祸兮？我以为正是叶先生看得比常人更加深刻，他才能预判到高处不胜寒的复杂结局，这可能是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胜利吧。

但是，在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他这种对事物的复杂性研判却是对错参半、有得有失的。文革期间，在恐怖的思想与肉体批判中，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时他就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进行抗争，欲去海边一个清净的地方蹈海寻仙，却在妻子的时刻看护下才没有得以实施，其实风暴一过，他就做起了“逍遥派”，安全渡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心境开始晴朗起来。1980年代叶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选的系主任，因为他每做一件事都是慎而又慎，事无巨细，加之他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第一召集人，茅盾研究学会会长，事必躬亲，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所以这种复杂化的性格把自己累出了一身病。更为严重的是2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我们曾经集体指责过他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看得太险恶，才使得他消极性的复杂化。从1991年的又一次选择自杀，直到最后变成再也不能自己思考和研判问题和有条件进行自裁的苟活着为止，叶先生的内心所经历的苦难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上苍最后竟然将他连“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思考权力也给剥夺了，不知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会作何感叹。

1984年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纂《茅盾全集》时，往往彻夜长谈，每每论及各次政治运动和时局前途，他总是忧心忡忡，那时我年轻无知，又适逢改革开放，对他处处小心、时时忧郁的性格往往腹诽为政治过敏、杞人忧天。但是，随之而来的运动却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复杂性后面的深谋远虑，直到他的离世，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敏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却又是多么的可怜与可悲，但是，正是他的深刻性一面，时时提醒着我克服那种盲目乐观的浅薄，因为世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寻找政治脱敏的药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啊Q，没有精神的逃路。

许志英先生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参加了复旦大学红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是文学所有名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可见其做事举重若轻、豁达开朗之风格，他是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照顾家庭调来南大的，在1984年，他因一篇论五四运动领导权的学术论文被点了名，但是，除了北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学者在那种政治高压环境下，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了许先生的观点外，南京大学却是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场，非但没有问罪，后来还在叶子铭先生的力荐下请他出山接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任何高校也不可能做到的吧，这就是南大中文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起码尚存一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吧。他接掌系主任职位后，首先就废除了每周的所谓集中学习制度，让大家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其次，就是放权给每一个分管各口的副系主任，除了重大事情过问外，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治系方针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风格，使中文系在那些政治风波中平安度过，没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遭受“应有”的打击，尽管系里有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存在，但绝大多数人起码在价值认知上还是一致的。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对一切世事都看淡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这使得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甚熟悉他的人，都在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实，在他写给我的遗嘱中有一个关键词“生意已尽”就是答案。无疑，大多数自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不再留念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绝望；二是对自身生存质量的绝望。首先，许先生对中国大局的预判向来是十分乐观且准确的，这在文学所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粉碎“四人帮”的预判，但是，对后来的政治局势的预判他却是吞下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苦果，苦等了20年无果，常常成为我们对他调侃的谈资。

记得1991年茅盾研究学会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叶子铭先生正在那时发病了，许先生和我住在宾馆里主持会务，整整三个通宵没有睡觉，畅谈国事与人生，从国家形势到叶先生的病。他不停地吸烟，我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那三个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信心满满的，坚信政治改革将会有所突进。但是涉及人生问题时，却又一反常有的乐观性格，鉴于叶先生的病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够思想的大脑失灵，连自裁的能力都没有了，给自己、家人与朋友带来了共同的悲伤，而人类不实行安乐死是一种非人道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