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90年代以来小说如何追求“深度”――以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
发表时间：2010-05-10阅读次数：484
内容摘要：通过叙事来思考主人公在经历“原罪”之后如何形成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我和上帝有个约》代表了20年来一大批试图从物质牢笼中突围，在“后现代”迷醉中寻找“现代性”深度的小说的难堪：它们注定不会引起聚讼，因为没有几个人喜欢通过读书折磨自己的灵魂，大家要的是悠闲轻松，要的是《读者》式的按摩心灵的小品文，不要灵魂的撕扯冲突。这批小说暗示的焦虑其实是：当代小说在主题上将向何种深度延伸。 或承担这种感知中介，他甚至忿忿地说：“必须彻底砸烂左右我们感官的那种恶劣的实用主义”，他把这样的生活看作是“另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制度”。北村寄希望于宗教，认为只有那种以利他和饶恕为责任的价值观才能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关键词：当代小说；现代性；深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对现实的指涉，常常纠结于欲望实现与欲望挫折的轮回，在这种纠结的背后，隐喻着我们时代的“幸福生活”。“读报代替了早间祈祷”，这是黑格尔老人百多年前对他的时代的惆怅慨叹。消费时代的小说家们乐观地以为历史开始上行了，历史将从黑铁时代走出，然后迅疾地跨过青铜时代与白银时代，迎来天人关系与群己关系的黄金时代，少有人理会黑格尔这句魔咒。盘点一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无处不见粗鄙的欲望对人的鞭策与奴役，抑或人对日常生活的无条件投降！当下小说明显地呼应着这一事实。下面以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作一分析。
一、为什么超越经验的生活值得一过？
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中心能指（主能指），除了“欲望”，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更准确合适的代用词。私己欲望代替了某种精神召唤成为叙事的驱动力；同样又是欲望腐蚀瓦解了任何超验水平上的生命目的，“目的”已陷落成为“盲目”。欲望宛若一只强悍而且肥胖的章鱼的吸盘，无条件地捕获了大家――或者倒不如说，是猎物急不可耐地扑向了捕猎者的爪网。
陈步森（农民工）、陈三木（假道学教授）、刘春红（妓女）、周玲（公司白领）甚至理想主义者李寂（副市长）、苏云起（公益事业召集者），在他们迷途的早年，统统无法逃脱欲望吸盘的魔力――消费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捕捉了他们，这种“被动性”是注定的，它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容”。他们疯狂地抢钱、勾引女学生、做假帐、收受贿赂、盖豆腐渣楼……在欲望的金黄色光泽中，在“经验/超验”的二元搏斗中，他们的世俗理想乌托邦终究在消费时代的物质龙卷风面前一败涂地。
世俗性的解放是以回到“身体诉求”为主旨的，这一取向在樟坂的人们那里，是一个“硬道理”，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追求人身体的扩展与自足诉求，身体的冲动不断突破理念对身体感觉阀的限定，建构身体“造反”的逻各斯。
但北村的焦虑是：赋予身体以如此重大的使命实际上是一件可疑和危险的事情，比如它经不起任何一种宗教的深度反问。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而言，正像马尔库塞在《新感性》一文中批评的：“现存社会迫使它的所有成员都使用同一种感知中介；社会不顾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未来观、出发点和背景，一味提供相同的普遍经验世界”。但马尔库塞决不赞同用身体来简单地替代
道德的咎由指向身外，人身内的“动物性”也就渐渐理直气壮起来。“我”更多地诉诸于“经验界”的自我，陈三木式的“两个爱情”理论（不是拥有两个女人，是拥有两份爱情，一个是婚姻的；一个是非婚姻的，前者满足安定的要求，后者满足人类理想不灭的幻想要求，两翼共举，就飞起来了，而且飞得很稳）、刘春红对陈步森身体疯狂的索取（一晚上５次）…… 如果说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反映了事物关系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那么这种对身体的信马由缰、对身体的自恋式开发，是要对“主体”的所指进行逻辑置换：那个作为孜孜向善的陈步森之对立面的陈三木，被描述为一个老卡拉马佐夫，浑身蓄满了下作的淫乱欲望；令人要几乎绝望地相信身体主义将是这个时代终结时的邪教――他们已经祛除了关于“身体”的罪感，或许他们可以像齐克果在The Concept of Dread中宣称的那样“无罪即无知”，无罪的人不能被规定为精神，而只是在灵魂上与他的自然条件处于直接的统一之中，认为无罪者根本就不具有关于善恶区别的知识，在无罪的状态中或许很宁静，但是充其量也只会有虚无以及由虚无引起的恐惧。对身体的崇拜其实与对灵魂的崇拜之间并无矛盾可言，在身体眩目的打着自由解放旗幡的光环中，并不难看出前者只是继承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己。这种用神话建构起来的身体崇拜不是物质，实际上还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消费时代的指导性神话，一种想像出来的神话。
北村的疑问是：这其中隐含着一种荒谬的逻辑――身体及欲望何以被寄予希望来承担“生成中介”的重大责任。如果陈步森、土炮们是一个生成着的“我”的种子，从“我”到“大我”的提升，就是自有人类以来个体永恒的梦想――从有限上升到无限，从经验提高到超验，人的终极幸福的标志是获得了神性（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意义的显现）。这种自我超越的冲动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的，谁都不要否认，谁否认谁就实际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了――动物就是满足于有限和经验的。然而，接下来的一个难题就是：有限与无限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转换的环节，即一个中介物，以使得有限生命向无限境界努力超升。“主体”的生成依赖于这个中介物产生的“憧憬、渴念、盼想”等驱动力量，那么，身体和欲望可以充当这个中介物吗？
可以假想让身体来沟通有限与无限，从而承担意义诉求，结果如何呢？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设想过这样一个“隐身人”（冷薇失去记忆呆在精神病院期间，陈步森充任的就是一个“隐身人”的角色）。这个“隐身人”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自然欲望而不被任何人发觉，可以没有任何畏惧之心而充当生活中的强权者，他的信念和行为可以象征“人性”的“自然倾向”。那么，“隐身人”会幸福吗？是不是所有的好、最好当中的好都被他占全了，他就成了天下最完满幸福的人了呢？很明显没有道理，你不曾自由选择过，不曾在超验的水平上体悟过神圣感，不曾知道或畏惧那种比人的德性培养可以达到的境界更伟大更无限的神性景观，你怎么敢妄称自己是自有人类以来那个最有价值的人呢？
更何况谁又能具备“隐身人”的本领？
道德目的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它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交互，陈步森他们（甚至冷薇）认为任何既定的量（比如身体快乐的量）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的量的系列总和就是无限的。但显然这是一种荒谬的算术式的机械数量相加，量的累积永远只能是有限的，身体快乐的总量并不能产生无限的目的意义。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人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这才是道德生活持续进步的原因。
“人生是从山巅上朝下滑落的过程”，陈步森的内心蜕变缘于对此一事实的痛苦认知，于是他进入精神病院开始照料被他弄疯了的冷薇。突然，他不再惧怕自己的有限与罪恶，逐渐认定一切经验世界都与上帝的正当秩序及生命的神圣目的相矛盾，认定不论肉身如何沉陷，精神都可以在超验长明灯的照耀下不断沿攀上行。陈步森最终认识到日常生活可以克服的， 因为理想是人的一切道德价值行为最深刻的内在动机，人的罪恶感其实是人内在自由的最深刻的表现。因为罪恶本身意味着人的行动完全是在自我的控制下践行的，一种“爱的秩序”带来了神性（信仰）的景观。
至此，陈步森虽然还是被判处死刑，但他的内心历程隐喻了“超越经验的生活值得一过”这一律令，因为“爱的秩序”带来“自由”。
二、依靠“道德内指”可以和解吗？
陈步森、土炮、刘春红、千叶、苏云起的“犯罪前史”，暗示他们乃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后果，可问题是，北村把仇恨的和解，寄望于其本人聂赫留朵夫式的“道德内指”。
“道德内指”是个好办法吗？
北村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于天真了。
这些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义的草根，最终成功地忘却了他们“可耻”的草根出身。通过记述他们的转变历程，北村告诫那些被存在的痛苦吓得无所适从的读者：何妨用取消行动来取消失败！或许他是想展览这一幅被秩序钳抓着的耸着身子的爬虫群图景使读者羞愧，激怒读者，刺激读者去查究吞噬良心的世俗生活背后更深广的生存匮乏根源，催促读者去做梦……？
我似乎并没有看出这样的企图，看见更多的是对人生的诚恳与努力却被不公正反抽一大嘴巴子而产生的挫折与焦虑的抚慰；更多的是对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蚊虫般的生命的讴歌。这种只要彼岸不要此岸的解决之路，旁证了作家大同社会构想的剧烈的幼稚和缺陷：此岸真理升腾为统治性意识形态固然无法完成“主体”的理想建构（因为把人的自由完全建立在世俗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上，注定不能发现在世俗生活中人们所需要的超验的精神自由），然而价值主体如果主要不是通过外部的实践活动，而仅仅是通过人内在精神上的自我完善来确立，那么这种皈依是奴隶式的。
我们期待的主体不是相对于经验客体而存在的经验主体，而是具有永恒自在的价值独立性的精神主体。这是一个在“世俗化运动”中没有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真正主体性没有体现在他与外部世界产生关系的经验自由上，没有体现在那种外在的实践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上，而是体现在自我冥想上，体现在牧师对自己的催眠上，比如苏云起的话语每次都能如鼓槌敲击着陈步森的心。
“改革后中国”在展开现代性方案的同时带来的价值理性的式微，使得陈步森为代表的亿万中国人在自我主体的生成建构中很难汇融入一种强势的精神性趋力。我知道纯粹经验的此岸生活值得怀疑，但我不知道完全依赖于一种精神趋力的拯救，从此把实现目的的快乐变成每个理性存在者有力量或有效的意志，就不至于抽空了主体的根据？就成功抖落了“俗世的灰尘”的覆盖？
由于丧失（或者说割断）了生活世界与人之理性的本源关系，北村将世界变成了一场可以在一分钟内进入，也可以在一分钟内退出的心灵杂耍。在这场杂耍中，一方面，个体行动的结果是唯一的――向宽宥下跪，行为的直接目标给定了个体；另一方面，行为的意义实际上也被排除了。行为如果说可以有什么意义，这种意义也必须被限制在对那个“托管我们肉身的父亲”（上帝）身上。这样，陈步森就成功地消解了现实展示给他的残酷性，对同一个行为所可能具有的不同价值观念阐释，难以在他的灵魂之中形成冲突与撕扯，存在体验所可能标示的意义歧异也就难以彰显，“存在”因此在喃喃自语的经文诵读中被遗忘了。
倘若存在被遗忘了，神性光芒又有什么意义？！
所谓道德内指，大致来说就是在解决伦理选择带来的问题时，人们认为罪过在于主体“身体”内部的非法欲望，求取身心协调及人格同一的办法是“反求诸已”――不断地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和抑制自我。只有将自我的内心清洗干净，方能获得去范导他人的资格。
陈步森杀了人，但只要能够“恍然大悟”，从艰难的道德内指训练中，“阻止”、“净化”、“超越”身体对“身外之物”的怨恨，一种道德心理学上的“意志”修养与奥古斯丁式的转变倡举，一种康德“绝对命令”式的决断。一种印度瑜珈术或斯多葛主义式的人性理想，在他身上就可以“借壳”重现。
陈步森的“空乏其身”――使“身体”空乏化的理想，终于使得自己在被枪决前夕把肝脏捐给了冷薇，冷薇也忘却了杀夫之痛，几乎在暧昧中爱上了这位如今通体透明、无可挑剔、简直是道德上的“素王”的前杀人犯。
抛弃肉身之我而修成灵魂之我后，要“人心”还是要“道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高难度人性实验，作家怂恿陈步森在精神层面乘坐着彩色飞毯像神话中的精灵一般在空中翱翔，但是这一托尔斯泰式的办法会不会以建立德性律令的方式使人的本性变得贫乏？经验及其可能衍生的功利主义并不一定就能带来自由的意义空间，韦伯所谓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式的当代生活同样把我们囚闭在了异化的“牢笼”里，但那种理性规定的“善”，难道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合目的性”？
像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写的那样，她“欣然相信，给我说的正好是我内心向往的东西”？
至此，北村又创造了一个神话：道德内指能够使人类行为趋于利他式完善化，道德内指型的文化能够创造出一个圣徒组成的种族。
某种意义上说，北村小说中的道德内指意识近似于一种“赎罪意识”。陈步森的罪感，乃是个体与超验物（比如上帝）之间构建的道德焦虑，是一种空间共时行为心理。他一开始是被犯罪诱惑了的，犯罪之后，罪行的恐怖成为了未知的神秘力量。内心面对上帝的道德斗争会使上帝出现在自已精神生活的最高时刻，从而安慰有罪的灵魂，实现杀人者与被害者的心灵和解。这种拉斯柯尔尼科夫、罗果静或聂赫留朵夫式的自我更生，实在是太老旧了，１９世纪上半叶的小说主题被拉拽出来，套入２１世纪中国的现实中，实质上是一种僵硬的位移――原因在于面对全新的惊心的现实，北村的“问题意识”面对的是假问题。
如果一个人去刻意地追求一个“好”的良心，他最终未必能够真正拥有它。就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极为警觉地注意着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他反倒是有“亚健康”、“精神官能症”的嫌疑；又像是一个人骑自行车，倘若他不注意前后左右，而是把精力集中在自行车车体上，那么他岂不是要摔个半死？！过于纯洁化的良心势必会引起道德拜物教和道德膨胀，而道德膨胀与道德拜物教必然导致道德压抑。作为一种先于逻辑的东西，北村小说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似乎解决了主人公成为主体的关键障碍――历史情境中的人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与之同时，这种对超验意义的信赖带来的责任性的不舒适或私已牺牲的痛苦也就相应消失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魅力与强度是空前的（比如苏云起和周玲的那个课堂）。于是，它也就给陈步森带来了一种康德式的责任――既是一道不容回避或怀疑的绝对命令，又同时是自我内心真诚生发的命令，经历严酷的道德内指活动之后，它完善地统一了人所有道德动机的根源、力量与倾向。这部小说最终把问题又简化到了：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伦理价值契约。
当代小说寻觅“深度”的可能性
我有很多年不读小说了，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今天的小说创作之所以缺乏一种高蹈深沉的批判性品格与精神活力，根源在于冷淡了一个日益工具化时代中价值理性缺位的严酷事实，在于它那种对超越性旨趣的鄙夷不屑。
我虽然强烈质疑北村小说提供的精神出口，但是从小说本身而言，北村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令人疼痛地让我们不能躲避一个问题：在令人鼓舞的现代性图景之中是否存在着惊人的价值褫夺――我们是否兴高采烈地走进了自己用“现代材料”构筑的“现代”牢笼里？今天，文化现代性构想带来了人们世俗感性官能的满足与幸福，却也生产出了更加隐蔽不见的异化方式。市场参与了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后，那种市场经济的哲学基准――时间性效率与发展拜物教，随即君临下界，垄断了生活意义的空间，人的理性被整合到了一个“现代化”目标所规约的单一想像之中――经济指标的解决矫言它将带来一切问题的解决，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思路的唯生产力论及唯经济决定论，最终带来了享乐主义和世俗实用主义对人心秩序的主宰，与之相应，任何“无利害的愉悦”（康德）都被这个日渐有序化的时代所无暇顾及乃至漠视遗忘掉了。每个人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要计算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在一片乐观的“进步”、“发展”的氛围中，人醺醺然被无情的必然性与因果秩序之牢笼所囚禁。超验变成了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笑料。就像加缪所讥讽的，现代人只剩下两件事可做：读报与通奸。
北村小说所描画的如何在一个“祛除巫魅”（一切终极与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的世俗化生活世界中，人成为秩序钳抓着的爬虫相，印证了那正是一个韦伯、舍勒、马尔库塞、安东尼・吉登斯等西哲所担忧的现代性困境的中国版本：一方面是物欲的无所不能；一方面是超验精神大面积萎缩的文化败血症。经验世界自身生产自身的控制方式（比如工具理性与实用理性）将生活全面物质化，以建立一个具体的、在空间上可以确定位置与形状的“人间天堂”，韦伯的疑惑也是我们的疑惑――它真的是天堂吗？谁又能说它不是一个“动物园”呢？
作者简介：樊国宾，文学博士，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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