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乡村书写中的人性之旅――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分析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32
王 春 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06）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虽然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魅力，但是它们在精神取向和叙述方式上还是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解读时，力图通过日常化的乡村叙事，通过白描手法的运用，表现乡村世界日益边缘化、苦难化的现状。在这种对乡村世界的展示过程中，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与命运沉浮自然成为小说刻画的重点之所在，他们在时代生活变迁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变化则成为此类乡村书写的核心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对《赤脚医生万泉和》、《福寿春》以及《轻雷》三部作品的思想艺术解析，探寻当下乡村题材小说的某些共同特征，从而对当下乡村小说的创作现状作一综合性研究。
关键词：乡村小说；社会思考；人性写实；日常生活展示
近年来的乡村小说创作明显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艺术倾向，即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精细刻画来呈现当下中国乡村的社会现实，揭示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寻常人生，并以此为镜像，表达作者对于乡村世界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尽管这种认知和解读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人性的高度上，以人性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但是在其平和甚至稍嫌平庸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社会的影子。发生在人性深处的冲突，总是无法逃脱社会某种隐性力量的驱使。这就恰好印证了唯物辩证法所一再宣称的一种观点，即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家的人文关怀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关怀，只不过他们所面对着的活生生的个体，远比社会这个抽象的概念要感性直观得多。
因此，当我们将诸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李师江的《福寿春》以及阿来的《轻雷》等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综合阅读时，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小说，它们的精神本质都有某种明显趋同的迹象。这，恐怕也正是当下乡村写作中一种难以避免的价值取向。当然，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均是作家独特心智创造的结晶，即使作家的价值取向再相似，也不可能完全掩盖小说文本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范小青他们的这些长篇小说便是如此，很显然，这些作品在各具特色的乡村书写中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当下乡村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社会思考的维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曾经作为一种影响颇大的小说创作潮流在中国文坛上掀起过巨大的波澜。关注表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平和苦难，是这一时期小说家共同的思想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夹杂着更多主观性、议论性的文字，由于其过于直白的表述和艺术上的粗糙而被后人多所诟病。比较而言，当下时代的小说家，尤其是那些专注于乡村小说的作家，在对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乡村现状的审视过程中，也同样发现了当下乡村世界所普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作家近乎于本能的悲天悯人情怀及其天生的使命感，都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主动关注社会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予以形象化的展示。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就摆在了众多小说家的面前，这就是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才能够使自己的乡村书写有效地避免社会问题小说曾经存在的艺术弊端，才能使自己的乡村书写更为含蓄、更为深刻，却也更能够揭示乡村世界的本质呢？在这一方面，切入角度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须知，选取怎样的角度切入才能更有力地凸显出作家所欲传达的创作主旨，本身便是衡量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赤脚医生万泉和》的表现格外突出。
范小青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虽然她开始创作的时间很早，创作的小说数量也颇为可观，但是真正奠定其在文坛地位的却是2004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女同志》。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范小青才真正地进入了评论界普遍的关注视野之中。如果说《女同志》重在表现活跃于官场上的一群女同志的生存状态，那么，到了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范小青就将自己的关注视野从城市转向了乡村，书写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段中的中国乡村生活。具体来说，范小青这一次的叙事时间起始于“文革”期间，中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一直延续到市场经济的今天。这部小说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它选择了乡村医疗卫生问题这样一个切入乡村世界的角度。凡人，都难免要生病，有了病，自然要去看医生。这样，医疗卫生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关注人的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这样的问题，在范小青所具体描写的那个故事时间段落，虽然依据政治的标准可以划分为“文革”、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这样三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但不论在怎样的政治背景下，医疗卫生问题对于每一位农民的重要性却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与城市相比较，乡村中的医疗卫生问题因为城乡之间的差别而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时代虽然特别重视乡村的农村合作医疗问题，但却由于缺乏经济的有力支撑而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未臻理想境界。而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府对于乡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却不再予以重视，以至于这一问题居然成为了改革或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诸多棘手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关乎百姓民生的重要问题，在范小青的笔下确实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艺术表现。小说通过一个从来就不想做医生然而却又阴差阳错地在后窑村做了一辈子赤脚医生的万泉和的叙述，“给我们展现的是至今也未能获得话语权力的底层中国农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生活变迁。”[①]而乡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迟迟未能得到改观，甚至于呈现出了某种越来越恶化的趋势，则成为他们几十年来生活变迁的聚焦点。可以说，他们的命运遭际和悲欢离合，都被严重恶化的乡村医疗卫生状况所深深地牵系着。而作为乡村医疗卫生事业代表的万泉和，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替罪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赤脚医生万泉河在通过一次次无奈的隐忍和退让，而勉力维持着行将崩溃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当下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中，还存在多少像万泉和一样的赤脚医生呢？他们还需要承受多少苦难和屈辱才有望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呢？所有这些，恐怕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当然，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种意义在于，对于作家所集中关注表现着的乡村医疗卫生问题，我们除了在写实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外，还可以在一种象征隐喻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承认是鲁迅先生最早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种疾病隐喻的文学表现传统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范小青看作是鲁迅的当代重要传人之一。从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范小青对于后窑村近半个世纪以来乡亲们罹患的种种疾病的描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普遍的思想、精神乃至于基本人性方面疾患的一种书写与表达。在通过万泉和的叙述表现作者对乡村医疗卫生问题关注的同时，范小青之所以有意地避开了作为中心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原因。范小青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表示：“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村的医疗状况。”[②]很显然，在作家看来，赤脚医生和农村的医疗状况仅仅是其艺术表达的道具而已，中国国民所普遍存在的思想和人性弱点才是她所要表现的重心之所在。这样，诸如万小三子、裘二海、马莉、裘奋斗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才具有了切实的思想意义。而范小青，也正是凭此而为我们概括叙述出了一个相对本质化的中国乡村世界。很显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本质化乡村世界的出现，才最终使得范小青这部长篇小说在拥有疏离性的同时却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进而帮助读者实现了对于中国乡村本质一种有效的认识和理解。
与《赤脚医生万泉和》不同，《轻雷》的思考角度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轻雷》是《空山》系列小说的第五卷，在阿来的计划中，他的长篇小说《空山》将采用花瓣式的结构，由三部六卷前后联系的小长篇构成。《轻雷》继续着《空山》系列所特有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并且更进一步地展示了人性在这种关系遭到严重扭曲和破坏之后的痛苦状态。如果说在第二卷《天火》中，机村的森林主要还是因为天灾的缘故被毁坏的，那么在《轻雷》中则是因为贪婪的欲望而伐掉了机村的树木。森林树木的被毁坏，不仅意味着藏人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关系的瓦解和崩溃，而且也意味着藏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时代变迁中的异化与没落。
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隐藏的藏地民族文化与汉主流文化的碰撞，乃至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四川藏地原住民文化在这种碰撞冲突中逐渐枯萎乃至消亡的历史命运，应该是《空山》也是《轻雷》所要着力表现的意旨之所在。阿来是一个具有深邃思考力和穿透力的作家，他所熟悉的藏地人民的生活是大自然和宗教历史文化的结合体。在《空山》中，从第三卷《达瑟与达戈》开始，阿来就不仅仅是在表现本土弱势文化与外来强势文化之间的对抗，他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了藏民的内在精神世界之中。拉加泽里这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尖子生之所以毅然抛弃了学业，加入到盗伐木材的行列中，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已经开始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改变着藏地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的天性。机村人从对异质文化的本能抵制，到逐步认同，再到完全接受的过程，也从更深层次上说明了藏地文化乃至边地原住民文化在异质文化的侵袭下崩溃解体、无可挽回的悲剧性命运。由此可见，“《空山》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是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的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可逃的文化之空山。”[③]
当然，对《轻雷》的文化解读还不止于此，阿来对文化冲突问题的态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多维性。就四川藏地的原住民文化来讲，既承续了藏族文化的某些本质因素，又因为邻近汉民族聚居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它是藏族文化和特定村落文化的结合体。而在小说中，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即从机村人的角度来说，被称之为“汉文化”的存在形态，也是极为复杂的。这里既有动乱年代的阶级斗争观念，又有改革开放时期的拜金主义浪潮，既有先进的物质产品，也有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杂糅诸多因素的“汉文化”本身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更进一步地说，“汉文化”对于四川藏地文化的影响也并不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正面作用的发生。所以，始终以一种开放和动态的眼光，审视并表现自己笔端两种基本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碰撞过程，恐怕才是阿来《空山》系列的思想艺术宗旨。阿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曾表示，“少数民族乡村更面临着双重的命题――既有着本民族文化的瓦解，也有村镇文化被瓦解的悲哀。”[④]这至少说明了，在《空山》中，四川藏地原住民文化的解体是呈两种形态而展开的，一是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对藏文化的冲击，二是汉文化在物质形态以及由物质形态所衍生出来的精神形态上对村镇文化的冲击，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整部小说对于文化问题的深入思考。
《福寿春》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则明显立足于农村以及农业文明行将没落的历史命运之上。通过将整个故事聚焦在我国东南地区增坂村一个农民家庭两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表现了“变革中中国农村的隐痛”[⑤]。无论作为事实上的一家之长的常氏怎样算计，怎样为了这个家而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爱，即使这种爱有时候还会变得十分偏执和扭曲，也都无法挽回这个农村家庭最终的破败和散落。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仅仅发生在作者笔下的增坂村，在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中，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城市化的迅速膨胀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早在《秦腔》中，贾平凹就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李师江的《福寿春》可以看作是对于这种主题的一种延续性表达。
总之，三部作品在表现笔下的乡村世界时，都将目光投注到了乡村社会的逐步解体和农民精神世界渐次走向虚无和百无聊赖的这样一种现状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几位作家对于正在消逝过程之中的乡村生活状态一种本能的留恋和惋惜之情都已跃然纸上，他们在用各不相同的书写方式为处于崩溃边缘的乡村世界吟唱着最后的一曲文化与生命挽歌。
人性写实的高度
三位作家在积极关注并呈现乡村世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在社会问题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本真，才应该是他们予以关注表现的重心所在。因此，鲜明生动且包含着厚重质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必然是他们在描摹乡村世界时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李师江《福寿春》在艺术上的最值得肯定之处，正在于作者于不动声色中对于极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虽然小说在并不算很大的篇幅中先后写到了数十位人物，虽然其中的很多人物作者着墨并不多，但这些人物却都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常氏的亲家母，雷荷花的娘即是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明证所在。应该说，这位亲家母在小说中的出场次数极为有限，对于她的描写字数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字，否则不至于连个名字也没有，而径以亲家母称之。可见，从小说的人物布局来看，这亲家母也只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只是偶一点染的龙套小角色，却也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要听一下雷荷花回家省亲时，亲家母对于自己女儿的悉心指点：“才结婚，你就认输啦，女人的本事都是磨炼出来的，谁又天生就长两个心眼的。况且你看二春虽然长得体面，却是老实人，将来你要是再不学些手段，家里就没一个顶得住的了。”只要看一看，亲家母到常氏家做客时，话中有话地旁敲侧击的那一番言论：“荷花真不懂事，也不懂得帮你打理，将来要是分家了又如何自主。亲家母你要担待，都是我从小不让她做事惯的，往后可要多让她操持。”虽然只是不多的一些描写，但一个不乏几分自私的心里打着精细的过日子小算盘的，看起来话语平常内里却藏着几分精明与锋芒的乡村女性形象却已经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能够通过简洁的描写便能形象生动地塑造出一个人物形象来，李师江所具有的刻划人物的不俗艺术功力由此也就凸显无遗了。此外，李师江对于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木讷的李福仁，溺爱懒散的安春，滑头的三春，懦弱的李兆寿，鬼精的放高利贷者李怀祖，做事麻利、刀子嘴豆腐心的鹭鸶嫂等人的刻画，也都可谓是入木三分。当然，说到人物形象的塑造，《福寿春》中最值得注意者，还应该是主人公常氏这位乡村女性。
应该说，常氏首先是中国乡村世界所孕育出来的一位相当精明能干的乡村女性形象。丈夫李福仁老实木讷，只知道埋头干活而缺乏当家作主的能力和魄力，自己又先后生下了四儿两女，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之所以能够正常地运转，之所以在增坂村活得还很是像模像样，实际上全赖着常氏一人的努力操持。无论是二春、细春婚事的先后解决，还是以年近六十之身在叶华家的帮佣工作，抑或是日常生活中周围邻里之间人际关系的妥贴处理，可以说，小说中的许多个细节都在表现着乡村女性常氏的精明能干。在某种意义上，说常氏是乡村世界中的王熙凤，倒也还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常氏没有王熙凤那样的弄权作恶手段罢了。然而，常氏却也并非完人，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母性的偏执，便总是不免要让人跌足叹息。母爱当然是伟大的，然而这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度，如果母爱逾越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变为对于子女一味的纵容，就会变为对于子女的姑息养奸，这一点在常氏身上的表现同样是十分突出的。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长子安春懒惰、自私、奸诈成性，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三子三春是一位流氓成性的乡村无赖，但常氏却又总是从偏执的母爱出发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百般袒护，以致他们在各自的人性歧途上越走越远，最后终于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就这样，在《福寿春》中，精明能干与偏执的母爱居然天衣无缝地融合交织体现在了常氏这一主人公身上，使常氏成为了小说文本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一个人物形象。其实，不仅是在李师江的《福寿春》中，甚至于在当下时代总体的长篇小说写作热潮中，常氏都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能够塑造出这样一位成功的人物形象来，充分说明作家李师江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创造功力。李师江最为推崇两位中国作家，一是曹雪芹，一是张爱玲。虽然我们不愿意简单地将他们并置于一处进行比较谈论，但如果说《福寿春》中已经表现出了作家李师江直追两位文学前辈的艺术倾向，却也还的确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作为一部带有时间连续性的长篇小说，《轻雷》所描写的故事发生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了。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轻雷”是一个由于当时畸形的木材生意而曾经短暂出现过的地名，命名者乃是机村的人们，小说的标题很显然即由此而来。小说的最主要价值，就是阿来以他一贯简洁而又充满忧伤的诗性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拉加泽里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拉加泽里是机村一个父亲早逝的穷孩子，除他之外，家里只有“一个性格懦弱的哥哥，一个总是抱怨命运的嫂子，一个沉默不语的母亲。”拉加泽里本来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本来完全有可能通过高考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还是不得不低下头来。拉加泽里最终放弃了高考，准备靠木材买卖来赚钱改变贫困的生活。对于他的这一决定，来自于周围现实的刺激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必须承认，改变开放时代的到来，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极明显地释放出了人们内心中潜藏太久的自私贪欲。差不多所有的机村人，都参与了盗伐盗卖木材的活动，其中尤以更秋家最为突出。与村里人的普遍参与盗伐盗卖木材活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加泽里以前恋人的父亲崔巴嗄瓦，只有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还在珍爱并全力保护着机村越来越少的森林资源。从小说文本来看，机村这样两种相反的力量都影响过拉加泽里，但拉加泽里却最终没有能够战胜人性中的恶，一种迫切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力量，最终还是促使他也加入了盗伐盗卖木材的行列之中。然而，金钱不仅没有能够给拉加泽里带来应有的快乐，他自己反而在盗伐的过程中，为了捍卫人性的自尊，而失手杀死了更秋家凶狠的老三，并因此而换来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牢狱生涯。十二年的时光里，曾经一度误入歧途的拉加泽里的被玷污过的心灵世界逐渐地洁净了起来，当他十二年之后准备回家去“重新播种那些最终会长得高大挺拔的松、杉、柏、桦”的时候，可以说，一度心灵蒙尘的拉加泽里就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性觉醒者了。就这样，阿来的《轻雷》通过对拉加泽里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依然坚持着他在《空山》中一贯的生态保护与人性冲突的双重主题，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赤脚医生万泉和》对万泉和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也较为成功。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万泉和与他周围的村民们一样都是某种疾病的罹患者，在某个意义上说，万泉和的境况甚至还要更加严重一些。但是，如果从人物更为基本的精神特征，从万泉和的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基本人性状况来判断，我们却应该对这个形象作出一种相反的理解与判断来。这就是，与那些貌似正常健康的村民们相比，其实“傻子”万泉和才是一位心理精神十分正常健康的人。正是在这一镜像强有力的映照之下，中国乡村世界中人性一种普遍的贪婪、自私、卑下、猥琐，方才在范小青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了一种批判性的清理与艺术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于范小青笔下的万泉和具有十分突出的牺牲与救赎的意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范小青他们的这几部作品确实成功地表现出了当下时代中国乡村世界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他们人性的挣扎与无奈。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挖掘与表现。
生活展示的精度
也许是出于对1990年代小说文体先锋实验的厌倦，我们发现，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写作，普遍出现了一种向现实主义艺术范式回归的趋向。在以乡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中，这种倾向可能有着更为明显的表现，毕飞宇的《平原》与贾平凹的《秦腔》，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关注日常、切近生活，按照日常的时间顺序舒缓有致地描写发生在乡村中的日常生活琐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些小说作品共同的艺术特征。《赤脚医生万泉和》如此，《轻雷》如此，李师江的《福寿春》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在《福寿春》之前，李师江曾经创作有如同《逍遥游》一般同样优秀的带有突出现代主义意味的长篇小说。所以，如同李师江这样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浸淫影响的青年作家，能够写出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具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如同《福寿春》一样的长篇小说来，本身就带有一点“奇迹”的意味。其实，从文学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国的本土小说传统，还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传统，地位与价值均是平等的，都有其各自存在绵延的理由，并无主次或者优劣的区别。我们在此处对于李师江《福寿春》的充分肯定，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传统的排斥。通过对于《福寿春》的肯定，我们所强调的其实也无非是这样的两个意思。其一，文学创作贵在创造二字，一位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不能只是停留在某一种风格上踏步不前，李师江由《逍遥游》而《福寿春》，当可看作是他在小说创作上一种颇有胆识的实验探索之举。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年轻一些的作家似乎的确更容易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发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青年作家的李师江能够创作出《福寿春》这样向中国本土小说传统诚挚致意的小说作品，当然值得充分肯定。更何况，当下的时代还是一个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来，李师江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价值就应该获得更高的评价了。如果说范小青、阿来的小说对于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书写，还并不怎么出人意料之外的话，那么李师江以如此这般回归传统的形式对于乡村日常生活景观的书写，就真的很有一些令人讶异的“革命性”意义了。
说到李师江《福寿春》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联系，首先需要关注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如此泱泱文字，尽是些无用之事，既不能励志启迪，又没有传奇异见，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人情世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凡之人，读者不知作何感想？于我自己来说，倒是想静坐书斋，书写这无用之书，穷一生写一生，旁人看不看喜欢不喜欢无关我事，但有心却是无力的：如今心中也想快快写完，去干些有用的事好养家糊口。这‘无用’与‘有用’间之犹疑，还是修炼不够。明知那‘有用’的即‘无用’，‘无用’的即‘有用’，却也还是扛不过世俗标准的有用与无用。”照理说，小说叙事过程中出现这样一段议论性的话语，常常会令读者生出一种不协调的突兀之感。然而，在李师江的《福寿春》中，我们却又着实没有这种突兀之感，只是觉得异常地自然贴切。从始至终，小说都能够保持一种不缓不急不温不火既内在深入却又格外从容淡定的叙事态度，这样的既日常琐碎但却特别地内敛特别地蕴藉的叙事品格只能说明李师江是一位天生的叙事高手。虽然李师江的叙事从表面上看起来特别的笨拙老实，作家自己一点儿炫技的意味都没有，但正所谓“大巧若拙”，李师江的日常生活叙事的方式其实充满了灵气与才气，其实已经于悄然的不动声色之中抵达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却说”、“这日”、“且不絮叨”、“当下”、“一夜无话”这样一些颇得中国传统小说神韵的叙事语词，通篇对于说书人口吻的形象模仿，很少静止而冗长的心理描写，甚至于连主观性的语词都极少使用，而只是注重于日常生活内容平淡自然的铺叙中人物性格特征的自我呈现，等等，以上这些均极鲜明地体现着中国本土小说传统对于李师江的滋养与影响。可以说，《福寿春》是李师江向中国本土小说传统的致敬之作。
当然，三部小说对于日常生活的展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叙述方法上，作家基于不同的审美观念而精心安排的各种文体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成功表现乡村生活的有力保证。
首先，从叙事视角上来看，范小青在将近半个世纪且社会变迁又特别巨大的故事时间里，十分睿智地选择采用赤脚医生万泉和这样一个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的叙事视角，就具有着某种特别的意味。那么，万泉和为什么会具有如此这般的重要性呢？这一点，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处方才被真正地揭示出来。却原来，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向我们叙述着小说故事的这位“赤脚医生”，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万人寿说他当年因为出诊给人看病，耽误了自己孩子小泉的病，小泉得的是脑膜炎，差一点儿死了”；“王大夫说，危险期过去了，但是会留下脑膜炎的后遗症，今后你们大人要注意，他的脑子受了影响，智力会比一般人低，以后只能干简单的粗活，动脑子的事情他做不来，你们做家长的要有思想准备，别对他期望太高了。”却原来，一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为后窑村的乡亲们看病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病人。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范小青的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也可以被纳入到所谓“傻子叙事”这样一种小说叙事的传统中来加以理解。
那么，这样一个叙事者的设置又为何称得上睿智呢？在我看来，作家的这种设计最起码达到了这样两种叙事效果。其一，虽然《赤脚医生万泉和》这一小说跨越的故事时间较长，且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又是这一时间段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但是通过万泉和这样一位半是精明半是糊涂的叙述者的设计，作家就很有效地达到了剥离社会政治因素的附着而更直接地呈现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的叙事意图。其二，文似看山不喜平，如何曲折而艺术地将自己的叙事目标表现出来，是任何一位小说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存在智力障碍，所以平常人看得一目了然的事情就会在万泉和的眼里显得懵懵懂懂。比如吕宝与刘玉之间的奸情，明眼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偏偏就是作为刘玉未婚夫的万泉和没有任何感觉，这样就不仅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客观，同时也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一种非常鲜明的艺术上的陌生化色彩。然而，也正因为万泉和的智力上存在障碍，他虽然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对事物作出正常的判断与认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作家却又可以借助于他的“傻人无忌”，直截了当地洞察事物与存在的真相。比如小说结尾处的这样一段话：“不是我贬低农民，但是农民的眼睛天生比较近视，不如城里人看得那么远。无病的人不会想到今后会不会有病，自己没病也不会想到家里人会不会有病，而有病的人呢，就怪没病的人心太黑，总之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吵得不可开交。”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作家却借万泉和之口一语道穿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农民身上的一种劣根性。
其次，从小说的标题来看，《福寿春》和《轻雷》标题的设定采用，具有着一种格外深长的意味。《福寿春》的命名直接脱胎于《金瓶梅》，金、瓶、梅分别代表着与西门庆有密切联系的三个女子的名字，而福、寿、春则也同样是由李福仁、李兆寿、安春三个男子的名字连缀而成的。在谈到小说的命名缘由时，李师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包含小说人物的名字是第一层含义，还有第二层。‘福寿春’代表了传统农村人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农民对自己家庭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他们希望自己长寿、亲人幸福、子孙满堂。以此为题，可以达到将农村理想置于当下的效果，具有大俗大雅的美学趣味，也能代表这部小说内容上的趣味。本来想以‘和尚’带前缀为题目，因为主人公李福仁最后是去当了和尚，后来写到一半，突然冒出‘福寿春’这个题目，觉得无论从内容还是趣味都更加贴切，于是就采用了。”[⑥]可见，李师江在为这部小说命名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将农民心目中的最高理想作为小说的题目，但又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一步步解构了这种人生理想，使笔下的人物在自然的生活过程中走向“福、寿、春”的反面，促使读者形成对于乡村人生的另外一种深入反思，可谓用心良苦。
阿来在选择“轻雷”这个题目时，也是如此。小说以“轻雷”为题，显然积聚着浓厚的象征意味：“轻雷”原是机村河口的藏语名字，可是地名办公室的人却给它起了“双江口”这样一个到处都是的名字，因为“这个时代连停下来想一想，给地方取个好名字的心思都没有了”；也因为镇上的人们不再用藏语交流了，年轻人已不会吟唱动人的民歌了；更因为“这个世界早已没有那么安静，人的耳朵听了太多的声音，再也不能远远地听见涛声激荡了”，所以，“轻雷”这个原本形容河流交汇时那隐隐的轰响的名字，也就自然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和时代记忆。这是小说里异常轻巧的一笔，却将作品的主题抛到了历史的纵深痛处。
再次，从语言的运用上来讲，三部小说的风格也各有自己独特的韵味。《赤脚医生万泉和》的语言“温婉、澹定、从容、豁达”[⑦]，可谓是延续了范氏小说一贯的语言表达习惯。清新脱俗的书面语和洁净口语的相互交织，使得以万泉和的名义叙述出来的故事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柔美气息。《轻雷》的语言，则体现了阿来作为藏族作家一种独特的诗性语言的魅力。优美的自然风光的描述，氤氲谐和的语调都为小说增添了些许感伤的氛围。“在翻过高高雪山的时候，/我的靴子破了。/靴子破了有什么嘛，/阿妈再缝一双就是了。/可是，雪把路也淹没了，/雪把方向也从脚下夺去了/……”阿来整部小说的笔触就像这首民歌一样朴素、忧伤，而又感人至深。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福寿春》中对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语言的灵活运用。书中处处可见“却说”、“原来”、“且说”、“忽然一日”等字样，将之与文本内容相结合，就会使我们恍惚感到自己是在读一部乡村版的《红楼梦》。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提出，这种传统白话语言的一再出现似乎有“刻意模仿”[⑧]的嫌疑，但我却不这么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应该有适应其内容的形式载体，无论模仿也罢，创新也罢，只要适合小说表达内容的需要，并且能和内容相得益彰，也就完全可以了。当然了，这种尤其是带有稍许古白话特征的语言运用也该有个限度，即不应该影响到一般读者的顺利阅读。在这一点上，李师江《福寿春》的把握应该说还是相当到位的。
总之，在当下的乡村小说写作中，《赤脚医生万泉和》、《福寿春》和《轻雷》均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这几部长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和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乡村写作某一侧面的创作趋向，其中的一些独特创作元素已经成为了未来小说创作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许荣《评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2008年4月17日《文学报》。
[②] 金莹《范小青谈新作〈赤脚医生万泉和〉》， 2007年9月8日《文学报》。
[③] 雷达《〈空山〉之“空”》，2005年8月18日《文学报》。
[④] 吴立艳《阿来：写小说对我来讲，不是一夜情》，2005年11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
[⑤] 潘启雯 《〈福寿春〉：农村生活形态的一曲挽歌》， 2007年9月20 日《中国妇女报》。
[⑥] 赵丽肖《李师江：“福寿春”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2007年9月21日《河北青年报》。
[⑦] 许荣《评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2008年4月17日《文学报》。
[⑧] 宋强《摘下乡村“面具”的〈福寿春〉》，《书与人》 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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