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近30年中国现代诗歌史观反思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26
王 泽 龙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内容摘要：近30年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需要继续反思的一些观念性问题。本文结合近30年新诗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描述的进化观与诗歌历史生态的多样性、规律的寻找与非规律性历史样态的复杂性、流派的整体观与个体独特性、诗学阐释与文本解读的离合、诗化的心灵史与艺术化的诗史五个方面，评析了现代诗歌史研究的成绩以及现代诗歌研究观念上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反思
在我们回顾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30年的历史经验之际，巡检与反思近30年来中国现代诗歌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评述现代诗歌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观念的调整与新诗诗学建构的有关话题，无疑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的某些特征，具有互通性意义。
一、历史描述的进化观与诗歌历史生态的多样性
受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多被描述为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在50年代至70年代，基本上以阶级论、政治性作为鉴别诗人与诗歌创作是否进步的标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出现在目录上作重点评述的诗人与作品包括：20年代的郭沫若、闻一多，30年代的蒋光赤、柔石、胡也频、中国诗歌会、臧克家， 40年代的艾青、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与《漳河水》、《马凡陀的山歌》。该文学史中对其他诗人及其创作的介绍大都是批判性的。比如对新月派的介绍，20年代“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则趋于没落反动。”在30年代，关于戴望舒的评价，“早期诗篇写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的梦”，“大多数诗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②]无论是对诗歌流派的变化，还是对诗人创作道路的评价，都是按照阶级论或思想进化论的观点来描述的。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诗歌历史的观念逐步接受了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历史成了沿着现代性道路发展进化的历史。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现代性作为描述现代文学历史面貌的贯穿性线索。他们认为“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国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都对三十年的现代文学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在近十多年来有关现代性文学历史的描述中，又主要对应的是思想文化意义层面的启蒙现代性。这个启蒙现代性的参照当然是西方现代性思想文化价值尺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从五四开始，总体上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全面反省与批判基础上的。90年代末期出版的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是第一部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中国现代诗歌演变史的诗歌史论著作。该著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过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④]。
进化论文学史观是五四新文学发生期的重要理论资源。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的理论资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历史进化观的阐释之上的。胡适声称他所主张的文学革命的根据是“历史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文学发展 “因时进化，不能自止”[⑤]。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代人大都把新旧文学的替代看做是文学进化的必然结果。周作人认为中国新文学只有逐步进化发达，“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学说思想，逐层通过”，才能最终赶上“现代世界的思潮”[⑥]。沈雁冰也强调中国新文学虽然仍步西方的后尘，但急不得，要一步步来补课，因为“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⑦]。当时，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强大的推进器，新文学倡导者的共同努力，就是要建立中国文学的新秩序与新形态，取代中国文学旧规范与旧形态。这样一个理想价值的设定，决定了他们对中国诗歌历史和中国新诗历史的最初描述。温儒敏认为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当时的确很有进步的作用。但是进化的文学史观受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约束，所描述的文学演进的线条难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细致而充分地说明文学史上某些看似偶然的不合演进‘规律’的现象。”[⑧]早在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将第一个十年新诗分为自由诗派、新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后来又在《新诗杂话》中说：这三派诗，“一派比一派强……新诗是在进步的”。其实，象征派诗的出现与影响并不比新格律派诗晚，象征派诗也不比新格律诗就一定进步。朱自清关于早期新诗的观念，自然较明显地受到了五四文学运动期间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而后继的新诗历史描述差不多是沿袭了文学史的进化论观点。
事实上中国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多向探索的道路上行进的，它行进的轨迹并不是线性的进化与发展。五四白话运动之初新诗尝试就是多向性探索。胡适倡导的是白话语体加自由的诗体，俞平伯的新诗尝试的是半白话半文言加古代词曲体的改制，周作人的散文化诗风仿效的是西方象征主义的写法，还有刘半农的民间歌谣体的实践，虽然都是白话新诗派，但是很难用统一的形态特征来完全概括他们的特征。其后，郭沫若的自由体较多地沿袭改造了胡适自由诗体式，闻一多对俞平伯的半古典诗风多有推进，李金发的现代诗歌体现的与周作人是同一路向。在第一个十年，中国新诗就留下了多元形态的建构轨迹，不是简单的一个比一个进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诗歌有普罗诗歌与现代派诗歌并行的诗潮涌动，40年代有大众化诗歌与九叶派诗歌在不同区域的呈现。直到70、80年代之交的朦胧派诗人与归来诗人的新时期弄潮，再至90年代以来各路先锋诗歌的竟放异彩。中国现代诗歌构成了一个复杂丰富、多样多姿的历史形态。其中有进化发展，有倒退变异，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纠结中，有倾向于坚守传统的经典，有主张借鉴西化的硕果，20世纪的中国诗歌处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现代诗歌观念与现代诗歌形式的建构中。
在90年代以后的诗歌研究中，出现了突破进化的诗歌历史观念的某些转变。像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就坚持了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而不是进化的过程中，突出问题的探索，审视新诗的历史嬗变过程。正如作者在该著的导言里所表述的：“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正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作者还认为，“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⑨]。比如对新月诗形构的贡献，现代派对诗质的探索，十七年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解剖，90年代诗歌价值评价等，都是具有诗学问题意识的深入阐释。他没有把整体规律的总结，与历史的链接放在主要位置，而在是思考问题中阐述历史，探究新诗的诗质性问题。
我们在总体把握新诗历史潮流中，要看到诗歌历史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多样性出发描述历史。不能锁定历史，应该敞开历史，把历史研究放在开放多元的过程中考察。
二、规律的寻找与非规律性历史样态的复杂性
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很鲜明的历史设定与现实预期。按照文学性质的设定与文学史意识形态的学科属性，对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勘察与研究价值的鉴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左翼文学观念主导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与诗歌观念大行其道；80年代中期之后到90年代，现代性价值主导趋向下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热潮；世纪之交后现代语境中形成的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研究，近些年来复兴传统文化思潮中的旧体诗研究，都明显具有不同程度的观念预设性。我们并不否认文学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自觉地突破文学史研究观念的预设性，就可能更多地发现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与新诗史，就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历史，新诗历史就是一部记录中国人民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像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就是被批判的对象，40年代的九叶派诗歌几乎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与诗歌研究的著作中。当我们完成了正本清源的历史抒写后，长期被忽略的现代主义诗歌成了被追捧的经典。由于文革后政治厌恶情结的支配，又形成了对政治抒情诗或传统的主流现实主义诗歌的漠视。这样一种诗歌观念在较大程度上又直接导致了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转向凡俗生活、走向诗人内心世界的主导倾向，诗歌开始较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主流，脱离思想文化主流。近些年来的诗歌历史的抒写与诗歌研究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观念，包括对左翼诗歌、大众化诗歌以及现实主义诗歌的观念都在现代性的观念转向中，发生了一种新的价值偏离。像20世纪的政治抒情诗中，就有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格与现代审美品格，又具有宏大气概与感人力量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重温郭沫若的《凤凰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阿垅的《纤夫》、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回答》、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政治抒情诗，我们大都会被诗歌厚重的历史精神与人文情怀深深打动，这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精神印痕，又具有那个年代独特的政治抒情诗韵味。我们关于政治抒情诗的观念（还有大众化诗歌等）仍然没有超越诗歌观念的历史预设，这是我们现代诗歌观念重构中应该继续反思的没有解决的问题。
当文学史的观照由对主流叙事（启蒙、革命、民族、大众、阶级）转向被长期抑制或忽略的非主流叙事、日常的生活叙事与审美叙事时，我们不能将主流叙事与非主流叙事对立起来，由一个偏向转向另一个偏向。近些年来，受海外汉学的影响，现代文学史与现代诗歌研究形成了一股消解主流文学价值观的思潮，非主流叙事、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观念成为了影响一代青年学者的文学史价值观。
有学者指出：海外汉学有西方的学术谱系，有它自身的学术背景，对汉学的盲目崇拜的心态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⑩]。中国现代文学有中国文学一贯性的传统与自身变异，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性思潮影响而突然、全面转型的。我们引入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不能忽略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社会文化学术语境，不能忽略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美国汉学家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发现现代性在晚清就产生了，他的“压抑的现代性”观点，颠覆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也模糊了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限。当“压抑的现代性”话题成为时髦后，就更加偏执地推进了对晚清现代性问题的过度性阐释，进一步消解了五四文学的历史意义。现代性视角打破了多年来人们习惯的一元论文学史图景，但是现代性的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我们应该深入辨析不同文学史观念的文化语境与时代语境。
我们不能把现代性绝对化与本质化，不能把它作为剪裁中国文学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唯一价值尺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表明，不是外国传统决定着现代作家，而是我们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外国传统。否则，会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被现代性所异化的结局。9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现代性调整与变更，推动了文学史不断改写的进程。然而，现代性理论方法的过热，导致了鲜活的文学生态的被怠慢。研究者往往急于对丰富的文学现象表态或给与理论命名，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问题。我们从学术研究的知识论看，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严重存在着偏离原型信念、模型信念问题。原型信念强调的感性认知活动被忽略；模型信念中的研究范式选择，违背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与有效性原则，生搬硬套西方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式，把工具模型的实践作为了研究本身，方法上是新的，却缺少新的问题的发现与新的知识创造。
我们的诗歌史研究可以说长时间没走出既定的历史问题考察的经验模式，把诗歌的新旧形态，历史的进化形态，二元对立的文学观作为了诗歌史描述的基本观念。白话与文言、古典与现代、 自由与格律、大众化与纯诗化等大都是在主体经验的支配下形成的研究范式，规律性的总结在很大层面上简单化了诗歌丰富复杂的本真形态。从1935年“新文学大系”开始，到建国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诗歌史，都没有超越观念的设定模式。
近年来新诗研究在这个方面有了可喜的突破。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⑪]，从传播学的角度立论，阐述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了新诗的发生：包括新诗集的出版传播，读者的阅读接受，新诗的批评导向等，努力还原新诗发生的原初现场与复杂的生存语境。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⑫]，虽然不是一部诗歌研究的著作，但是涉及到的文学史观点是颇富有启发性的。他从晚清以来的语言运动、国文教育来探讨现代白话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考察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打破了单纯从文学革命、白话文学运动谈新文学的文学史观念，也突破了文言与白话的二元价值论，他把现代语言运动与民族国家想象、建构联系起来考察；把汉语地位的确立与晚清废除汉字的讨论，大众语、拉丁化的提倡，西方传教士翻译语体带来的异域资源，民间语言资源、方言文学运动等联系起来探究，阐述了现代白话文学的建构是多方面历史作用的结果。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⑬]十分重视当代诗歌的复杂“生成”机制。有关“‘经典’的选定和确立”、“新诗道路的选择”、“诗人的类型”、“诗歌的形态”、诗歌的“发表方式”与“阅读方式”等话题的论述，具体探讨了各种制度性因素如何显在或潜在地规约了当代诗歌的形态特征和历史进程。上述著作体现的多元诗歌史观念与文学史观，是对概念化的理论预期性研究观念的超越。
文学规律性研究与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本质规定性，但是不可以先入为主，用主观先验性控导规律性，用理论的先期预设规范或扭曲真实性。在规律性的探究中，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大量的非规律性的文学史与诗歌史现象、非本质现象，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揭示文学的丰富历史特征，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
三、流派的整体观与个体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与现代文学社团现象密切相关，特别是描述现代诗歌历史或者研究现代诗歌，重视现代诗歌流派研究几乎达成了共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诗潮研究，也大多从流派出发；诗歌其他问题研究也多以流派为阐释对象开展。这样的诗歌历史观中的流派意识在集中发现问题的共性与规律时，较大程度上遮蔽了诗歌群体的复杂性与流派中诗人个体的多样性。如：文学研究会诗人、现代派诗人、新月派诗人、朦胧派诗人、新生代诗人，女性诗歌、90年代诗人、中间代诗人、新世纪诗歌等，每一个概念差不多概括的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群体，事实上这些流派或群体又是很难用几个诗学原则或规律特征来准确定论的。流派意识把诗歌的历史真实样态较多的模糊化、简单化了。比如20年代的象征派诗歌，虽然象征派诗人皆仿效法国象征主义，但是冯乃超、王独清诗歌的象征色彩明显比李金发的诗歌更多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与趣味。同是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废名的现代禅诗与戴望舒的象征抒情诗几乎是不同路数；就是40年代的九叶派诗群中的两位女诗人，郑敏的诗比陈敬容的诗更倾向于知性的体验。80年代的朦胧诗，北岛的浑沉思考与舒婷的感伤抒情更是相异其趣。
在单个的流派研究中，我们往往能够较全面细致地辨析流派成员创作的个性特征，每当我们把社团、流派纳入到文学史的书写或者其他问题的研究时，就往往忽略了流派群体创作的差异性与个别特殊性。有的研究缺少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较多沿袭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文学史定论；有的研究是从自己设定的概念或观点出发，只采取对自己的立论有用的材料，有意地避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舍弃研究对象与立论相悖的材料，这样一种有违学理的学术态度与方法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存在。
在我们考察现代诗歌的流派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流派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倾向的不断变化，一个诗人创作道路的不断变化。这样两个变化往往是相关联的。像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诗歌由早期浪漫抒情，转向后期象征主义的人生体验与现实反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月派后期的创作倾向。可是我们的文学史的叙述对徐志摩与新月派的抒写大多还是停留在早期阶段的经验性认识与规律性的总结上。30年代现代派诗群也是出现了前后期的鲜明转向。戴望舒的早期诗歌多是象征的抒情，中国古典主义的美学趣味是非常明显的。从《我的记忆》开始，告别“雨巷”情绪与趣味，开始学习后期象征主义，逐步转向了内心体验与智性表达，写出了像《我思想》、《夜蛾》、《寂寞》、《赠克木》等诗篇（当然到了40年代初期，戴望舒的诗歌又有了新的变化）。现代派后期差不多走的是一条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卞之琳。
如何在诗歌的流派研究框架内阐释诗歌的历史变迁，总结诗歌的规律特征，又不为诗歌的流派观念锁定自己的视野，不对流派复杂性作简单的定型，我们在许霆的诗歌研究新著《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看到了他难能可贵的学术努力。比如他在讨论新月派诗的建行艺术时，看到了闻一多与徐志摩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主要植根于内在抒情的抒情方式，但也体现在外在的声韵节奏上。这也说明，新格律诗创作可以有多种风格，格律不会把诗人的个性完全泯灭，新月诗人提供了现代格律诗发展的无限空间。”[⑭]他认为新月派诗人的格律运用有三种类型：闻一多的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徐志摩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朱湘的行的独立与行的匀配。他在总结新月派的格律体抒情长诗时，细致阐述了孙大雨的格律抒情长诗、朱湘的格律叙事长诗、李唯建的抒情十四行长诗的不同体式探索特征。在象征派诗的考察中，突出了李金发的纯诗体实践与穆木天、王独清的“诗的思维术”的不完全对应性。在40年代的九叶派诗体的探究中，分别出杭育赫的抒情体长诗、穆旦的诗剧体长诗、唐�的史诗体长诗的不同诗体差异。这部中国现代诗歌史体式的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传统诗歌流派的研究观念，给了我们诗歌史研究的新启示。当然也存在没有完全超越传统流派论观念局限的地方，像七月派诗歌诗体研究。这样的突破是与作者20多年长期关注新诗形式本体研究与诗学理论分不开的。对传统流派观念的超越只有建立在对流派创作及其研究历史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
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诗歌史的流派意识的形成，是有历史的原因的。首先是文学的活动带有较鲜明的同人倾向，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学理想与审美趣味，提供了文学史经验总结的最有效的途径。从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就出现了按照社团流派分类结集的诗史抒写模式，建国后的文学史基本上承袭了它的流派观念。我们的文学史比较多地是关注主流话语与宏大的叙事，社团流派的话语经验容易形成公众的影响，非主流、小叙事、个体叙事一向是不受文学史关注的对象。文学史先验性的理论预设，简单化的功利性的学术态度，都影响了文学史流派观念模式的形成。
文学史的流派社团研究是有意义的，流派的文学史意识也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总结文学的经验或规律。但是它较多地遮蔽了诗歌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这里提倡的是要突破传统的文学史与诗歌史的流派研究观念，要有超越流派的意识，从流派的共性中寻找发现差异性与独特性，为诗歌研究开拓新的学术局面。
四、诗学阐释与文本解读的离合
诗歌史研究中体现的诗学观念应该源于诗人诗学主张、诗歌文本、诗歌运动等方面的考察与阐释。我们的现代诗歌史研究，比较多的源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西方诗学理论范畴。像“血和泪的歌吟”、“浪漫的感伤主义”、“新道德的象征”、“青春人格的展示”、“主情主义的确立”、“自我表现的深化”等，成了某些著作对现代诗歌第一个十年流派进行阐述的关键词，我们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描述小说或整个文学史时，会与诗歌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一些类型化、伦理属性的概念，很难准确揭示中国现代诗歌的本体形态与审美特征。到了近些年，我们的诗潮研究中，又出现了诸如“实与虚”、“抽象与具象”、“有我与无我”等概念，似乎像是在讨论哲学问题。尽管从一个概念看不出所要论述问题的内涵，但是这些关键词却不能突出诗学本体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我们越来越远离了诗歌。
还有的概念的命名从一开始出现在诗歌史中后，似乎就获得了话语认定权，后续的诗歌史很少去质疑或者改换这样一些既定的概念。比如，当代诗歌史中出现的朦胧派诗、归来派诗、西部诗、新生代诗、个性化写作、女性诗歌、先锋诗、后先锋诗、中间代诗人、学院派诗、民间写作、新世纪诗歌等等，这样一些描述80年代以来诗歌历史的流行概念，有各自特定的属性，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诗学内涵的界定与讨论是很不够的，而且这一些概念基本上都看不出诗歌本体特性，差不多是诗歌的代际命名或者类属指称。还有的同一个群体类型，有着众多不一的名称，像新生代就有第三代、后朦胧诗、后先锋诗等的命名。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提口号，树旗帜，标榜主义，注册话语商标权的现象此起彼伏，标新立异的思潮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推动中可谓方兴未艾。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史或诗歌史的概念与话语，然而我们应该从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中，从诗歌文本的阐释中，从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中，提炼出独到的具有诗学理论意义或内涵的话语或概念范畴。进入新的世纪后，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话语成为了我们研究现当代诗歌与现当代文学的理论参照，诸如“狂欢化”、“肉身化”、“欲望”、“反讽”、“祛魅”、“生态叙事”、“零度叙事”等概念，构成了我们新诗研究的关键词。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转型带来的大众化文化变迁，是有与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相通的某些共性特征的，但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现实语境与文化的历史传承，决定了我们当下诗歌与文学的选择不能不鲜明地具有民族的自我特质，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话语，是不能准确揭示中国当代诗歌或文学形态本质特征的。
不论是对传统理论话语的沿袭，还是对西方现代话语的盲从，都是我们现代诗歌历史观念中主体意识退化的表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诗学研究，的确存在着缺少研究主体建构诗学观念的理论创造力，我们似乎还没有寻找到建构自己诗歌历史的理论依据，现当代诗歌史研究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缺乏自己理论体系的摸索阶段。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借鉴，无疑是我们建构中国现代诗学或诗歌历史的宝贵资源，但我们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是为我所用的择取，是符合自我、融入自我、创生自我的转化。当前我们新诗的阐释，新诗历史的建构，更多地应该从文本研究出发，在中西传统理论资源的参照中，努力提炼出符合现代中国诗歌历史的理论范畴、诗学概念。在为现代中国新诗理论原创体系建构的努力中，潘颂德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⑮]，较早地系统收集与梳理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料，从诗人与诗歌理论的批评中归纳与提炼了一些诗歌的概念与范畴，为现代诗歌史与现代诗学的深入研究，做了较扎实的基础铺垫工作。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⑯]，深入考察了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袁可嘉等人的解诗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现代解诗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在对个体诗人的研究中，江弱水的《卞之琳诗艺研究》[⑰]从文本的细读与剖析中总结出一系列具有诗学本体特性的概念。如在有关“句法与章法”、“韵式与体式”的研究中，提炼出“跨行与复辞”、“首尾圆合法”、“上下钩挑法”、 “吟调与诵调”、“参差均衡律”、“谐音与拟声”、“无韵的格律诗”等，这样一些指涉诗歌艺术规律的关键词，它们能够帮助读者进入诗歌本体世界，体现了与传统诗学理念紧密联系，包含了对西方诗歌特质的某些规律性认识。我们需要这样的从诗歌的审美感性出发，从诗歌文本剖析研究中建立起来的诗歌研究话语范畴或体系。
文学史的叙述历来就有一个诗史与诗识的关系问题，历史由谁来叙述？在什么层面上被叙述？在何种程度上被叙述？历史存在与历史叙述是不一样的。历史从来就是一个被描述的历史，诗歌历史只有在不断的阐释中才有新的发现、新的生机，没有凝固不变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对历史叙述质疑的意识，反思的意识，经典从来就是在不断被阐释、被丰富的过程中显示它不朽价值的。我们今天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突出诗歌研究主体意识，诗歌历史的学理建构意识。
当前功利化的学术体制，较多地干扰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中，除了忽视文本的细读外，越来越较明显地出现了忽略诗歌历史资料细致考察的倾向。近几年来刘福春的诗歌史料研究具有学术纠偏的意义。他的《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⑱]，弥补了新诗史研究忽略史料研究这方面的严重缺憾。作者采用的编年史形式，好像是一些史料的历时性展示，实则体现了对诗歌历史变化轨迹的鲜明呈现。正如作者在《新诗纪事》的“说明”中所言：“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勾划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有文章认为：“它们不同那种‘评价’式的、目的论的新诗史写作，对历史‘细节’和史料本身的看重，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⑲]
我们的诗歌历史的研究，需要的是注重从历史出发，从诗歌文本出发，树立诗歌研究的自我意识，当下意识，在传统与西方理论的有效借鉴中，在诗歌历史文献的细致辨析中，创建出适应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诗学概念与研究话语体系。
五、诗化的心灵史与艺术化的诗史
现代诗歌历史研究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一样，经历着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不断转换与困扰。一部诗歌历史，可以是一部诗化的人类心灵史或思想史，或者心灵化的诗歌史；诗歌是诗人心灵深处的情感抒写与人生经验的形象表达，它的发生与表现以及影响，不仅仅就在文学的审美层面或艺术的功用上。诗歌历史的抒写注重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心灵诗学的观照是情理之中的。正如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提出的那样：“如果把当代诗歌史同时也看做一部形象生动的当代思想文化史，似乎更能给人以某种启示”；“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⑳]。作者在对当代中国诗歌历史的描述与论析中，以文学史家的开阔眼光，细心辨析文艺与政治制度、诗歌与文化论争，诗人与社会运动、新潮诗与时代变革、作者心态与读者观念等之间的关系。突出地体现了对诗歌史研究的外部历史文化因素与诗人心灵史的关注，深刻地揭示了影响当代诗歌生成变化的历史境遇的复杂性。
当我们把对诗歌历史的审视转向诗歌的艺术世界时，诗歌形式的内部要素就成为了我们关心的主要目标。我们曾经受西方新批评或形式主义诗学的影响，在80、90年代之交诗歌的内部研究形成过主导性思潮，一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研究著作在90年代与世纪之初的出现就是这种转向的成果。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潮流而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比较多的倡导纯艺术化的艺术原则，更加注重诗歌形式的探索。现代主义诗歌史研究的突出成果，是对50年代以来长期忽略诗歌形式研究的一个历史纠正。当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海外汉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主导时，文学与诗歌的外部研究又成为了主流性思潮。近十多年来海外汉学较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传播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层面阐释文学问题，海外汉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较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研究文学与诗歌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但是我们对诗歌史或文学史的阐述是可以相对区分或者有所选择的。作为诗歌历史的叙述，是离不开诗歌生成演变的历史语境描述的，历史是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诗歌与文学也是构成历史的有机成分。我们如何在人类历史的共同形态中，发现我们文学自身生成的历史独特性，寻求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属性的区别，比如哲学、宗教、伦理学等的不同。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在一般历史事件的综合语境中，凸显出作为诗歌或者文学历史的本质特性，这个特性只能是诗歌与文学的审美属性或艺术形式素质。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或意识形态论的一般方法，对审美的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不是那么熟悉，因此我们的诗歌史、文学史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没有建立起具有诗学本体意义的诗歌史的叙述模式。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诗歌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关注诗歌本体问题研究的成果。像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21]，对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诗性特征探讨；王珂的《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22],对中国现当代诗歌诗体嬗变及其特征的考察；许霆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23]对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梳理与辨析；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24]，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及其艺术实践的历史透视；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5]对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形态形成与实践的研究；还有本人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26]对现代诗歌意象诗学以及意象艺术史的阐述等，形成了不同侧面的现代诗歌史的本体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与中国现代诗学中的众多本体性问题都没有被系统与深入的涉及。像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包括的自由式、格律式、散文化的各种体式问题，诗歌语言包含的语体、语像、语感问题，诗歌节奏包括的音韵、音节、内在节奏问题，诗歌的翻译、诗歌的时间、诗歌的叙事、诗歌的戏剧化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深入解决的诗歌形式问题或诗学理论问题。这样一些决定诗歌为诗歌的本体问题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的，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基本的认识与深入阐述，中国现代诗歌历史的抒写就较充分地具备了大致完备的诗学基础。近30年来我们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研究成绩不容忽视，然而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的新诗史研究可以大有作为。
[②] 唐�、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264页。
[③]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3月），《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第254页。
[⑥]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期，1918年7月。
[⑦] 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第1期，1919年11月。
[⑧] 温儒敏《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⑨]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⑩] 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⑪]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⑫] 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⑬]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⑭] 许霆《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⑮] 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⑯]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⑰]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⑱] 刘福春《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⑲] 张桃洲《论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⑳]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1]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
[23]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4]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 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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