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张爱玲为什么不“伟大”？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52
刘 锋 杰
（苏州大学 文学院，苏州 215123）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用“伟大”这一标准来要求张爱玲，“伟大”的标准建构中，往往执行了一条或隐或现的政治路线，直接批判社会现实、表现了极度政治热情的作家往往能够成为伟大作家的备选人或正式代表。伟大不必高于优秀。男性作家与伟大相关者多，而女性作家与优秀相关者多。因此，有关伟大的争议，也是男权与女权的争议焦点之一。
关键词：张爱玲；伟大；政治；男权
我感到，在大陆关于张爱玲的研究中，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观点，形成了看待张爱玲的“底色”，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再美妙，再动人，再艺术化，就是不够伟大。把她与鲁迅相比，更成为不少研究者的策略，以此证明确实如此。这从当年傅雷的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来。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①]这“莪特式大寺的一角”就是指的伟大。在分析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时，傅雷所看到的也多是“沾上了轻薄味，艺术给摧残了”（如《琉璃瓦》），“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如《封锁》与《年青的时候》）。分析技巧时，傅雷也没有忘记伟大的标准。他在评价张爱玲时所使用的诸如“深刻的反应”、“强有力的转折”、“尽量利用对比”、“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等，无不体现了伟大美学的原则。所以，在傅雷这里，他可以赞扬张爱玲，但不会越过一个界线：认为张爱玲不只是优秀的作家而且已经是伟大的作家了。这与傅雷的教育背景与个性气质都有关。傅雷少年受的是儒家教育，儒家强调入世，主张建功立业，这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功名心有关，反映到审美情趣上，也就当然地要以是否具有力量来做评判的标准，追求伟大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心理期望。傅雷后来游学欧洲，接受与喜爱的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艺术大师，在他看来，这些艺术家才是伟大的，因此，从一种伟大美学原则出发来要求张爱玲，也就势在必然。
受他的影响，后来的女性研究者也对张爱玲提出了同样要求，这是令人困惑的。傅雷这个人多少有些男权倾向，由傅雷来要求张爱玲的趋向伟大，是男权思想的流露，不足为奇。可这些女性研究者在接受傅雷的观点时，理应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才显得合情合理，可实际上她们不仅不抵触，反而全盘接受，真正是出乎意外。比如万燕就如此，她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首先援用傅雷的观点，以示尊重。可她没有料到，正是这样的一种尊重，将她自己纳入了傅雷的批评传统，没少受到傅雷男权思想的影响，也向张爱玲要伟大，而且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要求另一个女性去伟大，这其间的吊诡恐怕不小吧。
万燕引了傅雷的这段话：“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②]这段话正是伟大美学原则的相当完整的表达。由傅雷此段评述所涉及的作家可知，凡成为伟大美学原则的实践者的，均为男性作家。用这样的由男性作家所构成的美学原则来分析张爱玲的创作，是否合理，并非一个无须证明的问题。所以，万燕在随后的论述中惋惜张爱玲没有成为一个“伟大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优秀作家”[③]，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她从傅雷那里汲取的营养，使她养成了与傅雷相同的眼光，这当然要向张爱玲要伟大了。
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女性――王安忆的观察与万燕差不多，她同样要求张爱玲应当伟大。她说：“我很为张爱玲惋惜，她其实是具备很好的条件，可以塑造重大的情感状态。她能够领会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说找到了原动力，有可能去创造文字的宫殿。可是，她的创痛不知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很快解脱出来，站在一边，成了一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口气轻松了许多。”[④]王安忆所谓“重大的情感状态”，应当就是傅雷所说的冲突、紧张、痛苦、斗争等等吧；所谓的“文字的宫殿”，应当包含了傅雷的“莪特式大寺的一角”、“深刻的反应”、“强有力的转折”、“尽量利用对比”、“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等相应的技巧要求吧。所以，这样的要求就是傅雷的要求，也是万燕的要求。
可万燕与王安忆没有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非得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呢？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吗？特别是用男性作家作榜样来要求女性作家符合这个男性的原则，这里难道不存在性别上的困难？如果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经久不衰，一个优秀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是家喻户晓，那么做一个优秀的作家又有什么不好？其实，伟大的作家并不能代替优秀的作家，这是其一；其二，若真的所有的优秀的作家都成为伟大的作家，那么，优秀作家就会出现空缺，这将导致审美的单一化，失去审美风格的多样性。比如说，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大概只能称为优秀的作家，而屈原无疑是伟大的作家，但谁又能够用屈原去代替陶渊明呢？他们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与建构不同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有关伟大的评价，往往是政治性的，执行了一条或隐或现的政治路线。一些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直接批判社会现实、直接表现了极度政治热情的作家往往能够成为伟大作家的备选人或正式代表。因此，比较而言，我认为：伟大是一种人生的战斗，并且是与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战斗，在这个战斗中因为体现了对于巨大力量的追求与歌颂，所以既是伟岸的，又是宏大的，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是与社会革命、时代大潮相对应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这只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与审美方式，决不是惟一的社会活动方式与审美方式。而优秀是一种人生的姿态，并且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姿态。伟大不必高于优秀，优秀也未必高于伟大。优秀主要体现了个人的心绪，咏诵个人对于时代的感应，体现了个人在时代社会生活中的那种心曲，这种心曲由于深入，由于细腻，往往十分动人，并由这个心灵打动了另一些心灵，奏响了个人情感的小夜曲，丝丝缕缕，在空中飘荡，在人心与人心之间飘荡。
就文学评判的历史而言，古今中外还少有一位女性作家被一致称作伟大的作家。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性别角色与伟大有着内在的冲突，女性的现有生活方式与审美选择，赋予她们不去创造伟大作品的品性与权利。这就告诉我们，所谓的伟大，可能正是男性的另一种称谓。伟大是男性的，而优秀是女性的。将张爱玲纳入伟大美学原则之中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是陷入形成已久的由政治化运作而铸成的以男性意识作为骨架的文学史模式――一种由伟大意识而非由包含了优秀意识即由男性意识而非由包含了女性意识所形成的文学史评价系统。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傅雷的评论，甚至也包括刘再复的观点[⑤]，还是上述两位女性的看法，都体现了大陆的这个现代批评传统。这个批评传统以左翼文学理念为基础，再吸收鲁迅式的批评倾向作支撑而构成文学史评价模式。这一模式的内部存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在其最外层，由一般的左翼思潮演变成极左思潮，并以此作为它的革命性与开拓性的标志，体现为政治家的左翼思想在文学界的移用，钱杏�等是它的代表。这样的批评往往对文学现象进行较为粗糙的干涉，并且影响很大。其二，在其中间层，由相对温和的意识形态批评所构成，它是左倾的，但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思维特征，胡风和茅盾等的批评活动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批评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部分真知灼见，却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干扰，这种真知灼见很不充分。其三，在其最深层，由鲁迅为代表的人生派作内核，与一切非人生的思想派别相对立，它对人生派的坚持本身是正常的，可对非人生派的强烈排斥态度，使其不时远离艺术的常轨而落入非艺术化的冲突之中，因缺乏多元意识而往往成为一种束缚。大陆的文学史评价模式可能会随时代变迁而有所移动，甚至有所突破，但往往是突破表层，徘徊于中层，静止于深层。
近年来，尽管新的批评模式不断涌现，可因为缺乏传统的支撑，同时更缺乏完整的教育体制的贯彻，这些新的批评模式并不深入人心。特别是当批评界还是由受到这个现代批评传统的深刻影响的重要人物组成时，人们就会在惯性的、有意与无意之间、在缺乏真正的多元思想的背景下，重蹈覆辙。因为张爱玲既非左倾，也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者，甚至也被目为为艺术派，形成对于张爱玲的强大压抑，也就十分自然。因此，不要以为大陆目前的张爱玲研究轰轰烈烈，要是往深处看，往细处看，对她的评价中所充满的语言暴力与思想歧视，还是比比皆是。在张爱玲的面前，放下从传统、从现实、从权威那里搬来的理论与观点，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挑战自我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若处理不好，失败的不是张爱玲，而是我们。应当感谢夏志清，他只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⑥]，并没有因为优秀就小看张爱玲，没有文化上的性别歧视，也没有美学上的性别歧视，在他看来，女性的张爱玲已经活得身份自足而意义饱满了。
近读美国女学者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面具》，给了我很好的启示。依她的看法，女性代表自然，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她们原始、丰富、复杂、神秘、本色；男性代表反自然，所以，他们与自然相斗争，充满激情，创造文明，并寻找着一切可以证明这种创造的方式与途径。因此，不是女性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女性无须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相反，不是男性一定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因为男性必须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体现自己的特性，就没有出路了。
卡米拉・帕格利亚有一段话值得体味，尤其值得女性研究者去体味。她说：
在西方文化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创造都是产生于与自然的争执。西方，而不是东方，知道自然力之可怕残忍，它沉重盲目地将物质滚动碾碎，使心灵蒙受耻辱。当自我丧失之后，我们将找不到爱情或上帝，却只有原始的卑劣。于是对自然的揭露历史性地落在西方男性身上，他们被潮汐的节律推回到海洋母亲那里。正由于他对神秘的自然潜流的忿恨，使我们获得文明宏伟壮丽的建造。冷峻而有吸引力的阿波罗精神，是西方辉煌杰出的对自然的拒绝排斥。阿波罗信仰是反抗非人性的巨大的女性自然的男性路线。[⑦]
我未必完全同意卡米拉・帕格利亚的话，这中间包含的细节太多，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能产生疑问。可张爱玲的观点却与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所说差不多。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说她不想创造时代的纪念碑，还曾表白过她要写人生的素朴与安稳，不想写人生的飞扬与斗争。她说过：“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的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生的神性，也可以是妇人性。”[⑧]张爱玲承认自己不喜欢壮烈和悲剧，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因为壮烈表现的是力，力太多了，不够优美；悲剧太强调强烈的对照，也是用力太大，重刺激性而轻启发性。而悲壮因为有悲，也就有了更深的内涵，苍凉则将这种悲表现到一种悠深的程度，所以是动人很深的一种美的方式。当然不能说张爱玲在此否定了一切伟大的创作，可从她的语气中、分析中看到她对伟大的规避则是无疑的。联系到张爱玲认同女人才能治理好这个社会的观点，对超人――男人很不满意，就说明张爱玲是从她自己的角度深入体验着女人的命运，确定她自己是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张爱玲将通俗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嗜好，也是自远于伟大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实实在在地显示了张爱玲的个性追求。我个人认为，通俗的东西也是女人味多于男人味的，通俗离大地更近一些，而男性往往是仰望星空的，这与张爱玲不要所谓的高雅、精深、宏伟、残酷、强烈、重大是相一致的。我的结论是：张爱玲自己不要伟大。我们不必为其没有伟大而伤心，更不用因为她不伟大而去责备她。她做不到，其他的女性作家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在中国的宋代有一位女诗人险些做到了，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惊天动地的名句，可她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她的写照，也是她的诗的写照。这个优秀的诗人就是一代才女李清照。
张爱玲与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两位女作家，不要再用伟大去框她们，那样的话，她们要是天上有知，也会十分痛苦。
她们不要伟大。让她们活得自然而然。特好！
[②]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傅雷译文集》第1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④] 王安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 1995年9月21日《文汇报》。
[⑤] 刘再复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无法与鲁迅的文学成就相比拟，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参见《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编《再读张爱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
[⑥] 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王玫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⑧]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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