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此次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的作品《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将二者拿来比较了，之前你在《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这篇文章里剖析为什么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在那时你就说，二者具有可比性。

王彬彬：鲁迅与胡适有多方面的可比性，实际上早已有人对二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了。二人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经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后来却分道扬镳。“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影响很大，而鲁迅和胡适的分道扬镳，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的重要表现，具有代表性，从人生经历、留学背景、文化观念与文化立场、政治观念与政治立场等方面对二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里，你提到鲁迅的不看，因为他是袁世凯政府的官员又被看作是蔡元培的亲信，为了避祸有难言的因素，而胡适的不看，是因为他不愿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而二者的不看都不应该苛责。这种“理解的不苛责”态度似乎是你在下笔描摹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人物的一种立场。

王彬彬：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某些不很光彩不够高尚的言行，后人是否应该原谅，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这种言行的动机是什么，二是这种言行是否损害了他人。一个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自保而有一些怯懦的言行，同时这种言行又没有损害他人，我认为后人是应该同情、理解和原谅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自保，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自保，而是别有所图，同时又伤害了他人，那这种言行就是后人不必、不能同情、理解和原谅的。

记者：在对现代文坛上的人、事的探究中，你将自己的笔触漫延开去，进而写起与往昔文坛无关的文章，你说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文人、文学、文化和政治，这之间永远存在着值得说的话题。

王彬彬：对历史的兴趣源自对现实的兴趣。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必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这是我十多年来写了许多谈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章的原因。我对现实有热切的关注，在思考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时，我往往把目光投向过去。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是因，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则是果。例如，有人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文革”中寻找深层原因，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某种意义上，不能脱离历史去关心现实，而关心历史也就是关心现实。

记者：在史实分析、史料作证的叙述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是我阅读你的文章时的一个重要感受，你似乎无意用某种理论来论证观点，这就使得文章行云流水，不佶屈聱牙。你给本报《新批评》百期专号所写的文章中说，“文学批评是审美感受的表达”，强调文本作品，而不“追逐理论”。

王彬彬：运用他人的理论，是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问题，如果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就没有必要拉扯上别人的理论。许多人搬用他人的理论，不是为了解释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用自己的问题去印证某种理论，理论用了一大堆，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更好的解释，反倒让人生出“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我倒糊涂”之感。理论都是人创造的，真有理论兴趣者，应该有创造理论的能力，不要总是拉扯别人的理论。

记者：你今年刚出了一本名为《大道与歧途》的集子，收录了你关于文人与政治的文章。自序中你说，“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或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何为“大道”，什么又是“歧途”？

王彬彬：脚下的路是“大道”还是“歧途”，往往开始时是难以知道的。有的人在中途意识到走在“歧路”上，有的人到了终点才知道走了一条“歧路”，还有人到死也不知道走了一条“歧路”。不识歧路真面目，只缘走在歧路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奖已举办六届，你对往昔文坛里的人与事的史料分析，是一种过去的“在场”，也是另一种现在的反思与映照。你怎么理解散文的“在场”？

王彬彬：我想，不能把“在场”理解得太狭隘。我说过，有时候，关心历史就是关心现实，而回到历史现场，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