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精神资源――“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研究之一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44
胡焕龙 王达敏
（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淮南 232001）
内容摘要：是各自的文学传统而不是别的因素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历史阶段。按照爱德华・希尔斯的理论，传统是一种世代相传、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它须经过长期凝结并在形成后围绕着“共同主题”不断变异。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于胡适、陈独秀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其精神渊源却是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自清末民初自域外输入的一系列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因此，10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近300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有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传统；“天下”与“世界”；价值系统；现代人学
一、从希尔斯的“传统”理论看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前者指从中国远古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近3000年漫长历史中的文学发展历程，后者指从19世纪中后期萌芽、以20世纪为主体的迄今100多年间的文学发展史。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者大多以“现代性”为其灵魂或标志。其“现代性”首先指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形态下的文化精神和文学精神、与此内在关联的种种价值取向以及特定的艺术形式、语言形式。它与前工业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有着本质区别。在中国3000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短短100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所以具有她独立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形态、文学精神，即文学传统；是各自的文学传统而不是别的东西把中国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
什么是传统？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爱德华・希尔斯教授（Edward Shils）在他著名的《论传统》一书中这样定义的：
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①]
换句话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②] 据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传统的内涵：（1）传统是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代代相传的东西，因此它不仅产生于过去，是“过去”的凝结和象征，同时还在当下人们的日常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它是活在当下的过去，是仍具有生命力的历史。（2）传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信仰，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情感具有无可置疑的规范作用和感召力量，它是特定时代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精神权威，具有明确的价值意义。（3）传统的形成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其形成过程是一个由社会事件、政治教化、生活方式逐步向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情感趋向和文化心态缓慢积淀的历史过程。所以，特定的社会存在“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才能凝结或积淀为特定的传统。
希尔斯认为，传统随着社会环境和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地变迁，乃至于“变迁”本身成为传统存在形态本质特性的另一面。传统实质上也就是在时间链上由围绕着共同主题的一系列变迁构成的。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它的基本因素保存了下来，并与其他起了变化的因素相结合，但是，使其成为传统的是，被认为是基本因素的东西。”[③]
因此，任何人，在试图对既定传统进行任何变更或“创造”时，都不可能凭空进行，“对这些人来说，传统不仅仅是沿袭物，而且是新行为出发点，是这些新行为的组成成分。”[④]任何人的本质都是过去既定文化传统的产物，他对自我的界定都是依赖于个人记忆、家族记忆、社会记忆乃至整个的历史记忆来实现的。任何人的“现在”都是由“过去”组成的，而他的性格和信仰以后会起何种变化，都只能从“过去”出发，从“过去”的全部沉淀中获取资源、力量和准绳。由此，希尔斯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掌心中，“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⑤]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文化传统的每一步变迁都必须以“过去”为出发点，但希尔斯过分注重了“过去的掌心”的决定意义，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平行存在的文化传统相遭遇和冲突时，强势文化的横向渗透使弱势文化传统产生一定程度的“裂变”或质变，――这实际上是传统发展演变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如果这样的话，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无非是在某些“共同主题”下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某种延伸或变异，而不具有自身的本质特性。这样一来，任何对“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阐释都只不过是围绕一个伪命题的徒劳之举。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既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更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全面冲击和浸淫下，在较短时间内凝结而成的崭新的文学传统。她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在整体性的“藕断”之后又丝丝相连，形成相对独立的并列关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以她特定的内涵、独有的精神气质，在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比照中显示出浓郁的民族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衔接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希尔斯认为，传统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Chrisma）特质，即具有超凡性质的、令社会成员敬畏和依从的道德规范和秩序规范力量；新传统的确立，则需要具有辉煌想象力和非凡品质的克里斯玛式人物、作为里程碑纪念对象的克里斯玛事件以及历史遗留物。因此，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新青年》的创刊、《尝试集》的出版、《狂人日记》的发表等等，无疑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得以形成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伟大事件。百年以来，它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发挥着神圣的精神感召力，发挥着思想的、审美的等等全面的规范、指导及潜移默化的作用。
然而，正如希尔斯所指出的，一种新信仰至少必须经三代人的两次承传，才能成为新的传统。胡适、陈独秀们所开创的辉煌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事业，以其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对旧传统形成惊心动魄的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几年之内实现了“新神”对“旧神”的取代。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历史时期克里斯玛力量的伟大与神圣，但同时也表明，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上看，他们所承担的，只是传统转换历史过程的“完成式”。因为他们所拥有的非凡的克里斯玛感召力的精神源泉，来自他们之前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先驱；在他们之前的数十年间，近代中国文化巨匠们已替“五四先驱”们吸取了足够的西方现代文化养料，大体上完成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合理扬弃，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框架，并发动了最早的文学革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林琴南等等早期的“文化搬运夫”，几乎铺好了最后一块文化砖石，才使得“五四先驱”们得以一夜之间“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克里斯玛人物”。
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继承也一直潜在地进行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共同主题”， 如政治情结、教化意识等等，经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因素的融合，或改头换面或发生实质性转变后，融进现代文学精神的新格局中，成为中国现代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而，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虽然形成于被后世视为历史“新纪元”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但她却萌发、酝酿于清末民初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新的社会环境为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刺激下的全社会求新求变以图强的社会心态为新文学的萌芽及新传统的酝酿提供了心理基础，而以康、梁、严、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大力引进西学及西方文学以建设民族新文化、新文学的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传统的最终确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二、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历史背景
本文所指的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主要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传统，兼及其他。因为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以思想启蒙、反抗旧传统和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与通俗市民文学及现代旧体文学相比，作为以精英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先锋性文学潮流，更集中地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精神，更鲜明地表现出与旧传统的本质区别。因而它集中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
如果说梳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本身是梳其“流”，那么，回溯她凝结的历史则是考其“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不亚于前者甚至比前者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前者往往依靠后者来自我定位和定性；深入全面地考察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代传统”本身，以及她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1、双重危机下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潮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以其现代化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央王国的大门。西方大炮轰塌的不仅是中国紧闭着的古老国门，同时还轰破了中国人延续了2000多年的“天下”，从而使中国人发现了“世界”。古代中国的“天下”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外化的一个庞大的精神性空间，具有先验的永恒正义性；“天下”之外，则是荒蛮的夷狄世界。鸦片战争的血与火使中国人发现了“天下”以外一个更丰富多彩、更强大和先进的“世界”。于是，在惊愕、恐惧和困惑中，2000多年的“夏夷”之辨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开始动摇了。中国人开始步履艰难地走出“天下”，置身于现实的“世界”之中。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从古代文学中得以“脱胎而出”的历史背景：现代中国文学及其传统与古代文学的本质性区别首先就在于文化土壤的截然不同，后者生长和延续于相对封闭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天下”，前者则萌芽和成长于多元开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里。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先进科技，魏源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划时代命题。经过近20年的徘徊与痛苦，“师夷”成为中国社会被迫接受的文化理念。19世纪60年代初，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高级官僚的主持和推动下，清政府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洋务运动。“师夷”的社会语境，无疑开启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潜在通道，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全新的文化世界的冲击，预示着它必将在题材、体裁、文学主题、审美理想和文学语言等方面，产生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全面“裂变”。这是中国文学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景观。从此，中国的与西方的，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等等范畴，不可避免地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因素，融进文学发展蜕变的历史轨迹。它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摇篮，为现代文学精神和传统的凝结提供了必要的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和丰厚的社会土壤。尽管此时期的文学创作，总体上仍在历史演义的辉煌中自娱自乐，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⑥]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中国文学必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如果外在社会生活的某些变迁不足以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人们固有的精神境界，那么，新的文学精神也无从谈起。中日甲午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及近代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现代精神的萌芽，提供了直接而全方位的思想与艺术养料。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精神亟变的历史契机，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由此开始。梁启超后来反思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⑦]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社会心态，是民族危亡的恐惧和求变图强的急切。维新变法，成为中华民族摆脱恶梦，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的唯一出路。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⑧]康有为更向最高统治者大声疾呼：“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⑨]能否主动地变，全面而彻底地变，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严复更是把它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⑩]变，乃成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运会），且今日之“变”，已非具体的“事变”，而是根本性的“世变”。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与古代中国朝代更迭、民族纷争中文人们的感时忧国之情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个古老民族在危亡时刻的自我更新，在社会文化的全面蜕变中迈向现代、走向富强。因此，它是一场观念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是民族精神的“涅�”。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面更新，一个现代的中国由此诞生。中国文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传统，自然亦由此开始形成。
维新派打破中―西、体―用、本―末的人为分界，提出“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以实现中西文化全面而平等的交流融合。而实质上，康有为等是以传统经学为外衣，全面输入西方现代文化理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再诠释，悄然实现“以西化中”的目的，最终形成所谓的“新学”――中国现代文化格局由此萌发。“新学”中新的价值系统的逐步凝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更成为它现代传统的源头和延续的内在力量。
这个主要输自西方的价值系统包括“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等等现代文化理念，它们与其他现代文化理念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基因”。此后，不管现代文学的传统诸多方面发生怎样外在形态的变迁，“基因”总是代代相传，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直到今天仍在变迁中传承着，延续着。
2、现代价值观念的移植与确立：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精神资源
传统力量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力量，是特定时代核心价值系统所产生的精神感召力。特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往往通过长期的政教引导、媒体宣传等途径，与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步转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心理和审美定势，最终凝结为以“共同主题”为核心的传统有机体。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长期、复杂的社会教化与心理积淀过程。19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维新变法运动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使延续了2000多年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儒学价值系统解体，不可逆转的被“民主”、“自由”、“科学”、“平等”、“进步”、“竞争”、“个性”等现代意识所取代。中国现代的新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精神、现代传统就在这种历史性的民族精神的蜕变中渐具雏形。
进化论与进步观念
可以这样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空前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中国，再也没有什么思想观念比西方的“进化论”更能对精神危机中的中国人产生那样振聋发聩的力量。中国士人的觉醒，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于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世界图景的震撼，以及由发展、进步与竞争等主导观念带来的启迪。
中国传统哲学同样信奉生生不息的运动规律，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历史与宇宙自然的“循环论”。《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传统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中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双方永恒不息的互相转化，是宇宙运动的总规律。所谓“反者道之动”是也。1897年，康有为发表为他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的《孔子改制考》，以久被压抑湮没的“公羊三世说”，大力倡导中国本土版的历史进化观，从而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震荡。同时，严复翻译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论》，更是给沉闷的中国社会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持续演化的崭新的世界运动图景，使中国人第一次把目光由向后看转向现实与未来，“发展”、“进步”等观念开始支配中国人的思维。“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人不仅陷入恐惧，更激发起积极的反思；起而“变法”，富国强兵，遂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1]
进化论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线性前进、不断进步的前景成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核心价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中脱胎诞生的思想背景和不断发展创新的内在精神动力，更是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并形成反传统时代潮流的价值坐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宣言书。从此，发展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反抗与革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经过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力鼓吹，深入人心，凝结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基本主题。
竞争―斗争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合”，“竞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有正面价值。以传统价值标准看，“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王制》）
明清之际，随着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与最初的发展，传统的“礼让”、“不争”价值观念受到冲击。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屡败于只讲“争于力”而不讲“公理”的西方列强；而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入，给“争于力”的现实生存原则提供了哲学依据。竞争，遂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被迫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被迫接受的现实道路。梁启超说：“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或个人与个人竞争，或人种与人种竞争。竞争之结果，劣而败者灭亡，优而适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12]他肯定地说：“竞争者，进化之母也。”[13]严复在《天演论》中有意无意地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塞进了赫胥黎的进化学说，使中国人感到人类世界除了残酷竞争优胜劣汰，不会再有别种生存伦理。“竞争―斗争”意识在现实的生存危机中迅速向核心价值观念升华，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本法则。近现代中国思想家无不大力鼓吹竞争及在生存竞争中雄强、进取的人格模式和民族性格，赞扬西洋民族性格甚至鼓吹“兽性主义”，成为“时代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转型期，冲突动荡、痛苦愤激而不是小农社会的田园牧歌成为她又一催生婆。因此，在反抗中生存，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它的“胎记”。它首先在反抗传统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从梁启超鼓动清末民初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胡适、陈独秀倡导声势浩大的五四文学革命，无不如此。其次，她是在19―20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全方位的强劲冲击下成长起来的，她在大力吸收西方文学的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营养过程中顽强地体现自身的民族特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从未经历过的全面的冲突、吸收、转化、创造的精神蜕变过程。其三，多元化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诞生之时就呈现出个性鲜明、流派纷呈的多元格局，它们在互相抗衡、激烈冲突中互相吸收、自我完善。在竞争中求“进步”的现代文化环境中，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反抗传统形成自己的革命精神，在与西方文学的互动中形成吸收借鉴的开放精神和崭新的民族风格，在不同的创作流派的相互竞争中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更凝结为她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
勿庸讳言，由于把“竞争”迅速推崇为核心价值观念，竞争意识逐步转化为无条件的“斗争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精神通过“斗争哲学”改头换面进入现代，给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残酷斗争，唯我独尊代替了竞争中本应有的“费厄泼赖”原则，给文学的百花齐放造成不应有的负面作用。它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而萌芽，到30年代以左翼文学思潮为代表并形成风气，40―50年代形成恶习，至50―70年代登峰造极。其造成的文化专制和政治恐怖给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造成历史性损害，这种灾难性后果成为几代作家挥之不去的恶梦。
“大同”理想
贯穿于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或“共同主题”，就是以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为动力对人类未来美好境界的不懈追求。这种现代追求以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起始和标志，随后这种思想和审美倾向以各种面目绵延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历程。换句话说，热烈追求和讴歌“大同”式乌托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重要内涵。
“大同”乌托邦理想原是儒家所推崇的终极价值观念，经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融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是对这一乌托邦理想的高度概括。它是超越国家、种族，以“仁”为最高思想境界的道德世界。但儒家的“大同”理想国只存在于遥远的尧舜时代，因此，中国本土的乌托邦理想是崇古非今，眼光向后看的。然而，自康有为发掘被湮没的公羊三世进化说，尤其是严复大力译介西方进化论思想后，近代中国人的乌托邦憧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向往过去变为展望未来，从而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蜕变，推动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提供了急需的哲学理念、思想资源。中国的历史小说非常发达，“历史演义”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小说门类。这类目光一律朝后看的各类历史演义深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意义世界，凝结成强固的民族文化心理。清末民初，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标志，近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突然转向相反的方向：以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情怀面向20世纪乃至更遥远的未来，以丰富的想象建构中国富国强兵、繁荣昌盛的远景；或是想象科学的日益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展现出一幅幅遨天游地、五彩缤纷的未来幸福生活图景。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以各种体裁抒写心中的美好理想：号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众多作家，声称关注社会人生，揭露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他们更多的却是热切抒发胸中的浪漫理想，从冰心“爱的哲学”境界到许地山充满灵动的宗教王国，莫不如此；创造社诸君的理想幻境更是蔚为大观；新月社诗人们不遗余力地讴歌心中的“太阳”、纯净的“爱情”、伤感的“康桥理想”；沈从文那笼罩着原始主义外衣而实为“未来中国乐园图”的“湘西世界”；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一系列作品那贯穿其中的“出走”母题，等等，无不体现着鲜明的乌托邦理想。至于在革命文学中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世界”的艺术想象，则“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共产主义乌托邦成为革命文学创作的神经中枢，各类题材和体裁的作品，大凡主题的提炼，人物的设计，情节发展，艺术的结构以至细节的描绘等等，无不被这一“神经中枢”所控制。 30年代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50年代以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无不是浪漫主义革命乌托邦光环对现实生活的主观重组。
总之，一百多年来，由西方进化论及各种空想思潮和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融合形成的近代中国特有的乌托邦憧憬，深深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从外在景观看，现实主义思潮成为主流，但是，浪漫主义精神始终以其强烈的个性气质及绚烂多姿的幻想境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它常常以“孙行者钻肚皮”的途径，内在地影响着众多号称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气质、美学精神。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缺少巴尔扎克式的纯粹“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主
民主与科学作为反传统的两面思想大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陈独秀竭力颂扬的现代基本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它们自然也成为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拉开大幕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反对旧文学旧道德以建设新文学的思想武器，并在新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融进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在与其他新思潮的互动互渗中凝结为新文学的现代精神、现代传统。
自洋务时代，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考察西方民主制度。19世纪90年代，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及严复等思想家对西方议会政治和民主精神有了切实深入的了解。康有为主要通过《孔子改制考》及对《孟子》的功利主义阐释，竭力发掘传统经典“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贵君轻”等命题中蕴藏的所谓现代民主传统，竭力把儒家正统道德政治现代化。严复通过翻译西方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名著，向国人全面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精神。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实质的理解由洋务时代的统治者的“治民之术”转变为维新时代“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观念转变。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政治的民主？严复以中国传统方式提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命题[14]，认为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人生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平等与自由。个人的自由是民主制度及其他现代价值得以确立的前提，而获得和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于是，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通过书报、学会、小说等途径，一场旨在对民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政治教育，改造国民性，变传统“臣民”为现代公民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民”，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这一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促使一系列现代价值观念的普及与确立，如人的解放、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与义务、人道主义、自由与幸福、人的生活、人性完满等等。它标志着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人”被发现。而“人”的发现、“人”的改造和“人”的觉悟，是一切现代价值观念得以确立的前提和载体。
清末民初以“新民”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以胡适、陈独秀为先驱和领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和路标，从此，不仅“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由民主政治的诉求引发的“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清末以来“人”的发现和个人价值历史性提升，直接成为中国文学现代精神和现代传统价值链条中关键一环：以“人”的文学扬弃载道文学，以平民文学扬弃贵族文学；以人性关怀代替道德说教……而这一切，都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个性解放！人的解放！从而使新时代的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
科学
五四时期，“科学”是与“民主”齐名的现代价值理念之一。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基本格局以及具体创作方法都产生了直接、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与其他现代价值互相作用，共同凝结成现代文学精神和传统的特定层面，显示出多重意义。
在以政治、道德为本位的中国传统小农社会里，整个民族无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和科学精神；拥有“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科技在社会生活中被视为具体实用性的“雕虫小技”。那种超越社会价值，以“求真”而不是“实用”为宗旨的科学精神，在古代中国被视为毫无意义而遭到压抑与排斥。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知识，但中国吸收的是具体的知识以充实本土“实学”，却未领会其中的科学精神。
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术”或“技”背后有着更本质性的东西，逐步体会到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并进而意识到，科学是增强人类自身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中迅速从边缘地位进入核心价值层面。到了五四时期，经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中国社会对科学的信奉终于发展到对科学的崇拜，“科学万能”成为20世纪中国人的新宗教。
19世纪末形成的科学观及发展到后来的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牵引着新的文学传统不断变异。首先，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高举“科学”大旗猛烈批判传统迷信思想，因而在19世纪末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学创作中以神怪鬼狐为题材的“志怪”小说迅速萎缩，总的来说不再成为广大读者的审美对象。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科学的普及以及科学精神的高扬，直接导致一个传统小说门类的消失。而传统公案小说被现代侦探小说所取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更是关键。更具现代性意义的是，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迅速崛起，多姿多彩，又标志着与现代科学有关的一个全新小说门类的诞生。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现代化。并且，它也无意中从题材角度，推动着中国小说由传统“稗官野史”的边缘地位向现代文学殿堂的中心地位移动，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新格局的形成。
其次，科学精神推动了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广大市民阶层理性精神的高扬，在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现实人生和平凡百姓的喜怒哀乐，逐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这一文学思潮经过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经过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先驱们的大力鼓吹或创作实绩，遂波澜壮阔，蔚为大观，最终形成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一现代传统中，不仅各种“荒诞不经”之作失去了立足之地，就连在古代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帝王将相、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等，也逐渐淡出小说，代之而起的是切近现实人生的社会画卷，平凡大众甚至卑微小人物成为作品主人公。
其三，如前所述，近代科学意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升华为明确的现代价值观念，同时也孕育了科学主义和科学崇拜的萌芽。这种萌芽到20世纪20―30年代发育成完备的科学至上论、科学万能论。这种偏颇的科学观在文学领域里，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相结合，在苏联“拉普”文学理论影响下，形成了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创作方法，造成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新的“载道”文学的恶性膨胀。概念化、公式化作品充斥主流文学思潮，所谓科学世界观和革命理论指导的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严重脱离和歪曲现实，使文学成为“革命”的传声筒。这种以“科学精神”为灵魂的革命文学思潮代代相传，愈演愈烈，到20世纪60―70年代发展到极致，成为鲁迅所痛斥的“瞒和骗”文学的别一种展现。这是现代科学精神、教化传统、乌托邦情结经过五四精神的发酵，所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不断变异的结果之一。
3、“人”的发现：现代中国新文学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核心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具有着决定性意义，而在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中，现代意义的“人”的发现和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高扬，尤其具有关键意义。文学是人学，现代“人”的发现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诞生及其新传统形成的逻辑起点。
古代中国哲学对“人”的探讨也非常重视，但在“天人合一”宇宙观和以“礼”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框架下，个体的人不具有本体意义或终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加剧，各学派对人性问题曾展开热烈探讨和激烈辩论。儒家等学派也曾公开承认“食色，性也。”但在各学派视域中，这种以“食色”为标志的自然人性始终是以负面价值出现的。孟子曾以极大热情向各国统治者推销他的“富民”方案，但其根本目的并非满足人的“食色”之性，而是为最终实现“仁义”之道服务。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学”虽然发达，但本质却是“非人”的，是作为传统伦理、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师夷长技”观念的确立，对人才的培养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虽然洋务派着力培养的是能够掌握和运用外国科技之“才”，但它为近现代中国“人”的发现和现代“人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首先设计出理想的中国人的人格模式：“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外篇・会通》）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作安身立命之本，辅之以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结构和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中西会通”。
现代文化品格是现代文化人格的外在展现，一切文化精神都是人的内在精神的体现。康有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学说，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了本原性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从人性论和民主政治建设两个方面，康有为展开了他的“人”的学说。
从人本学和伦理学意义上，康有为大力宣扬“人学”意义上的原始儒学，为人的自然本性张目，他认为所谓“仁义”不过是以“食色”为标志的“爱恶”自然本性的代名词。“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无待于学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乐无节也，是不待学也。”[15]“爱恶”的种种外发，便是人之常情，也就是儒家的“仁义”。在康有为的论证下，孔子的“仁义”学说成了自然人性要求的体现，故他大胆断言告子“食色，性也”的论断“自是确论，与孔子合”，而“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16]，具有了宇宙本体论意义。而宋儒所谓的人的“义理之性”则是由人先天的“气质之性”中生发而出。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颠倒。更进一步说，人的天然本性就是“去苦求乐”的纯朴欲望，这种欲望由“食色”本能为基点扩展开去，形成人们各种自然本能和社会欲望。
于是在康有为那里，原本为历代统治者逐步异化，压抑、扭曲人性的“仁义”之道被理直气壮地还原为“人性之道”；同时他宣称孔子的“性相近”之说与西方人人生而平等、人权平等观念内在相通，借西方“天赋人权”观念对孔子学说予以全新的道德诠释，进行现代改造。康有为人学的革命意义在于他从哲学与伦理学高度上，以西方现代人的学说为思想武器，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学说。它不仅为未来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准备了文化基因。
广大民众的现代人文素质，是一切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从现代政治建设角度，他又阐发了“人学”理论的另一翼：新民。
他认为，现代国民素质，包含“民德”、“民智”、“民俗”等方面。“民德”主要指民主体制下现代国民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这是民主制度下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素质；“民智”指人民大众所应具备的相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这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智力保证；而以文化心理结构为载体的人心风俗的变革则更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国民精神的现代化。“新民”的具体方案，则以“智”的高扬为核心。“智”不仅包含了现代知识系统及其所形成的“识”，也包含了传统“仁义”而形成的博爱情怀；开启民智决不仅是智力培养，而且意味着全新的文化人格的铸造，意味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这种“智学”也意味着中国以“仁”为本位的传统伦理型文化向以“智”为核心的现代智力型文化的历史性转变。发展现代教育，以“强学”、“群学”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则是“新民”的根本途径；正是在这一途径中，文学获得了它的广大空间，而这一空间也意味着它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作为一位具有深广社会影响的时代巨子，梁启超继承乃师的思想同时更具反叛性。他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的、根本性的变革，来一场空前的文化革命。他认为，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自强运动”之后仍然处于落后挨打、面临被瓜分的悲惨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愚昧无知，苟且偷安，不能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挑战。因此梁启超认为，“新民”是当时“中国第一急务”。“新民”就是要以现代人文精神彻底清除中国人心理中的种种“沉疴”、“痼疾”，使中国人来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造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这是中国走向新生，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起点。
在梁启超看来，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表现在“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相反相成、有机统一的品质。而“独立”与“合群”的辩证统一为其根本。所谓“独立”，就是《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的独立人格，“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此。吾中国所以不成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所以他认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17] 长期的封建专制使中国人早已习惯于作“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这样的民族怎能“独立”于世？
如果说这种独立人格、思想自由及维护人生权利是现代国民“私德”的体现，那么“合群”就是现代国民应有的“公德”。他说：“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18]。这是自觉以国家、社会、民族利益为己任以维护“大群”利益并以之为“小群”及个人利益前提的新道德，是当今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盘散沙，被人欺凌，正由于中国人缺乏这种尊重个体独立前提下的“合群之道”。正是这种现代国民的“公德”意识凝结成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成为一个民族生存发展、抵御外侮的社会精神力量。这种崭新的现代国民人格，成为梁启超所热切盼望的“少年中国”的精神风貌，它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热切呼唤的理想人格。可以说，以思想革命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及其文学创作，正是梁氏“新民”思想的深化。
梁启超为实现“新民”目的而发动的“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毫无疑问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历程的原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由“觉民”目的的“觉世之文”到“新文体”的建设，最终实现现代民族语言的建设是梁氏“文界革命”的内在逻辑。这场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成为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和五四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两者前后相继，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学民族化大众化新传统。而梁氏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以小说为核心的新格局，更开创了以文学手段进行思想启蒙的先河。由此也开创了中国文学以思想教化为使命，以政治思潮为依托的新传统，并以其强大的“克里斯玛”力量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造成强劲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及其主要传统正是萌芽于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这两个“运动”。
三、结 语
总而言之，根据希尔斯的理论，一个传统的萌芽与形成，需要三代人的两次承传，也就是说传统的形成需要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并最终得到全社会的信奉。从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持续入侵的威胁下自强不息、艰难探索富强之路的历程，也是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漫长曲折历程。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被后世看作粗糙肤浅而不足道，然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精神和新的文学传统随着古典文学审美理想及文学精神走向终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除旧开新或继往开来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及其所带来的人心的激荡，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社会生活土壤。在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现代民族新文化建设高潮下，尖锐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审美体验，为现代中国文学准备了足够的精神养料，尤其是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中“人”的现代更新思潮，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新人文精神的形成直接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思想教化传统、反叛传统、个性解放及其人道主义传统、民族化大众化传统、继承与借鉴有机结合传统以及各种现代审美思潮在创作实践中凝结的各种美学传统，等等，都在这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开始萌芽和成长。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经过胡适、陈独秀等一代先驱“克里斯玛”式号召，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念为全社会所信奉。如果说康、梁、严、林等一代文化巨人以他们的努力推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化，那么，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驱则以其势不可挡的文学革命运动使近代文化精神逐步凝结为现代中国文学新的人文精神，新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现代精神逐步形成的历程中，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驱只是总结者与完成者，而在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克里斯玛”力量正式形成中，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驱毫无疑问是站在历史潮头的开创者和推动者。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学新时代的正式开始，也代表着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正式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陈等人既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历程的“完成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开创时”。
[②] 见[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傅铿《译序》第2页。
[③]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④]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⑤] [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⑦]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⑧]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⑨]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⑩]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11]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新之政见》，载《民报》第二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册，第241页。
[12]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
[13]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世及中国前途》，《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14]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15] 康有为《性学篇》，《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16] 康有为《长兴学记》，《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17]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选集》(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页。
[18]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选集》(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542页。
版权所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苏ICP备10085945-1号 南信备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