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论《语丝》的民众立场及其建构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511
陈 树 萍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淮安 223300）
内容摘要：《语丝》的暴得大名得益于它的独立批判意识，这在它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在与《现代评论》的论战过程中，《语丝》建构了民众立场，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的体现。《语丝》的民众立场与《现代评论》的政府诤友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语丝》；民众立场；独立批判
《语丝》的创办虽然是事出偶然[①]，但即使没有这样的偶然，《语丝》类的刊物也一样会出现。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本来是可以让众人随意“乱说”的“发言机关”，可惜它并不稳固，语丝同人因此而明确意识到了拥有自己的言说空间是何等的重要：
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我们并不是专为讲笑话而来，也不是来讨论什么问题与主义，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②]
据周作人日记，1924年11月2日下午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李小峰、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在北京东安市场开成素餐馆聚餐，商议创办《语丝》周刊。时隔半个月即1924年11月17日《语丝》便在北京出版了。最初列名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江绍原、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林语堂、周作人等16人。《语丝》最初没有社址，于是借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地方编辑、校对、发行。因陋就简的《语丝》依靠着同人（多数为北大的师生）的支持，很快打开了局面并就此成为一代名刊。
一
北洋政府尽管忙乱不堪，仍然颁布了一系列出版著作法令，对新闻出版进行管制。虽则如此，现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已经不可阻遏。通过报纸期刊以及其他现代传媒，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逐渐建立起来。经过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言论自由”成为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文明标志。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则被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北京的耻辱”[③]。在1925年8月周作人就曾将北京的言论界划作两个阵营：“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的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目下并没有中心，方面颇广，但实力不多（老兵有被俘的，有退伍的，新兵又还未练好）。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目下的中心是《甲寅周刊》，附和者各种人都有，虽说是乌合之众，现在的势力却不可轻视。”[④]为此，周作人特地列出反章士钊的10种报刊。《语丝》与《现代评论》在政治上分别属于反章与捧章的两个阵营。这两大阵营的报刊共同构建了北京的言论空间。不过，周作人等新文化知识分子更强调独立自由批评的意义，这让他不得不对北京的言论界时有失望之感。[⑤]
在《语丝》的《发刊辞》中，周作人代表语丝同人表述他们对于自己文化责任的认识，谦虚的言辞充满了自信：“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著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在面对五四时期的同志胡适时，周作人不再谦虚：“我们另外弄了一个发言的机关，即可出版，就是我那一天对你说过的小周刊。‘慨自’《新青年》、《每周评论》不出以后，攻势的刊物渐渐不见，殊有‘法统’中断之叹，这回又想出来骂旧道德、旧思想（即使王永江为内务尚书也不管他），且来做一做民六议员，想你也赞成的吧。”[⑥]可见周氏所言“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核心就是尖锐的批判，延续的是《新青年》等的攻势“法统”，攻击的对象仍是旧道德旧思想。在《语丝》创办一年多之后，周作人为之做了一个广告：“《语丝》是我们这一班多少有点“学匪”脾气的人所办的……《语丝》的最大特色在于‘不说别人的话’，至于‘不用别人的钱’或者还是第二点，总之，《语丝》在北京――或是中国杂志界中可以说是有点古怪的一种，这似乎不很难，却也不很容易做的……”[⑦]
周作人将《语丝》定位在“不说别人的话”与“不用别人的钱”两点上，这正是《语丝》自由独立判断的起点。此广告虽有讽刺《现代评论》之意却也是《语丝》诸位同人的共同理想。“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尤其是“于不自由中说得几分的自由话”[⑧]成为《语丝》的光荣，语丝同人也因此成为“真的知识阶级”[⑨]因为同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与维护，《语丝》的独立批判精神日益显著。
与《语丝》的神速创刊不一样，《现代评论》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于1924年12月13日创刊，是太平洋社与创造社合作的产物[⑩]。王世杰为主编，陈西滢、杨振声先后负责文艺稿件，而郁达夫、周鲠生、燕树棠等先后参与编辑事务。胡适则是“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他们共同信奉的是自由主义精神[11]。这种自由主义的诉求在《本刊启事》得到了清晰表述：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12]
《 启事》开宗明义，以独立自由与兼容并包为办刊指针，不以同人为局限，欲成为“公共论坛”，这与《语丝》的强调“同人”形成鲜明对比（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语丝》其他栏目也接受外稿，但是“我们的闲话”一栏则标明“不收外稿”）。其实，无论是《语丝》所说的“自由发表的地方”还是《现代评论》的“公共论坛”的表述，都体现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言论自由”的追寻。
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的一致性使得它们在创刊初期相安无事，甚至作者个人之间还有着不错的交谊[13]。因此，在创刊初期，双方的差异尽管不少，孙伏园依然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家是兄弟周刊。”[14]鲁迅也曾经以平常心谈及三者：“《猛进》很勇，而论一时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15]《猛进》编辑徐炳昶亦曾三者并举：“‘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16]
由此可见，在女师大风潮之前，两者都是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现代民主国家建设中的发言论坛，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多种思想维度。与《语丝》相比，《现代评论》更有学者气[17]。《现代评论》的作者大都具有欧美留学经历，且多是政治、经济、法律专业出身，因此《现代评论》的头条基本上是时事短评或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长文，与《语丝》的“嘻笑怒骂、任意而谈”形成鲜明对比。即以两个刊物对于“溥仪出宫”事件的关注而论，其表达便大不相同：两者都对国民军将溥仪强制迁出宫表示赞同，《现代评论》的反应是从法律、道义、手续三方面正面立论，说明其“合法性”及“合理性”[18]。而《语丝》则以文人的想象见长，尤其是抓住细节进行衍发，多幽默讽刺，从而说明溥仪仍占据皇宫的不合理。[19]
二
《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的论战虽因“女师大风潮”而起，却并非局限于两个杂志之间，而是成为分属两个阵营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大论战，“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名声由此确立。
这次论战还波及到北京两个主要的报纸副刊：《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此外还有《莽原》、《猛进》等期刊。语丝派以《京报副刊》、《语丝》为主要阵地，现代评论派以《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为据点，双方各不相容。《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都是日刊，日刊与周刊相结合，催生了大量的辩论文字。鲁迅、周作人将《京报副刊》的快捷、迅速发挥至极致，而陈西滢也不遑多让，利用《晨报副刊》覆盖面广的特点极尽传播之能事。相较而言，《语丝》进入论战中心似乎稍晚一些[20]，但这并没有妨碍《语丝》在论战中的主导性，《语丝》也因此而声名大噪。
女师大风潮于1924年11月开始，鲁迅、周作人等并没有立即表明立场，直至他们与其他五位教员共同签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京报》1925年5月27日），正是这宣言引发了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有三个焦点：（1）“籍”与“系”的“流言”；（2）“女学生可以叫局”之“闲话”；（3）“津贴”事件及“三・一八”惨案。如果说第（1）、（2）焦点的论战是互有胜负的话，那么第三个焦点的论战是真正让陈西滢无法扭转的劣势所在。
陈西滢从1925年5月9日的《现代评论》第22期开始设立“闲话”栏目。事实证明，“闲话”不闲，引起语丝同人讥讽驳斥的正是这些所谓“闲话”。《现代评论》第25期（1925年5月30日）上的一则“闲话”（这则“闲话”在收录进《西滢闲话》时被命名为《粉刷毛厕》）挑起了“籍”与“系”的纠纷。在有关“籍”与“系”的“流言”中，陈西滢用上“据说”、“不信”、“流言”之类的飘飘忽忽的词语，既能给不明真相者一个深刻印象，又能在真相暴露时给自己一个掩饰的借口。在将风潮中的女师大比作臭毛厕之后，笔锋便指向七教员的《宣言》。这则闲话的厉害在于将七教员支持学生的合理性降格为个人私利的争斗，从人格上否定七教员。即使人们不能全信，也会因此变得怀疑。对此，周氏兄弟的反应是很快的。周作人故作老实人的模样，先是叹息自己很笨，早该闭嘴，可是不管是否闭嘴，总是中计。懊悔之后索性在“籍贯”与“说话”之间作选择，“吾舍籍贯而取说话矣。”[21]看似木讷却很坚定的他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力。鲁迅则态度鲜明地表示：“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22]周作人的温文儒雅与鲁迅的尖锐峻急相映成趣。
1925年11月下旬女师大风潮结束，但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战远未结束，其后续效应逐渐显现。虽然说“事实胜于雄辩”，但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让陈西滢感到沮丧的，更何况，在这几个月的论战中他并未能占到上风，真是“满肚子的瘴气”[23]。在一系列零零碎碎的文章往还之后，“女学生可以叫局”之“闲话”渐渐成为另一个中心话题。而此话题则将周作人陷于被动境地。
1925年8月周作人表示对于“宣传女学生可以叫局的那些下流东西，却不禁要动感情，想在文字上加以制裁。”[24]1926年1月20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惹出了陈西滢的要求对质之举。由于张凤举不愿意当面作证，周作人不愿致朋友于极难堪的境地，于是只得给陈西滢写信，明确表示他与此无关，也就是变相地认错。陈西滢与徐志摩则“趁热打铁”，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登出这几天来的往来信件，试图借助报刊舆论的力量造成读者对周氏兄弟的人格信任危机。而徐志摩的编辑倾向是如此的鲜明，客观上造成了读者先入为主的印象。他删削周作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25]一文的最末一节：“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答复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利。杨荫榆章士钊那样乱说的时候，陈先生在哪里？”信件刊载后，徐志摩又扮作和事佬试图将论战就此结束。
但许多青年读者并不能完全相信，在2月2日的《京报副刊》上就有人将1月30日的《晨报副刊》称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专号”[26]。周作人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真正具有反击力的是鲁迅的《不是信》。这篇杂文在鲁迅所有的杂文里也算是一个长篇了。它以主打第一篇的形式占据了《语丝》第65期（1926年2月8日）12个版面中的6个版面。鲁迅成功转换话题，避而不谈陈西滢得意至极的“叫局闲话”，而是揪住陈西滢对自己的攻击进行有力反击，“某籍某系”、“捏造事实”、“抄袭”等等论战关键词在文中一一道来，有如算总账一般，解救了周作人。这篇读者高度期待的杂文成为语丝派扭转不利形势的标识。
在论战中，《语丝》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的津贴的问题上。其实，“津贴”之说并非出自语丝同人的自家发现，《猛进》第31期（1925年10月2日）就曾经有署名蔚麟的通信指责《现代评论》因为拿了章士钊的津贴所以不敢批评半句。由于对徐志摩、陈西滢在“女生叫局”论战中的手法颇感义愤难平，川岛在《语丝》第70期（1926年3月15日）再次挑出该话题，意图即在于从言论独立自由这一根本点上打击《现代评论》[27]，获得对话的主动权。
针对川岛的指责，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65期（1926年3月6日）上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如何清白，但是却不能为《现代评论》撇清干系。紧接着“三・一八”惨案爆发，陈西滢照例又大说其闲话，尤其是对杨德群进行灰色处理，说她并不乐意参加游行，有教员诱导她去等等，语丝同人自然更不能放他一马了。在这一时期，周作人、鲁迅、川岛在悼念刘和珍等人的同时，更不忘时时讥刺陈西滢这样的流言家。惨案发生一个月后，岂明、川岛在《语丝》第75期再次提起津贴，要求陈西滢给予答复。周作人更在《语丝》之《我们的闲话》栏目中时不时地催促《现代评论》表态。而《现代评论》始终无法做出任何声明，周作人于是便在《语丝》第90期（1926年8月2日）上宣布《现代评论》的津贴事件属实。
由于根本立场的不同，《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的论战到了不能调停的地步。1925年秋天《现代评论》便曾经托人调停，然而无效。1926年5月24日胡适再次出面调停，作《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信》，认为这场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28]。但这调停同样没有效果，周作人不愿意如此结束，鲁迅更不乐意。也许是出于一种兄弟、同人间的默契与信任，鲁迅在“津贴”事件上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的主要精力在于“三一八”惨案上，学生的无辜、政府的残暴、斗争方式的选择等等是鲁迅思考的重点。鲁迅的《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中的众多篇目都是因这而生的带刺的蔷薇。即使在离开北京后，鲁迅仍时时将“流言”、“公理”、“学者”等形诸笔墨，提示着不可忘怀的过去，常常在陈西滢故作健忘的时刻翻出他的旧账来。不妥协的鲁迅将陈西滢永远的漫画化，成为某类人的代表，瞿秋白便敏锐地发现：在鲁迅杂文里，陈西滢的名字“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29]
三
周作人等语丝同人讥讽《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的津贴，这不单单是《现代评论》的一个短处，对于崇尚独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极难堪的原则立场问题。在女师大风潮中《语丝》与《现代评论》尖锐对立，而陈西滢支持章士钊、杨荫榆的立场又在拷问现代评论诸君子的独立判断何在？毕竟，收受津贴与否直接关系到独立判断的可信度。
虽然由于“津贴”问题导致了读者对《现代评论》是否真正独立的怀疑，但是在其同人内部，每个人还是各有其社会立场的。客观说来，他们的态度远远没有语丝同人那样的一致性。即以“三・一八”惨案为例，陈西滢的帮闲立场为人所熟知，他在有关女师大风潮的文字中多为杨荫榆等人辩解，可他只是《现代评论》中之一人而已。在惨案发生之后现代评论的其他诸君子则与语丝同人一样充满悲愤之情。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为“三・一八”之后的第一期）头条即是以记者之名发表《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陈翰笙《三月十八日的惨案目击记》、杨振声《阿兰的母亲》（小说）、及泉《三月十八日》、许仕廉《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冲突》，以及其后的69、70、71、72期的一系列文章，表明了“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既在文字之中传达人道主义的同情，又要求通过现代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是陈西滢在挑剔师生散播流言之余，面对惨案，也不得不承认“在民众方面，那天参预的人都完全为了对外，并不是一党一系的运动……政府通电所说的……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30]
但《现代评论》与《语丝》毕竟有着明显的分歧，尽管他们曾有着共同的自由的追求。这分歧即在于：《现代评论》是政府的“诤友”，《语丝》则持民众立场，为平民代言。
鲁迅曾经以极不屑的口吻评价《现代评论》与《新月》：“《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31]鲁迅所不屑的为政府作“诤友”的态度却是《现代评论》的基本追求[32]。《现代评论》不是以抗议者的角色介入社会批评，而是在承认北京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指出政府的种种不足。由于在西方所受的民主自由的教育与中国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相结合，他们便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试图在庙堂上通过自己独立的批评去引导政府的决策。这样的立场注定要引起种种非议甚至是论战，更何况，政府也并不领情呢（无论南北政府）。毕竟，专制政府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自由，无论是何种方式何种态度的自由。《现代评论》第1卷第15、16、17期被北京警察厅查扣，第5卷第108期在南京被南京检察机关扣留，第5卷第110期唐有壬的《南方的财政》被北京检察机关删去，杂志留下三页天窗。对此遭遇，《现代评论》自然觉得冤枉莫名。在第15期被查扣后，《现代评论》第16、17、18、19、20期皆在醒目位置刊登《本刊紧要启事》，报告公众与警察厅的交涉情形，显示出《现代评论》的震惊与愤怒。
《现代评论》的“言论自由”遭到了政府的正面打击，其自由独立的理想遭遇了现实的严峻考验。这考验不仅来自于经济支持的暧昧，更来自于《现代评论》诸君子自身的立场危机。现代评论诸人与胡适一样处于两难之境：“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33]可以说，在《语丝》与《现代评论》渐渐划分出界限的时候，也就是有庙堂情结的知识分子与平民立场的知识分子之间思想分野日趋清晰之时。《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的论战是这分野的集中体现。但这之间也就凸现出了自由空间的限度。由于论战，《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终成水火之势。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曾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关系进行考察，借用他的说法，现代评论派就属于“帮助权力合法化”一类，而语丝派则属于“权力的批判者”。在语丝同人对“女师大风潮”发言之初，他们便成了“受到掌权者威胁的抽象理念和理想的代言人。”[34]语丝同人在以自己独立的批判为《语丝》带来声誉的同时，也通过《语丝》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的文化象征资本。
相较于《现代评论》的政府“诤友”的角色，《语丝》的代民立言的态度更易获得青年知识分子的认同。与《现代评论》渐渐尴尬的生存状态相比，《语丝》“学匪”式的生存显得游刃有余。如果说，《现代评论》以士大夫的庙堂心态介入社会文化批评与建设，那么，《语丝》则是以“非学者非绅士”的江湖立场介入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批评与建设。高长虹曾经对此做了一番评价：“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的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是艺术与思想反士宦的运动，是真实反虚伪的运动，是人反非人的运动。”[35]
同是新文化知识分子，但在面对政治时却采取了如此对立的立场，《语丝》与《现代评论》呈现出明显的对话关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了《现代评论》的参照，《语丝》的特立独行就会显得单薄。《语丝》与《现代评论》、《猛进》等一起构建起1925-1927年间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的自由言说空间，还是许多青年学生参与的自由空间。这让《语丝》获得了日益广泛的读者群，其扩展甚至远远超出了创刊之初的预料。《语丝》在出版发行一年后即拥有六千读者，并且成为青年人的“必读书”。“三・一八”之后由于执政府的垮台，《语丝》所受到的压制打击也就化为一阵烟云，勇敢的《语丝》真正成了“攘臂下车”的打虎英雄。
[①] 《语丝》创刊的直接动因是孙伏园的辞职事件。参见章川岛《说说<语丝>》（《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周作人《<语丝>的回忆》（《周作人文类编⑩・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8页）。
[②] 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③] 雪《北京的言论自由》，《现代评论》第1卷第6期，1925年1月17日。
[④] 辛民（周作人）《言论界之分野》，《周作人文类编①・中国气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⑤] 岂《报界明星的闭嘴》，《语丝》第86期，1926年7月5日。
[⑥] 周作人《致胡适》（1924.11.13），《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⑦] 周作人《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周作人文类编⑩・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3页。
[⑧] 岂明《闲话拾遗 三二 愚见》，《语丝》第132期，1927年5月21日。
[⑨]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⑩] 参见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页。
[11] 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第36页。
[12]《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13] 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258页。
[14] 孙伏园《救国谈片》，1925年6月13日《京报副刊》。
[15]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6] 徐炳昶《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17] 林语堂《给玄同的信》，《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12日。
[18] 参见周鲠生、王世杰、润章等人文章（《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
[19] 参见钱玄同、开明等人文章（《语丝》第1――4期）。
[20] 周作人的《论章教长之举错》、《女师大的学风》、鲁迅的《忽然想到 七》分别载于1925年5月4日 、1925年5月22日、1925年5年12日的《京报副刊》，《语丝》上的第一篇相关文章为1925年6月1日发表的鲁迅的文章《“碰壁”之后》。
[21] 周作人《京兆人》，《京报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
[22] 鲁迅《我的“籍”和“系”》，《莽原》第7期，1925年6月5日。
[23] 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24] 周作人《答张崧年先生书》，1925年8月21日《京报副刊》。
[25] 周作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
[26] 杨丹初《问陈源》，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
[27] 岂明《论并非睚眦之仇》，《语丝》第75期，1926年4月19日。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页。
[29]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30]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
[31] 鲁迅《致章廷谦》（1929.8.17），《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2页。
[32] 胡适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33]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230页。
[34]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35] 高长虹《旧事重提》，《走到出版界》，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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