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对抗与对话：胡风作为话语主体的诞生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22
文 贵 良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胡风作为话语主体的诞生方式。作为话语主体的胡风是在对抗与对话的双重关系中诞生的，一方面，胡风的言说一直是在左翼内部与左翼的某些倾向对抗着，另一方面，胡风的言说又在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中一直进行对话。胡风言说的对抗与对话相互助长，从而诞生了作为话语主体的胡风。
关键词：胡风；话语主体；对抗；对话
一
“胡风”这个名字，作为文化符码，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的精神谱系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四十年代，胡风就以“鲁迅的大弟子”、“中国的别林斯基”等文化别名被传播；一批青年学生会因为得到胡风的一封回信而高呼“呜啦”[①]，因此，可以想见，“胡风”的名字不仅在青年一辈中被当作陈述的主词而言说，也昭示着“胡风”在精神血缘、情感倾向、理论力度上处于四十年代话语的主词位置上。五十年代，“胡风”的名字一夜之间被中国革命话语置于政治审判和精神审判的被告名位，也就是处于被权力话语审判的被告名位，与“胡风”名字关联的是：特务、反党、反革命，也是厄运、灾难和丧失自由之身；但是，“胡风”的名字又几乎成了知识者精神领域的试金笔和分水岭：勇者与怯者，高贵与低贱，正义与邪恶，威武不屈的铮铮骨气与趋势保身的实用主义，坚持信念的精神操守与废弃信念的人格失控，在“胡风”的名字之下是如此泾渭分明。八十年代，随着胡风冤案的一步步平反，一批学人开始描绘胡风以及胡风分子的风雨人生和精神图像，这时，“胡风”的名字就上溯五四的精神传统和鲁迅的精神血缘，中间勾连起1957年反右和十年文革的历史沧桑，下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胡风”的名字，几乎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悲怆高昂的命运曲中。李辉在《文坛悲歌》中写道：“胡风是一个历史存在。因他而发生的一九五五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当代史叙述时谁也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②]如果考虑到胡风与五四和鲁迅的精神关联，“胡风”就不仅是当代史叙述时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史叙述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
然而,如果要回答“胡风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用一个词语来描述“胡风”,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在“胡风冤案”中,胡风由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再到反革命集团,命名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性质的升级,这种命名在当时就叫做“定性”。不过这里的命名,不是对被命名之物本性的理智呼唤，而是政治权力对被命名之物本性的褫改与扭曲。四十年代，有人用“鲁迅的大弟子”、“中国的别林斯基”来命名胡风，其特点是借用另一个丰融生辉的文化符码来言说胡风，诚能照亮胡风作为被命名之物的本性的某些向度，但是，当用另一个符码来命名胡风时，更多的是这另一个符码的品性维度规范了胡风个人的本性，这无疑也是对胡风个人本性的某种遮蔽，因此这种从另一个符码进入胡风本性世界的命名方式，也并不是完全可取的命名方式。80年代以来，有人用“殉道者”[③]、“文学圣者”[④]等词语命名胡风，这些词语的宗教意向置胡风于信仰的领域，胡风在炼狱般的历史风云中，走完了自己的“天路历程”，走完一个“朝圣者”的漫漫长途，在肉体折磨和被剥夺话语权的双重打击中，完成了一个朝圣者到圣者的诞生。但是，这应该联系胡风在1955年政治迫害后的经历才能下结论。我所要问的是：到1948年胡风完成《论现实主义的路》的时候，该怎样命名胡风？于是对胡风的命名，必须回到1948年的“天地玄黄”之时。
二
1948年，胡风不仅处在他者言说的刀刃上，也处在自己言说的刀刃上。1948年3月1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做集体批判，诚如贾植芳先生所言：“那些党内朋友的批判文章火药味很浓，不是个别人的作为。”[⑤]《大众文艺丛刊》的作家群体是：郭沫若、乔冠华、�荃麟、林默涵等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是即将进入新体制的人，批判的不仅仅是胡风，还有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朱光潜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学者，尤以批判左翼的胡风、路翎为主。乔木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文艺究竟是表现什么的”，“文艺创作从哪里开始”，“作家怎样才能和人民结合”，“作家如何才能创造出比现实更高的艺术”，“作家应如何进行改造”[⑥]。这就耐人寻味：在中国人自晚清以来渴望的民族国家即将建立的前夕，“左得可爱”的胡风在历史理性的轨道上，应该以一种新体制的建设者的姿态，步入即将建立的民族国家，因为胡风从三十年代以来，不仅紧跟鲁迅，而且自己也早已经获得了“左翼文艺理论家”的称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也是文协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重庆时，也多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其实，应该把乔木的批判落实到《大众文艺丛刊》的“本刊同人”的文艺取向上。以“本刊同人 荃麟执笔”表达的共同取向是：“我们以为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以土地改革作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于工农兵，而且以农民为主要对象，但是也照顾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并且包括革命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这就是今天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性质及其内容。”[⑦]这就只可能回到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言说多元的统一。那么，胡风面对《大众文艺丛刊》的他者言说，不是从自身言说体系中退出，而是继续推进、张扬。
1948年6月19日胡风给路翎信：“答复老爷们，内容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开头的力气都没有。”[⑧]胡风似乎懒于回答，但此时他已经动笔，并且一旦写作《论现实主义的路》，他面对那些由于“急躁的热情”而来的“急躁的发言”[⑨]，自己也进入了发言的亢奋与紧张中。根据胡风的落款，他于1948年9月17日夜三时，即18日凌晨三时写完《论现实主义的路》的正文，忍不住于当天继续写完《初版附记》，写完最后一个字是18日的下午三时。此时，胡风仍然沉浸在亢奋的状态中：
我自己，由于无力和懒惰，也由于省事的自私(这都是真话)，一直沉默着，虽然也感到羞愧；这次写了这一点，一开始就念念不忘地要守住这个态度不好的忌讳，阿Q似地立志使笔不抖，压迫它潜下去，在前半，因为是综述经过和解释所谓原则，似乎相当地成功了，但到了后面一涉及具体问题的实际内容，自从在文艺工作里面讨生活起，就凭着微弱的情愫继续搜索了过来，也被它们反咬得伤疤接着伤疤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个毒瘤，就时不时跳了出来，张牙舞爪地向我扑击，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一次更看清了这两个毒瘤原来却正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有时敷着殖民地的脂粉的封建主义的两个观音面的化身，因而也就反动起来，死力地反扑过去(当然是自己以为如此)，加上自己身上的伤疤和曾经看见过的别人身上的伤疤似乎都炸裂了开来，中间有许多次，对着那两股阴气，好像听到了无数读者的呼冤的声音和不加括弧的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怒目斥责的声音，一种催泪的悲愤的气息逼得我不得不把笔丢开了去，企图镇静一下自己。[⑩]
这段话，胡风以“我自己”开头，“我”与“自己”的同义反复，无疑强调，胡风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的主体意识就特别强烈，个性张扬就十分凌厉，胡风极力地压抑自己的态度，镇静自己的情绪，但是他最终没有做到，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把笔丢开了去。也许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风急欲表达自己的想法，恨不得把心中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倒出来，让他的对手看个明明白白，他来不及思考语法，来不及断句，词语随情绪的奔流而滔滔不绝。这就是胡风的言说，一泻千里而汪洋恣肆，对人对事，于情于理，一并吸纳于他奔涌的思绪，化为他独特的言词。当时他的好友贾植芳劝他“用语应该婉转些，用商榷的态度讨论理论问题”[⑪]，胡风显然没有听进去。但是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风言说本身存在着障碍，“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个毒瘤，就时不时跳了出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击，这是胡风言说障碍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使得胡风言说的对抗性越来越强。于是，对胡风言说的对抗性的分析还必须回到现实主义。
胡风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是在两种似是而非的不良倾向中发展的，一种是主观公式主义，一种是客观主义。如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自身发展的主体，那么，她一方面要抵制主观公式主义的概念演绎、苍白说教，防止以作家“虚浮”（这是胡风喜欢用的词语之一）的情感替代历史和现实的鲜活美好和复杂残酷，另一方面，她又要反对那种作家从现实人生退场到旁观者的冷静客观，这种照像似地描写生活，不仅使作品失去艺术魅力，而且在“为人生”的启蒙上，也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在胡风看来，这都是对现实的污蔑，也是对现在的污蔑。这样，如果还原到批判主体，胡风力扛现实主义的大纛时，似乎处于左右夹击中。但是在文艺界，没有人竖起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旗号，因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不是外在于现实主义的另外两种东西，而是与现实主义一同发展的两个毒瘤。这样胡风的批判由于批判对象本质的复杂而变得艰难，这就从批判对象的本质上决定了，胡风与之对抗的主要不是非左翼文艺阵营，而是同样以现实主义为名的左翼文艺内部。于是在胡风理论阐释的机制上，几乎先天地设定了一个言说的他者。胡风与这种言说的他者在当时共生共存，其共同的特点是政治上的趋同一致，但在文艺上是分歧裂异。这样，胡风言说的对抗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胡风自己所说：“历史是在矛盾过程中发展的，反映历史发展的理论活动当然也是在矛盾斗争过程中发展的。”[⑫]“矛盾斗争”在文艺界自然就是文艺论争，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文艺斗争中走向成熟，胡风的言说在言说对抗中发展扬威。
三十年代中期，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发生论争，他们对典型问题的认识，并不象有的评论者认为的那样：胡风否定特殊性，周扬否定普遍性。实际上他们都认为典型有双面：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周扬看来，胡风否定了典型的特殊性，在胡风看来，周扬否定了典型的普遍性。他们的论争，与其说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言说方式问题。因为他们的“看”，不仅仅是理论视域的设定，而且也是言说对立意向的设定。他们争论典型问题的起点，是在对于阿Q的分析上。胡风认为：“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的少数落后地方的农民说，阿Q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普遍的；对于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农民而说，那他的性格就是特殊的了。”[⑬]周扬的修正是：“这解释是应该修正的。阿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别却并不在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⑭]很明显，两人都看到了阿Q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歧在于：阿Q 相对于谁而言是特殊的，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普遍化和特殊化的原则，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原则。周扬“修正”的不是胡风对典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观点，而是胡风对阿Q的理解，但也许正是周扬的“修正”一词，把胡风的言说意向引导到如下这一点：“我说阿Q 这性格对某一类农民是普遍的，周扬先生却说阿Q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是特殊的存在。两个意见完全相反。”[⑮]胡风是否在有意强调两人的区别，不得而知，但胡风由此得出推论：周扬是“老老实实地对于典型的普遍性的一侧面的否定。”[⑯]胡风语词的绝对否定化导致了周扬同样的推论：胡风认为“典型既具有某一社会群共有的特性，就决不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⑰]绝对化的语词推动了争论，同时也扼杀了争论，用胡风的话说是陷入了“典型论的混乱”。也许在两人各自的言说意向中，首先就设定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对抗者，而绝对化语词加大了言说对抗性的紧张度。
1939年前后发生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胡风的成果是长文《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发表。与三十年代的言说相比，胡风在四十年代的言说，就更加凌厉。他对当时关于“民族形式”的观点的批判：
所以，这一口号的提出，以为它是对于五四传统的否定（黄绳、向林冰、王冰洋等），当然会得到抹杀五四传统在今天的战斗任务，使得这口号只有军服、番号而没有武器的结果，以为它并没有新的特质，只不过是旧事重提（葛一虹、以群等），也是抛弃了在具体的现实情势下面的活的根源和战斗的目标；以为它是“为了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文艺，需要有他自己的民族形式”，而且“为了使中国文艺在国际文坛上占到一个地位”（潘梓年），不过是和文艺的内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接触地倒果为因；以为它是“大众化由空想到实践”（向林冰），也只能是从对于五四传统以及大众化的发展过程的抹杀到“民族形式”的内容的枯缩；以为它要平列地担负文艺运动的一切任务（光未然），那就会一方面使它的本质的意义堕入五里雾中，一方面使它的必要的前提（现实主义的方法）丧失地位；以为它的“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郭沫若），那就由特殊的创作过程上的内容还原到一般方法上的内容，因而也就只能抽象地提出要“切实地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或者现象地指责“用意遣词的过求欧化”了。[⑱]
胡风用排比铺张的句式，组织并批评了八个人的观点：黄绳，向林冰，王冰洋，葛一虹，以群，潘梓年，光未然，郭沫若。这段话，用“以为它是(要)……”的句式概括出观点，用括号注明提出者，用“当然会”，“也是”，“也只能是”，“那就会”等连接词说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在不足五百字的短短篇幅中，一下子批判了八个人的观点，并且运用了诸如抹杀、抛弃、枯缩、丧失等带有绝对意义的动词，语句的词锋所向披靡，有如赵子龙在百万曹军中探囊取物，语句的意向性背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声音滚滚而来，这种声音，就是意识的主体的再现。也许有人说这种主体不就是理论权威么?权威是对某种权力的占有，在这里，权力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关系的不对称结果，是一方失重于另一方的状态。其实，在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中，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阐释身份来看，胡风并不高于其他人。“阐释身份”指的是阐释民族形式问题的力量关系，也就是说从话语权力的角度看，胡风至少在对民族形式问题的阐释上，与其他人处于话语跷跷板的平衡状态中。胡风总结道：“所有这一切错误的理论，都是由于根本不懂得现实主义，因而也就不懂得实际的文艺发展过程和当前的政治要求的结合道路而来的。”[⑲]“所有……，都是……的”，这一全称的判断，有一网打尽的语义气势，胡风的自信，对现实主义解释的自信，对那些在他看来是错误见解的批判的毫不“宽恕”，暗含着一个这样的陈述：惟有我胡风最懂得现实主义，最能够理解现实主义。在五十年代，许多人批判胡风时少不了这样一句话：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或者说自命的。也许他们并不在乎胡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多深刻，但特别重视胡风阐释的语气。胡风这种理论语气上的藐视，形成了他独有的话语气势，从而打击了他人的理论信心。
三
胡风的言说，从三十年代中期典型问题的争论，一直到四十年代末回答《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总是处在与某部分左翼文艺的对抗中。但是，胡风还营造了自己言说的对话性的一面：胡风与他通过办杂志培植的文学青年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文艺论争上的理论与理论的对抗，更多地体现了文艺创作中理论与创作的互动。胡风认为当编辑一般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估定读者要买些什么而编，一个是诚心要给读者一些什么而编。”[⑳]胡风编杂志，明显的是采用了后一种态度，并且认为作编辑面对新文艺发展史的各种倾向，读者的各种要求，现实生活的各种发展方向……，不仅要满足以至培养读者的某些要求，同时更要反抗以至肃清读者的某些要求；不仅要发现以至提高某些创作素质，同时更要警戒以至遏止某些创作素质；于是编辑就“得不惑于私情，不囿于短见”[21]，前者要求编辑的学术正义，后者要求编辑的学术眼光。所以，胡风编辑《七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变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其目的要“在青年朋友里面去发现新的作者”[22]。胡风一方面要“与文豪们比剑”，抵制不拉他们稿子的压力，一方面要发现新的作者，并与之对话，构成一种“互养”的良性推动。作编辑也是“经常要忍受自我斗争的”[23]。
胡风与路翎相识之时，胡风已经有自己的理论建树，路翎也有自己的创作实践，有自己的创作体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是在胡风的理论指导下创作的，这就提供了胡风与路翎对话的逻辑前提，因为路翎不是被动的接受，他有自己的主体色彩，用巴赫金的话说，路翎是一个有“充分价值意识”的主体。他与胡风讨论的范围很广，但以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人物的病态心理等问题为主，他们讨论的作品有《罗大斗的一生》、《谷》、《卸煤台下》、《青春的祝福》、《黑色子孙之一》、《王兴发夫妇》、《饥饿的郭素娥》和《财主底儿女们》等等。路翎原有的创作体验，被胡风的理论――如主观战斗精神，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与精神奴役创伤作斗争的启蒙观――所激发和克服，路翎更加沉潜于生活，搏斗于现实，突进自己的创作对象。胡风认为《黑色子孙之一》“挖掘了人物的形象”，但周围环境的描写有点不足。路翎修改后，胡风的评论是“关于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着给读者的压力。”[24]路翎的创作就回到了胡风的理论。路翎写《饥饿的郭素娥》是想用“原始的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创伤”[25]，小说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作者要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26]。这明显的可以看到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对路翎创作的推动。另一方面，胡风认为郭素娥“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的铁壁”，“扰动了一个世界”，路翎的笔“有如一个吸盘”，紧紧地“钉在现实人生的脉管上面”，路翎追求的是“节节带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结论。”[27]《饥饿的郭素娥》不仅支持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深化了胡风的理论。一个人要反抗自己身上积淀的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精神奴役创伤，其方式是有限的。在胡风的理论中，启蒙主义是方式之一，个体接受外部的现代文明的理性力量来消除自身的创伤。但《饥饿的郭素娥》恰恰是从另一个维度：原始生命力的维度来反抗精神奴役创伤。郭素娥由生理的饥饿，到情感的饥饿，到精神的饥饿，由此撞击这个世界，最后死去。这是人物源自本能的自发性反抗。
路翎擅长用欧化的语句描写人物的心理，胡风要路翎注意“心理描写与客观环境描写的问题”[28]，认为路翎的中篇小说《谷》有“深刻的心理描写”，但失败之处是“心理纠葛没有穿过活的社会纠葛”，要把外在的社会纠葛化为人物内心的心理冲突，这实际上也要经过作者自身的心理战争。所以胡风认为“应该在更浓的社会感的形象里去把握心理发展”[29]。路翎修改《谷》后，胡风的评价是既肯定用人物心理去反映社会的可取，又批判用长段的对话写心理[30]。1944年春夏之交，路翎完成《财主底儿女们》，胡风认为复杂的心理描写“创造着境界”[31]，这是一首“青春的诗”，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32]。与其说胡风是在高度评价《财主底儿女们》，还不如说是胡风在阐释自己的文学理念，胡风把人物的精神波澜和与现实搏斗的经验，还原到作者的创作过程和写作方法，前者体现的是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的突入，后者要说的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正是体现着对创作对象的突入。早在1941年路翎写作《财主底儿女们》的第一稿时，就写信给胡风说：他是在写一代“布尔乔亚底知识分子”，写“他们底悲哀，底热情，底挣扎”，“我自己和蒋纯祖一同苦痛，一同兴奋，一同嫌恶自己和爱着自己。”[33]胡风对《财主底儿女们》的心理描写上升到开创的高度来看的，他说：“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34]心理描写是在主观战斗精神的光环下闪光的。
不论是精神奴役创伤的反抗，还是心理描写的欧化，胡风最终很自然地归结到创作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上，回到胡风的现实主义的核心。
胡风是在言说的对抗性和对话性中成长的。言说的对话性不仅是胡风现实主义的个案例证与实践支撑，而且在某些方面深化和扩展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样，言说的对话性加强了反击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话语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也加强了胡风言说的对抗性。反过来说，对话性也许是在对抗性的内在需求下发展的。这样，在言说的对抗性和对话性中，一个话语的胡风在孕育，在成熟。胡风的言说之“言”，不是荒原独白，而是始终有一个胡风意向性的听者，胡风的言说之“言”在言说的“向……而在”中构成意义，这种意义在现实的层面上可以用“用”概括，胡风言说的“言”作为言说本体，与“言”之意义的“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不存在“言”外之“用”，也不存在“用”外之“言”。 这种关系有点类似于熊十力先生的“体用”观。“体”，是宇宙本体，也叫实体，实体是“变动不居、生生不竭”的。从其“变动与生生”，而有了功用，也叫“用”。但是“体用不二”，二者是归一的[35]。在胡风言说之“言”与“用”的统一上，一个新的胡风诞生了，可以命名为“言用者胡风”。卡西尔说：命名的工作塑造了“一个心理的世界，一个观念和意义的世界”[36]。言用者胡风正是在胡风话语的形成上构成意义，是作为话语主体而产生的。言用者胡风诞生于胡风言说的对抗性和对话性中，也就是说，诞生于“具有充分价值意识”的主体间，诞生于主体性与主体性的碰撞中。而不论是对抗还是对话，实际上都有一个言说的他者，这个他者可以用“你”来称呼，人恰恰是“在与‘你’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才能称自己为‘我’”[37]。这样诞生的主体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因此，言用者胡风作为话语主体在主体的价值结构上有充足的根据。
[②] 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③] 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④] 孙钿《与胡风同命运》，《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⑤] 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⑥] 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1948年5月。
[⑦] �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
[⑧] 《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⑨]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⑩]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⑪] 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⑫]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⑬]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⑭] 周扬《现实主义试论》，《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
[⑮]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⑯]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⑰] 周扬《典型与个性》，《文学》第6卷第4号，1936年4月。
[⑱]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728页。
[⑲] 《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页。
[⑳]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1]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2] 《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23]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4]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25]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26] 晓风编《胡风路翎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27]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1页。
[28]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
[29] 《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30] 《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31]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32] 《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33] 晓风编《胡风路翎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34]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35] 熊十力《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9页。
[36]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3页。
[37]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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