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由此进而反思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所走过的发展历程。他深深地感到，“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彼得大帝建起了巨大的国家机器，而“这一巨大的国家力量迫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将对自由的渴望纷纷呈献给它。”于是，在各个方面飞速发展的俄罗斯也就离自由愈来愈远。直至斯大林时代，强大的国家机器终于可以凭着最现代的物质基础去肆意践踏人的自由了。对于早已习惯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人来说，格罗斯曼的历史感悟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国家机器一旦建立在扼杀人的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它愈是强大，人的尊严、良心乃至个体的生命，都会受到肆意的践踏。男主人公伊凡的归来，给他当年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这些人其实是很可怜，很值得同情的。他们无非是一只只小甲壳虫，匍匐在强大的专制政权的脚下，慑于它的威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得到组织信任，一位犹太科学家竟然甘愿杀掉亲生女儿。人性竟然扭曲到这般地步，在那个恐怖年代并不难理解。同样不难理解的是，国家一方面可以让几百万农民纷纷饿死，另一方面却要强行修建并不需要的运河、大坝、水电站，彻底实施农业集体化的乌托邦理想。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任意摆布没有自由的臣民，可以任意上演一幕幕虚伪的滑稽戏。在格罗斯曼笔下，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所谓人民愤怒的声讨，所谓红场阅兵式的现场报道，所谓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模范，所谓义务劳动的创举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虚伪的把戏，都被剥下了虚假的外衣。

五、格罗斯曼对列宁的思考

思考国家机器的专制本质，就不能不思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列宁与斯大林。格罗斯曼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深入思考了作为一个人的列宁和列宁主义思想的区别，进而对俄国革命的悲剧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作为一个人来看，列宁始终是一个朴素的人。“他从不抽烟、喝酒，也许一生当中从未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过人。他的空余时间也像大学生那样单纯――听听音乐，看看戏，读读书，抑或散散步。他的衣着也始终是俭朴的，”但格罗斯曼认为，所有这些气质对于历史来说均是偶然的，“国家的历史不需要列宁兴致勃勃地欣赏古典乐曲并对之热烈鼓掌，不需要列宁如此喜爱《战争与和平》并对之赞不绝口。”在格罗斯曼看来，所有列宁身上的民主精神对于国家来说是多余的，倒是列宁下令搜查临死的普列汉诺夫家，并对政治民主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时才与苏维埃国家相一致。也就是说，在格罗斯曼看来，国家的本质与列宁个人的气质是相异的，列宁个人的品行不起决定作用，不能把列宁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的特点与他作为一个新俄国的领袖、世界新秩序的奠基者的秉性相联系。

六、格罗斯曼对斯大林的反思

列宁去世了，但列宁主义并未消失。那么，列宁主义又是如何得以继承的呢？在这部作品里，格罗斯曼反思的目光开始指向斯大林。作家认为，斯大林杀掉了那些与列宁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他们倒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列宁的个人气质，却与列宁主义思想相异。是斯大林以自己的铁腕力量捍卫了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在这本书里，作家思考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统治之间的思想联系。

身处解冻思潮时代的格罗斯曼虽然也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但他能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当时的苏联率先认清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精神的本质关系，实在难能可贵。

七、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不灭的是人对自由的渴望

格罗斯曼对历史的感悟浸透着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国度，反倒滋生出作家对“自由”二字的独特阐释。男主人公伊凡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显然，格罗斯曼在这里道出了自由的两层含义：生存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恐怕任何一个西欧人都会惊诧于这样的分法。然而，“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一最最基本的要求在格罗斯曼那个年代、那个国度却成为一种奢望。这本身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绝妙批判。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里写道：“劳改营仿佛是铁丝网外边那种生活的夸张和放大的影子。”但在《一切都在流动》中，格罗斯曼发现，其实劳改营里的犯人倒还有一丁点儿思考的自由，而外边的“自由人”却根本没有。这就是说，劳改营里的犯人反倒更自由些。这个独特而荒诞的现象倒更好地诠释了这个国家反自由的本质。

斯大林与赫鲁晓夫，1936年

《一切都在流动》作为一部小说，往往引起人们对其“艺术性”产生怀疑。整段的议论，的确会招致一些读者的疑问：这也算文学作品？其“艺术性”何在？其实，任何先入为主的对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的规定都是没有道理的。高尔基的“文学即是人学”倒不妨拿来作为文学最本质的衡量标准。索尔仁尼琴把他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可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部似乎更像调查报告的著作看作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其间饱含着作家对人性的思索，对人的生命的情感关怀。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亦是如此。如果依此便怀疑格罗斯曼缺乏艺术构思的才智，那么，《生活与命运》便可将这种怀疑彻底打发掉。深邃的历史反思与对作品人物生活遭遇的表现交错并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触动着人们对人的命运的情感关怀。这岂不就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所应有的“艺术性”吗？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过，“探查出一条供人遵循的路线，判定出一种供人采用的语调，勾画出一个供人充实的结构――这都是对那种自由的限制，也是对我们恰恰最关心的东西的压制。”也就是说，小说的写法千千万，归根结底，只看能否触及人的灵魂。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如果再用一种狭隘的观念理解小说艺术，就太不合时宜了。

格罗斯曼最是钟爱契诃夫。当年阿赫玛托娃因为发表了一通贬损契诃夫的言论而差点儿导致格罗斯曼与她断绝友谊。有人据此常常把契诃夫与格罗斯曼联系在一起。这也颇为令人费解。就表面的艺术风格而言，两人的小说似毫无共通之处。但是，诚如苏联文学批评家拉扎列夫所言，“契诃夫的名言――‘我们无一例外，首先是一个人’在格罗斯曼的笔下找到了回应。”这使我们看见了两位作家之间的心灵的沟通。这种精神的相通，比任何艺术形式的相似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