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人的文学”之“舆论的气候”――以新潮社为例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42
施 龙
内容摘要：作为上通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下达知识青年的中介，新潮社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深刻影响了初期的新文学风尚。虽大致不出“人的文学”之畋域，但将文学视为“改造思想”的“利器”，以及创作中表露出浅薄的人道主义倾向，新潮社的主张一时成为笼罩文学青年的“舆论的气候”。有幸的是，叶圣陶的创作在“非人”与“人的道德”的两种生活的对比之中，融入他个人未必独特但绝对是真诚而实际的思考，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
关键词：人的文学；人化；舆论的气候
《新潮发刊旨趣书》标举了一群“新青年”的四大主张：一是找出中国与世界潮流之间的差距，二是立志改良社会，三是鼓吹学术，四是传播科学，健全人格[①]。总括说来，新潮社同人的意图，是在辨析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国民性，通过培养学术兴趣以健全独立人格。就上述两方面的宗旨而论，可以历史、现实与之一一对应而分别作关联审查，也可以延续晚清的一个话题，用“群”与“个”这对范畴来观察新潮社的文化意图：传播科学改良社会，是为“群”；鼓吹学术健全人格，是为己，即服务于个体本身。晚清民初所谓“群”主要指民族国家，新潮社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较为活跃的学生社团，在此一背景中对“个”的理解与阐发，也影响了一般知识青年对于“人”以及个人的认识。
《新潮》发刊词有云：“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作为“自动刊物”的《新潮》，由少数自觉的知识青年所发起，理所当然地也成为聚合趋新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机构。重要的延伸事实或许还在于，在新潮社中这批青年之间交相切磋，逐渐养成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多人在日后成长为社会、文化、学术的骨干分子。不过，像那个时代多数的同人社团那样，所谓新潮社在形式上也是极为松散的。发刊词云：“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区别于当时的其他文人社团，也是这个新式团体最主要的特色，是其居于学院之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免于遭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污染，可以较为从容地讨论“学理”。胡适论及“有益”的学生组织时也指出：“学生时代的组织所以可贵，正在于两点：（1）学生自己参加，自己收（受？）组织的训练；（2）没有轨外的作用，不过是学生生活的一种必需的团体生活。”[②]事实也正如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几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③]。
傅斯年所谓“局外话”，换个角度，从新文化运动的实践层面来看，正是一群青年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以新的话语系统言说的“内行话”――而且，他们所说的“行话”在很多情况下与文学干系甚大。傅斯年说，“据我们看，《新青年》的社员，与文学相近的最多，所以这一题目下的事业，前途最有希望”[④]，大有夫子自道的况味，因为他在旁观者眼中亦复如是。在《新潮》第1卷第4期的“通信”栏，刊出了顾诚吾的一封来信。顾在信中批评了傅斯年、罗家伦两人言论之间表现出的文学化倾向，并对《新潮》多登戏剧表示不满。傅斯年的答书固然是其个人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是新潮社成员间较为一致的看法。他写道：“你主张‘改造思想’而轻视文学，是大不然的。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他的利器。……剧本一物是近代文学界各体制中最贵最精最有效力的一种，其价值远在小说之上。”[⑤]与傅斯年相仿佛，后来还有与此极为相似的一个例子，也表明新潮社的主将将文学视为“器”即手段，用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罗家伦在回复张继的信里，也认为 “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⑥]。由此可见，新潮社的骨干之于文学感兴趣，当然有别于所谓文学青年发抒个人愤懑的冲动与热情，而是将其视为改造思想、社会的手段，甚至有极端言论称“文学殆为传达思想之符号，除所载之思想外，最为无用之物”[⑦]。
这种对待文学的极端理性化、工具化的态度，基本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坚对于文学所持的一般立场。即以上述言论来看，新潮社关于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的定位，激烈程度就远甚于其师长，比较起来，周作人自不用说，连胡适基于实用主义也不会下如此判断。《新潮发刊旨趣书》表示，“本志以批评的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杂志刊发的所有主张、见解皆直陈其事，尤其是傅斯年，立论绝少转弯抹角、拖泥带水。青年人的激越使得傅、罗等人的言论稍稍变形，文学观也颇为夸张，但就总体论，新潮社的文学观理所当然地不出“人的文学”的总体框架。
在文学的性质与意义上，傅斯年、罗家伦立场基本一致，说辞也直截了当。罗家伦认为：“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Human Nature来！”[⑧]傅斯年也强调“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⑨]。在《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一文中，罗家伦对新潮社同人所秉持的文学观有一个集中的中西对比论证，他的结论是：“总之，西洋文学是切于人生的，中国文学是见人生而远避的；西洋文学是唤起人类同情的，中国文学是为个人私自说法的；西洋文学是求真相的，中国文学是说假话的；西洋文学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国文学是贵族的矫揉的；西洋文学是要发展个性的，中国文学是要同古人一个鼻子眼出气的。”[⑩]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不过是重复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的主张，观点不甚新鲜，虽然在言辞背后，态度不可谓不斩截，神色不可谓不自信。
其实，像罗家伦那样，新潮社同人所说的文学的“人化”，基本是主张文学与真实的人生、现实相关，并没有特别的深意。他们所说的“人类的天性”与周作人提出的“个性”相比，远为清浅，似乎也没有后来“革命文学”论争时梁实秋所谓“人性”的复杂。比如，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有这样两句诗：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en and mountains meet,
Nothing is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大意是，人与自然接触、融合则产生伟大的思想，而街市中摩肩接踵之人则否。傅斯年自陈是“崇拜物质的人，对于‘超物质’一种话，非常怀疑”[11]，但因为积极主张“全盘西化”，对“引入学理”不免极力鼓吹，所以对“西人”、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不下攻击；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因此这种田园诗完全要不得，“如在中国惟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12]。在顾诚吾对此作了批评以后，傅斯年仍然坚持：“（A）人与山遇的文章容易好，人与人遇的文章不容易好；（B）补救现在中国的文学，须得人与山离人与人遇。”[13]傅斯年这里的意见自然是他个人观点的非常固执的表现，与布莱克本人无甚关系，他举出这个例子，只是在说布莱克的文学还是好的，不过中国暂时不需要而已。所以，新潮社有关文学“人化”的论调，通通不过强调街市即具体的现实生活理应成为文学所由出的本源而已。
如果要进一步申说，可以认为所谓文学的“人化”与周作人主张文学背后必然具有“大人类主义”一样，在具体而平实的生活气息而外，并带有普泛而广漠的人性色彩。然而，“新潮”社诸人主张文学的“人类”性时，与他们的师长稍有差异。胡适、周作人这两位新文学早期的理论家，虽然念念不忘整个的人类，但一直不断地强调，首先应该重视个人主义或者个性。“新潮”社同人则有一个特点，他们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多有注重个人主义的倾向，但在文学问题上，却更多人道主义的论调，并不特别推重个人主义。这一特点在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与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这两篇对文学的集中论述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当然，作为这种立场的具体展示，则为《新潮》前后刊载的若干小说。
汪静熙是新潮社中较早从事小说创作的人。《一个勤学的学生》讽刺了把求学纯粹作为晋身之阶，满脑子升官发财美梦的一个大学生，《一课》漫画式地描摹了只求考试过关而胡乱应付学业的一群人。汪敬熙摹写的大学生的“身边小说”，无论是“个”的勤学还是“群”的颟顸，同属于没有正当学习目标的糊涂学生。除了这有限的几篇“现实题材”的作品，《新潮》总共刊发的约25篇小说，几乎无一不是知识青年对社会中的“非人”事实的控诉，从而肯定的，是符合周作人所谓“人的道德”的“人”的生活。俞平伯的《花匠》表达了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相同的追求自然发展的观点，似流于简单的比附，其他较为可读的如《雪夜》（汪敬熙）、《渔家》（杨振声）、《磨面的老王》（杨振声）等篇，能够专注于叙述，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人生的某个片段，然而，这些小说仍然显得比较虚浮，虽然不能说是观念的形象化表达，但借主人公之口“画龙点睛”，则是一个共有的特征。胡适此前说过“‘短篇小说’是有结构局势的；是用全副精神气力贯注到一段最精彩的事实上的”[14]，于是，《雪夜》的结尾是母女二人奔向倒毙在街头的少年，《渔家》中的渔夫一家在一天以内就遭遇了土匪、官兵的双重洗劫。新潮社的作者虽然对社会的关切之心迫切有加，但“入世未深”的知识青年毕竟阅历有限，所以体贴社会的同情之心也就难以深入。
缺乏真的个人主义前提，单纯标举人道主义会有怎样的结果？这里可以用一个例子略作说明。《新潮》第1卷第5号有篇题为《洋债》的小说，作者郭弼藩以第一人称叙述探望一个穷困潦倒的亲戚，借此谴责洋债与洋人。郭意图表达的主题很简单，在叙述上却有一个花样：小说将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一个人物的“我”一分为二，前者看到后者“和他（指病人――引者注）断断续续的说话”，叙述者到后来才点明“那个和他说话的人便是我”，于是读者才恍然大悟。如果将病人作为感情投射之对象的话，那么这里有三重的人道主义同情，即人物的我、叙述者的我以及作者的我分层级的人道感慨；如果算上读者，那就产生第四重的人道主义审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局限于这篇小说的本文之内，叙述者的我对人物的我之行为的欣赏之情，其洋洋自得溢于言表；而如果将文本与作成文本的作者相联系，这个细节就更值得品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说，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洋债》恰恰表现为一种“慈善主义”，还带着人物之“我”施舍了人道同情的孤芳自赏，以及作者因而显得廉价的“悲天悯人”。这在《新潮》中是个例，当然没有代表意义，不过它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主张人道主义而不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很容易滑到“人的道德”的水平线以下，流于浮泛甚至让人不无反感。
实事求是地说，新潮社在个人主义这一问题上，议论大概均属泛泛之列，极少学理上的谨严或体验上的深切。傅斯年主张“人生的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待的英文，写出来罢。‘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15]这不过是周作人“小的方面有个我，大的方面有个人”的另一种说法，虽然很难说纯属耳食之见，但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体会自不够深沉，但对人道主义这一问题，以傅斯年的锐气，他论述问题较新潮社其他诸人还是相对完满的。他曾自问自答说，“请问‘善’是从何而来？我来答道：‘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我们固然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更进一层，必然‘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要是根本不许‘个性’发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远不会是‘善’。搜易摧残个性，直不啻把这‘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16]。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在强调真的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本源，它理应成为其他价值观的政治性前提，从而成为一个健全社会得以顺畅运作的基础。
就社团本身而论，新潮社成员基本是居于学院之中的青年，来自校园外的压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由其师长过滤。新潮社中人和外界自然有若干沟通渠道，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上则难以直接体会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担干系，负责任”（胡适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因此在个人主义的认识方面，也是意料之中的较其师长略微逊色。但在另一个方面，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毕竟超越了传统士大夫体贴民生疾苦因而忧国忧民的格调，逐渐萌发现代知识人对待社会问题的理性，且同时造就知识人的道义责任。
如上述，新潮社在思考社会时，较文学而言更能切中肯綮。这仍然要推灵魂人物傅斯年为代表。傅斯年认为，“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他的性质，考察他的效果，――不是一味盲从的”，而归根结底，“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所以信条的是非，总当以合于人情，或不合人情为断”，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17]。傅斯年所说的“社会上的信条”，正是政治哲学所讲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权威，它是一切社会所同有的，核心在于寻求一种稳定的秩序。江绍原说：“我不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什么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的境界，所谓无家庭，不过是较高尚的男女结合，所谓无政府，不过是较合理的秩序维持，所谓无宗教，也不过是较清净的精神信仰，卑鄙的男女结合，终要让位给较高尚的结合，不合理的秩序维持，终要让位给较合理的，驳的死的混沌的精神信仰，终要让位给较纯的，较活的，较清净的。――这是自然的趋势，没人能抵抗的了。”[18]新文化运动中若干“思想的派别”的作用，其实都可以借用江绍原此处的说法予以类推，傅斯年也不过其中一例。
傅斯年所谓“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正与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19]，以及胡适所谓“人情以内，人力以内”[20]，具有同样的命意。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道德”或者说“人情”，“社会信条”或者说“善”，未必就是意识形态形式的，它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作用于人，这就是“舆论的气候”。“舆论的气候”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以一种多数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言说方式，在一些基本事实上形成较为一致的默契；它以常识理性为基础，与意识形态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对抗的。新文化运动的“舆论的气候”正是“人的道德”，即对于“合于人情”的一致首肯，首先形成于运动的倡导者与最初的接受者（主体是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这样的小圈子之中，然后渐次扩展开去，影响慢慢及于一般社会。
应该说明，“人的道德”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较为一致的态度，它的主要运作方式，是以“舆论的气候”规范、指导一代“新青年”，俾其逐步扩展至于整个社会。这并不特别令人奇怪，因为一种异质、全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入，总须经历“观念先行”的阶段。这种新的“社会上的信条”虽然需要实际行为予以阐释与支撑，但并非必须要具有实践价值，这对主要处于校园之中的新潮社来讲，尤其如此。如此一来，新潮社的另一些成员以及若干普通读者，因为自身所处环境的缘故，为这一社团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经验。这一批人或者同样居于学校当中，或者从事新式的初等教育，因为“处江湖之远”，对一般社会较为了解，成为新思潮上通下达的枢纽。
在《新潮》的杂志规划上，傅斯年曾这样对“同社同学读者诸君”说道：“一言以蔽之，言辞务必真挚，思想可断断不要存些顾忌，对于青年人务必感化，对于学问思想界的不适时的权威，可断断不得不送他入墓。”[21]新潮社作为“新青年”上通下达的枢纽，除傅斯年等北大学生“上通”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外，《新潮》很自然地会在“感化”青年人的同时，也吸取校园以外有意于“上通”至他们的一批人的实际经验。并不意外的是，这一批人自然可以同时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直接接触、交流，但年龄、阅历等方面的区隔，也使得他们与“新潮”社校园内的成员有更多的亲和感以及共同语言，这是大致可以确定的。
《新潮》在论说之外，前两期仅设“评坛”，从第3期起增设“通信”栏，一方面是社员交换意见的场所，另一方面更显示了力图引进社会上知识青年的意图，而到后来，新潮社“由杂志社扩充为学会”[22]，更是在制度上认可并对这一发展趋势持乐于其成的积极态度的表现。这正与在民间的知识青年寻求出路的愿望合流，形成嘤嘤其鸣，寻其友声的局面。傅斯年在回击张东荪的批评时说，“老实说起来，革新的社员，思想的更张，……不是某甲发明的，不是某乙发明的，也不是某丙发明的，――都是时候先生发明的”[23]，正是这“时候先生”招来了《新潮》诸位作者的同调。
新潮社当初成立时“社员仅二十一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例外也极少数，不过一二人”[24]。这“一二人”，即为叶圣陶与他在苏州小学校的同事王锺麒（伯祥）。有意思的是，叶、王二人均经同乡顾颉刚介绍加入新潮社。这与围绕《新青年》聚拢起来的先进知识人群落有相似之处，都说明起初的新式知识团体颇受现实条件的制约，在具备共同的知识信条而外，不得不借用乡谊等传统的社团组织手段。
叶、王二位从事小学教育，所以在《新潮》刊发的文章，多谈论如何改良小学教育的具体举措，如创刊号上就有两人合作的文章《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不过，加入新潮社，对叶圣陶来说则是一种根本的转折。叶圣陶更早一些时候写过鸳鸯蝴蝶风格的小说，自参加新潮社的活动，开始创作白话小说，也更为自觉、主动地接受新思想。傅斯年认为：“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里面；若是彼此离开，思想不免丢掉他的灵验，麻木起来了。”[25]叶圣陶正是颇能代表新潮社意图结合新思想与新文学，而又在实践中取得实绩的典型作者，更何况，后来他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成为新文学在早期较有成就的小说家，且在一段时期内主持刊物的编务，扶持了众多的新文学作家。
叶圣陶在《新潮》上发表的作品，也如上述新潮社其他诸位作者一样，充满了鲜明的人道感情，而就作者本人性格而论，忠厚诚朴的君子之风使得他的作品也多了一层真挚。他起初的创作，似乎更像是一种人生的梗概或者说粗线条的素描，基本的期待视野，是唤起读者产生与作者相同的怜悯并进一步反躬自问。《“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中，女主人公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生物：未嫁时是娘家的负累，出嫁后成为夫家的劳力，暂时脱离夫家在城里做佣工也仍然是夫家的财产，所以到最后丈夫死了，她被“合情合理”地卖掉；“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这样不合“人的道德”的生活，自然应该谴责，女主人公的不自觉，也值得深思，只是小说本身过于平实，似乎作者的目的仅仅是以一件简单的事实引发读者的思考。同样，《春游》也是极其简单的叙述：女主人公幼时接受旧式教育，知道应事事以丈夫为中心，所以婚后对丈夫百依百顺，但因为春游，她在大自然中感觉到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自由无比，虽然归家后待丈夫一如往日，可是“那感想永远牢记”，她也从此不是原先的她了。与《“这也是一个人”》相比，主人公是有进步的，这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觉悟，体验到身为“人”的愉悦。顾颉刚在《隔膜・序》里说，叶圣陶从开始创作，“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26]，总体而论是不错的，上面两篇小说都可以认为是叶圣陶所思所想与他所观察到的人的境况的契合之表现。
这两篇小型作品是名副其实的“问题小说”，而叶圣陶这一时期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女子人格问题”[27]。基于中国的“娜拉”即“女子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性，叶圣陶的关切也是极为自然的。在《新潮》第2卷第4号发表的小说《两封回信》，正是他就此做的一个总结。两位青年向同一位女子求爱，先后都遭到了拒绝：该女士既不愿作前一位男子的笼里画眉、盆中蕙兰，甘心受人呵护，又不愿成为收留后一位男子魂灵的殿堂，成为“超人”似的圣母。这就极其简明地阐释了叶圣陶心中所理解的女子人格。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以后一位男子为中心穿插另外两位人物，结构紧凑，极具可读性；对所欲表现的主题绝字不提，反而更为有力地阐明了思想，显示了叶圣陶在文学技巧上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对女子独立人格的肯定，表明叶圣陶从单纯的对女子实际状况的同情，进而为思考一种应对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中心即在于个性独立，或者说真的个人主义。相较于新潮社其他作者，如发表作品较多的汪敬熙、杨振声对社会问题多浮光掠影的摹写与浅尝辄止的人道同情，叶圣陶显然以在独特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思考弥补了他们的不足。
在《伊和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头期有一篇《母》主题同此）表现亲子之爱的类似随笔的作品之后，叶圣陶有一篇题为《“不快之感”》的主旨较为模糊的小说。一个患了肺病的人，整日枯坐在小小的方形天井里，冥思苦想一个人生问题：为什么本应充满活力的人，会堕落成以各种无聊的方式消遣时日的机械一般的物品？郑振铎以为“这种不快之感，都是起于人生的怀疑与失败”[28]，诚然如斯，但这不是一个因患病而厌世的人的无聊遐想，而是叶圣陶对自己提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说各种“非人”的生活理应改造，个性独立是未来值得努力的一种目标，那么当下生活能否为这一目标提供现实的条件？在稍后发表于《小说月报》的《一个朋友》中，叶圣陶对此似乎已经做出了回答：友人为儿子娶新妇，沾沾自喜于自己完成了应尽的义务，一如他的父亲对他一样。“我”则从旁见证了不合“人的道德”的生活从此轮回下去，而不会有任何值得期待的新事物出现：“他无意中生了个儿子；还把儿子嵌在自己的模型里。”
叶圣陶在《新潮》发表的五篇小说，是他采取了新的语言策略即白话后，对个人思考所得做出的一种转化性表述，与此相类似，他在《新潮》以及其他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也成为他后来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发表的作品的一个最主要的现实源泉。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在现实与文学的张力之间，在纸面上叙述的平实与纸面后超越的理想之间，在“非人”与“人的道德”的两种生活的对比之中，融入他个人未必独特但绝对是真诚而实际的思考。新潮社正因为有这样的虽然凤毛麟角但十足珍贵的思考而赢得一般青年的敬意。
施存统致信“《新潮》诸位先生”说：“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紧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29]这封来信时在“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所以对新潮社的观感自然很受运动风潮影响的影响，但也算是极早地就新潮社的历史作用下了一个中肯的判断。新潮社上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以“人的道德”为中心的新思想，而囿于经验，有片面突出人道感情的文学化风气，这对经由“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影响甚大。
与新潮社的学术化不同，另一文学本位化的社团创造社标榜“为艺术”，处处凸显个体的“我”的存在。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的“发刊词”《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一诗里说，“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并且主张“真的个人主义者才能是真的人道主义者”[30]；成仿吾也将“真的写实主义”称为“真实主义”，强调其“表现Expression”“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31]。其实，这种论调与郁达夫曾引起文学研究会同人及其他人强烈反应的《夕阳楼日记》一样，一定程度上都是不无自我标榜以示区别于他人的方式或者手段，很难认定这就是他们的“我执”。
在新式知识人群落中，创造社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如果考虑到近现代知识人总体不断边缘化的大背景，他们更可以说是边缘的边缘。创造社同人当然意识到自身的地位，所以言行不免故作桀骜不驯，既有郭沫若式的睥睨一切的傲气，又有郁达夫式的自伤自悼的哀怨，还有成仿吾式的目空一切的自矜：《女神》、《沉沦》以及成仿吾初期党同伐异的系列批评上的论争，分别是他们的自画像。这些也都很难认为是“真的个人主义”或胡适所谓“个性”，而创造社的这种经验，反而是他们后来几乎不带任何心灵的震颤，能够毫不困难地跨入“集团主义”门槛的铺垫。
当然，这样的描述是本文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所做的评论，并不能概括创造社的总体成就，甚至也不能算是“同情的理解”，但如上述，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加以考察，他们的这种气质到了倡言“革命文学”的时期，也仍然变化无多，且有变本加厉之势，鲁迅亦曾指为“才子＋流氓式”[32]，那么也就算不得厚诬了。
[②] 胡适《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回复》，《现代评论》第2卷第42期，1925年9月26日。按：文章发表时附于刘治熙来信后面，无标题。
[③] 《“评坛”引语》，《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④] 记者《〈新青年〉杂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⑤] “通信”（傅斯年复顾诚吾），《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⑥] “通信”（罗家伦复张继），《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⑦] 陈达材《文学之性质》，《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⑧] 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⑨]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⑩]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11] “通信”（傅斯年复余裴山），《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12] 孟真《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13] “通信”（傅斯年复顾诚吾），《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14]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15]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6] 孟真《万恶之源》，《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7] 孟真《社会的信条》，《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18] 江绍原《耶稣以前的基督》，《新潮》第2卷第2号，1920年2月。
[19]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20]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1] “通信”（傅斯年复顾诚吾），《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22] 孟寿�《本社记事》，《新潮》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
[23] 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24] 徐彦之《新潮社纪事（一）》，《新潮》第2卷第2号，1920年2月。
[25]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26] 顾颉刚《隔膜・序》，叶绍钧《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27] 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28] 西谛《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问题》，《文学旬刊》第5号，1921年6月20日。
[29] “通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30]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31] 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32]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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