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话剧与启蒙”高层论坛讲演稿――“佑启人文”与”前话”五十年漫谈
发表时间：2007-11-12阅读次数：615
我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很困惑的阶段，就是我们国家转型了，文艺体制要转型了。我们戏剧就处在这样一个路口，这个路口要走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得而知。再回到题目本身，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进入前线话剧团 ，我是1949年入学的，那受过了我们党的系统的教育，然后一直走到共产党的路上，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我之所以热爱上话剧，前线话剧团是我的话剧介绍人。它的前身是新四军的战争服务团，以及后来八路军支部的西北的一些文工团，然后集中起来，到1955年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有两次，有一次是叫总政驻南京前线话剧团，还有一次曾叫解放军艺术剧院，后来才改为前线话剧团。我从小看戏，受它的影响。第一次看戏是<在战斗中成长>，是胡可编的，它的演出是由当时的苏南文工团在苏州的演出，从此，我跟部队结下了缘分。后来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前线话剧团的戏，那时候，前线话剧团应该是他们处在最最辉煌的时期。
那时出过许多剧目，拥有许多剧作家，包括他们演出自己创作的剧目：《我是一个兵》，《杨根思》，还有最著名的代表作：《东进序曲》，《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下乡插队跟话剧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最红的一出戏，叫《年轻一代》，讲的是青年志在四方，里面有一场戏是一个老干部，拿出血书来，给自己的养子，读那份血书，当时是在收音机里听的那个话剧录音广播，听得泪流满面。所以话剧在当时有这样一个感染力，它可以让我这个可以不下乡的人，带领着一批青年团员主动下乡。现在话剧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们追溯前线话剧团的源头，到了皖南泾县，当年新四军的总部所在地。看到了当时战争服务团住的旧址，是一个祠堂，但是新四军集结了当时一批优秀青年，他们为了抗日，走到一起，所以当时有那么多的文工团，我们的话剧也是按照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在最兴盛的时候，全国有许多话剧团是从军队里走出来的：总政话剧团，海政话剧团，空政话剧团，还不算装甲兵，炮兵等等，北京军区?话剧团，沈阳前进话剧团，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福州军区?话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等，形成了中国话剧一大特色。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祠堂上方有四个大字“佑启人文”，当时看到这四个字，有些自豪。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一方人，这一方人组成了这样一个军队，他们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启蒙精神，于是我就想到了这四个字，军旅戏很难评价，所以我就从这一点出发，就我熟悉的前线话剧团，他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文化背景，以及以后一些丝丝缕缕的关系来谈。我很敬佩当年的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很多优越的生活，为了抗日，到前线去。你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去评判，但当你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们有些牺牲在皖南事变当中，表现的相当英勇，他们可以说绝不逊于任何一个武装的战士。我长期和他们接触，有这样的情感在里面。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话剧的启蒙精神，以及我们部队长期说的“战斗性”我记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部队的话剧，应该跟战斗力有关。我曾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怎么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以及怎样用我们的剧院，我们的剧目，我们的演出，来提高我们未来青年军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养，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指挥员，因此他们有将来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跟一个粗莽的鲁夫是完全不一样的。胡锦涛在讲到部队的代表作，举出的唯一一个例子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我当时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时耳目一新，非常惊叹。前线的话剧的特点是剧目领风气之先，《霓虹灯下的哨兵》集当年舞台之大成，他把戏曲的因素，宣传队的广场剧，活报剧，和话剧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当时是出神入化。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之前，沈西蒙做了一系列艺术上的准备，办了一个全国的导演进修班，把苏联的戏剧教授请来培训，演员是从长期的演出实践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之所以有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塑造了好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是通过人物来征服观众，其表演，舞台美术，在当时也是领风气之先。导演可以把一个南京路放在舞台上，用一个背景，十分的灵活变换马路场景。
创作的一系列形象，也带来一些问题，他创作了一批模式，指导员模式，《我是一个兵》，所有的指导员全是这样，受战士喜爱的贴心的指导员模式。还有一个最最美好的军嫂的形象，导演处理的非常感人，这个戏至今还被人称道，虽然现在从文本上再看这个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当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年的指令是报道南京路上的先进集体好八连，有很多好人好事，但沈西蒙接过戏来改写，把它的背景放到了解放前，刚解放的上海。沈西蒙把60年代的好八连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来构思《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能把这样一个命题变为这样一个戏，我们是很敬佩的。我们现在对沈西蒙敬仰的还有他对编剧对创作者及文艺工作者的爱护精神，他保护了一些剧作家。
前线话剧团，一方面一直在根据战斗性的口号来排演一系列戏，但也有一批作家创作另外的戏。《布谷鸟又叫了》跟部队完全没有关系，但今天看来跟启蒙是有关系的。
前线话剧团一直是启蒙性和战斗精神共存。沈西蒙的另外的一部作品是《秦淮丽人》，诞生在80年代末期，我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霓虹灯下的哨兵》，写的是南京路进行曲之一，但还有没有之二，之三，为什么没有了？ 我看了之后就想这怎么是一个写《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写出来的呢？他写的是一个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小开，喜欢没事，泡澡堂，喜欢唱戏，喜欢戏子，然后他带着很多女人，丽人们，一块冒风险，在秦淮河边，怎么参加革命，写的一个男的，和三个女兵，曲曲折折的，恩恩怨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非常差劲的人物，他起得名字叫，隋西门，我看了说这个是不是写你自己呀，他不承认，但后来他说他就是隋西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沈西蒙离开话剧之后，经过80年代话剧思想热潮的冲击后，他居然会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以及在历次人生运动中，对某些人的不公进行了忏悔，他重新认识了夫子庙算命的等一些下层人物。
一个从事革命多年的人，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戏，他用现在的启蒙精神进行反省，我们觉得应该起码让我们行内的都看看。
邓海南写了一个《征婚启事》，我们当时想搞个音乐剧，这个戏各个方面都很轻松，附加了音乐，有歌曲，又贴近情感生活，后来到厦门大学演出时，大学生也很爱看，是一个轻喜剧。演出完参加全国歌剧汇演，当时的文化部长贺敬之看了说很好。但后来发生了风波，就搁置了。但这跟这部戏的内容，跟演出，跟剧组毫无关系。《商鞅》也是，不凑巧。
从战斗性口号的提出，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自然会评价它。但这个东西带来的直接后果还存在。《红灯记》到台湾去演出，当然说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是样板戏让我进入戏剧界，我们进宣传队后，有工分。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是反人道，反启蒙，反现代，到现在为止，这些样板戏的创作原则从来没肃清过，现在很多的戏都源自于此，难得一次，我们军队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看了些戏，和他们的艺术家进行交谈。谈的问题居然是你们要审查吗？他们反问：你们那是艺术家吗？现在的问题是指导思想全是样板戏的思想：“来源生活，高于生活”所有的一切全用这八个字来指导，但生活如此丰富，怎么可能高于生活呢？
话剧必须要经过蜕变，在现有的状况下，如果还按照目前这样走下去，是肯定要死的，要活怎么办，必须有全新的东西，跟我们的原来的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可能会有些失落，但它最终会走向一种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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