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相当看重写作的长度。《人生》大获成功后，他很快感觉不满，因为《人生》不过十三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不久，新作品的框架确定下来：“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其后六年，三卷本《平凡的世界》陆续问世。路遥为何如此偏执地追求长度？

路遥视柳青为前辈和导师，认为《创业史》具有史诗品质，“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揣度路遥原意，史诗品质就是把一条条细流疏引到生活宽阔的河床上去，全景式反映时代风貌，而不满足于对生活片段的感知。与之相反，“山药蛋”就是关注一时一地的问题，忽视对生活的整体性观照。不管路遥对“山药蛋”的理解是否恰当，反正他已经把它当作死去了的时代，并呼唤史诗性巨著诞生。路遥对“山药蛋”的态度，让我想起茅盾批评《呐喊》只描写了“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忽略了都市的心跳，从而未能反映出伟大时代的基调。茅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企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给中国机体照一张X光的作家，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成是一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编年史。社会全貌必得相当的长度才能容纳，所以，茅盾钟爱长篇，即便拾取片断写成中短篇，他也试图以三部曲的方式，连缀出一幅全景图来。如此说来，茅盾才是路遥的不祧之祖，茅盾、柳青、路遥，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条“长河”小说的锁链。

接下来的问题是，世事如此真假莫测、变动不居，他们凭什么相信一切尽在掌控，时代全景图早已尽收眼底呢？答案是现实主义信念。

在巴尔扎克看来，现实主义不仅要“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从而写出史家写不出也想不起写的“风俗史”，更要研究社会现象的成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并进一步思索自然内里的“永恒的法则” 。也就是说，专注于社会一角不是现实主义，对社会现象有一说一同样不是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在全方位考察社会后对社会本质的洞观、对“永恒的法则”的寻求，也是在本质了然、法则在握后对社会全景充满自信的把捉。全景的考察与本质的洞观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所以，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形而上学家、本质论者，他们不仅为时代造“像”，更为时代立“心”。他们还一定是长篇小说作家――没有相当的长度，作家如何为时代造“像”，更遑论立“心”？想想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哪个不是以长篇小说被人们铭记？现实主义精神本然地呼唤长篇小说文体。返视中国文学，茅盾掌握了阶级论，便能够游刃有余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史。柳青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便能把错综复杂的合作化运动删繁就简成了蛤蟆滩的明争暗战，而蛤蟆滩斗争的点点滴滴无不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全景息息相关。当然，历史或许证明了他们所立之“心”有所偏差，甚至错误，但《子夜》、《创业史》等小说为时代立“心”的动人企图，以及本着现实主义精神在长篇小说文体方面的实践，却不容我们想当然地漠视。路遥喝着柳青的文学乳汁长大，自然秉有他的本质论历史观――拥护包产到户，支持个人奋斗，并本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坚信“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就在这一明朗、乐观的历史观的支撑下，他视向四面八方漫流的杂沓现实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了这个整体。正是在“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的时代之“心”的烛照下，以孙少安为中心的双水村农民如何砸碎大锅饭，纷纷寻求出路发家致富的图景，以田福军为中心的党的中高层中改革势力如何说服、压倒保守势力的图景，被孙少平从农村来到城市追寻理想的图景从下到上地勾连起来，一张繁而不乱的时代之网便条分缕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路遥与柳青的现实主义努力并无二致，路遥只是幸运在，他所相信的时代之“心”被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证明基本正确。个人真的很难挣脱历史的桎梏，考察柳青等历史人物时，我们是否应该多一点同情的理解？

既是为时代立“心”，路遥便有了神灵附体般的使命感。他认定写作《平凡的世界》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并一再对自己说：“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在时代之“心”以及那个“永恒的法则”面前，个人实在微不足道。于是，路遥心中一直汹涌着殉道的激情。他那神圣的两难――“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难的。路遥之死，让我依稀看到了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奔赴永恒的理念世界时的从容与庄严。

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路遥便感到了文学思潮日新月异、风起云涌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挤压。他甚至悬想：“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但他仍旧坚定地走现实主义道路，发愿由表及里、去芜存菁，为时代立下“心”来。他意识到，这是冥顽、不识时务，更是“个人向群体挑战”。果然，寻根、先锋、新历史、新写实等文学新潮铺天盖地而来，现实主义真的成了陈迹，《平凡的世界》也被理论界遗忘。

确实，在一个去深度化、非本质化的时代里，现实主义的宏愿是可疑的：你凭什么宣布这些是现象、表皮，那才是本质、核？真的有核存在吗？但是，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现实主义，不需要为时代立“心”，不需要寻觅“永恒的法则”？一个没有“心”的时代如何能够安妥？人不都有着形而上的饥渴？其实，莫泊桑说过：“写真实就要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的臆像，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拘泥地照写下来。所以我认为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是应该叫作臆像制造者才是”，而“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迫使人类接受自己的特殊臆像的人”。这段话清晰不过地告诉我们，真实、本质无法一劳永逸地把捉，但现实主义者仍应从自己的视角去追寻它、凝视它，并用关于它的“臆像”洞彻事态万千。多种“臆像”交互印证，那个本质便隐隐若现。但是，如今人们连“臆像”都懒得或不屑去揣摩，或沉浸于一己的悲喜，管它春夏秋冬，或杂萃一些见闻，也算是人间情怀。文学逐渐失去积极参与当下生活，建构社会全景图，为时代立“心”的热情和能力。读者远离文学，作家难辞其咎。

回归不朽的现实主义，这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对于当下文学的启示。

作者简介：
翟业军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副教授。

（2015年3月17日，探索与争鸣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