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意”与“功”纠葛――《故事新编》的主题嬗变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70
张全之 孙 伟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630000）
内容摘要：本文将《故事新编》的主题分为“意”和“功”，并对它们在创作过程中的发展流变进行考察，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故事新编》进行解读。《故事新编》小说主题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补天》、《奔月》、《铸剑》是以抒发内心情绪为主的“意”的表达主题；《非攻》、《理水》是以服务于作者较为明确的创作目的的“功”的需求主题；《采薇》、《出关》是“功”“意”并置的双面主题；《起死》是以戏剧创作的形式对“功”“意”主题分裂所产生的矛盾所进行的一次强制处理。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小说主题
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建国前的文章大多是感性理解，缺乏系统的论述。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在体裁性质、“油滑”之处和创作方法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政治革命的视角又限制了进一步的开掘。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摆脱了政治革命视角的束缚，《故事新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价值得到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故事新编》进行新的研究，形态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到《故事新编》的研究中。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故事新编》在非功利审美层面上得到重新解读，特别是郑家建、朱崇科在小说诗学意义上的研究，让《故事新编》文体的独特意义价值得到凸现。
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故事新编》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盲点，这就是只看到了《故事新编》里八篇小说文体的一致性，而忽略了这些小说在文体特征上的内在差异。研究者们往往以研究长篇小说的方法研究这部短篇小说集，把从其中一篇小说里归纳出来的特征扩展为整个短篇小说集的特征。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以偏概全，并不能把《故事新编》的真正特点描述出来。
《故事新编》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比较复杂的寄寓，对于这样的小说，往往很难用单一的主题来概括它。实际上，《故事新编》小说中存在着“意”的表达与“功”的需求的双面主题。这两个主题不仅共存于单篇小说中，而且存在于《故事新编》小说的整个发展流变过程中。鲁迅把对现实中某一个别事件的深切感受艺术处理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普遍性的人类“通病”，从而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故事新编》在“功”的需求层面上的主题。由于鲁迅对社会现实战斗任务积极主动的承担，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会对“功”的主题进行比较明确的阐发；与此相对的是，鲁迅内心中的诗人情结促使着他在小说创作中进行“意”的主题的表达。这里的“意”指的是具有作家个人特质的思想、情绪、体味等，它往往难以用具体明确的概念来说明，更多的是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由于现实环境对“意”的主题表达造成的限制，它往往会在较为潜隐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当作家进行创作时，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创作目的，在进行文字传达的时候总是必然会把独具的个人意味表达出来。
“功”、“意”主题的表达会受到作者的显在创作动机和潜在创作动机的影响。由于显在动机是属于理智方面的认识，因此作者会考虑到作品形成以后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如果潜在动机的表露对作者的显在创作意图带来损伤的话，那么他会通过艺术的创作技巧设法对其进行压制从而使显在创作意图凸现出来；如果显在动机是由于潜在动机的积极推动而产生的，外在理智认识对其并没有构成损减，那么这种情况下的作品便是以作者的潜在动机为主导的；如果作者创作的显在动机虽然是由理智认识所产生的，但它对潜在动机的表达并不构成压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的作品，作品的显在动机和潜在动机便会得到共同的展现。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作品的主题也会明显受其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类型。本文把前一种情况称作“功”的需求主题，把第二种称作“意”的表达主题，把后一种称作“‘功’‘意’并置主题”。
《故事新编》的双面主题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意”的表达主题（包括《补天》、《奔月》、《铸剑》）；第二阶段是“功”的需求主题（包括《非攻》、《理水》）；第三阶段是“功”“意”双面主题并置（包括《采薇》、《出关》）；第四阶段的《起死》采取了戏剧创作的形式，这是为了凸现双面主题中的“功”的主题而把“意”的主题强制除去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
1、《补天》、《奔月》、《铸剑》：“意”的表达主题
《故事新编》创作前期的三篇小说属于“意”的表达主题。鲁迅在此时的创作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有较为明确的创作意图。他此时的情绪心境可以较为顺利地借创作表达出来，或者说他的创作是由他的情绪心境的过分饱和而推动的。因此，在这三篇小说中，作者的情绪弥漫于小说之中，以至于把小说在故事意义层面上的“功”的主题遮盖了。另外，最重要的是，这时鲁迅的心灵是比较自由的，外界的团体或思潮对他并不构成直接的约束和影响。心灵的自由使得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能够比较顺利流畅地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表达出来。
《补天》的主题应当是个体生命对荒诞无意义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抗拒。《补天》的三节，其实可以看作是三个情节不同但所表达的内在情绪却一致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女娲为了抗拒由于“性”的需求而产生的无聊状态从而创造了人类，简称为“女娲造人”；第二个故事是女娲为了抗拒由于自身和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的隔膜所产生的无聊状态而进行补天的工程，简称为“女娲补天”；第三个故事是人类为了摆脱生存的无聊状态而进行的奔波寻觅，简称为“众人寻仙”。这三个故事所拥有的共同主题是个体生命为了摆脱存在的无聊状态而进行的抗拒活动，但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造人”中女娲感觉到无聊是由于“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由于生命的力量积蕴得太多，她“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在这个过程中女娲是充满着快乐的。与“造人”不同的是，“补天”中女娲的无聊是由于“神人对立”引起的。女娲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工作的繁重辛苦和背叛的凄凉。
在“寻仙”故事中，这里已经丝毫没有“造人”和“补天”中的宏大与伟力，充斥在人类行为中的是对现实功利的追求，其中又充满了阴险和虚伪的说辞。由于人类所追寻的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目标，所以得到的永远只是奔波中的徒劳。女娲在造人补天时的壮观景象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造人”、“补天”、“寻仙”三个故事的过程和结果虽然不同，但从中所显示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处境却是一致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本来就是荒诞和毫无意义的，三个故事对这一真谛的揭示也是逐渐加深的。“性”的本能在快乐的满足之后是“困顿不堪”；“补天”耗尽了女娲的心神，最后得到的是“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人类的“寻仙”则是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目标而让自己的生命散灭在奔波的途中。
《不周山》创作于“五四”落潮期，虽然鲁迅在刚开始参加时“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 [①]但他一旦投入其中又是那么的倾尽全力，所以当“《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②]时，他再一次体验到了《新生》流产的痛苦，只不过这次他的体验更加深入骨髓。创造过程中的快乐和结束以后的无聊为鲁迅所深深的体验，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需要借小说《不周山》的创作去抗拒无聊荒诞的生存状态。因此，《不周山》这篇小说的主题应当是个体生命对荒诞无意义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抗拒。
《奔月》表达了英雄羿在家庭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中的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的凄凉心境。考察鲁迅创作《奔月》时的情境，鲁迅与羿所处的状态与心境存在着很大的相似。《奔月》创作于1926年12月，此时的鲁迅已和许广平一起离京南下，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广州。对于这样的安排，鲁迅显然是有着较为谨慎的考虑的。与许广平对于恋爱的一腔热情不同，人到中年的鲁迅对于爱情显然有着更加实际的考虑。鲁迅在正处于恋爱高潮的时候，创作出了《伤逝》。这显然是他对爱情进行冷静思考的结果。在小说中他写道：“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于被章士钊开除和身患疾病，鲁迅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这也是鲁迅与许广平二人之所以分赴两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伤逝》中的涓生是软弱的，他为了卸掉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而将子君逼上了绝路，那么《奔月》中的羿则是为了爱人而勇敢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但结果却都一样的没有追寻到自己所渴求的幸福。《奔月》中的羿为了嫦娥不仅跑很远的路去打猎，而且还承受了来自“老太婆”的误解盘剥，以及来自弟子的背叛。我们不能把这些描写简单地去比附鲁迅生活中的某些事，毕竟文学创作不能等同于社会现实，但在那些类似事件中所积蕴的感情借这些描写得以释放则是合乎情理的。在《奔月》中羿说：“谁料到现在竟至于精光的呢。想起来，真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子。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所以我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点……。”鲁迅曾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③]鲁迅和羿是处于大致相当的生活境地的，他们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现在却都在为了自己的爱人而奔波于生计，并且在“谋生”方面都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
《奔月》显然凝结着鲁迅自身的身影。鲁迅把在生活中所郁积的情感波澜借小说得以释放抒发，他借此也得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安宁。因此，《奔月》可以说是一篇有着浓厚的抒发个人情怀意味的作品，是一篇以“意”的表达为主题的小说。
《铸剑》讲的是黑色人和眉间尺合作将国王杀死的故事，表现了一种彻底的复仇精神。在复仇的过程中，黑色人和眉间尺所持有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眉间尺是要杀死国王取其性命从而完成为父报仇的目的，而黑色人则是由于相信“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而去实现自己的复仇。正是由于黑色人把自己也看作是复仇的一部分，所以当他看到鼎底二头相斗时，虽然此时眉间尺的复仇任务已经达成，但他仍然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的头割下，去帮眉间尺将死去了国王的头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④]把这两方对比起来，他们是如此相似。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是复仇者，但他们的自身条件有很大的不同。眉间尺年少幼稚、性情优柔，缺乏复仇的手段和力量；黑色人老成干练、刚毅果断，具有复仇的智慧和谋略。相同的是，二者身上都具有为复仇而甘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正是由于这一点，二者的结合最终达到了复仇的目的。《铸剑》中所描写的眉间尺和黑色人这两类复仇者形象，和鲁迅早年所渴望的在启蒙任务中出现的两类人有着很大的相似。一方面，鲁迅希望通过“立人”能够培养出具有“争天拒俗”品质的“精神界之战士”；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正信”造就“厥心纯白”具有启蒙可能性的民众，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启蒙的任务才能够完成[⑤]。可以说鲁迅一生都没有放弃他早年所建立的“立人”志愿，《铸剑》凝聚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彻底的复仇精神。
鲁迅在创作《铸剑》的同时曾记录下当时在厦门时的寂寞和百无聊赖：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⑥]
鲁迅此时的心境是凄凉的。鲁迅已经把过去的一切化为自己心底深处的体验，以自己形成的固有思维去看待整个世界。在所致力的“立人”事业中，他怀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情绪；在社会关系中，他是被北京那个圈子所放逐的对象；在家庭生活中，他是众人眼中的叛逃者；在人际交往中，他被厦大的学者们所排挤，还有来自高长虹等人的攻击。这一切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不愿意想到目前”[⑦]，这时候他思考的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问题。他需要借助文艺创作将自己的苦闷情绪抒发出来。《铸剑》熔铸了鲁迅最深刻的生存哲学，同时也浸染了鲁迅骨子里那份固有的孤独和悲凉。
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小说是以“意”的表达为主题的。
2、《非攻》、《理水》：“功”的需求主题
1934年和1935年创作的《非攻》、《理水》是以“功”的需求作为主题的两篇小说。与前三篇小说相比，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急匆匆向前奔的态势，少了对人物在行为过程中所带有的情感意味方面的描写。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都有比较明确的现实功利方面的指涉，在文字表达上作者滤净了人物在情感意味方面的因素。《非攻》、《理水》大大减少了对人物静态方面意蕴的揭示和对一些具有情致的画面的着力刻划，这当然是为了突出小说“功”的主题。
从《非攻》、《理水》和鲁迅写于同时期的书信杂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创作意图在于“找寻中国历史中的脊梁”，这也是两篇小说的主题所在。鲁迅塑造了墨子和禹两个“公仆”式的人物，他们是鲁迅文学创作中仅有的一类具有光明气息的人物形象。虽然在创作主题上二者有着大致的相似性，但在具体对人物的刻画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非攻》在刻画墨子的形象时，集中笔墨对他的语言进行描写，而对于他的内心活动则缺少关注，甚至是连一些能反映墨子内在情绪的象征性的图景也没有。鲁迅意在塑造出一个实干家的形象，但这显然不是他所擅长描写的对象。《非攻》并没有展现出一个血肉丰满具有情绪感染力的墨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抽象道义化身的象征体。小说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以致我们无从把握墨子从事“止楚攻宋”的动机和在此过程中他的心理变化。如此的处理不仅使得整篇小说的情节发展缺少一股内在的推动力，也使得小说主人公缺少一种“内在的清晰”[⑧]。这样的描写使得当墨子机械般地完成了使命后，他在读者的心中并不能引起多大的情感波澜。鲁迅如此突出地展现墨子所信奉的道义以及他“止楚攻宋”的过程，是为了服务于他要把墨子塑造成“中国历史中的脊梁”的“功”的主题的。
对于有着很高文学审美品位的鲁迅来说，《非攻》的创作显然并不能使其满意。从《非攻》到《理水》的创作隔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可以看出他对此类主题创作的犹豫与思考。当再提笔进行《理水》的创作时，虽然他仍延续了对“脊梁”主题的探索，但显然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从《非攻》到《理水》，鲁迅内心深处的个性特质、人生体验有一种复苏并开始有所上升的趋势。”[⑨]《非攻》里的墨子虽然在小说结尾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他在小说中还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但《理水》里的禹显然是陷入了一种被庸众包围的被动境地。如果说《非攻》的主题是展现了“历史中的脊梁”的话，那么《理水》呈现的则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脊梁”[⑩]。《理水》中关于禹的正面描写很少，小说展现的更多地是禹在治水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那些享用着用飞车运来食粮的居住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只会做无谓的空谈和对实干家进行攻击诬蔑；官员们以考察洪水为名到处吃喝玩乐；庸人们在貌似忠诚老实的外衣下隐藏的是一颗巧滑势力的奴才心；禹的老婆对他的工作非但没有理解反而是充满了怨恨与嘲讽；舜和皋陶这些在位者则是竭力将禹拉到俗世的生活中去。
与《故事新编》前期三篇小说不同的是，鲁迅此时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时期，鲁迅参与了很多的社会活动并成为了左翼文坛的盟主，这些都会对他的创作在无形中产生影响。有的学者指出，“新的人生观念一经接受和确立，就将在实际中发出他特定的要求。《非攻》、《理水》的崭新面貌，它的理想人物的价值取向，它的基本人生态度都无不表现着30年代革命文学的特征。”[11]对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题材和主题方面的特征，有人认为，“概而言之，其一，强调文学题材与主题的外向性和积极性；其二，强调文学题材与主题的现实性和变化性。”[12]在某种程度上，《非攻》、《理水》可以算作是鲁迅向他所在的组织所交的一份作业。面对当时“左联”中的一些人对鲁迅没有创作的责备，他需要用创作的实绩来为自己辩解和证明。尽管在创作中鲁迅受到了当时文学主潮的影响，但对一个崇尚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鲁迅的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鲁迅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阶级解放和工农革命等题材进行直接的描写，他选取的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所潜隐的实干精神作为对象。
《呐喊》、《彷徨》的素材来源于鲁迅生活多年的江南水乡和周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鲁迅基于“立人”理想和“借小说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宗旨所选择的素材域。对于《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而言，这里有着鲁迅对固有创作素材域进行不断开拓的意味。鲁迅选取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新的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为鲁迅所熟悉的历史题材都会成为他的选择对象。对于小说的创作题材，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称作素材。“从心理美学角度来说，素材不是对认识性的知觉痕迹的单纯记录，它是作家以整个心灵拥抱生活时所流露的精神分泌物，它是一种集作家的知、情、意于一身即多元心理融合的统觉经验或印象”。[13]可见，素材是内化于作家心灵的一种综合性的对于客观世界的经验。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于客观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客观世界的信息都能进入作家的内心并转化为他的创作素材。一个作家依据自己独特的心理定势会形成自己特有的素材域。
对于何种题材会成为创作选取的对象，我认为存在着有意选取和无意选取两种情况。有意选取是作者在先有了较为明确的创作意图的前提下去选取题材；无意选取则是作者并没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只是凭当时的心境情绪去选择那些暗合了这种需求的题材。《补天》、《奔月》、《铸剑》对于创作题材的选取是无意选取，而《非攻》、《理水》则是有意选取。前三篇小说对题材进行了符合抒发自我情绪和人生哲学认识的处理，因此，它们把作者当时的人生状态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非攻》、《理水》的题材是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但创作意图所设计出来的创作主题并不一定符合作者对题材的处理习惯，更不一定和作者当时创作的心境情绪相一致。
由于《非攻》中所要塑造的墨子形象和鲁迅面对历史时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更和他当时焦虑愁苦的心境大相径庭，所以《非攻》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特定任务的木偶。创作《理水》时的鲁迅的心境更为复杂。这时的他已进入生命的晚期，身体机能衰退，疾病缠身，浓重的暮年意识围困着他；“左联”的解散和与周扬等人的矛盾让他陷入一种愁苦的凄凉境地；同时，还有来自国民党以及其他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这些都使他变得极度的苦痛。《理水》虽然着意要把禹刻画成“脊梁”，但由于作者的思维习惯和心境，对禹周围对立势力的冷嘲热讽掩盖了对其本人的描写，在众人对其功绩的消解中，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脊梁”。
综上所论，由于鲁迅的创作意图和他的思维习惯、心境情绪有着很大的距离，《非攻》、《理水》所要塑造的正面形象墨子、禹并没有经过作者内心情感的深深浸泡，所以小说呈现的是一个没有情绪感染力的干巴巴的“功”的主题。
3、《采薇》、《出关》：“功”“意”并置主题
鲁迅在创作《采薇》、《出关》时，是有着较为明确的创作目的的。他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14]由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僵化，使他摆脱了“左联”对其创作所构成的无形束缚。从《采薇》开始的三篇小说，鲁迅放弃了对“历史的脊梁”的发掘，而转向了他一直致力于并十分擅长的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坏”基因的揭露与批判。鲁迅虽然意在批判古代圣贤身上所代表的文化劣根性，但由于他此时的心境无比的凄凉孤独，所以在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情绪借古代圣贤的遭遇表达了出来。由于作者在主观上所要展现的主题和在文字中无意识流露的趣味并不一致，因此就形成了“功”“意”并置的双面主题。
有学者认为，“鲁迅通过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首先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某种逃避现实，消极反抗的软弱性。”[15]从“互让王位”到“不食周粟”以至“绝食而死”，当矛盾和纠纷到来时，伯夷叔齐采取的唯一思路就是退避。这种人生哲学是以主体的退让试图来消解外界的矛盾，是闭着眼睛造出来的虚妄的逃路，是一种对现实世界不发生任何影响的消极人生观。虽然他们试图通过对自我主体能动性的强行抑制来保持心境的平和，但来自现实世界和他们自身肉体的双重干扰又把他们逼进了绝境。二人为了免于陷入“互争王位”的恶名跑到养老堂，但武王伐纣又把他们逼向了逃离的道路；虽然他们不想听到和他们所信奉的道义相悖的事情，但“官民们都不肯给他们超然，时时送来些搅扰他们的消息”；在“‘归马于华山之阳’，竟踏坏了他们的梦境”以后，竟又遇到了小穷奇的打劫；当住进首阳山之后，本想清净地生活，却又有络绎不绝的人来访；即使在他们死后，众人的评说还是不能让他们获得所追求的平静。除了外界对他们的干扰外，来自身体的需求也影响着他们所追求的平静的实现。首先，他们必须面对来自身体饥饿对于食物的需求。在不要王位逃出后，他们为了吃饭问题必须要住到西伯所设的养老堂里；养老堂里整日的烙饼使得二人消化不良；尤其是在二人被小穷奇搜刮之后吃“沿路讨来的残饭”时，虽然早已下定了“不食周粟”的决心，但也只得把这个信念推迟到明天才正式开始；在首阳山上，他们为了食物而四处奔波迁徙。其次，来自皮囊的好奇心和表现欲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对于外面的不平静，“叔齐更加喜欢出门”；对于门口人的谈闲天，叔齐“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伯夷在和樵夫攀谈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一时高兴，或者有人叫他老乞丐的缘故罢，他竟说出了他们俩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因此，虽然伯夷叔齐二人用沉睡和打太极拳等方式试图保持内心世界的平静，但来自外与内的干扰却一次次地打破他们精神世界脆弱的平衡。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敢正视和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而只是一味地退避，最终只能是如小丙君所说的“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并最终死在来自阿金姐对他们心理平衡所形成的彻底摧毁中。鲁迅借伯夷叔齐两个人物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敢正视现实、一味逃避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鲁迅对伯夷叔齐逃避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字里行间却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与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鲁迅在幼时读书时所最早接触到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生命在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外力面前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况，鲁迅与他们二人有着相通的地方。撇开功利层面上的价值评判，伯夷叔齐作为“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追寻和坚守自己的理想进行以生命的消亡为代价的追寻，以及在追寻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外界的围困、非难和诬蔑，他们生命的行程和鲁迅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鲁迅在北京时被文人学者们围困攻击以至于不得不自我放逐；在厦门、广州时所遇到的寂寞无聊；在加入“左联”后的尴尬境遇，这些都使得他对人生的体验有一种凄凉无助之感。正是由于二者在生命行程中境遇的相似，再加上鲁迅此时创作心态的较为自由，他在《采薇》中借伯夷叔齐两个人物在个体生命追寻自我所设置的理想时所处的无奈凄凉的境遇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鲁迅解释《出关》的创作意图是“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16]，并且在《〈出关〉的关》中详细解释批判老子的原因，“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7]鲁迅的解释是针对《出关》发表以后所引起的争议而发的，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邱韵铎的评论。邱认为老子是鲁迅的“自况”，“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18]鲁迅对邱文进行反驳并阐明自己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老子的思想。但当今天的读者阅读这篇小说时，却发现鲁、邱二人对《出关》的解读都有着自己的合理性。鲁迅作为作者对小说的创作目的有天然的发言权，但他所说明的恐怕只是他所能意识到的一部分，而对于在生命中无意识积累起来的生命体验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部分则无能为力。邱作为读者往往可以从人类更普遍的情感体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新的阐释，这种阐释往往又会起到补充作者碍于自身视角所限而忽略了的作品潜隐层面的意义。
鲁迅自我解释在创作《不周山》时，由于中途看报的缘故所以插入了对现实的描写，从而破坏了原先对作品所设定的宏大结构。其实，在《出关》的创作中也存在着现实的插入从而导致原先创作意图中断的情况。二者不同的是，《不周山》意在“取了�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19]，但由于鲁迅对现实功利的关怀从而改变了创作的初衷；《出关》则本来就是从现实功利的需要出发，意在批判老子的人生哲学，但由于鲁迅当时的境遇与老子在孔老相争失败后的遭遇非常相似，所以，在写老子西出函谷关时就不自觉的移入了对他的同情。关尹喜对老子在貌视恭敬的背后其实是阴险的利用和无聊的嘲讽，老子在函谷关的尴尬处境和鲁迅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生存境况差不多。鲁迅在他的书信中也一再地表示，想休息一下不再做文字工作，但碍于生计问题却又不得不做些明知是被人利用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因此，《出关》虽意在批判老子的人生哲学，但对于他的凄凉境遇却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鲁迅创作《采薇》、《出关》两篇小说是意在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坏”基因，但由于小说中人物的遭遇和自身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因此，鲁迅在批判他们所代表的人生哲学的同时，又给予了深深的同情。《采薇》、《出关》两篇小说因此也就具有“功”“意”并置的双面主题。
4、《起死》：戏剧的创作形式
与《故事新编》小说集里其他小说不同的是，《起死》采用了戏剧的创作形式。有的学者认为鲁迅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像《出关》那样在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论，所以鲁迅在创作《起死》时就把学术上“蔑诗礼，贵虚无”、具有反抗世俗一面的庄子形象过滤掉，只留下“趋利避害、不谴是非、不讲原则”的“伪士”形象的庄子在作品中，从而加以集中批判[20]。戏剧创作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创作主体内在情感在文字行走间的流露，而只是让庄子自我表演，使其在“汉子”的逼问下陷入无法自拔的窘境，从而彻底暴露出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哲学的虚伪荒谬。
《起死》由于采用了戏剧的创作形式，所以很好地表现了对庄子哲学的批判主题。这是鲁迅为了避免“意”的主题的渗入从而影响“功”的主题的表达所采取的一种强制选择。
《故事新编》“意”、“功”主题的嬗变，显示出了集“诗人”与“战士”双重角色于一身的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要以文学创作进行战斗，另一方面又需要借此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这两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力在鲁迅的内心扭结撕扯，使他心神交瘁。《故事新编》里最后创作的5篇小说，是鲁迅在上海10年仅有的小说创作。它们在小说集“意”、“功”主题发展流变过程中的位置，充分地显示出了鲁迅后期的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他的艺术创作才华被残酷的现实环境逼迫到了一个只能蜷卧喘息的角落，《故事新编》里轻松油滑的笔调成了他最后的文学避难所。但鲁迅毕竟有着非凡的创作才华，当他被现实挤压到极为狭仄的空间的时候，他仍然通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创造力：《故事新编》迷人的艺术形式，冲破一切艺术藩篱的决绝姿态，为鲁迅后期的创作生涯竖立了一座艺术丰碑。
《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清晰地展示出了鲁迅心路历程的变化，而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则又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作家的心灵越是处于自由状态，才越容易将最深切的人生体验传达出来；而越是受到现实功利的约束和现实规则的挤压，则越容易将内心的情感压制在“功”的主题之下。一部优秀的小说必须传达出个体生命对生活最深切的情感体验，展示出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而它并不是必然要承担着对时代环境的描绘与记录，更没有天经地义的义务去为当时的现实战斗任务摇旗呐喊。鲁迅是一个有着天才诗人气质的作家，但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极为关心，承续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传统。这样一种“诗人”与“战士”的双重角色在他的内心中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样一种矛盾是中国当时的许多作家所面临的创作困境。越是到了生命晚期，鲁迅受到外界的束缚越严重，对内心真实世界的表达越困难，但另一方面，鲁迅的生命体验也更加丰厚，艺术创作才能也更加高超，他以自己直面人生困境的巨大勇气和神来之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画廊里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正如有的论者所述：“在这里，天才的完美与天才的深刻是一致的。他把自己心灵中最不可承担的重负，最黑暗的感受，却是最完美地表现、流淌在自己的语言形式之中。这就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造力。”[21]
作者简介：张全之，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伟，文学硕士。
[①]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③] 《两地书・八三》，《鲁迅全集》第11卷，第225页。
[④] 《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80－81页。
[⑤] 参见张全之：《从施缔纳到阿尔志跋绥夫――论无政府主义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
[⑥]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18－19页。
[⑦]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54页。
[⑧] 林非：《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⑨] 李怡：《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⑩] 李怡：《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8期。
[11] 李怡：《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12]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13] “何谓统觉？统觉是指主体深入生活时所获得的一种整体性心理经验。”（夏中义：《艺术链》，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4] 《书信・350104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330页。
[15] 〔日〕片山智行《〈故事新编〉论》，李冬木译，《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
[16] 《书信・360221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4卷，第36页。
[17]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40页。
[18] 邱韵铎：《〈海燕〉读后记》。见张梦阳《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49页。
[19]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53页。
[20] 高远东：《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以〈故事新编〉的相关小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21] 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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