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革叙事
发表时间：2008-01-10阅读次数：878
2008年1月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陈思和先生应邀来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为广大同学深入解读了当代文学中的文革叙事问题。今天南京的湿寒天气并没有减弱我校同学的热情。许多同学到达讲座现场，一睹著名学者的风采。
陈思和先生首先依据主要创作时间，将文革的书写者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巴金、杨绛等；1950年代作家，如张贤亮、从维熙、李国文等；1980年代比较活跃的知青作家以及1990年代的70后作家。陈教授认为关于文学史的发展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意识认同有关，因为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对已有文学现象的描述。因此不同时代的文革叙事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接着陈思和先生从一个文学现象，卢新华的《伤痕》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入手，分析在1978年伤痕文学与社会思想运动之间的微妙联系，他说，“伤痕文学的兴起，是以文学的力量普及思想运动。”陈教授认为，当代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文革叙事开始的，因为这是文学首先来反映我们自己的灾难。伤痕文学的灵魂就在于，记录了文革为心灵留下的永远的伤痛，而这种伤痛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绝望意识，二是忏悔意识。无论是《小河那边》、《代价》这些伤痕文学的经典作品，还是发行较小的《生活的路》，抑或是被拍成影视作品的《孽债》，都表现出一种一无所有的精神，变现了人的某种绝望。那种“母亲的死与我有关似的心灵创伤”是无法挽回也是难以承受的。
陈思和教授又进一步分析了文革叙事的流变。伤痕文学主要活跃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到了1979年下半年就被反思文学中断了。在具有“冤案――下放――回城”模式的反思文学的包围中，很多元伤痕文学作家纷纷退出文学领域。不过伤痕文学的精神内核却在老作家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巴金的《随想录》――这本说真话的大书，以其强烈的忏悔意识，深刻了对文革历史的理解。钱钟书先生在回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时，指出杨绛先生实际上想说的是“文革忆愧”。
文学史进入1980年代，陈思和先生将学术眼光投向余华、阎连科等作家的文革叙事。陈思和先生认为余华小说的非理性与暴力描写，是对文革记忆的一种感悟。这一代人在文革当中，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了这一政治事件。文革对于他们来说，是暴利的游戏。所以在余华的《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都可以体会到作家对人性恶的人可把握与对文革态度的复杂之间的悖论。同样在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中对文革的理解也是疯狂和迷乱的表层体验。
进入新世纪，文革叙事仍让在继续，但在写作重心方面较以前有所不同。陈思和先生指出，这一阶段的文革叙事表现出向内转的倾向。陈教授举了三部相关作品《生逢1966》、《启蒙时代》和《致一九七五》。这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文革的伤痛，而将更多的笔墨落在个人的一种成长经历上。
陈思和教授以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宏阔地探讨了文革叙事话题，先生富有启发的见解为参加本次讲座的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讲座由文学院王彬彬教授主持，这是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法鼓人文讲座。
本次讲座由文学院王彬彬教授主持，这是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法鼓人文讲座。
（文/张妍，图文编辑/佘卉）
版权所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苏ICP备10085945-1号 南信备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