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法鼓人文讲座)林毓生：鲁迅“国民性”论述的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
发表时间：2008-11-20阅读次数：1089
鲁迅先生的“国民性论述”是非常重要的论述，其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在各方面都非常多、非常重大。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国民性论述”，也许大家都看过，要是没看过的话大概没资格做我们现代中国的国民。“国民性”这个词实际上是日本翻译来的，中国原来是没有这个词的。在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里他说“国民性”就是“民族性”，两者交换着使用。所以国内有些学者说“国民性”是一个意思，“民族性”又是一个意思，这不是鲁迅先生自己的意思，是在钻牛角尖。鲁迅先生实际上是两个替换着用，在《马上日记》中显得非常清楚，“国民性”就是“民族性”，用英文来讲就是“national character”。当时20年代的确有很多国际学者在研究“国民性”，不单在日本有，欧洲学者也有谈“国民性”的。现在已经没有人谈“国民性”了，因为“国民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假问题，当时认为是个真问题，所以因为种种缘故就谈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民性特色是什么呢？当然“国民性”的意思就是中国“国民性”，不是美国“国民性”，也不是英国，也不是日本，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跟日本“国民性”不一样，它有特殊性，要不然就不必提什么“民族性”、“国民性”了，它本身就蕴含着一个独特性的解释。在当时认为这样想没有什么不对，你们去旅游也好，你们去研究文献也好，你们到日本去，那日本人就有点日本味，韩国人就有点韩国味；你到欧洲去，从远处看它们都是欧洲文化，你到德国去，德国人就是不像法国人，他们同时信基督教、都看《圣经》，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国民性”都是一致的。德国就有德国的“国民性”，法国有法国的“国民性”，英国有英国“国民性”，意大利尤其是有意大利的“国民性”。意大利的人做事没有做成功就开始唱歌了，德国要是不成功绝对不唱歌，开车开得很快，喝啤酒。你说这种“国民性”不对也不见得完全很正确，的确有这么一个特色。
那我们中国“国民性”是什么呢？鲁迅先生说中国“国民性”可以由阿Q来代表，这是可以从文献上找到的，不是我来推论的。从鲁迅先生的原始文献里面：阿Q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这个文献很容易找到，就是《阿Q正传》出版以后，他们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没有吵架还很亲密地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周作人先生，就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写了一个关于《阿Q正传》的分析，拿给哥哥看，哥哥看完说可以，你了解的还不错，正确。在周作人写的这个《阿Q正传》的分析里，周作人说：阿Q是什么呢？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总和的照相（当时照相的技术已经可以用总和性的技术了）。换句话说阿Q是中国“国民性”综合的反映。这个文献很容易找到了。
阿Q性格是什么样的呢？阿Q的性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是世界上最深刻的哲学家，他有一个无往不利的哲学方法论，而世界其他哲学想了半天老是想不通，走了死胡同。因为他有很强的方法论，所以阿Q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想通的。这个方法论叫做精神胜利法，他被侮辱了，他并不觉得被侮辱；他被歧视了，他并不觉得被歧视。阿Q是永远快乐的。人生需要快乐，不需要太多痛苦，所以为什么阿Q被人家打、被人家侮辱、被人家屈辱，他都没有感觉呢？因为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哲学方法论就是精神胜利法。你们打了阿Q以后，你们就成了阿Q的儿子，被打的人就成了打人者的父亲了。换句话说精神胜利法的特色使得阿Q或者是他代表的“国民性”无法面对真实。好比今天在下雨，这是一个物理上的真实，阿Q和我们民族被侮辱、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一个真实，阿Q没办法面对，因为阿Q老是把真正的事情转换成快乐的泉源。这是第一点，这是方法论方面的。
至于阿Q的性格呢？阿Q除了方法论特别深刻以外，还有什么性格呢？这个性格，不是方法论，不是应用到每个地方，是特性，好比有些人喜欢吃酸的，有些人喜欢吃辣的，像我我就喜欢吃酸的，什么东西都要一点醋，好比吃饺子，别人要蘸油，我就要醋。这就是特点，这不是方法论。阿Q的性格有两种：软性的自我解嘲和硬性的自我解嘲。自我解嘲也不见得就那么糟糕，人生总需要有一点自我解嘲的能力或者看法或者习惯，才能度过很多难关。人生得意不得意不是完全能自己决定的。有的时候会不得意，你要是一点自我解嘲都做不到的话，一不得意严重的不得了，那就只好自杀了。软性的自我解嘲并不是特别值得被看不起的一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包括我本人在内，比如说算了吧，也许这次遭遇不太好的结果，将来说不定是促成我的好的结果的一个开始也不一定。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但阿Q的自我解嘲不是软性的，是极为硬性的自我解嘲。所以人家屈辱他，他觉得胜利，这不是一般人的弱势的，这是极为强势的、坚强的一个力量，也可以说是反面的摧毁他人格的力量，这个自我解嘲跟一般人必须有一种生活的能力，需要这个生活本能是不一样的。另外你们注意阿Q有什么别的性格？第一，阿Q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人。不但自我解嘲、精神胜利法，他很窝囊，人家屈辱他，他就是屈辱他的人的父亲，这个只好笑一笑。但是下面几点性格可不能笑了，除非你是一个卑鄙的人。阿Q是个弱者，但是村庄里面还有比他更弱的弱者。当强者来欺负阿Q的时候，阿Q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自我解嘲。但是他欺负比他弱的弱者，小尼姑过来以后，阿Q调戏小尼姑，大家哈哈一笑，阿Q继续拧小尼姑两下，使大家很快乐。这是非常卑鄙的，这种卑鄙就相当于你看见一个瘸腿的人，一脚把他踢到沟里去，大家觉得很快乐。除了你很卑鄙，那些很快乐的人当然也非常卑鄙。阿Q就是这种人。阿Q最后变成什么呢？对了，阿Q很喜欢赶时髦，流行什么他们就去，阿Q也去。当时流行搞革命，大家都是革命党，把头发弄上，他也变成革命党了。他不晓得为什么革命，因为大家流行革命，所以阿Q自己睡了一觉，他也是搞革命了。当然他的命运很悲惨，因为要找一个替死鬼，所以城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后，就把阿Q抓起来。因为别人被抢了，阿Q就无缘无故被抓成刑事犯了。阿Q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就行刑了。人家说画押，阿Q糊里糊涂就画了。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描绘就是中国上面的统治阶级对于底层社会是没有人情味的，说让画押，没有对阿Q解释，阿Q说“我不认得字”，在这个说“不认得字”的时候失去了一点信心。阿Q就是很得意的，你打了他他也得意，戏弄小尼姑他也很得意，大家快乐他也跟着快乐。但是呢，中国的传统的旧社会的文化内化到他心里去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一叫“你写字吧，签个字吧”，阿Q有点慌慌张张，在内心里信心不足，因为他不认识字。旧式的价值系统，受教育的人高，不受教育的人低，无形中内化在阿Q的心里面。他说“我不认得字”，上面就说“画个圆圈”，阿Q非常努力地画个圈，表示他对于统治阶级这种统治的认同，不是有意的认同，是自然的、内化的认同。他努力画个圈，因为很少用毛笔，最后画成个椭圆。画圈画押就是要枪毙了，不是砍头，当时砍头已经是特别野蛮了。他就上去了，上去以后，阿Q说：“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只有在一颗子弹把他打死的时候，阿Q真正了解了事实，知道自己要死了。除了在最后跟面对的真实这一刹那的时候，他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整个一辈子他就不知道真实，不知道什么叫事情。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在死之前，他有恐惧，因为跟着看阿Q的人都有一种狼的狠毒。阿Q的这些性格总和起来有什么特色呢？是阿Q没有内在的自我，因为没有内在的自我，所以没有学习能力，没有根据外在的教训改进自己的能力，没有反思的能力。他的脑子是一种交替反射式的，而不是反思式的。人和动物的不同，就是人有反思能力。失败了以后，根据失败在脑子里内在自我可以检讨为什么失败，然后想办法改进你的缺点，下一次不要失败，或者从失败之中学到东西。事实上人生就是一个试物的过程，试一试，不一定成功，根据试的经验再改进一下，科学界的实验也就是这样。但是阿Q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阿Q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人，一般人所了解的人？因为一个人从小孩变成成人，中间有一个过程，到了成人的时候都有自我反思能力，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不是认不认识字的问题。作为人，受过教育也能反思，没受过教育，根据经验也可以学习反思能力。阿Q没有反思能力，没有内在自我，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另外，阿Q对于生命没有感受，对于自己的生命、对于别人的生命、对于人的生命没有感受。从鲁迅先生的立场来讲，《阿Q正传》作为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著作。至于你们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文学著作反映当时时代的痛苦，这是非常完整的、有世界水准的一个著作，虽然不是长篇，但在中篇著作中是世界文学里面的高峰。鲁迅先生写的这篇作品作为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一个激烈反传统思想的文学代表著作，是极为成功的。因为它成功，所以有非常大的力量。为什么有力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成功的文学创作。这个创作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使很多人对传统产生了极强的“两分法”：传统是坏的，中国要做激进、彻底的革命，把旧社会、旧文化传统扔掉，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阿Q），历史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政治原因，还有文化原因。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思想文化的原因就是继承了“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思想，文献很多，比如“两个决裂”什么的。这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极重大的力量，就是中国要有新生的话，要跟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发展，要革命而不是改革。改革和革命的不同是：改革是改传统的一部分，是渐进的，不是整体的；革命是一刀两断的，截然的（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革命完了以后是不是还表现一些传统的后遗症，传统影响很大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主观的意识里是要一刀两断的，旧的坏，新的好。在这方面中国左派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当时是有很多一致性的，胡适之先生也有类似的想法，语言上没有这么强烈，实际的逻辑意义跟这个差不多强烈。所以胡适先生最后讲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到今天，文告上还是什么都是科学的，一讲到科学就是正当性。那个东西实际上跟科学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某些层次上，科学的就是对的。即使作为符号，还是把科学放进去。实际上，你问爱因斯坦：“你是谁？”爱因斯坦说：“我叫艾伯特・爱因斯坦。”你说：“你懂不懂科学啊？”爱因斯坦说：“我懂一点。”你说：“爱因斯坦先生，你是研究科学的，你是研究物质世界的，请问爱因斯坦先生，什么叫做物质？”爱因斯坦说：“物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可以解释一点点，从我的几十年研究的观点来解释什么叫物质，至于物质是什么，我还正在继续研讨探索之中。”除非他是混蛋，他不是爱因斯坦。为什么呢？假若说科学界都定了，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真理，那第二天科学家都退休了，没什么好研究的了，我们都知道了科学是什么了。所谓“科学的”在国内不是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反映，是一种宗教的反映，是把科学当作宗教似的崇拜的反映。因为有这种低层的东西，所以科学的就等于对的，科学的研究就是对的研究。至于研究为什么对，还没有研究怎么就对呢？用这个路线去研究就对呢？这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五四”反传统思想说到最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思想。
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反传统就反传统吧，打倒了就打倒了吧，打倒了几十年变成了一个大的政治性的文化运动，全民力量打传统。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下面真正的问题，整个打传统（当然有很多政治原因，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假若从文化思想上来讲的话，它没有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攻击传统，本身的思想上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激烈地攻击传统，传统都是黑的、下流的、卑鄙的，都是不能面对真实的，都是没办法继续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的阻碍，所以要把它们全部打倒。这个问题本身在思想上有什么含义？含义就是后果，产生什么后果，产生可能的或已经发生的后果。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产生了什么后果就是含义。这个反传统思想产生了自我毁灭的后果，毁灭了改革，毁灭了自我。假如不喜欢这么强烈的字眼的话，就是自我否定的逻辑。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激烈反传统思想，目的是改革或革命，产生新的东西、产生新的价值、产生新的规范、产生新的文化，使我们民族完全发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产生中国的新生”。但是这种办法是不是能产生新的中国、新的价值、新的规范、新的文化？不但不能产生新的，而且他们整个运动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从内在的逻辑里就能看得非常清楚，是个自我否定的逻辑。大家静下来想想看，中国传统这么糟糕的话，这个糟糕来自于什么？鲁迅先生的《随感录》（三十八）说得很清楚（是鲁迅签的字，实际上是周作人写的）：“中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混乱，所以要搞思想革命。”想用思想革命的办法对付中国的困难，也就是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病是思想有病，要思想变了就好了。问题是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思想本身的特性，假如我刚刚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话，阿Q思想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鲁迅先生伟大就在这里，它里面蕴含非常强的逻辑性。阿Q思想已经有病了，没有内在自我，没有对生命的感受。鲁迅先生的深刻性就在于这种病不能再严重了，作为人来讲人的思想的病还有比阿Q的病更严重的吗？我想不出来。任何大作家的反传统水平我相信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把大作家找来，站在反传统的立场说，对于反传统的深刻性还有比《阿Q正传》的创作更深刻的吗？阿Q的思想已经有病了，病到无药可医，请问他怎么能知道自己有思想的病？所以阿Q不知道自己有病，所以阿Q没有办法改革自己，没有办法革命，因为他病入膏肓不知道自己有病。你可以强迫他做苦工，因为他要活着；但他没有办法从事思想革命，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病。即使知道自己有病了，退一步讲，他也没办法学习，没有学习能力，没有内在自我，没有反思能力，没有反思能力如何学习？实际上根本不愿意学习，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需要反思。不知道自己需要反思的人如何从事思想革命？所以这个激烈反传统思想走到这么深刻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自我否定的结论了。思想革命是不成功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以阿Q为代表的大部分中国人（少数人可能觉醒了）是不知道自己有病的，再哭再闹再侮辱他，他也不知道自己思想有病。既然不知道思想有病，如何知道去做思想改革的工作呢？所以这个逻辑本身蕴含了自我否定，就是“五四”运动主张的思想革命在自己的逻辑里面否定了可能性，就是不能思想革命。但有人不放弃，因为自己思想不通，没有搞清楚，继续做。大部分的人没有思考得这么深，不晓得这个逻辑里面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否定就是这个事不能做，你要做就是个意愿，实际上根据理性的逻辑是做不成的。要做可能因为个人情感如热爱祖国、民族主义或是政治影响，没办法不做，但你自己的思想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根据这个思想革命的内在逻辑。少数人已经觉醒了，自我改革，我们民族这么大当然有例外。但是悲哀的很，《狂人日记》里记得很清楚：《狂人日记》里面狂人跟其他人是一个世界，但是其他的人把狂人放在一个世界，其他人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其他人的观点，他哥哥、他朋友、邻居认为狂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正常人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从其他人来讲，《狂人日记》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狂人在里面呆着，另一个世界正常人呆着。所以两个世界从正常人的标准来看，这个人是个疯子。狂人可不知道，狂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狂人是所有的人里唯一经过启蒙的，他了解情况。他跟大家说你们就变一变，只要好好变一变就是一片光明，往前走就可以了。他哥哥说哎呀老弟不提了，医生马上就来了，你休息休息喝杯茶吧。两个人不沟通，没有共同语言。一般人跟狂人是属于两个世界，他哥哥、嫂嫂、朋友把他当作疯人的疯话，不沟通。狂人可认为自己不是两个世界，跟大家一个世界。狂人是经过启蒙的人，是要用启蒙的力量来教育、启蒙未被启蒙的人。结果怎么样？不可能成功。因为启蒙的人被认为是个疯子，没有共同语言。他讲了半天大家不认真了解，认为他在说疯话，再有逻辑也没有意义，要找医生看看，开付牛黄清心丸来治治。所以根本不可能。鲁迅先生的内在逻辑是根本不可能从事思想革命的。鲁迅先生跟其他“五四”运动的人有异同的。五四反传统的大运动的同志里面所运用的思想革命的办法来改革中国，鲁迅先生也做了，但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创作里面已经否定了可能性。鲁迅先生既然自我否定为什么还做呢？因为他很矛盾。一方面他觉得没有希望了。鲁迅先生的创作里面是有完整性的，不能小看。他说像一个铁屋子，大家闷头睡觉，最后闷死了。有人说我们搞启蒙，把大家叫醒，开始念像自由民主的这类书。鲁迅先生说一两个人起来了，把大家都吵醒，叫大家在醒的情况下在铁屋子里憋死呢，还是在睡梦中昏睡地憋死好呢？蕴含着很强的悲观。后来金心异说既然一两个人起来了，你怎么能保证不把这个铁屋子打碎打破呢？鲁迅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年了，很受感动，因为鲁迅先生早年有爱国的热忱，“我以我血溅轩辕”，只要国家好牺牲了也无所谓，他爱国的激情压倒了理性的逻辑。然后说你既然讲的是未来，我也不是先知，我也不一定说我对，那么我们就试试看吧。因为他早年就希望参与中国新生的启蒙运动，所以就写了这么多。所以他里面很复杂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觉得不能成功，虽然没有讲得这么白，但蕴含在里面；一方面鲁迅作为爱国者，又觉得还是做做试试看，不能完全地放弃。他跟许广平说：“我心里的黑暗，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你们年青人。”因为年青人都有个希望，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年长者，怎么好意思告诉年青人说还没有开始就没有希望呢？所以他不好意思把整个黑暗的意识告诉你们。但是他偶尔露出来，最后说“在绝望中抗战”，绝望就是没有希望了，他还希望再战一下，整个生命结束之前，他晓得一定失败，在失败之前绝望，还是要先打一战再讲，这是战斗精神，但并没有影响到逻辑的有效性。“五四”运动的主流是要用激烈的反传统思想来为中国新生工作。鲁迅先生比别人深刻就是看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自我否定的逻辑、自我否定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整个中国现代思想跟政治和历史的互动过程中，结果非常清楚，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结果很清楚，当时就很清楚。可惜当时把逻辑搞清楚的人不很多，因为当时人的激情压倒了理性。激情和理性的内在是有冲突的，激情压倒了理性就参与运动了，尤其是年青人，不可能知道了逻辑再呆在家里停摆了。这个逻辑发展从历史上看很清楚，既然以激烈反传统为前提的启蒙思想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之所以不可能成功是因为它否定了自己可能的前提。世界上没有一个启蒙运动是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只有中国。换句话说，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夭折了。你要说浅薄，这就是民族的浅薄。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在深刻性里面表现出浅薄。世界上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受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价值和科技影响，参与了各种现代化、追求现代性的运动的非西方国家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脱离传统的不合理的东西，找寻新的价值，尤其以平等、自由、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为基础的价值，全世界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和西方民族不受这个影响，这些都是从西方来的，如现代科技、现代价值都是从西方来的。虽然中国传统思想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但是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启蒙运动，后来说启蒙运动先驱黄宗羲也有民主思想，那是附会了，因为黄宗羲到后来还是希望有圣王再现，黄宗羲非常实在，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不是完全空想，在《明夷待访录》里面讲到改革，他最后觉得不容易成功。他认为由圣王起来（带领）的话，改革是会成功的。所以，他还是孟子以来传统反抗专制的思想的一个极致，并不蕴含着真正类似于西方的像康德代表的那种启蒙思想。
所有的民族的启蒙运动都是受西欧影响的，包括美国在内，所以史华兹先生有一句名言：西方文明坏的东西太多了，但有一点我认为有普遍的意义，是宪政民主的制度与宪政民主的思想和价值。制度与思想是配合的，不是制度产生思想，也不是思想产生制度，两者是互动的。因为宪政制度来源有好几条河流，到18世纪汇合，法制思想是一条河，英国议会制度是一条。就是国王与贵族的争权，与人民没关系，后来普及了。人权就是特权，贵族有，农民没有，到18世纪开始普及，20世纪初每个人都有了，才是人权。为什么史华兹先生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之下可以产生一个和平的游戏规则，宪政制度是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里面权力竞争可以不伤害人。权力竞争一向血流成河，中国历史上太多了，促进了一个个王朝、家族，像什么李家、赵家、朱家，血流成河，有很多名堂了，什么天命、天王、圣明的。只有民主制度，权力欲可以互相竞争（斗争也可以），但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共同遵守一个游戏规则。西方人并不是没有权力欲，并不是不腐化。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你有权力我也有权力。权力倾向于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西方也是一样，权力就腐化。权力腐化不是好事，没有人说腐化是好事，如何对付它呢？中国也了解很深：道德教育，拜托了，我们都有良知，请你发挥良知良能，给你找个好老师，启发你一下，拜托你不要腐化，用道德劝说和道德教育来限制权力的腐化。历史文献上说的不成功，有一点效用，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尤其是权力欲特别强的人。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之下，可以限制腐化，不是阻止腐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有西方发现一个机制，只有用权力来对付权力，才能阻止权力腐化。所以权力要分立，你有行政权，我有立法权，他有司法权。法院独立，你再大权力，法院定了以后你就得听，不是开玩笑，是法院定的法律必须执行，没有执行的法律是骗人的。怎么会执行？就是演变成机制。这是个真正的游戏规则，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条件下，唯一的历史上证明比较有效的机制。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之内，大家来参与面对各种艰难的挑战。能不能成功不一定，但是史华兹先生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非西方民族也可以附会，因为现在已经可以了解了。
回到原来的这个理论，就是用“五四”思想革命的方法，鲁迅先生已经看到了不能成功了，但是他作为爱国者还是要参与。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假若思想革命不能成功，用这个内在逻辑的分析（思想革命不成功也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一个历史的结果是很多原因互动促成的结果，一个内在很强的力量，假如外在的不配合的话，也不一定能成。这是很复杂的），内在的原因很强，就是五四运动一元制的以激烈反传统为主流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自我否定的逻辑。这个结论不被当时中国接受，即使不可能也继续做。在求好求变的前提下，思想革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很多种原因加起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奋斗，还是要求好求变。所以在思想革命不可能的逻辑里面蕴含了另外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在求好求变的逻辑之下，思想革命不成功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的逻辑的要求：思想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继续革命求好求变，我们就要火与剑。鲁迅先生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他认为火与剑还是比文人拿笔杆从事启蒙运动更有效。我要仔细说一下我的逻辑，思想革命不成功蕴含了另外一个逻辑，因为思想革命的逻辑自我否定了，不能发展下去，这个逻辑本来不能发展下去产生了另外一个极强的辩证逻辑，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要参与政治军事革命，不要思想革命了。政治军事革命以后还要思想革命，那是为政治军事革命服务的思想革命，不是真正“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思想来决定思想革命的思想革命，后来的思想改造是以政治为前提来决定的思想革命，是有权力的人决定的、符合他要求的思想革命，不是我们知识分子根据自我检讨用反思的能力产生的思想革命。所以当初的思想革命是知识分子反思想出来的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产生自我否定的逻辑，这个逻辑蕴含着另一个逻辑，换句话说从这个关系讲，思想革命本身蕴含着自我否定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也是个逻辑的力量，就是要用最强大的知识力量做遵命文学。我们知识分子要搞革命（不是思想革命），不知道怎么搞，知识分子自我否定了自己的逻辑以后产生了新的要求，有个极强大的力量就是要做“遵命文学”。我的思想革命已经不能成功，我现在就听你的，你是政治上决定，我是做你的“遵命文学”。这个逻辑说白了的话就是我做政治革命的奴隶。遵命是什么？听你的不是为了做你的奴隶，是为民族牺牲，我愿意听你的，因为我不会这个。从这个逻辑来讲，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来源于“五四”运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一元式的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不是传统思想内容，内容是多元的），中国思想模式经过分析以后可以知道是一元式的有机式的逻辑，影响到“五四”。所以中国的“五四”思想模式上相当强的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的悲剧是个很难办的事情，不是个人的问题。将来希望有新的机会能产生比较复杂的、有力量的思想，但现在令我们觉得悲哀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半懂不懂地已经分裂了。半懂不懂当然也包括我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全懂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已经是“新左派”了旧左派了什么的，放弃了带着共同的期望能走向宪政民主的情况。“新左派”认为宪政民主根本是坏的东西。“新左派”跟老左派表面上语言不一样，实际上是继承了老左派，反抗西方民主，不要接受西方，要从自己的力量产生思想。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自由呢，自由多复杂，自由和民主本来不是一个事，到十七八世纪才慢慢汇流，法制是另外一个事。一般西方的共识就是法制实际上来自于中古时代，落后的、大部分人不认识字的时代，这时产生了法制的根源。假如没有西方的封建时代，就不可能有西方式的法制和西方式的民主，根源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中古时代的封建制度。实行宪政民主在思想上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奥的问题，制度建立方面也是非常曲折相互互动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懂，少部分人懂一点，就已经分派，开始批评了，说法制都是代表西方统治阶级的利益，中国知识分子懂的就开始分裂了，就很难产生共识。知识分子的最大力量就是假如有共识的话，就会有正当性，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到政治。中共的左翼运动之所以有这么大力量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有共识，当时没有成功以前，知识分子的主流，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带领知识分子参与左翼运动，赋予左翼运动的正当性，这是对左翼运动成功的非常重大的贡献。假如知识分子有共识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力量，可惜现在已经分裂了。有人还提倡西方的保守思想，还歌颂希特勒。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浅白地讲就是窝囊，还没有搞清楚就分裂了不是窝囊吗？不能发生力量了。
此外，从我在台湾受教育的经验来看，国民党是反对“五四”的。国民党的右翼的法西斯的传统跟五四不合。这个文献上有很多证据。国民党的假仁假义的矫情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基本上是右翼的法西斯运动，但是也没有那么凶悍。当然这样也很好，因为凶悍会死人的。死了一些人但不多。以殷海光先生为代表的那些人是国民党最恨的，殷先生本来是右派，是支持蒋介石的，后来反思以后就不同了，他的思想根源是从道德来的。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受他很多影响，因为他很令我敬佩。国民党最讨厌殷先生就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在台湾主张自由民主是反对国民党这个流的，不是站在左翼反对国民党的，是站在自由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是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比较认同的。国民党是反对自由民主的，是右翼的独裁。国民党反对“五四”我们有很多证据。国民党是一种右翼式的威权主义，给予了相当多文化跟社会的自我运转的空间。实际上它也想控制文化，想控制社会，但它兴趣没那么大，本领也没那么大。它搞的不是大的革命运动，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法西斯运动，主张民族主义什么的，所以破坏性没有那么大。台湾今天的民主的发展，从中国来讲是某种进步了，从内部来讲，搞了二十年没有建立宪政，台湾的宪政有非常多违反宪政原理的宪法，是不合理的非常落后的宪法。因为台湾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不是真正主张自由民主的，李登辉、蒋经国、陈水扁，都不是要建立自由民主的真正宪政的。蒋经国的开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儿子跟黑道联合杀了江南以后，他泄了气，右派有很多自卑感，没有信心。他有很多病，外国反映又很强烈，美国侦查速度很快，就泄了气。一泄气之下，还因为民主的运动，为了调和地方上的力量，就开放党禁了，结果因为没有基础建设，一塌糊涂。开放党禁可以有选举但是没有内容，民主的内容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宪法要比较健全、政治文化要比较健全、社会比较有力量等等。最后就变成所谓民粹主义了，就是政客利用口号、选举得到权力。
谈到启蒙思想的资源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非常肤浅，我的很多著作都是针对胡先生写的。我写过一篇短文，是在北大“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会上讲的，叫做《平心静气论胡适》。从比较深的启蒙运动资源来讲，胡适先生对科学是完全误解了。胡先生提倡两点，一点是科学，一点是民主，科学完全错误，没有一点对，民主在常识层次上有些了解，不能深问，胡先生对于民主的典籍都没有看过，像托克威尔的《美国民主旧革命》与《法国启蒙运动》等等，我看过胡先生的文献，可以非常清楚地证明他没有看过。胡先生对戴震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啊，我是讲最深的根源是西方的，假如我们中国学者从中国文献中看出了的确有宪政思想，有三权分立思想，有如何运作民主制度的思想，那没话讲。假如是人道精神，那是辅助的，根源还是从西方来的。黄宗羲有启蒙思想，是对于专制的痛苦的反思，并不就蕴含有对民主的真正的了解，因此没有走向民主。思想家要有根据，民主思想要有制度动作的关系。中国传统制度没有发展出机制来限制权力，因此都不是宪政思想。可以拿西方文献和中国文献对比，能明显看出来。思想家要根据现实历史才能想出问题来，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出现宪政民主思想不现实。
民主和自由合流是后来的事。在西方历史上，一直到18世纪初年，民主都是坏字眼，一提到民主就是负面的。18世纪开始有民主思想，但不用民主，用“共和主义”。像美国建国之父詹姆士・麦迪逊写得很深刻的为美国宪法辩论的《联邦论》，他的贡献是把欧洲思想转化成制度，面对美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到现在为止还是经典。国内有译本，不太好，应该特别仔细翻译的精彩之处都没有翻对。民主的来源与自由的来源是两个。民主的来源主要就是大众投票多数来决定事情。历史结果是大众投票多数不一定正确，往往不正确，甚至自我损害。大多数不知道自己利益，受政客影响投了票，结果不但没有产生好结果，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民主的结果不一定是好结果。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和民主合流呢？自由是什么？假如讲人权的话，就是权力，最初是特权，只有一部分贵族有，本来贵族也没有，16世纪有一点点民主思想，17世纪产生专制时代，是对自由的反动，国王与贵族斗争，但是历史演变复杂的很，无法预期。结果落实了，大思想家未预期的结果落实了，19世纪开始变成主流了，自由与民主汇流了，有好有坏。现在意义的自由在制度上保障个人的独立，在宪政的保障下，假如不犯法，你有做自己兴趣的事的自由。在强力的法律保障之下，个人自由比较落实。自由有两种：一种是积极自由，一种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保障人权，使政府的力量不能侵入个人自由范围，免于强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个人必须有理性提出的资源来自律，在自己管自己的条件下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是康德来的，西方这方面发展比较弱。我现在比较多地讲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保障你有自由，国家不管自由的内容，只要不侵害别人。积极自由，康德说人有好几个理性，人的理性自然会产生自我立法。追求良知良能，自己管自己才能有尊严，尊严来自于自律。假若有消极自由而没有自律的话，很容易变成自恋。自由本身蕴含了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理性赋予一种自我力量，每个人都发挥理性的条件下，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这是很高的要求。民主的平等跟自由的平等不一样。民主蕴含的平等往往产生同一性，美国就是特色。民主会产生一个压力，因为大家一样，我愿意跟大家多数一样。这一点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分析得很深刻。
（录音整理/姚筱睿 编辑/何同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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