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者”――《东方杂志》研究史与报刊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452
丁 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00)
内容摘要:“报刊研究”大致可解析为三个层面,这在《东方杂志》研究史中也不例外。一是所有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作为近现代文学重要载体的报刊研究,二是作为话题载体与资料库的报刊研究,三是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报刊研究”。本文在对以往报刊研究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根据初创期(1904-1908)《东方杂志》的“选报”特点,设置了贴近其自身面貌的探讨视角,试图以一份“选报”来窥探晚清舆论场景。
关键词:《东方杂志》;报刊研究;“选报”
一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拓展,“报刊研究”既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也成为一种视角与方法。在笔者看来,可以将“报刊研究”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所有研究者都可能面对的“报刊研究”。随着现代文学学科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规范的借鉴,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已成共识,作为现代文学重要载体与传播接受方式的报刊成为研究者眼中越来越重要的原始文献。二是作为话题载体的报刊研究。由于报刊的丰富性与原生性,其成为具体话题探讨中的落脚点,这不仅使得相关探讨得以在一种更为“真实”而细腻生动的文学场景中展开,一些重要命题的探讨视角与格局也由此发生改变。三是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报刊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择具体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普遍思路是为相关报刊设制特定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并由此将其还原到与之相关的文学情境、思潮流派、文学史格局的划分中去,挖掘原始材料中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并试图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舆论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对于“报刊研究”的文学阐释。
相较于近年来诸多研究范畴的提出、局面的延伸,“报刊研究”所隶属的“文学生产与出版传播”这一研究空间似乎潜存着某种复杂性。“报刊研究”与其说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新寻觅到的一方研究天地,不如说是对于报刊作为基本材料与研究实践的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新的困境却又由此产生:一方面,报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使研究者相信相关话题只要能还原到具体报刊中,就可以获取不一样的收获;另一方面,由于推进话题深入的任务过份依赖于原始资料的开采,往往又导致研究者对于原始资料的载体――即报刊本身的面貌多有忽略。
由此来反思《东方杂志》的研究状况,便会发现其间存在的一些意味深长的现象,或许正折射出报刊研究的某种普遍缺憾。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发行时期最长的一份杂志,《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3月11日,终刊于1948年12月,历时四十五年,共出四十四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在其存世期间,报学史家便誉之为“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①]。然而,比起其并不理想的研究状况来,诸如此类的崇高评价反而显得有些汗漫无归。例如,长久以来,研究者一直对《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一话题持有较为浓厚的兴趣。由于五四以前《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新潮》一度对峙,主编杜亚泉也曾受到陈独秀、罗家伦的诘难并有所回应,因此,这一时段的《东方杂志》格外引人注目。然而如果将这一研究思路还原到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中,便会发现这一话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悄然呼应了八十年代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思潮。当时曾编有《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②],其中第一部分“关于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争论”中所选多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上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处于八十年代学术脉络中的研究者们,出于一种对话“五四”的溯源心理,隐约间不乏存在将“五四”前后有关文化问题的争论视作当时文化讨论的思想源头的意图。在此视角的观照下,不仅《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几个争论回合的文章成了研究者们反复咀嚼的重要文本,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也以其独特的文明观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
不仅如此,这种对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探讨至今仍绵延不断的另一原因,还在于这一讨论本身丰富了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作为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对手方的《东方杂志》,无疑容纳着有关这一运动的异质话语,因此,对其进行回眸反思,其价值仍指向“五四”命题本身。研究者们亟亟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所蕴藏的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元素,而并非《东方杂志》自身。
然而,这一切却又折射出《东方杂志》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这份杂志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者的视野,却又从未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看似悖论的现象始终贯穿在《东方杂志》的研究之中。联系上文所说的“报刊研究”往往对刊物本身面貌有所忽略,便会发现《东方杂志》的研究状况正典型体现了这种现象。对于研究者来说,除了一味从报海中寻觅讯息、钩沉话题之外,充分正视、并小心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报刊本身,或许同样不可或缺。这一问题对于很大一部分报刊来说或许并不严重,因为经得起正面探讨的报刊毕竟只是少数;但就《东方杂志》这份横亘四十五年、几乎成为一部近现代史“见证者”的重要刊物而言,一味漠视、回避其真实面貌,才是值得警惕的。
可以发现,一方面很多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意识到了《东方杂志》的重要性与其资料、话题方面的价值,在研究中时常对《东方杂志》上的文章加以引用,或者以之作为其研究中的落脚点与标本。从根本上说,这类研究都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份刊物本身蕴藏的丰富话题,也足以支撑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加以切入探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这份刊物的面貌却始终呈现出模糊状态。不仅新闻史家在叙述杂志基本情况时,往往不能做到准确无误;甚至就连专门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亦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认定《东方杂志》在“报刊研究”家族中仍然是一位“熟悉的陌生者”,并不过份。
就这一意义而言,《东方杂志》在研究中多被视作资料库或话题载体,仅仅可以归入宽泛意义上的“报刊研究”,属于上述第三个层面、即真正将其作为正面研讨对象的研究并未展开。需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一刊物“身份未明”的状态,作为资料库而存在的《东方杂志》的功能不但有所欠缺,甚至还会成为研究中潜存的陷阱。例如,经过笔者的对读原刊,发现《东方杂志》上所选的众报论说绝大部分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此前许多研究者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将《东方杂志》的转载文本一一核实原文,便将其与原刊文本一视同仁、不加分辨地径直引用,其中潜藏的危机自然不言而喻。
事实上,《东方杂志》在晚清报刊舆论场域的纵与横两个维度上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纵向坐标看,《东方杂志》与维新派刊物以及沪上激进话语的复杂关联,使其本身成为从维新刊物向激进刊物历史转型中的一种珍贵的未完成形态,并因此具有特殊的考察意义;从横向坐标看,由于《东方杂志》对同时期报界言论的选择性接受,其所呈现的一个纯化了的舆论空间所蕴含着的种种可能性,使其成为考察晚清报刊舆论空间的建构状态的最合适文本。如果用这一眼光来衡量此前《东方杂志》研究中的第三个层面,会发现此前的研究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缺憾。
曾有论者反思“报刊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即往往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等热门理论设置为框架背景,试图通过理论的介入突破“报刊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零打碎敲”[③]的狭小局面,将论题引向深入。平心而论,这类试图平衡“史料”与“问题”的努力本身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报刊研究”如果完全依赖某几种外来理论的引入来制造深度,却正透露出“报刊研究”的未成熟性。这里,暂且先不讨论“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语境中的“报刊研究”,单就普遍存在的这一预设理论框架现象而言,在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东方杂志》研究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此,如何既避免外来理论的过度介入而造成的把报刊降低为理论的求证场与附庸品,以保持对于《东方杂志》这一研究对象的充分体贴,同时又力避过份关注报刊本身而容易造成的细节化与琐屑感的倾向,便需要小心把握其间的分寸。这其实要求重新思考有关“报刊研究”的“问题性”。这种调整视角以关注报刊本身的研究思路并不意味着问题性的缺失。事实上,由于更为贴近报刊的面貌,也就更需要依据刊物本身的特色来度身订制探讨问题的具体视角,由此探讨的问题较之外在理论预设而产生的问题来说,或许才能够具备真正的研究价值。
具体到笔者所关注的初创期(1904-1908年)《东方杂志》,其区别于晚清绝大多数报刊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在于“选报”体例。这一时段的《东方杂志》选择了四十八种报刊上的论说,囊括了当时所有有影响的报刊。因此,倘若学界对于这批晚清报刊的研究已经到达一定高度的话,无疑会给考察这份建立在众报言论基础之上的“选报”带来极大的便利。然而遗憾的是,这批晚清报纸的研究并不充分。仅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几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大公报》等为例:出有影印本的《申报》、《大公报》中,只有《申报》得到了较多关注,而作为晚清北方舆论重镇的《大公报》研究则仍不充分。其它如《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或许因为查找不易这一资料上的困难,尚未真正进入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几种晚清大报的研究状况尚且如此,其它的诸多报刊,例如《外交报》、《南方报》、《中华报》等,往往绝少有人涉足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学界对于晚清报刊关注的时段上看,目前研究多集中在1904年以前的报刊,1904至1908这一时段内的报刊研究则不多见。其实就在这一时期,《警钟日报》、《时报》、《南方报》、《神州日报》等报纸先后创刊,但专门研究却很少。究其原因,或许仍是政治派别意识在晚清报刊研究中的潜在延续。可以注意到,对于维新派重要刊物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研究较多,而1904年以后的《民报》,由于是革命派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因此也不乏关注。相对于这些处在各自时代“最前沿”地位的报刊,《时报》等刊物无论将其归为立宪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显得色调不纯。然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最新思潮的报刊毕竟只是极少数,上面提到的这些报纸虽然不如《时务报》、《民报》等那样引领风潮,但却代表了社会中更大多数人的意识倾向,因此更具有考察历史全貌的意义。倘若抛开对于先锋思想的追寻,对这一时段内的其他报刊似乎也应当保持必要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笔者选取1904―1908年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看固然是出于这一时段内《东方杂志》的内在特征,但由于上面提及的《警钟日报》、《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神州日报》等诸种报纸都曾被选入《东方杂志》,因此笔者也希望能够通过对《东方杂志》的梳理,以《东方杂志》为原点,呈现出这几年间晚清社会的舆论图景。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Joan Judge的《时报》研究――《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④],此书将“政治性出版社”的出现(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视作一种印刷的力量(the Power of Print)。这一“政治性出版社”的提法颇具启发意义,其实《东方杂志》所背靠的商务印书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其作为近代知识文化传播机构、尤其是教科书出版重镇的形象均相当突出。因此,“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政论性,无疑正是这一形象中的异质元素。但恰恰由于《东方杂志》的存在,形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政治性出版社”这一特征。但更为复杂的是,《东方杂志》的政论性又是通过“选报”这一特殊体例表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区别于诸如像《时报》这类以一家之言来表达自我政治理想的报刊媒体,《东方杂志》是通过汇集众家言论来体现其自身的政治理念。也正是这层正反相参、明明暗暗的政治色彩,使得商务印书馆与晚清沪上时报馆这类纯粹的“政治性出版社”有所区别:一方面,身处晚清沪上的商务印书馆具备了这类“政治性出版社”的潜质与可能,另一方面,出于经营考虑,商务印书馆又通过对其教科书出版重镇的形象的自我建构,遮蔽并弱化了“政治性出版社”的成份。
对笔者来说,如何将一份政论性刊物纳入文学研究中的报刊阅读范畴,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以文学的专业背景展开对这份政论性占主导的“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讨论,多少显得有些逾越本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的文学刊物往往以下层启蒙为主旨,其目的多在于“为人”而非“为己”,从而决定了其发言姿态与自我声音均会着意调整。但政论性报刊却或是致力于“上层启蒙”、或是试图扮演沟通上下层的发言人,自我声音往往占据主导。对于传统中国士人来说,政治情结与经世理想总是其最大牵挂,而投身于近代出版的传统士人将在近世变局中如何施展其政治抱负,一份寄托了他们政治理想的政论刊物或许正是一个良好的讨论载体。由这一角度来观照一份政论性期刊,或许会得到与考察文学性期刊不同的收获。
从一切舆论形态都是被选择呈现这一意义上看,“选报”不仅仅是1904至1908年《东方杂志》的刊物体例,抑或是一种报刊类型、出版现象,更是一种普遍的舆论形态。尽力淡化其“政治性出版社”潜质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报刊的繁荣基础上,通过《东方杂志》体现出一种掌控舆论的努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对于“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探讨,其实正蕴含着探讨近代中国舆论控制最初状态的价值。而在《东方杂志》的“选报”内外,其实存在着两个舆论空间:即《东方杂志》通过精心选择而建构起来的“选报”空间,以及无限巨大的舆论空间实景。前者实际上为后人感知后者的巨大与丰富提供了一个契机。
基于这些原因,笔者将研究的切入点放在《东方杂志》的“选报”体例上。这不仅是因为凭藉“选报”这一特殊的言论组织方式和话语策略,我们可以细腻地感触到《东方杂志》的真实状况,把握其内部空间建构的完整过程;更是因为通过“选报”这一窗口,能够感知其外部舆论空间的丰富情态,并进一步探究两个空间的相似与差异,彼此间能量的交流与转换,舆论的发生与控制等诸多复杂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成果,或许将会使得研究对象从外部理论的预设框架或是内在思想的一般载体的尴尬境地中摆脱出去。
二
笔者之所以选择1904至1908年这一时段,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就时段而言,这一时期不仅是《东方杂志》这份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长寿杂志的初创期,同时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岁月。这份诞生于政局动荡变幻的王朝晚景中的政论性刊物,将如何生长并展开论说,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对于这份年岁悠长的老牌刊物,追本溯源式地进行“从头说起”,也许比横刀切割某一时段更为必要。
其次,也是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中特殊的“选报”体例。可以注意到,在这一时段内,《东方杂志》的每个栏目都要选取其它报刊论说,这与同时期绝大多数报刊以自撰论说为主的言论形态迥异,同时也与其它一些“选报”以选择众报新闻为主的体例有着显著区别。虽然当时报刊对于其它报刊论说进行采摘的现象并不鲜见,然而对于具体报刊来说不过是偶一为之;并且,无论是所涉及的报种,还是入选论说的数量,都无法与《东方杂志》相提并论。究其实质,这些报刊的选报举动只能称之为“选报”现象而非“体例”。因此,解析这一晚清舆论场域中的特殊“选报”体例,是笔者选择这一时段《东方杂志》进行研究的内在动因。
几乎所有涉及《东方杂志》的叙述中,都提及了这份刊物早期的“选报”(或称“文摘报”)特质。曾经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在回忆文章《漫谈商务印书馆》中,将早期《东方杂志》定位为:“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⑤]出版史家张静庐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也认为“东方杂志的早期,原是一种资料性的杂志,……除社说中偶有一二篇自撰的评论外,绝大部分是选录和摘译国内外报刊的文字而成”[⑥]。新闻史家方汉奇则屡次谈到《东方杂志》的“选报”特点: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他明确将早期《东方杂志》界定为“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因其“各栏文字多数剪自当时出版的国内外报纸期刊,只有少数出于自撰”[⑦];在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又提到该刊“稿件来源多半是从中外各种报刊中选录、摘译”,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实际上是一份具有‘选报’、‘文摘’性质的刊物”[⑧]。
上述说法,或出自商务印书馆当事人的回忆录,或来自出版史、新闻史专家的叙述。或许正是受到上述权威观点的影响,后来的报刊史对于早期《东方杂志》的特点往往有着非常相似的叙述。例如《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在介绍《东方杂志》时便说“初为文摘性杂志,大部分的消息都摘自中外各报。”[⑨]
然而,如果细究下去,会发现这一认识其实又是相当含混的,对于这一“选报”选录各报文章的具体方式并没有清晰认识。许多论者都提到了作为“选报”的《东方杂志》上其实还存在着“自撰的评论”,但对于这些“本社撰稿”与以选摘为主的报刊言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却从未有过更深探讨。也就是说,学界现有对于早期《东方杂志》的理解仅止于对其“选报”特质的认定这一层面,而对于这份刊物以“选报”面貌问世的原因、以及“选报”作为一种近代以来出现的报刊类型的来龙去脉并未真正弄清。
其实,已有论者指出,“选报”的出现是以报刊的大量涌现为基础的,只有“大量可供挑选的报刊的存在”[⑩],才使得选择众报论说成为可能。而维新运动的发生,更开启了报刊繁盛的契机。在《东方杂志》之前,已有《集成报》、《萃报》等“选报”出现,正是这些刊物开启了“我国文摘报之先河”。由于《集成报》等早期“选报”中辑录的报刊已经不下几十种,因此其出现是以报界兴盛的整体背景为基础的,同时又印证了“维新时期报刊出版的繁盛”[⑪]。这种的繁盛景象同样存在于《东方杂志》的生长环境中,而这也成为笔者借作为“选报”的《东方杂志》窥探当时舆论场景的一个依据。
也正是由于其“选报”体例,《东方杂志》才会大量选入当时的报刊论说,并成为后世研究者时常引用的“资料库”。但与之不相称的是,这一“资料库”价值的来源,即“选报”体例本身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选报”作为一种特殊的报刊形式未能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选报”研究中存在的客观困难。纵然研究者意识到了选报中言论选择的复杂性与言论组织所可能存在的丰富层次,但如何甄别原刊论说与转载论说的差别、如何还原当时建构情境,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一意义而言,“选报”研究特别依赖于对原始报刊的搜寻爬梳,而国内大多数图书馆近代报刊缺藏严重的实际情况,又成为制约“选报”研究展开的关键原因。
正是基于对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特殊性及研究现状的认识,笔者设置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在通读《东方杂志》全部原刊的基础上,对于《东方杂志》所涉及的其他报刊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阅读,试图在晚清报刊舆论的整体背景中,把握并还原《东方杂志》“选报”空间的选择与建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东方杂志》的“选报”空间实际上呈现了一幅虽然色调丰富却历经精心选择的晚清报刊舆论画面的一个独特景观。以一份杂志的“眼光”来透视一段“报刊史”,虽然窥见的只是某个“横断面”的图景,但这种特殊对象的特殊剖面中所可能蕴含的对于“报刊史”的深细体察,或许却是宏观俯瞰的角度所无法达到的。
这种对于《东方杂志》“选报”空间内外的考察,倘若不能落实到具体的编辑群体则无法做到鲜活生动。因此,笔者还原出其编辑群体的聚合经历,并试图把这种杂志与人物的“偶遇”置入晚清历史波谲变幻的进程中,揭示时代思潮与群体遭际、刊物诞生之间或显或隐的关联。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商务编译所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聚集地的属性已有所认识,但对于早期商务编译所作为清末上海的一个颇富意蕴的文化空间的特殊意义却多有忽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东方杂志》诞生于早期商务编译所,其中所留下的种种痕迹正为还原出这一方今天已然模糊不清的商务编译所的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份可能。在具体的操作中,笔者不打算对《东方杂志》言论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阐释,这是出于以下考虑:
除了小部分的“本社撰稿”之外,《东方杂志》上的绝大多数言论选自各报的论说,而笔者通过对于原刊文本与转载文本的仔细校勘,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东方杂志》对于这些原报论说进行了一番充分体现了自我意旨的删改,然后再予以转录。因此,在这份“选报”中,各种言论呈现出特别复杂的形态。大致说来,这份“选报”内外实际上存在着三类文本:即“本社撰稿”、原刊文本与转载定稿,三类文本分别蕴含着强调、选择与肯定这样三种“选报”意图。其中,原刊文本与转载定稿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东方杂志》中所呈现的舆论形态经过了一番充分体现了自我意旨的修改。而进一步探寻“本社撰稿”与“选论”之间的关联,便会发现本社意旨不仅对于业经选定的原刊文本进行过删改加工,对于选论篇目的裁定也起到异常关键的作用。虽然由于舆论场域的开放性,“本社撰稿”有时亦受到选论话题的启示与激发,但更常见的情形却仍体现为通过选论来强化并呼应“本社撰稿”。正是由于在“选报”中,这种“自撰”与“选摘”相结合的言论组织方式蕴含着特殊的复杂性,不加分辨而直接使用,有可能成为研究者研究过程中的陷阱,因而对于言论表达的探讨无疑应是“优先级”。
从研究的意义上来说,《东方杂志》的论说多来自其他报刊,即便经过删改,能够表达自我意旨,也并非原创性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界中并不显得特别。在此情形下,对其内容的探讨以及意义的评价即便再充分,也会因为内容本身的不够典型而失去必要的价值。针对《东方杂志》这一特定情形,辨析其言论层次与言论表达本身无疑更有意义,而对其言论内容的探讨则可以作为论述背景呈现。这种舍弃一般报刊研究中的言论内容的探讨,而专注于言论层次的考察,正是为“选报”时期《东方杂志》度身订制的一种论述方式。
总之,在这一研究中,笔者尝试调转《东方杂志》研究中的习惯视角,由这一杂志的选报体例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试图用一种更能贴近杂志本身的方法来理解这一“报刊研究”中出现的特殊个案,从而使得对其进行的探讨能在无限接近《东方杂志》话语原生态的基础上,辨析其言论内在结构的复杂属性。
同时还必须指出,《东方杂志》并非一份单纯依靠选择其他报刊的论说来构筑自我言论的“选报”。虽然数量不如“选论”可观,但用来表达自我声音的“本社撰稿”同样也是“选报”体例的重要组成。从原创性的角度来看,其言论内容较之众多的“选论”似乎更具探讨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东方杂志》的“本社撰稿”在整个杂志中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换句话说,尽管表达内容有所区别,但单纯地对比“本社撰稿”与其他报刊上的都会设置的“本馆论说”之类的政论文章,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有将其置于《东方杂志》的整个言论体系中,“本社撰稿”才具备了超越一般报刊“本馆论说”的意义。事实上正是“本社撰稿”的存在使得《东方杂志》的内部言论呈现出特殊的层次感和复杂性,而其自我的独特价值也因此得以凸现。由于这一原因,也不应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于“本社撰稿”表达内容的探讨上,即便对其具体言论有所涉及,所指向的也是“本社撰稿”与“选论”之间的多重关系。正是这两组需要区分的言论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弭合、呼应、重写等复杂关联,才使得无论是“本社撰稿”还是“选论”,均在《东方杂志》的刻意安排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话语空间,而不管是在这一空间中的地位,抑或是发挥的具体作用,“本社撰稿”均是异常重要的研究个体。
从这种言论体系的“秩序化”状态中可以看出,《东方杂志》的“选报”空间并非如创刊号上所预设的那样,是一册在手便“足周知中外近事”[⑫]的每月舆论实录。实际上,这一“选报”空间不但并非全面、而且还经过精心地过滤、屏蔽,它所呈现的是一幅高度纯化的舆论景象,是一种在自然形态的外部空间的基础上,经过人工的选择,构建而成的舆论空间,并代表了《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对于同时代报刊舆论的形态、定位、方向、效果等一系列重要内容的完整构想。
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报刊研究”的三个层面,上面所说对于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研究应当属于第三个层面。然而正由于《东方杂志》的“选报”体例,却又有可能使得相关的探讨为“报刊研究”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可能性。笔者会充分使用对于这份刊物的细部解析所建构起来的研究构架,并试图将能够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伸展。因此,所预设的研究方式,不同于作为“资料库”、作为话题载体、以及作为某一报刊中的某一论题等通行的三个层次,而是致力于从报与报之间的关联、投影的互动痕迹中,将原本静止的杂志还原到舆论生成与空间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去,勾勒出晚清舆论整体状貌的某些重要侧影。
以这种眼光看去,作为“选报”的《东方杂志》本身便已成为晚清报刊舆论的一种镜像。然而在这份“选报”之镜中,又映射出众多报刊的倒影,也便成为“报中之报”、“镜像中的镜像”。在对这份杂志的研究之外,又能够探究到《东方杂志》中的众报景象。这种报刊媒体中的其它媒体映像,或许可以丰富报刊研究的层面,具有某种类型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舆论场域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整体性,哪怕对于单个报刊的探讨再充分,对于晚清报刊舆论的整体场景来说都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在对众多报刊单个探讨成熟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综合研究。选择一个个能够聚焦当时报界对话状态的“点”,在这些典型的“点”的深刻理解中探讨众声对话、碰撞的过程及其实质,以此推动整个晚清舆论场域研究的进展。就这一意义而言,《东方杂志》正属于这种富有典型性的众声汇集之点,其间呈现的人工化的舆论景观与当时的报界实景的异同,正可为晚清舆论场域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机遇。
作者简介:丁文,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②]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郝庆军:《报刊研究莫入误区 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④] [美]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内部发行),第77页
[⑥]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第3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⑦]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⑧]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4页。
[⑨] 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⑩] 杨兆敏:《清末改革与报刊舆论��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级硕士论文,第1页。
[⑪]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⑫]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19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