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研究
发表时间：2010-09-03阅读次数：794
李 相 银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淮安 223300）
内容摘要：《杂志》是上海沦陷时期“别有隐衷”的代表。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它成了展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文艺活动的重要窗口，而事实上它又是中共地下组织用来传达文化使命的重要渠道之一。身处日本军刀威逼之下的《杂志》成功利用了战争的缝隙，辛勤培育了属于中国人的文学。它倡导推动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杂文、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的创作，而对于张爱玲的刻意栽培则创造了现代传媒的奇迹。
关键词：《杂志》；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文学史意义
1942年8月《杂志》再度复刊。复刊后的《杂志》隶属于《新中国报》系统，得到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支持。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①]《杂志》成了展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文艺活动的重要窗口，而事实上它又是中共地下组织用来传达文化使命的重要渠道之一。时为上海中共地下“文委”负责人的黄明在多年后回忆说：上海沦陷后，“地下‘文委’决定利用敌伪刊物，发表一些有社会意义乃至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以占领其战地，冲淡其毒素；同时，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更广泛地开展文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杂志》就是当时被利用的敌伪刊物之一。
一 生存策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孤岛”时期的《杂志》因反日亲共倾向而两度被政治当局勒令停刊，再度复刊的《杂志》在政治上依靠了日本人，读者难免侧目。处于隐蔽状态的《杂志》同人，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惟其如此，《杂志》才有传达与实现文化使命的可能。《杂志》从政治到文学，既是政治形势所迫，也是文化使命所需。为了生存，《杂志》有意显示出“中立”姿态。这样既可以应付政治当局，又可以赢取作者与读者。《杂志》所载的文章不仅要应付日伪当局的政治审查，还要经受读者的政治审查。在双重审查中，《杂志》的用稿必然谨慎，往往大有深意。《杂志》转载的《阿留地安群岛作战实话》以及翻译文章《神国日本》等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神国日本》乃日籍英人小泉八云所著，是《杂志》最重要的译作之一。《神国日本》出版于1904年，是战前的“日本论”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日伪当局强调“中日友善”，提倡“中日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杂志》连载该文，可以视为对汪伪文化政策的“积极”回应，但也不妨将之理解为其生存的一种策略。《神国日本》其实并非日本战时文化宣传之作，文章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深入透辟，视角独到，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不无裨益。刊载此文，既可以表明对汪伪文化政策的“合作”态度，又可以避免读者为自己贴上“媚日”标签，可谓用心良苦。
《杂志》复刊时，《古今》已创办五个月，正受到沪宁等地文坛的好评。尽管《古今》有其独立的文化追求，但其营造的“和平、反共”理念正在影响与消解上海文化界一些人士的抗日意志。为与《古今》争夺话语权，复刊后的《杂志》自我定位是“大众化”。与《古今》专刊文史的单一取向不同，《杂志》尽显“杂志”特色，各种文体兼容并包。“大众化”的定位与特殊的背景决定了《杂志》的复杂面孔，也使它呈现出了与其他文艺期刊不一样的特性。
首先是新闻性。《杂志》所设栏目中的“战地报告”、“一月风雨”、“文化报道”、“每月剧坛”、“新闻网外的新闻”、“每月文摘”等，都是非常讲究时效性的“泛新闻”类栏目，能带给读者大量的时事、政治、文化、战争等方面的信息。其次是综合性。《杂志》多次强调是“综合性杂志”，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泛新闻”作品外，《杂志》还有多种“科学知识”与“知识讲座”，这些栏目的设置以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与普及性吸引了众多市民读者的目光。《杂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尽显“综合”之特点，与其它期刊相比，《杂志》最为“博杂”，在以文学为主体的同时，它几乎囊括了所有文艺门类。第三是服务性。重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期刊的一项重要工作，“编辑后记”一类栏目的设置即在于此。为了解读者的需求，《杂志》从第二期开始在正文后面，附上一张“读者意见表”征求读者意见，返回意见的读者不在少数，这些意见成为《杂志》编者的重要参考。此外，《杂志》还开设“杂志信箱”、“医药顾问室”、“读者之页”、“杂志的杂志”、“棋局问答”等栏目，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无论“新闻性”、“综合性”还是“服务性”，都是《杂志》“大众化”的具体表征。上海沦陷时期的期刊，除了《古今》、《诗领土》等期刊“孤芳自赏”外，其余像《万象》、《小说月报》、《大众》等大型通俗文学期刊也在走“大众化”之路。相对而言，它们都缺乏《杂志》的优势，《杂志》作者中，君匡（袁殊）、叶君宜（恽逸群）、哲非、梅蔼（吴江枫）、洛川、何之（郑叔衡）、鲁风（罗锋）、丘石木（丘运铎）、郭朋、曹晔、朱慕松等都是《新中国报》的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这些既是《杂志》追求“新闻性”的优势，也是当时其他刊物所无法企及的。《新中国报》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广布的发行渠道及人力资源则为《杂志》的“大众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杂志》在“明修栈道”之后必然要“暗渡陈仓”。而“暗渡陈仓”的关键就在于引导文化人，这是传达并实现文化使命的唯一途径。那么如何吸引这些文化人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呢？《杂志》则扬长避短，在以经济作为保证的同时，尽量淡化其政治层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争取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支持。王元化先生在1942年曾接到中共上海地下党指令，要他给《杂志》撰稿，并组织上海作家向《杂志》投稿[③]。二是向可靠的作家亮明真实身份。胡山源在多年后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枫为《杂志》来向我征稿，一再声明，这是共产党内地下工作者奉命办的，表面上是汉奸刊物，其实不然。”[④]三是通过座谈会与组织“笔谈”等活动，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杂志》先后举行了11次座谈会与14次笔谈。座谈会与笔谈内容牵涉甚广，参与者大多是各领域的名家，如周越然、陶亢德、苏青、张爱玲、包天笑、石挥、周信芳、崔承喜、李香兰、柳雨生、关露、潘柳黛等。座谈与笔谈为文化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平台，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杂志》聚集起了庞大的文艺队伍与传达文化使命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 论与争：引导、培植文艺的楔入口
在《杂志》赢得了文艺界多方人士的认可后，它便有了传达文化使命的可能，那么它要将这些文化人引向何处？吴诚之（哲非）的两篇文章《文化人何处去》和《文艺工作者之路》对此作了回答。
《文化人何处去》是中共地下党人引领上海文化人前进的建设性构想。哲非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指出当前文化活力萎靡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战争，文化活动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类生活的向上”。他批评道：“如果一般文化人甘于诿过于环境而放弃其发言的领导权，我们敢断言文化贫困的现象行将每况愈下，结果只落得国族沦亡而换得若干个人的令名罢了”[⑤]。哲非文章的立意与汪伪当局的文化导向有着较大差异，其意在引导进步文化人尽可能地争取文化领导权。如果说《文化人何处去》是对文化人前进方向的总规划，那么《文艺工作者之路》则是对当时文艺创作的具体指导。在汪伪严酷的文艺统制下，上海大多数文化人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日伪文艺统制的不满。即便是当时比较活跃的通俗文学作家与《古今》文人，其文字也多“避实就虚”之论。哲非认为文艺工作者不必逃避现实或拘束于现实，而应“以理想的表现从事文学与艺术的创造活动”[⑥]。从指明方向到给出具体处方，《杂志》反复地提醒：文艺工作者应该担负起开辟这种乐观光明前途的责任。谭正璧等人的历史小说，何之（沈疴）、骁夫（石木）等人的杂文，洛川、王韦等人的报告文学等都可以视为文艺工作者对此的回应。
与《古今》的格调“高古”，《小说月报》、《万象》等期刊偏重“趣味”相比，《杂志》更关注现实。在《杂志》同人看来，逃避现实与拘束于现实，都是“皮相的现实主义者而非真理的斗士”[⑦]。对现实发出声音是《杂志》的重要文化使命之一，《杂志》的文艺批评与论争因此显得极具针对性。上海自从20年代末成为全国文学中心以来，汇集了众多有深厚理论素养的批评家，因而形成了比较活跃的文艺批评及论争机制，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沦陷时期留在上海的多是一些不太擅长文艺批评的作家，文艺批评与论争处在文化“大逃亡”后的荒芜期。与文学创作出现的诸多新人新作相比，文学批评与论争颇为薄弱。除《万象》、《风雨谈》等少数期刊发表过部分有影响的批评文字外，大多期刊的文学批评处于缺席状态。此种状况下《杂志》有意刊发的多篇批评文字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些批评文字中，有分量的文艺批评大都出自哲非之手，《杂志》能成为沦陷时期文艺批评的主要阵地正是他积极引导的结果。其中关于“新文艺腔”的论争与对日伪“民族主义文学”口号的反驳较有反响与意义。
（一）关于“新文艺腔”的讨论
1943年2月李默发表《论“新文艺”笔法》一文，对“新文艺腔”进行批判。次月，哲非发表《新文艺的内容问题》率先回应，关于“新文艺腔”的论争拉开序幕。《杂志》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组织了两组笔谈。两组笔谈将“新文艺腔”的探讨引向深入。1944年12月南容（李默）发表的《文腔与语言》一文可视为本次讨论的“收官”之作。这次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首先是如何看待“新文艺腔”；其次是如何评价巴金的作品；第三是新文艺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新文艺腔”的问题便为人们所注意，在1930年代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曾将之称为“小西崽的文腔”、“洋翰林的文腔”[⑧]。上海沦陷后，“新文艺腔”在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里较为普遍，与汪伪文艺统制下创作题材的诸多限制不无关系，一位作家这样感叹道：“在目前，我们的新文艺作品到底应以表现什么题材为具体的内容呢？暴露现实吗？这有许多限制。……暴露黑暗吗？恐怕有些人将不免因此陷入失望悲观的境地，除此以外，就只有吟风弄月软绵绵虚飘飘的一路了。”[⑨]在此种处境下，《杂志》推动“新文艺腔”的讨论自有深意。他们号召作家向鲁迅、叶绍钧学习的举动，对当时迷茫的上海文坛有现实指导作用。
（二）对日伪“民族主义文学”口号的反驳
1944年1月下旬，日本作家岛田正雄在上海日文《大陆新报》发表《民族文学的确立》一文，提出“中国文学应回到鲁迅再出发”的观点。此文引起了多人的回应。岛田正雄认为应以“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来统合中国文坛，因为“民族文学”在“今日文学活动上是最正确的政治要求”，而鲁迅便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⑩]。哲非的《民族主义文学及其他》是这次讨论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他首先对“回到鲁迅”的主张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鲁迅从未“标榜过民族主义的旗帜”，由此揭示了日伪操弄“鲁迅话题”的荒诞。接着他便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论调进行了反驳。鉴于对手的身份与《杂志》的“中立”姿态，反驳中哲非很注意战斗策略：他强调自己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的文学”，从而为反驳言论建立起一层“防火墙”。其观点主要有三：（一）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建立“民族主义文学”的必要条件。（二）“民族主义文学”不等同于“爱国文学”。（三）“不能强以政治的路线，定为作家创作的路线”[11]。岛田正雄是由日本政府委派到中国从事日本侵华文化宣传的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肩负文化使命的《杂志》迅速对之作出反应，哲非的文章尽管委婉含蓄，但语气却坚定而有力。
三 报告文学：现实关注的文学方式
报告文学创作是《杂志》的一大亮点。上海沦陷时期除了《文艺生活》、《千秋》等杂志曾偶尔刊登过报告文学作品外，其他期刊的报告文学创作基本阙如。作为文学中的“轻骑兵”，它能“迅捷而正确地记录着演进中的事实，用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并批判现实。”[12]而这，正是肩负文化使命的《杂志》所看重的。《杂志》由此成为上海此时报告文学创作的大本营。
1942年11月开始《杂志》便有意识地提倡报告文学写作，韦陀在这一期的《新启示录》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的基本内容，在于现象之记录，有供给知识与认识的意义”。韦陀即《杂志》社社长袁殊。《杂志》主编吴诚之认为《新启示录》是“抒写作者对于报告文学，尤其是战争的报告文学的意见的，在这一个新的文学形式的各方面，都有异常精辟的见解。”[13]社长与主编对报告文学的认同显示出《杂志》对这一文体的充分重视。从1943年1月开始，《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报告文学作品刊出，“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固定专栏，洛川、王韦和罗锋三人则是该栏目的干将。
（一）荒淫的标本：洛川笔下的“酒色赌毒”
洛川的写作意图是相当明确的。沦陷后的上海依旧歌舞升平，苟活偏安的心态令上流阶层失去了精神依托，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支配下他们过着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欲望的天堂里将失重的灵魂沉入地狱。这种情形与日伪当局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繁荣”相一致，从而被当局许可并纵容。然而这样的表象之下有着怎样的真实人生？洛川的任务便是揭露这些“罪恶的花朵”，为读者提供大都市“荒淫一面底标本”。[14]
洛川的笔触首先便伸向了高中低档的各色欢场。大饭店、跳舞场、向导社、爱之小巷正好构成了这个都市的欢场生态圈。无以为生的珍珍与丽英（《吃跳舞饭的人们》）、四宝（《向导姑娘》）凭借最原始的身体本钱穿梭于男人群中，渴望出现命运的转机，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她们的理想只会成为碎片。大饭店（《大饭店之夜》）则可以视作沦陷时期上海上层社会的的富贵乡：无尽的情色、诡计以美貌、体面为衬托在大饭店上演一幕幕的温柔戏，然而防空演习的警报声却在惊破戏中人的美梦。
如果说欢场是都市中妖艳的“罪恶之花”，那么赌博与毒品则是都市罪恶的顶峰。在舞女、娼妓们通过欢场求生这个饮鸩止渴的方法延缓自己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许多男人却因为赌博与毒品的诱惑而自寻死路。相比较来说，亨利・张（《回力球》）在输光后背着大笔债务逃之夭夭已属幸运，子辉（《赌场》）赌博的末路便是妻离子散，只能一死了之。
报告文学不是向壁虚构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充分体验与认识生活基础上的实践的果实。为了写好这些作品，洛川“化了很多时间与金钱，收集材料”[15]。尽管洛川自认为“观察不够深刻，技巧还不够成熟”[16]，但这无损于他作为沦陷时期“报告上海消费面阴暗面之报告文学作家”[17]的称誉。
（二）商场浮世绘：王韦笔下的经济生活
王韦的报告文学与洛川不同，主要着眼于经济生活，考察点涉及工厂、银行、药铺、押当点、地下钱庄、百货公司等多个领域，对沉浮于商场的世态人生做了细致描摹，构成了上海沦陷时期的商场浮世绘。
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上海经济显得更为畸形，金融市场的起伏、黄金价格的涨跌、股票市场的波动，都在显示着“繁华”背后的危机。棉织厂老板胡朝忠（《黄金市场》）凭着可靠的消息来源，乘机炒弄黄金行情，赚足了钱袋。海上闻人张克勤（《金融圈内》）出任大懋银行董事长，是因为总经理王宝甫需要倚重他的名声。虽然应祖华（《押当店》）的敷衍不足以令押当店立即关门，但陈厂长（《机器厂》）的敷衍显然加速了机器厂的衰败。老板们在工厂停闭后可以各奔前程，可失业工人的路已到了尽头。怀孕八个月的毛阿妹（《丝织大王的梦》）将走向何方？“我”（《玻璃柜旁》）虽不满于自己在百货公司的位置，却仍旧要站在玻璃柜旁。不断上涨的物价淹没了人们的憧憬与希望，“踢皮球”、掮客、小囤积成了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
王韦的报告文学多以披露内幕的方式，揭示沦陷时期上海经济领域里的投机牟利、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欺行霸市等丑恶现象。由于这些现象发生在日伪战时经济政策背景下，作品便因此多了一层批判意义。
（三）病的隐喻：罗烽的《疯狂八月记》
罗烽（鲁风）的《疯狂八月记》是沦陷时期有较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以纪实的笔法真切地记录了自己于1942年5月至1943年1月患精神病住院治疗期间的经历、感受与体验。有论者认为《疯狂八月记》的主要社会意义在于：“希望社会和健康人能对精神病患者给予必要的同情――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同情。”[18]其实，若从作者的发病原因来思考，《疯狂八月记》还有难以明言的深层含义。
《疯狂八月记》可以视为罗烽的“精神病史”，但吊诡的是作者只写了患病期间的种种感受，对发病原因却有意略过。知情人君匡（袁殊）的《再生之图式――序<疯狂八月记>》也许是打开罗烽内心隐秘世界的一把钥匙。袁殊指出罗烽是在思考“人、社会、生活”之终极解答而不得的情况下，以致“寻思到了发狂的”。而能够解决问题的处方便是“使他停止‘想’”。他从罗烽的“疯”想到了自己。作为潜伏在敌人身边的谍报人员，他们的言行举止容不得有半点疏忽。袁殊在序言开头引用的“微服而人莫之知”充满暗示：不能承受的精神之重导致了“疯狂”[19]。袁殊没有读《疯狂八月记》的勇气，因为他与罗烽一样有太多弄不明白的问题。
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对洛川、王韦与罗烽而言，虽然关注点各有不同，但以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来关怀现实的立场则是一致的。这立场，既是作家个人所有的，也代表了《杂志》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杂志》继承了左翼文学勇于介入现实的态度，在最困难的年代做出了最真的社会素描。
四 栽培张爱玲：夹缝中的文学传奇
上海沦陷给张爱玲提供了机会。张爱玲本人的敏锐与天赋自不必再去细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张爱玲的作品是如何经由传播渠道达于大众的？《杂志》在其间扮演了何种角色？
关于《杂志》对于张爱玲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比较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及《紫罗兰》上发表的文章开始。从数量来看，《杂志》最多，《紫罗兰》发表了2篇小说，《万象》发表了3篇小说，而《杂志》则发表了10篇小说与13篇散文；就质量而言，《杂志》最好，既有被傅雷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也有改编成话剧连演80场而不衰的《倾城之恋》，还有张爱玲自己认为写得最好的作品《年青的时候》；从合作时间来说，《杂志》最长，《紫罗兰》只有5个月，《万象》为10个月，《杂志》则整两年。张爱玲对上述三刊的厚薄亲疏可窥一斑。张爱玲登上文坛后不久便开始与《杂志》结缘，从1943年7月至1945年6月，张爱玲的踪影几乎遍及《杂志》各期，有时一期刊登四篇。与此同时张爱玲还为《杂志》提供了七幅扉页插图。显然，《杂志》已经成为张爱玲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她于此间尽情地展现了自己的华丽才情。
张爱玲凭借《紫罗兰》登上了文坛，又靠《万象》赢得了众多读者，为什么成名后却和《紫罗兰》、《万象》越来越远，和《杂志》越走越近？
尽管张爱玲多次声称她对通俗小说的喜好，在其创作中吸收了诸多通俗小说的元素，但她对通俗文学期刊并不倚重。《紫罗兰》为张爱玲登上文坛提供了舞台，但《紫罗兰》在当时文艺圈内地位并不高，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说：“我第一次看到张先生的大著《沉香屑――第一炉香》或《第二炉香》，是在一个名称有点花香气氛的流行杂志上面的也，因此亦想到其内容的庸俗，不高兴去读去说了”[20]。《紫罗兰》的“鸳鸯蝴蝶派”背景显然影响了部分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的定位。虽说周瘦鹃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但急于成名的张爱玲还是决意离去。在《沉香屑》刊载完毕后，她再也没有给过稿件。相较于《紫罗兰》而言，《万象》在社会影响、发行范围、读者数量诸方面有很大优势。《万象》原本是通俗文学期刊的领头羊，此刻正在柯灵的接编下“变脸”，经历从通俗文学到新文艺的整合与变通，其雅俗融合、新旧并存的主张正在赢得各方赞誉，读者群也在整合中有所增加。张爱玲小说的特质与柯灵的编辑思路不谋而合。张爱玲看重《万象》，显然是冲其庞大的读者市场而来。1943年8月，《心经》在《万象》刊出，柯灵做了热情推荐。然而几个月后，因与《万象》老板平襟亚的稿费纠纷，张爱玲愤然撤离，自此不再投稿《万象》。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1943年7月，张爱玲便有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刊出。此时的张爱玲对《万象》与《杂志》还没有厚此薄彼的感觉。1943年9月，《倾城之恋》在《杂志》的刊出，为张爱玲赢得了声誉，张爱玲对《杂志》的好感也增加了许多。当她把《金锁记》给予《杂志》时，她给《万象》的稿子则是自认为“有点浅薄”的《琉璃瓦》，当她将“最喜欢的”《年青的时候》投给《杂志》时，给《万象》的则是后来遭到傅雷严厉批评的不成功的《连环套》。随着《倾城之恋》与《金锁记》在《杂志》的相继刊出，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的地位逐渐达致颠峰。1943年底，上海各大文学期刊《杂志》、《万象》、《古今》、《天地》等均可见得张爱玲的文章。当《万象》因经济纠纷、《古今》因编辑原因令张爱玲心生不满之时，《杂志》却在尽力打造张爱玲的明星光环。
库特・兰等人在研究传媒时发现：“大众传媒建构了话题和人格形象。大众传媒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地产生影响，因而其效果不像改变和稳固某种投票决定那样引人注目。”[21]就《杂志》而言，它不仅为读者热情推荐这位年轻女作家的作品，而且制造了关于她的一切话题，这让读者对张爱玲充满了探究的欲望。1943年11月，在《倾城之恋》获得成功后不久，《杂志》社就邀请张爱玲出席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晚会。此后，在《新中国报》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传奇》集评茶会”、“纳凉会”等多个重要活动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身影，《杂志》则及时刊发这些座谈会的内容以及与张爱玲相关的文章，如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传奇>集评茶会记》、《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等文字，张爱玲因此从一个作家逐渐成为读者所注目的“公众人物”。这些活动及相关文字涉及张爱玲生活、思想、交往的多个方面，与张氏作品一起构成了立体的张爱玲，为读者了解她提供了多个角度。因此，对张爱玲而言，《杂志》不仅为其作品提供了面世的机会，也为她本人进入读者视野提供了机会。无论是她特立独行的个性，明快果敢的语言，还是高贵傲慢的姿态都通过这些活动传递给了读者大众。
在《杂志》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小说集《传奇》的出版无疑是张爱玲最得意的事情。在万象书屋老板平襟亚觉得无利可图以“才疏力薄”为借口退稿之后，《杂志》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爱玲的要求。与平襟亚盘算经济帐不同，《杂志》社“并不纯以赚钱为目的，只是愿意助这个集子出版，使寂寞的文坛起点影响”[22]。1944年8月15日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令张爱玲与《杂志》社惊喜的是：销路出奇的好，初版在发行四天后便已销光。这样的情形显然激发了《杂志》社的再版热情，《杂志》社于1944年8月26日主办了“《传奇》集评茶会”。这次茶会，固然有批评的意见，但褒扬更多。从实际效果来说，茶会更像是《传奇》的作品发布会，是一次成功的介绍与推销。一个月后，《传奇》再版。在《杂志》社的推动与策划下，张爱玲就此成为上海沦陷时期的“传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茶会上张爱玲对两篇批评文章的反应。1944年春夏之交有两篇关于张爱玲的批评文章，一篇是迅雨（傅雷）刊于《万象》的《论张爱玲的小说》[23]，另一篇则是胡兰成刊于《杂志》的《评张爱玲》[24]。这次茶会有人问张爱玲这两篇批评哪一篇适当，张爱玲表示她已在《自己的文章》[25]里作了答复。胡兰成与傅雷的两篇文章是张爱玲接受史上的重要篇章，为我们了解当时文坛对张爱玲的评价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批评文本。而刊发这两篇文章的期刊，即《杂志》与《万象》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态度更令人玩味：它们是否有意借助批评文字规引张爱玲的创作呢？
傅雷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有褒有贬，一方面指出《金锁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如内容的贫乏、题材的狭窄、人物的不真实、语言的恶俗等。与傅雷的直言批评不同，胡兰成的文章多为誉美之词。如果说傅雷的文章是一种理性批评，胡兰成的文章则较为感性：“是这样的一种青春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当傅雷以“才华最爱出卖人”来劝告张爱玲要“多写，少发表”时，胡兰成却深信“她的才华是常青的”，有着“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当傅雷强调作者的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时，胡兰成则指出张爱玲不过是“个人主义者”。她的小说世界里没有傅雷所寻找的“英雄”，她所关注的只是世俗世界里的普通人。胡兰成更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他认为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鲁迅是有较大差异的，她是“柔和、明净”的，而鲁迅则是“凄厉”的。
傅雷的文章乃是自由投稿，并非代表《万象》发言，但柯灵是比较认同傅雷的观点的：“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具的批评文字。”[26]傅雷的这篇文章中还有针对巴金的批评，柯灵在审阅时就将这一段删掉了，而针对张爱玲的批评文字，柯灵却一字未易。柯灵对巴金的保护与对张爱玲的“无为”，正是他所持立场的反映。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只是尽量呵护这颗耀眼的新星，这在一定意义上给了张爱玲更大的文学空间。如前文所言，《杂志》虽由左翼文化人所掌握，但它并非左翼文学期刊，而是左翼文化人暗中传递心曲的所在。因为身处险境，《杂志》不可能以宣扬左翼文化为工作中心，而以文化统战为己任。这就使得《杂志》在提倡报告文学与文艺批评之外，对其他作家作品也采取了包容态度。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介于新旧雅俗之间，为各方所认可，她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复杂性又恰好符合了《杂志》的特殊需要。于是，张爱玲便成了他们所特别推崇的作家之一。
如果说，张爱玲最初来到《杂志》有点“误打误撞”的味道，那么后来张爱玲与《杂志》之间的亲密合作则显示出相当的必然性。“知遇之感”固然可以解释张爱玲对《杂志》某种程度的“偏私”，但未免过于笼统。就双方的合作而言，这是双方共享文化利益和谐共生的最佳例证之一。《杂志》的“热捧”与顺畅的传播渠道是张爱玲“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它奠定了张氏的文学地位。就此而言，作家与期刊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地步。
[①] 《新中国报》为袁殊所办，汪伪组府后袁殊出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而实际上他和《新中国报》的经理翁永清、总编鲁风、主笔恽逸群与吴诚之等，都是潜伏于日伪内部收集情报的中共特工。
[②] 黄明：《上海沦陷前后地下党的文艺工作》，《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③] 徐�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④]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⑤] 哲非：《文化人何处去》，《杂志》第9卷第5期，1942年8月。
[⑥] 哲非：《文艺工作者之路》，《杂志》第10卷第2期，1942年10月。
[⑦] 哲非：《文化人何处去》，《杂志》第9卷第5期，1942年8月。
[⑧] 瞿秋白：《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瞿秋白文集・文学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⑨] 易庵：《新文艺的形式与内容》，《杂志》第11卷第1期，1943年4月。
[⑩] 封世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88页。
[11] 哲非：《民族主义文学及其他》，《杂志》第12卷第6期，1944年5月。
[12] 刘丰：《报告文学与报告文学者》，《文艺生活》创刊号，1944年1月。
[13]《编辑后记》，《杂志》第10卷第2期，1942年11月。
[14] 洛川：《自序》，《报告文学集》，上海杂志社1944年版。
[15]《编辑后记》，《杂志》第12卷第2期，1943年11月。
[16] 洛川：《作者的话》，《作家自选集》，上海文化出版界联谊出版社1944年版，第52页。
[17]《编辑后记》，《杂志》第13卷第5期，1944年8月。
[18] 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19] 君匡：《再生之图式――序<疯狂八月记>》，《杂志》第13卷第2期，1944年5月。
[20] 柳雨生：《说张爱玲<看书偶记>》，《风雨谈》第15期，1944年7月。
[21] [英]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22]《<传奇>集评茶会记》，《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
[23] 载《万象》第3年第11期，1944年5月1日。
[24] 载《杂志》第13卷第3期，1944年6月10日。
[25] 载《新东方》第9卷第4、5期合刊，1944年5月。
[26] 柯灵：《编后记》，《万象》第3年第11期，194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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