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边缘写作

刘心武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 100026）

内容摘要：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在时代中的个人站位选择，有了空前大的可能性。应该鼓励这种基于个人不同的政治社会理念、审美趣味、性格气质、写作习惯而形成的角色分流。边缘写作，是相对于中心写作的一种写作站位和写作状态。边缘写作，听命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追求的是超越政治的人类关怀和人性探索。

关键词：边缘写作；个性；人性

一

写作应该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把写好的作品发表出来应该是一种个人的需求。

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个人写作遭遇到政治的强烈干预。有的作家自觉地认同某种政治并将这种认同体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有的作家则是被动地在政治框架内写作，但尽量地去体现自己认知上与审美上的个性。有的作家内心并不认同某种政治，但利用那政治进行投机性的写作。有的则在社会边缘躲避政治，从政治夹缝中开放出自己的创作之花。

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在1966年―1976年“文革”期间达到极致，大陆的文学从作家群体来说近乎全军覆灭，虽然1973年―1976年有“新作品”出现，但几乎全在文学本性之外。

于是，1977年年底开始，到1979年达到高潮的“伤痕文学”，等于是中国（大陆）二十世纪文学的重新起步。

仿佛一个婴儿，落草便呱呱大哭。然后，学走路（也就是重新去学着写真正的文学作品），学说话（也就是重新去与断裂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文明系统焊接）……

“文革”后的文学宁馨儿成长得很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许是因为门窗打开后，外来空气猛烈袭入，中青年一代的中国（大陆）作家如饥似渴地吮吸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种种营养，结果有点显得营养过剩，发育有点畸形。不过，还好，大体是健康的，显示出成人后的独立性，大踏步地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新天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学也随经济的多元而多元，这首先是好事；但是，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文学，像顽童一样，迷失在了经济大潮的深处。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在时代中的个人站位选择，有了空前大的可能性。

应该鼓励这种基于个人不同的政治社会理念、审美趣味、性格气质、写作习惯而形成的角色分流。

有的作家可以去选择写作官方所提倡的“主旋律作品”。有的可以去争取在官方的“多样化”格局中获得奖项。有的可以更多地去考虑境外的影响。有的可以完全脱离官方的机构与框架写作，并获得“粉丝”的崇拜与商业上的成功。有的可以边缘生存边缘写作。有的则可能选择“违禁写作”。有的还可能一身兼具两种以上的角色。

文学的本性，是个性的张扬。文学的真谛，是揭示人性。人的个性是无限丰富的，而人性是难以测定的，因此，文学将永无止境。

政治不要再干预文学。文学也不必再干预政治。政治家可以兼文学家，或者是文学鉴赏者，但政治家应该干预的是政治本身，特别是去干预那与自己对立的政治。文学家可以兼政治家，可以以文学为武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应该懂得那只是他个人的喜好与选择，应与别的作家无关，他如果觉得别的作家没有像他那样随时准备当烈士，或者随时准备成为总统，就去抨击别的作家，干预别人的文学创作，那他就真是昏了头。

总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福祉，应该是作家和文学都各随其便。

二

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多元文化格局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个人选择了怎样的一种站位呢？

我选择的是边缘写作的站位。

我尊重别的作家的别样选择。我也希望别人能理解，至少是能宽容我选择的这个边缘写作的站位。

我觉得，也有同道，他们或者不采取我这样的表述方式，或者所表述出来的意思跟我不尽相同，但在我眼里心中，他们也属于边缘写作。边缘写作应该不只是一个人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没有“党同”前提的，因此也就绝对不会派生出“伐异”的举动。

关于边缘写作，我这样界定和描述它：

☆ 边缘写作，是相对中心写作的一种写作站位和写作状态。社会有中心，有中心站位的作家，进行中心写作，构成一个时期的中心作品。社会应该多元。社会应该有宽阔的中心外地带，距离中心较远的区域是边缘区。

边缘区里有写作者，自觉地选择边缘生存、边缘写作的人士，会写出边缘作品。

☆ 边缘写作，并不是对抗中心的写作、离心的写作。中心应该容纳边缘。边缘并不冲击中心。和谐社会的文学应该是一个多元并存，并且之间并无刻意冲突的自然生态。社会昌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尊重边缘人。

☆ 边缘写作的特点之一：写作者退出社会中心区，不在热闹场，安居一隅，从事非受命写作。

☆ 边缘写作的特点之二：写作者关注政治，有政治情感，有政治倾向，但是不投入政治活动，不充当“政治代言人”或“持不同意见者”，即不搞政治；他的写作里或许会融入他一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倾向，但他的写作所追求的是超越政治的人类关怀和人性探索。

☆ 边缘写作的特点之三：写作者关注社会，关爱社会弱势族群，关切社会进步，但不把自己的写作设定为“救世”，不勉强自己去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面和社会存在，不追求“全景式”的“史诗”写作，不试图承担“反映一个时代”的“创作使命”。他只听命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

☆ 边缘写作的特点之四：其写作的经济利益，无特权色彩，经受市场的自然选择，并且成为其维持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倘若市场上失败，能甘于清贫，自得其乐，依然故我。

☆ 边缘写作的历史范例，远的如曹雪芹写《红楼梦》，近的如沈从文和张爱玲写他们的中篇小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边缘写作都能产生出如此杰出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心作品还是边缘作品，历史对其的苛刻度是一样的，能够真正流传下去，并且成为人类公认的杰作，在其所产生的那个时期里，从数量比例上说，总是很大的一个分母和很小的一个分子。

☆ 中心写作和边缘写作是两个模糊概念。切不可僵化理解。中心的心，究竟有多大？不太容易确定。从中心的外缘到最边缘，其间还有非常宽阔的区域。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 二十一世纪的人文情怀，我以为，其中一点，就是中心应该容纳、善待边缘，不要动辄令边缘人边缘文“出局”；而边缘也不必离心。中心的人士说中心话语写中心文章，边缘的人士说边缘话语写边缘文字，互相可以不争论，不冲突，不来往，也可以互相友善接触，自愿适度地交流。

☆ 享受中心站位的诸多好处，欲在面对边缘外势力时，说边缘话以讨好；同样，宣称自己边缘站位写些边缘话语，却又追逐谋取中心的好处，都是应该受到鄙夷的。

☆ 二十一世纪的人文情怀，我以为，在中国，无论站位中心还是边缘，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就是努力延伸我们民族物质和精神――而精神尤为重要――的扫描半径。就站位中心者而言，开放与宽容是首要责任，就站位边缘者而言，耐得寂寞坚持创作是生存首选。

三

在新近为友人孔捷生文集《龙舟与剑》的序文里，我把他作为个案，加以了评析。这样，我就从第一节的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大圆幅”的宏观思考，再通过第二节对“大圆幅”距“圆心”最远的边缘地带的写作状态的剖析，进入了“举一可反三”的个案陈述。

我在那篇序文里这样说：

捷生嘱我为他的这个文选作序，我一口答应下来。当时觉得有许多话可说。因为杂事�集，拖到从香港参加书展回到北京，又经历了一周忙乱，直到这两天才提笔（实际是敲键）为文，却没想到，忽然失语。

这失语，细想想，倒是个好现象。

无论是捷生的写作状态，还是我想起他来的心情，所谓“忽然道不出”，都好比奔腾的溪流，水量饱满，一路欢唱，却忽然似乎消失，且慢叹息其未能泄江入海，须知它们都并没有终结，更不可能枯涸，而是泄入地表深处了。据说，从地面泄入地下的暗流潜河，往往比仍在地面流淌的明溪亮湍更雄阔。明、清以降的文人笔记，常载某内陆溶洞，深入其内探险，竟找到其终于通海的凭据，其文往往简约，而唤起的联想，却极其丰富。

我长捷生十岁，忘年交却已近三十年。过去听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话头，人世沧桑感立刻涌聚心头，现在却觉得十年算得什么，一个生命坚持一种活法，穿越十年未必多难，达到忘年之境，才真有尊严，也才能创造出真价值。

我2006年7月赴港参加书展，邀请方要我报个演讲题目，我报的是《边缘写作》。主持我那场演讲的名士，以为我要说的，只是比如说我这些年既写小说又写随笔，更写建筑评论并进入《红楼梦》研究范畴，是一种“跨体裁跨领域”的书写，后来听了我一番发挥，才和现场的二百多名听众一起，知道我想诉说的，倒是另外的意绪。

自1990年以来，我是一种边缘生存的状态。这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仿佛一条鱼被“清查”后，判罚为“把他丢到水里去”，谁知那鱼本来就无意争夺岸上的名位利禄，“丢到水里”，恰中心怀，正好遨游江湖，逍遥自得。人在边缘，但未出局，仍能从事边缘写作，这些年除了很多本随笔集，有一本叫《边缘有光》，概括出了一种活法，一种状态。

所谓边缘生存、边缘写作，不是没有政治理念、社会关怀，而是不搞政治，不自以为是救世豪杰，生存按自己的性格意愿，写作按自己的审美趣味，哪方势力也不要来挥动指挥棒，对一切非我自觉自愿的强制均进行抗争，以达到彻底的个人化、个性化。当然，一己的政治倾向、政治情感、社会关注、人文情怀，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所书写的文字中，而文字本身，是努力地超越，体现出生命的挣扎，也就在那份挣扎中，去展现出一种独到之美。

捷生收到此书中的文字，依我看来，正是一种边缘生存者的边缘写作。社会有中心，这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群体生活结构。中心既不可避免，则希望中心能组织好整个的人类“生存圆幅”，个人有时是或被“中心”抛出，如历史上的屈夫子，因怨怼而骚泄，构成奇诡的诗文，有时则是主动“离心”，如历史上的陶渊明，则能形成豁悟旷达的美妙文字。经历史的筛汰，证明着一点，就是一个时代的中心文学，往往都成为化石，徒具资料价值，而那些当时属于边缘的文学，倒很有些成为了常绿之树，成为世代读者的必赏风景。其实曹雪芹与《红楼梦》就是边缘生存和边缘写作，虽经磨难摧残，终于还是如米罗的维纳斯一样，“断臂”带伤流传到了今天，成为一个璀璨的范例。

把自己和捷生都纳入边缘生存与边缘写作的范畴，本不必顾忌，但举出了屈原、陶渊明、曹雪芹为前例，却未免有狂妄之嫌。近年来我为文时常引袁枚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庶几可以多少消化一些世人的误解。不过我要在这里说，中国传统道德里的谦逊，往往被夸大到如磐石压人的地步，夸赞一个人谦逊，往往也就把他的个性棱角砍掉并将其创造力整个碾碎。我觉得自己和捷生在多年的磨练里，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面对压制个性的专制力量，不仅着眼于专制体制，更看透专制氛围与专制人格，其实，对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时圈子的专制氛围与浪人的专制人格，更猛于体制之虎，能自觉地对之抵制，从严格意义上保持住自己的人格清白，非常困难，却绝不能放弃。

岩浆在地表下翻涌，这是耳熟能详的比喻，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总盼望天际的阴云至少能镶上个金边。但我觉得于捷生的文字，还是喻成在地底溶洞里静静流淌的净水更为恰切，它即使不会很快地深入江海，却总会在某一天，被掘井人开发为一个令后来饮者所思的甜源。

四

边缘生存的写作者，生活在自己的性情里。社会对边缘人的容纳，首先是容纳其非常人常态的性格。

边缘写作的追求，或者说边缘写作的聚焦点，究竟是什么？前面已经说过，他会把自己的政治情感、社会关怀渗透到自己的文字中，但那不是他的终极追求，不是他的聚焦点，他人在边缘，与现实政治、经济、人际没有紧密的利益关联，其心灵能够超越政治和社会，超越到哪里去？――探究人性。

当然，边缘写作者不一定都去探究人性。我这里说的是其中一种选择。我个人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曾在郊区书房，和访客畅谈人性。

现在一般人口中的“人性”都指正面的秉性，“人性化（设计、服务）”、“人性的光辉”、“没有人性”、“灭绝人性”……这些话语里的“人性”都只具有正面内涵。其实，依我看来，人性是极其复杂、诡谲的东西，良知（良心）、善、感恩、善解人意、同情心、恻隐心、爱与被爱、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固然是人性，嫉妒、贪欲、霸道、自私、吝啬、褊狭、恶毒……这些负面的东西也是人性，而且人性也并非只由善、恶的黑白两极的对立板块构成，人性中实在有着非常宽阔的黑色区域，这区域里有微光闪烁，也有云遮雾罩，比如仇恨，就很难简单地往人性善或者人性恶里归并，再比如生的欲望死的恐惧，在一般俗人的平淡俗世生活里，你就很难说这种东西究竟是善还是恶。

尽管中外的哲学家多有论及人性的言论甚至著作，但真正把人性阐释透彻的似乎很少，英国休谟的《人性论》我读后很失望，总觉得他分析的还不是人性的核心，还只停留在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层面上。后来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甚至论情感的学问出现，它们接近甚至部分进入了人性领域，但也还都不能够称之为人性学。

我觉得艺术创作倒能比较深入地探取到人性的核心，尤其文学，中外古今文学流派多矣，时下文学更呈多元状态，我最心仪的是探究人性的这一元，比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弟兄》是写人性最成功的一篇，但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对这篇非常地轻视，我以为现在应该有人专门为这一篇来做研究，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文章。还有李�人的《死水微澜》，虽然也有人评论，有人觉得这部长篇小说情节上戏剧性强，加以改编（川剧、话剧、电影、电视剧），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里写人性最出色的长篇小说。

写人性，写善写恶，写见利忘义写舍生取义都不难，难的是写人性中的灰色部分，写压抑的部分，写不自知的部分。有朋友和读者说喜欢我的《四牌楼》，感谢！天下难得是知音。我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四牌楼》。《四牌楼》探究了人性，其中《蓝夜叉》一章，刚刚出了法译本，译者戴鹤白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就因为它写了人性，写了人性中的灰色领域，而且，充满着忏悔意识。

我现在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的人性里有远比以前觉察到的更宽阔的灰色区域，而在最深处，有稠酽的恶，我有与基督徒不甚相同但相通的原罪感。我现在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压抑、制约自己人性中的丑恶。所谓高尚，其实应该就是特别能够自居地压抑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我在长篇纪实作品《树与林同在》（1999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次印刷，2003年出了法译本）里写出了自己深深的忏悔：在“文革”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恶斗中，一天临时权力机构忽然宣布与我们这派对立的那派里的一位女教师，是某机构“走资派”“伸进群众组织中的黑手”，立即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我听到这个宣布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这等于宣布了我们对立面那派是错误的一派。那女教师被隔离后，因为不能忍受随之必然要遭遇到的批斗，就在一个夜里趁看守者打瞌睡，喝滴滴畏自杀了。一个生命的被囚禁和即将被批斗，竟然会被我这另一个生命认为是一桩大快事，现在想到我当时的那种心情和表现，我仍很惊异。你说我在生命的那一时段里，人性中的什么东西被调动起来浮生起来膨胀起来了？现在那女教师已经屈死三十多年了，除了她的至亲，谁还记得她？这世界每天都在死人，谁真觉得别人的生命是珍贵的？清夜扪心，我为当年的欣喜丑态而愧疚，我觉得这种愧疚可以帮助我在时下的生命时段里，不至于再让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浊再次泛起。

我的《揭秘〈红楼梦〉》，有人不理解，以为我是抛弃了对政治、社会的现实关怀，背离了当年写《班主任》的批判意识和启蒙责任，其实，我只不过是因为既被动又主动地离开了中心，改换了一下站位而已，是“移位而不换形”，特别是《揭秘〈红楼梦〉》第二部，我阐述了自己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这种理解：那就是超越，超越了一般的政治情怀与社会关怀，去探究人性最深处的东西。

我从《红楼梦》里寻找到了可资借鉴的写作传统，那就是像曹雪芹那样更自觉地边缘生存，更艰辛地边缘写作，更深刻地探究人性，并且从痛苦中升华出理想，达到悲欣交集的美学境界。

我那天对访客说，你看到了，我就这样承载着自己的全部人性，包括耻感、罪恶，静静地活在一隅。我为自己高兴的是，我现在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性情生活。我可以不敷衍，可以对不情愿的人和事说“不”，也可以在朋友面前尽情挥洒――那天我在高谈阔论中竟从椅子上仰翻，幸而没有摔坏――面对自己的全部人性，我可以欣慰地说：抑恶扬善，自我调控，状态基本良好。

五

这样，我就从整个“社会圆幅”，说到“社会边缘”，又从他人个案，说到自己的生存与写作选择。我生于1942年，算得上典型的跨世纪人物。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流程，在我生命与写作中留下了伤痕也增长了生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里，我虽居边缘，仍是一个参与者。无论是回顾二十世纪还是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我都不具备提供全面性准确性的话语资格，我当然是片面的，但所有的事物，不都是由片段组合成整体的吗？

谈论生存与写作的话语，不如生存实态与写作实践更具有可以直接评估的价值。再强调一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无论生存方式还是写作站位都已经多元，我所表述的不过是自己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与写作站位罢了。千万不要误解为我在提倡什么，甚至是必须如何如何。“必须如何”过去曾经戕害过我，现在已经绝不再是我的思维与话语习惯。我自己无意以“必须”限人，也祈盼他人勿以“必须”限我。

二十一世纪为中国写作者提供了比二十世纪多样的站位选择，我自己在这样的格局中，稳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这篇论文意在提供一个真实的标本，也许对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就跨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回顾与展望的方家，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