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翎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小说

孙晓燕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作为“七月派”最富有才华的作家，路翎秉承着“主观战斗精神”，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战争题材小说中，高扬浪漫主义的精神主旨，在战争中书写丰盈美好的人性和异域浪漫的爱情悲剧，成就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路翎； 战争小说 ；浪漫悲剧

作为“十七年小说”的重要创作题材，战争的叙写体现在作家对于往昔烽火岁月的怀念和追忆，而50年代初期非本土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同样受到关注，和1949年以前的战争相比，“抗美援朝”战争的时空特征被赋予了明确的时代意识和现实意义。在陆柱国《上甘岭》、杨朔《三千里江山》等代表作中，纪实性的艺术表达形式、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及体现出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等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征。与之相比，路翎同样是以这场现在时的战争作为题材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以及《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等一系列小说创作，却表现出不同于时代氛围的艺术追求。它们的作者路翎成为“抗美援朝”题材小说创作中的“另类”，在当代战争文学中鹤立鸡群，基本秉承自身的艺术个性，高扬浪漫主义的精神主旨，实践了战地浪漫的文学理念。

20世纪40年代就被主流派认为“确实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路翎，就存在着由于“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的创作“缺陷”[①]。作为“七月派”最富有才华的作家，路翎以“精神奴役的创伤”、“原始的强力”等人性特征赋予了作品中的人物，这与当时“左翼”文学所认同的以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观照人物的文学规范相悖离；再者，他与胡风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相互认同时[②]，也浸染了特立独行的人格意识，这成为“左翼”文学宗派和门户之见的重要缘由。1952年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就被题为《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③]的批评性评论加以指责，这实际上是沿袭40年代对“七月派”小说所倡导的强调主观作用的“体验的现实主义”[④]文学创作的批判。

针对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以来“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倾向的倡导和流行，40年代，胡风提出了以“主观战斗精神”[⑤]为内涵的现实主义理论：“‘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认识。……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⑥]他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生活底深入和胸怀底扩大”[⑦]，并敏锐地意识到“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⑧]，而“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⑨]。显然，胡风对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性的注重是要超越其对于客观的观照，他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理论明显地存在着主观决定的理念，有史家认为：“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现实主义流派像胡风把作家主观作用强调到如此突出的程度，以至几乎包含了某种夸张的成分。”[⑩]而“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11]，由此可以看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浪漫主义在“主观性”的理念层面上是达成共识的。

作为生命个体，胡风对浪漫主义抱有天生的认同感，同时“鲁迅风”与“五四”精神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更促进了他对于浪漫主义精神养分的吸收。他以为，“如果说，新生活是从旧生活底崩溃里面诞生的，在旧生活底崩溃里面要透出新生活底脉络，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成份能引出浪漫主义的成份，浪漫主义的成份本是现实主义底开花。”[12]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既相互渗透，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两者都不可偏废。不可否认，胡风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点是现实主义，但从他及其同人对主观和客观这对范畴的理论言说，以及反映在其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确实能看到与注重客观现实观察的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包含着充分的浪漫主义精神元素的。

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以“右倾状态”论述了近十年的文艺运动，并指出：“今天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表现在对所谓内在生命力与人格力量的追求”[13]。力图维护作家独立意识的胡风和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被主流文艺理论家们理直气壮地逐出了现实主义地盘，时代是容不得倡导个人理念和自由精神的浪漫主义存身的。和浪漫主义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表现出一致的“胡风派”，在1949年后仍然坚守“主观战斗精神”的人格操守和文学观，除却1954年上呈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路翎的小说也成为他们在50年代初期这一信念在创作上的有力表达，它象征着浪漫主义再一次悲壮的突围和自救。

对于路翎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作品，文学史多从史学价值的层面予以观照，史家视阈的着重点在于通过“非主流”、“异端”等小说类别的划分[14]，论述其对于政治文化和时代文学规范的挑战意识。和时代规范相悖离的创作姿态，这本身就体现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在小说作品中主要表现对人性的关注和叙写，这是路翎延续“七月派”风格时的创作理念，相较于他40年代揭橥偏向于兽性等复杂的人性特质，1949年后的小说创作则多转向表现纯净美好的浪漫人性叙写。在同时期“抗美援朝”的作品中，作为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的负载，英雄形象多以符号和象征的形式被脸谱化。《三千里江山》（杨朔）里处处以刘胡兰为榜样的姚志兰，因过于理想化而近于概念的化身；《上甘岭》（陆柱国）中凸显的是坚守阵地的志愿军官兵，却淡化了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多元化的人性特征。相较之下，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构成并不仅限于“战士”的形象内涵，还被赋予了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特质。《初雪》在转移朝鲜百姓的任务中，被人性人情感染的王德贵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起初觉得麻烦的孩子，甚至联想自己“结了婚，有了孩子”的未来生活；《战士的心》里的士兵张福林在冲锋时想到：“如果他牺牲了，他的年轻的妻子当然要痛苦起来，……谁来帮助她收割呢？”“在间不容发的瞬间里……生活里最好的东西就来到了自己的心里”，心中“闪耀着他的健壮、快乐的妻子的亲爱的脸”；吕得玉和敌人肉搏之时，将被炸死的朝鲜女孩的面影和自己九岁的女儿叠印在一起回忆；《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中班长朱德福，士兵张长仁、赵喜山之间富有个性感情色彩的人物关系等等，更是富有生命本真色彩的个体形象；他们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的载体，而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一系列游离于时代政治诉求的人性化浪漫英雄形象的构建，被当时的论者批驳为：“违反生活的真实，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以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违反现实主义的倾向”[15]。的确，这被称为“违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人物塑造，使小说浸润在人性的自然本真中，营造出温馨浪漫的人情氛围，在淡化现实的同时，却也悄然浮动出在人性和现实挤压之下的浪漫主义情愫的暗香。

和孙犁以传统的自然观观照人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手法相比，路翎对于人性的审美观照、价值判断，以及表现手法体现出的现代浪漫意识是浓厚的。虽然也将战争淡化为人性叙写的背景，但作为解放区作家的孙犁，对于战争的避让多出于本能的厌恶，还不具备对于战争本质的现代认知，这未上升到自觉层面的战争意识，为小说中的战争书写笼上了朦胧的面纱：或在纯净乡土的衬映下显出喜剧色彩，或为美好的人情所遮掩，使得人性和战争之间的客观对立隐现在乡土牧歌的浪漫情调中。而将战争客观理性的现代性认知作为观照视阈的路翎，对于战争的拒斥超越了孙犁本能释放的无意识层面，使得人性和战争在人心中的冲突以剑拔弩张的内在紧张态势彰显在小说中，《洼地上的“战役”》便成为这样的创作典型。

“十七年文学纯爱情题材的小说本就寥若晨星，将爱情置于战争中来审视已几是空前绝后”，《洼地上的“战役”》将爱情作为“人性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在战争中加以凸现，成就了这样的“骇世惊俗”[16]，并成为路翎运用“人性、人情化的战争叙事”[17]的一个极致。小说叙写了“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的一段浪漫而感伤的异国情缘，萌生在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的“不能实现的爱情”成为作品贯穿始终的叙述主线，浪漫和感伤的气息萦绕流泻于小说始终。小说有关“绣花手帕”的情节设置，让曾有法国留学经历的巴金深有感触：“王应洪把金圣姬的绣花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去参加第一次的战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手帕，最后这个纪念品又回到姑娘的手里。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某一本外国书上的一段话：中世纪的骑士出发到远方去参加殊死的战斗的时候，照例要向他们心爱的小姐要一件纪念品放在胸前或藏在盔里，他们把这种永恒的女性的诗的象征放在心上或戴在头上英勇地战斗、英勇地死亡。我在二十岁以前很喜欢这一类的中古骑士，我也读过不少描写他们战斗和爱情的小说。那些故事里面有各种‘不能实现的爱情’，也有各种人为的悲剧。它们很能够打动一般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或者对爱情充满幻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18]《洼地上的“战役”》独立特行的浪漫格调，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无论是对于恋爱故事情节的书写，还是流泻在其中的审美倾向，都有悖于那个时代规范的指认而终将受到当时舆论的挞伐。评论者们将《洼地上的“战役”》所叙写的“在革命纪律约束下不能实现的恋爱”[19]界定为“不健康的爱情”，批评作品以“男女之间的爱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温情主义来抹煞和代替”“博大和深厚的感情”[20]，同时作者“用了一种颓废感伤的感情来看待和描写恋爱，看待和描写死亡，就给全篇小说灌进去一种很伤感的情绪，腐蚀着读者的心灵”[21]，提出了“关于恋爱情节的处理和表现必须和整个战争的气氛合拍，而不应当成为与战争气氛相抵触的东西”[22]的指责。以此推论，“颓废”、“感伤”的情绪似乎是属于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不必说浪漫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岂能让“颓废”“感伤”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浪漫情感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花园？

有研究者认为《洼地上的“战役”》“对爱情题材的大胆�入和对爱情心理的细致捕捉”[23]，使其“在当时文学创作普遍不重视人物心理，特别是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的氛围下，更显得特立独行”[24]。其实，《洼地上的“战役”》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浪漫主义力作。小说不仅书写了浪漫的异国情缘，同时还选择了爱情作为展现人性的一个窗口，路翎延续了“七月派”表现“一代的心理动态”[25]的艺术特征，运用“新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叙写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包括用潜意识层面的心理、梦境的描绘来展现人性，营造出心理浪漫主义的情境。面对金圣姬主动而真挚的情感，王应洪体味到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传神而自然地将爱情最本真的体验表达了出来。当他被战场的“深深的寂静”和“可怕的孤独”所笼罩、麻痹时，用对于母亲和爱情的回忆和想象，“排除了对周围的寂静的苦痛的感觉，一瞬间觉得，这并不是在敌人旁边，而是在亲人们的中间。但这些闪电一样的想象马上就被从心底里冲出来的对于目前处境的警惕打断了，于是又重新感觉到那孤单、寂静……”作为生命个体的年轻兵士，这种健康的人性流露却让论者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思想，认为小说将战士的一切力量，“包括战争中的勇敢和无畏，都是从母爱，从这种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在爱情上遭受的痛苦产生出来的”[26]。这种有违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性观念还表现在对志愿军干部的描写中，他们不仅重视年轻战士王应洪的成长，还热切地关注着他和金圣姬的异国情缘。尤其是被指责为“爱情的媒人”[27]的侦察班长王顺，几乎跃出了他在战争中的角色，回归到人自然本真的状态中。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异国情缘具体事件上的关注，而是延伸到对于生命本身的注重和关爱上，王顺“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他说不上来的感情。……他想起了金圣姬的纯洁、赤诚的眼光，这眼光使他困惑”，“感到了模模糊糊的苦恼”。如果说王顺对于“爱上纯洁的中国青年”，“渴望建立……和平的、劳动的生活”的金圣姬抱有的是歉疚和困惑，那对于“被爱情包围着，可是自己不觉得，似乎还不懂得这个，一心只想着在战场上建立功绩”，并且正“大步走向”“还没有经历过”、也“还不懂得战争”的王应洪，更让他感到的是对于战争中的青春和生命的哀惋和痛惜。小说多处描绘了王顺对于爱情、友情以及亲情的回忆和思索，让一个人性化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与那个时代所塑造的人性缺失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路翎将自己的战争观通过王顺的心理活动巧妙而自然地流露了出来，试图以人性来解构涂抹在“战争”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具体体现在小说对于“爱情和纪律的冲突”[28]的叙写。那个时代所认同的“人民战士的爱情”“即是为纪律所允许的爱情”，“而一切与此相反的爱情，也即是一切有害的爱情”[29]。以此作为衡量依据的论者认为，小说中的“爱情是松懈战斗意志、妨碍战斗的，是不符合祖国和人民对于正义战争的要求的，因为也是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人民军队的纪律所不容许的。作者歌颂了这些违反军队纪律的思想和行为，实质上不仅是歌颂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30]。小说希冀通过建构人性有意识地疏离“将个体的价值融解到集体中”[31]的时代立场，却又不能完全忽视战争的在场，体现出作者无奈和感伤的心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扬对于作品的评价却正道出了作品所具备的浪漫主义特征：“虽然在故事情节上使主人公服从了纪律而牺牲了个人最纯洁的、高尚的恋爱，同时最后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作者所刻划的人物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上却是浓厚的感伤主义占了完全的上风”，体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感情”[32]。小说着实弥漫着感伤的浪漫主义艺术氤氲，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文学标本。

“艺术家在他的创作中也是一种自然物，他的艺术本领也是一种自然（天生）的才能，他的活动不是和它的感性材料完全对立的概念活动，而是……以最内在的自我和那对象同一起来。这时主体就完全渗透到客体（对象）里”[33]，路翎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主体。和苏联战争文学中致力于开掘“人性”深度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年）以及后来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年）等富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文学佳作相比，路翎的“抗美援朝”战争小说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和先锋意义。20世纪40年代，胡风就兴奋而敏锐地把捉到路翎作品中酝酿并发生着“意识形态和文学形象”之间“沉重的战争”[34]，这个“沉重的战争”就是路翎以浪漫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代价在新中国文坛上交出的第一份悲剧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