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论疾病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之一

程桂婷

（东华理工大学 中文系，南昌 330013）

内容摘要：曾以“灰五类”的身份下放农村并在插队生涯中不幸罹患腿疾终至双腿瘫痪的史铁生，为什么会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对陕北农村饱含深情、对知青生活充满眷恋的作品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史铁生双腿瘫痪后的特殊心理对他的回忆产生了强大的干预作用，对他的记忆进行了选择、重组和改写。

关键词：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疾病

史铁生1969年去陕北农村插队，1972年因腿疾回北京治疗，后双腿瘫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于《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以清新优美的笔调、质朴纯真的情感描绘出一个充满温情和生命力的乡土世界。如果不是小说中“我”的知青身份的提醒，读者们大概不会意识到作者笔下的乡村就是十年浩劫中的乡村。发生在那个特殊年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不合理的运动，是一代人的苦难经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对此多有揭露和控诉，而作为受难者之一的史铁生为什么会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对陕北农村饱含深情、对知青生活充满眷恋的作品呢？

一、《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奇异出现

食指写于1968年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最早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之一。诗中的“我”坐上了火车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心骤然一阵疼痛”，直到“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这样的“明白”显然太晚了，“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我”已经被“北京”抛弃了。这首诗写于1968年，那还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度渲染和鼓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和神圣意义的年代，被所谓的革命理想和盲目的政治热情蒙蔽了眼睛和心灵的高中乃至初中的毕业生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挤上了上山下乡的列车、轮船，自愿去那些列车和轮船都不能到达的荒芜之地，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食指以他的理性和敏感在知青运动之初就洞见了这一代人的年少无知和被无情抛弃的命运。

如果说“文革”是整个社会的空前浩劫，那么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一代人的巨大不幸。正如徐友渔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正视历史就不难发现，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中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并没有今日被赋予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并没有被莫名奇妙添上的光环。它们和文革中发生的其他事件一样，是政治上实用需要的产物，是理智丧失、是非颠倒之后产生的畸形怪胎。”[①]是政治斗争的幕后黑手造成了这样残酷的事实：一代人荒废了学业，一代人流离失所，一代人远走异乡在异地饱受饥饿、寒冷、孤独、恐惧等等苦难的折磨，遭遇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一代人在荒诞而无意义的“革命”理想中耗费了青春，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作为第一篇以批判的目光来看待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小说，它的主题在诉说曾经的苦难和伤痛之外，显然还回旋着一个身遭重创的女知青对自己当年年少无知的忏悔的心声：王晓华是那么的痛恨自己过去对母亲的无情伤害，是那么的希望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跪在母亲的面前祈求母亲的原谅。小说中的王晓华既是时代的受害者也是发难者，她既遭遇了时代横加给自己的苦难，也为自己造成了他人的苦难而深受良心的谴责。但饶有意味的是，在继《伤痕》之后涌现的一大批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这种忏悔之声逐渐消失了，知青们不再有可被谴责的过错，而只是一个个无辜的受害者。如张抗抗的《爱的权利》（1979年《收获》第2期）、叶辛的《蹉跎岁月》（1980年《收获》第5、6期）等等。更让人惊讶的是，在1982年《北方文学》发表的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不仅没有了忏悔的声音，而且连曾经的苦难也被昂扬悲壮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遮蔽了。

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很大一部分知青即是曾经的“红卫兵”。文革结束后，“红卫兵”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限光荣的身份，而成为“文革”暴力的同义词，人们对知青的情感态度也颇为复杂，有谴责也有同情，有批判也有谅解，但基本的价值标准仍是否定的，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合理的，知青们曾经怀抱的无比神圣的政治激情和革命理想也已被历史证明是无知的、虚妄的。很多知青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行为和命运已有深刻的反思，如徐友渔所言：“纵观历史，以培养某种理想人材为理由，大规模地、体制性地把中学生安排到农村去锻炼的，只有法西斯德国和文革中的中国。”对于在知青运动中被塑造出的那些典型个人，徐友渔则说：“他们根本不是英雄和新人，不过是适应政治形势需要的牺牲品，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和祭品。”[②]但也有一些知青仍坚持曾经的理想坚持青春不悔的誓言，如张承志曾说：“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③]梁晓声则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④] “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年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殉土地之青春，正所言贞烈之青春……”[⑤]

如果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中，梁晓声是以执迷不悟的“红卫兵”的迷狂的激情和虚妄的理想来粉饰和张扬曾经荒诞的运动和苦难的岁月，为知青一代谱写青春的赞歌和英雄的史诗，还有着能让人理解的话语逻辑的话，那么以“灰五类”的身份下放农村并在插队生涯中不幸罹患腿疾终至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所流露出的对知青生活的那份深切的眷恋之情，则让人有些不能理解。史铁生曾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其实不能算是写农村，只能算是写知青，知青对那段生活的一种感情、一种感受。”[⑥]那又是什么因素或者力量使史铁生对曾经饥饿、劳累、孤独的知青生活产生了一种难舍的感情、一种怀念的感受呢？在史铁生的笔下，陕北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贫困的生活状况都成为淡淡的背景，而在这淡淡的背景之上突显出来的却是豪放的陕北民歌的风情、纯朴的陕北农民的形象、人兽共处的和睦景致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斗争无冲突的安祥生活。这样温情荡漾、自由自在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真的是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的真实写照吗？

史铁生曾说：知青是一个时代。知青互相说你写的是不真实的。它不一样，什么样都有。上山下乡它整个成为中国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有几百万的知青，他们的生活都不太一样。确实有人是豪情满怀地去要干一番事业的，像我呢就随大流去的，也想干，既然去了也想，也有干脆不去的。这个非常复杂，所以知青题材不能强求一致。你说你那个“田园牧歌”就一定不是知青生活？至少在那儿没有阶级斗争，在贫穷面前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出史铁生为知青生活谱写“田园牧歌”的一个心理原因，即陕北农村没有阶级斗争。以史铁生的“灰五类”出身，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北京，一定是有压力、受冲击的。因出身问题而带来的自卑心理、思想压力和尴尬处境，在他颇有自传色彩的另一篇小说《奶奶的星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当史铁生在阶级斗争意识淡薄的陕北农村插队时，他很可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他在贫困的农村所遭遇的饥饿、寒冷、劳累等生理体验。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文革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之争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地累及偏远的陕北农村，农民在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尚不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时，的确有可能无暇顾及阶级斗争和对知青的再教育，但知青们的到来也没有冲击到偏远农村的那份宁静与和睦吗？徐友渔曾说：“上山下乡运动毫无疑义地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本来就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我曾听到农民在无意中冒出的话：‘你们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⑦]那么史铁生们的到来就没有引起当地深负生活重压的农民们的不满吗？为什么史铁生笔下的陕北农民都是那么的善良朴实，对“我”都是那么的关爱有加呢？在此我要指出的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史铁生在80年代初所写的，距他插队的日子已有十年左右的时光，因此，与其说史铁生描写的是他的体验，毋宁说他讲述的是他的回忆。曾经的体验与现在的回忆往往是不一致的。正如瓦尔泽指出的，“过去经历与当今衡量这些经历的影响力的标准之间的矛盾越大，那么迫使前者适应当今标准的压力也就越强”，过去在回忆中只是“一种彻底被揭示的、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的、得到批准的、完全适合当今的过去”[⑧]。除社会变动的因素之外，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是干预回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此要探讨的即是这样一个问题，史铁生双腿瘫痪后的特殊心理在他对知青生活的回忆中起到了怎样的干预作用？

二、残疾后的特殊心理对记忆的干预作用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史铁生以清新质朴的散文笔调谱写出的一曲悠扬而自在的田园牧歌，那里有善良纯朴的“破老汉”和他敬重的老黑牛，有天真烂漫的“留小儿”和她对北京的神往，有好心的队长和他端来的一碗白馍，有绥德的瞎子和他们乱七八糟的说书，有年轻的“我”和“我”喜爱的年轻力壮的红犍牛……难怪孙郁会说：“史铁生最早回忆插队的小说，调子是明快的，虽文字里掩饰不住内心的苦涩，但你可以从其字句里感受到对一种纯净的向往。乡下的苦难岁月，被其以另一种笔墨所描绘着，那其间，有对生命活力的渴望吧？一个丧失了行走能力的人，对曾有过的天真烂漫的生活，自然掩饰不了眷恋之情，不管那一段生活如何艰辛，但纯情者奋斗的历史，是值得回味的。”[⑨]的确，曾经艰辛苦难的体验已因某些心理因素而在记忆中被选择、重组和改写了，但这些心理因素并不仅仅是“一个丧失了行走能力的人”“对生命力的渴望”，它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残疾人对生命力、对自由、对理解、对尊重的强烈渴望和诉求。

（一）对强大力量的渴望心理

史铁生在去陕北农村插队之前曾是一个身材魁梧、健康壮实的青年，即便是他双腿瘫痪后，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也常会惊讶于他上身体格的健壮。徐晓曾说他“有着吸引姑娘们的宽肩膀”[⑩]，姚育明也说：“头一次见面暗暗吃了一惊，他可称得上魁伟，脑袋尤其的大，与逊色的双腿形成很大的反差”[⑪]。然而就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⑫]。残废，首先意味着力量的流失，史铁生的双腿连最基本的站立的能力都失去了，虽然数年之后接受了残酷现实的史铁生不再有重新站起来的幻想，但内心深处对力量的渴望仍是那么的强烈和执拗。史铁生曾坦言：“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⑬]体育比赛，除去技巧之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力量的竞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史铁生是对体育着迷，不如说他是对力量着迷。对力量的渴望和着迷这一心理，在史铁生对知青生活的回忆中产生了明显的干预作用，那就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始终洋溢着的“我”对黄牛特别是年轻力壮的红犍牛的那份特殊情感。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⑭]

史铁生对“清平湾”的回忆不是从那里的山水开始，也不是从那里的人们开始，而是从“牛”这样一个物种开始的，可见“牛”在史铁生心中的地位。对“牛”的回忆和描写贯穿着小说的始终。史铁生饶有兴致地描写了夏天、秋天截然不同的拦牛生活，并不厌其烦地写到红犍牛和老黑牛的种种品性，还不舍笔墨地叙述了“我”在那年春天悄悄促成的红犍牛和老黑牛决斗的场景。在小说的最后，史铁生又饱含深情地感慨道：“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不仅是在史铁生有意识的回忆里，牛占据了中心地位，就是在无意识的梦中，牛也是一贯的主角。史铁生曾颇为迷惑地说：“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⑮]那么究竟为什么“牛”在史铁生的心目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分量，以至于在有意无意的回忆里和睡梦中都充斥着“牛”的身影呢？也许有人会说，史铁生在插队时喂过两年牛，这是史铁生两年来与牛朝夕相伴而结下的深厚情感所致，但我们知道，史铁生是在患了腰腿病后才被安排去和破老汉一起喂牛拦牛的，而在喂牛拦牛之前他应该还有一段不算短的插队生活，他喂牛的时光不见得比他先前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光还要长，那为什么偏偏是“牛”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呢？

对此，我的理解是，其实“牛”在史铁生的记忆里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种，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的象征；是史铁生双腿力量的全部流失刺激了他内心深处对强大力量的渴望，而当这种渴望投射到回忆里，释放在睡梦中，象征着强大力量的“牛”就在驳杂纷乱的旧日景象里清晰而显著地凸现出来了。我们不妨看一看小说对红犍牛和老黑牛的一段描写：

我最喜欢的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史铁生对一头牛的喜恶是以它是否具有强大的劳动力和战斗力为衡量标准的，也就是说他看重的是牛的力量。

（二）对行动自由的渴望心理

这里所说行动自由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与民主、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自由或人性自由等等，而仅仅是指一个健康的人所具有的站立、行走、奔跑、跳跃等基本的行动能力。双腿瘫痪首先意味着腿部力量的流失，但又绝不仅仅是力量的流失，因瘫痪而带来的行动不便和行为受限是紧跟着力量的流失而出现的严重问题。坐上了轮椅的史铁生，即便他可以像小说《足球》里的山子和小刚那样将车摇得飞快，甚至超过自行车，但他也同样要像小刚那样不得不面临可能存在的“台阶”所带来的障碍和沮丧。在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中，“我”的双腿还没有完全瘫痪，还可以拄着拐仗行走，但也丧失了一个健康的人最为基本的行为能力――弯腰伸手。小说这样写道：“为了去捡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竟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也许作为双腿健全的人，我们无法真实地体会到“弯腰伸手”这样简单的动作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困境，也不能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残疾人因行动受限而造成的痛苦和自卑心理。但我们可以想象，双腿瘫痪的事实实际上是将史铁生的生活断然割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在属于回忆的空间里，史铁生是健康的、行动自由的，而在现在和将来的空间里，史铁生是残疾的、受限的。双腿瘫痪不仅意味着生理机能的改变，而且更多的是意味着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改变。当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在他做什么都觉得费力的时候，再回忆起“清平湾”的青春岁月，他所愿意反复咀嚼和回味的当然也就是那可以漫山遍野地与人们一起劳作、与牛群一起奔跑的时光，那样的时光也会被回忆过滤得更加的愉快和悠闲，而当时不堪忍受的劳累和饥饿，也就会在记忆之网的打捞中遗漏了。

如小说中写道：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自然环境的恶劣、农活的繁重、生产方式的落后、劳动力的价值低廉、生活的劳累和艰辛，这原本都是农村苦难叙事的主要因素，也是控诉贫困而悲惨的知青生活的主要内容，史铁生也有过送一早上粪挣得六分钱在北京只够买两根冰棍的对比，但在叙述的后半段，这样的苦难和艰辛却又突变、幻化成了一支悠久、和谐甚至有些欢乐的田园史歌。这不能不说是史铁生的某种心理所参与的对记忆的改写的明显证据。

再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有人捕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史铁生在这里的本意显然是要感慨和赞叹花开花落、虫唱鸟鸣、人兽和谐共处的诗一般的田园景致，但其中一句“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有人捕食这些小动物”却不幸暴露出了生活窘迫的真相――能让“我”惊讶没人捕食小动物的生活已经苦到怎样的地步呢？在“我”的惊讶背后隐藏着的应该是“我”的饥饿感。饥饿对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陌生的词汇，而应是刻骨铭心的体验，但在史铁生的小说中却被如此轻描淡写地掠过了。史铁生也偶尔信笔提到“我”因饥饿而向“破老汉”买鸡蛋吃的事，但对于整篇小说来说，饥饿仅仅是作为一闪而过的记忆中的阴影，很快就消失在欢快而温情的叙述中，或者是作为欢快而悠闲的农村生活中某种可以忽略的遗憾偶尔出现在抒情过后的隐约的惆怅里。如小说这样写道：

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我想，这里所说的“自由自在”与“饿肚子”其实应该是史铁生回顾知青生活时的两个重要内容，它们是同在的，份量也应是相当的，而在史铁生当年真实的插队经历中，“饿肚子”的生理感觉应该要比“自由自在”的精神体验深刻得多，但最后在小说里，却是“自由自在”的精神体验远远超过了“饿肚子”的生理感觉。这样的改变，是由史铁生在写作小说时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心理状态对记忆的干预作用。

（三）对疾病的逃避心理与对美好人性的渴望

据史铁生的朋友说：“刚得病的那几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说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那些人同归于尽”[⑯]。这样的意思史铁生在小说里也流露过，在《没有太阳的角落》中，克俭就愤怒地说：“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还没能在几乎是从天而降的瘫痪的打击中建立起坚定的生活目标和良好的心理抵御机制的史铁生，他曾经经历了怎样痛苦而漫长的生死挣扎，我们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史铁生清楚地意识到，要接受残疾的事实，不能“习惯、麻木和自卑”，要“保留生来的自尊”[⑰]，但在当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瘫痪的事实时，他也愤怒过、自卑过，也是不敢正视现实而试图逃避过的。在阅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史铁生的潜在的逃避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对记忆的选择和重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中，被史铁生有意或无意地滤过或淡化的是有关疾病、疼痛等生理体验的回忆，而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强调或夸饰的则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关爱等精神体验的铭记。

小说中第一次写到“我”的病时是这样写的：“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但也就这样寥寥数语而已，接下来就描写到了陕北的气候：“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刷啦啦’响。”写到这儿作者笔峰一转：“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这里写到了“我”的个人困境，“我”躺在土炕上当然是因为“我”病了，但作者接下来既没有描写“我”当时在病中的疼痛的生理体验，也没有描写“我”在病中又远在异乡应有的孤独感触，而是详细叙述了“队长”端着一碗白馍的到来，叙述了陕北清明时节家家蒸白馍以纪念介子推的风俗，又写到：“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坐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史铁生就这样让浓郁朴实的风俗民情和队长社员们的善良质朴遮蔽了“我”的病痛体验。

小说中再次提到“我”的病是在留小儿央求“我”冬天回北京时把她带上之后：“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但仅此一句，接下来小说就描写了“破老汉”对我的关爱和照顾，因为喂牛“夜里得起来好几趟”添草料，“破老汉”体谅“我”是后生“正是好睡觉的时候”，便替“我”喂牛，让“我”回窑睡觉。“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净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这是小说第三次提到“我”的病，但也仅此一提，接下去写的却是“破老汉”与“亮亮妈”的情感纠葛，“破老汉”是喜欢“亮亮妈”的，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亮亮妈，人可好”，但因为怕留小儿受气，没有“一搭里过”。

小说最后一次写到“我”的病是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这一次仍与前三次一样，提到之后立即调转笔峰，去写一些温暖的记忆：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背后用一条白纸相连。

这是“破老汉”卖掉了十斤好小米才得来的粮票，它在那个贫困的年月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虽然它在北京不能通用，但它带给“我”的又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而小说中的“我”每每也就是凭着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慰藉而与残酷的命运进行着不懈的抗争。

吴俊曾经指出：“残疾者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痛苦，其实是一种被弃感――一种被所属群体和文化无情抛弃的精神体验。”[⑱]如果真有这样一种被弃感，史铁生在回顾知青生活时，曾经与队长、破老汉以及村民们相互理解、体谅、关爱的那份和睦当然会成为最明亮最耀眼的部分从记忆的深处浮上来，而曾经的劳累和饥饿也就会成为晦暗而沉重的部分沉下去，不再被关注。小说中的“破老汉”则是史铁生在回到北京、双腿瘫痪、受尽了白眼和嘲讽之后，塑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陕北农民形象，在他身上凝聚着诸如勤劳、善良、大方、纯朴、达观等等美好的人性，我想，与其说这是史铁生的知青记忆，不如说是他的现实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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