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健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小说《大秦帝国》所体现的“秦家店”的核心价值在当今是反启蒙、反现代的。批评《大秦帝国》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强国”观念，颂“秦”挺“法”，崇拜暴力和强权，否认人道主义，否认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以及科学精神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大秦帝国》；核心价值；反动性

一、我为什么要再次回应

这里说的“反动性”，是指一种反启蒙、反现代，对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潮。这种“反动性”弥漫在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的心里，也往往表现在言论、文章和一些文艺作品中，以“秦家店”核心价值对抗民主、科学的精神。《大秦帝国》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是相当低劣的。在歪曲、伪造历史方面，它的作者比金庸走得还远，但在艺术描写的功夫上又远不及金庸。读金庸的小说不是为了学历史，而是从人物、故事中得到消遣、得到娱乐。读《大秦帝国》既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又得不到人物、故事欣赏的愉快，识别力差的读者还可能接受一些思想的毒素（如暴力崇拜等）。文学界和学术界对它的冷淡是应该的。但是由于2010年年初，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报》把它推出，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我就在《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与博士生高子文的对话，对它提出批评。

此后不久，看到了作者的反驳文章。本来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因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小说作者孙皓晖把晚出很多年的秦朝文化说成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无须争辩。可以说，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中国人不屑与他辩论。过去在对中国文化源头的讨论中，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争论，陈辽的批评文章（《创作理念的误导，作品自诩的反差――评<大秦帝国>》，《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是再辩论下去，学术界要嘲笑我们了。不过，说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是观念荒谬造成的无知与愚昧，还是无知与愚昧造成的观念荒谬，倒是值得深思的。作者是否在用文化源头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来为后来的专制寻找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文学报》接下来却又登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对小说进行吹捧。其中，一篇是吹捧秦始皇的（李衍柱《嬴政：“中国的恺撒”》），一篇是讨伐《大秦帝国》的批判者李建军的（程步《四十年不散的阴魂》），这些颂“秦”挺“法”的文章重复着“文革”时期“评法批儒”的老调，宣扬“秦家店”以皇权专制、暴力崇拜为核心的反现代、反启蒙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极为恶劣，这就不能不引起关注了。《大秦帝国》伪造出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秦帝国”[①]， 否认秦王暴政的历史事实，鼓吹“铁血”之“强力”，充满文化民族主义的喧嚣。而《文学报》，作为一份严肃的报纸，居然一而再地对它进行吹捧，而且不发表任何反对的意见，令我十分吃惊。考虑到当今中国思想斗争的现实，尤其是考虑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我更觉得应该对颂“秦”挺“法”的思想倾向予以批判。

2010年下半年我读到温家宝总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他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强调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以及科学精神这些普世价值对中国当前改革的意义。并且，他强调走向自由、民主，走向现代文明是一种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浩浩荡荡，正如孙中山所讲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当前的现实要求和人心所向。那么，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关注人们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现，《大秦帝国》颂“秦”挺“法”，从根本上说，它的思想是否定普世价值，对抗现代性，对抗当代意识的。李慎之曾在他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作了区分。“传统文化”指的是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成果，如“经、史、子、集”中的各种著作，纷繁复杂，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可以在区分之后，加以批判地继承；而“文化传统”则指的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上面所形成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在民族心理中，从古代一直影响到当代。秦汉以来，“文化传统”尽管过了两千多年，却没有中断。李慎之认为秦朝以来的“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绝对地抛弃。秦朝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正源所在，但它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上倒确实作了系统化的“奠基”工作。小说作者对秦的大加颂扬，在客观上加入了对中国未来改革道路的论战，而他所加入的这一方恰是支持专制主义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专制主义的思想对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大秦帝国》的批儒立场，在当前“儒学热”、“国学热”已经引起国人十分反感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到一些读者的共鸣。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会通向皇权专制主义，尽管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很不一样。儒家的出发点是“人”，但它的“礼”又是“治人”的；而法家则更偏重治人之“法”与“术”，把人作为试“法”之工具，作为为统治者制造政绩的材料。权谋与暴力是法家的看家本领。后来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合流，共同支撑皇权专制主义。相比之下，儒家学说中与现代民主相通的因素要比法家多一些。《大秦帝国》颂扬法家，却不辨析法家思想中所含的专制因素（法家之“法”绝不等于现代法制），也不辨析儒家思想中的积极价值。小说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丑化是极为恶劣的，暴露了作者从“文革”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仇视理性、仇视知识分子、仇视自由和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不仅把孟子写成一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且极力矮化和丑化其人格。而事实上，孟子在儒家思想家中是最具有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一位。我曾在《春末随笔》（《钟山》，2004年第4期）中谈过孟子思想在今天的意义。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十分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踞高临下，藐视权贵，正气凛然，这话孔子说不出，今天很多人也做不到，真是了不起。朱元璋为此把他请出了孔庙，还下令对《孟子》作了删改。从专制统治出发，独裁者朱元璋感受到了孟子思想，也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对他的威胁。

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应该对《大秦帝国》再次予以质疑。

二、历史主义不是根基是陷阱

喜欢放过历史罪恶、不愿接受历史教训的人，或者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总喜欢搬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孙皓晖反驳文章的题目叫做《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也把历史主义搬了出来。这个题目本身就不通，“历史主义”只是方法，而怎么能是“根基”？即便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主义”也并非完美。我最近刚读了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一篇演讲（《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文汇报》，2010年9月25日），他正好回答了孙皓晖的问题。俞教授不一定看过孙皓晖的文章，但令我想不到的是，文章的针对性却很强。我非常同意俞教授的观点，因此引用他的说法来回答孙皓晖。

俞教授认为，历史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历史起点和历史过程的崇拜。就源头崇拜来说，孙皓晖不可谓不坚决。但他恰恰是在这里被历史主义的陷阱困住，出了个大洋相。他居然把晚出的秦地文化说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历史主义的源头崇拜本身就有问题，而孙皓晖连这个源头都弄错了，真是错上加错！说到对历史过程的崇拜，《大秦帝国》的作者也犯了他在源头崇拜上犯的同样错误，他对秦统一六国的全部历史过程的描述，连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都达不到。如书中所写的六国分秦大会这样的大事件，全是对历史的伪造，还奢谈什么历史主义！连《史记》等多年传下来的典籍的记载都推翻了，还谈什么历史主义！俞教授指出，所谓客观性就是人们认识的普遍性，至于那纯粹的历史的客观性是找不到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史料，接近历史真相。从这一点来看，对秦国历史的记述，司马迁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大秦帝国》的作者以及这个小说的吹捧者们，却一致认为司马迁不可信，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历史资料，而是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做翻案的文章，最终目的是将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极度地加以美化。在虚构历史时，他们主要是用了文革当中“评法批儒”的一些观点。他们喜欢引用毛泽东晚年颂“秦”挺“法”的一些说法，须知那是为了推动“文革”而发表的一些并不正确的说法。今天，对“文革”、对毛的晚年的错误，中共已经公开做了决议，无须再做什么翻案文章了。

俞教授讲的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历史的虚构和历史的泡沫非常感兴趣。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是将一些通俗的情爱故事插入历史，以激起阅读和观赏的兴趣。但那些都并不是历史。他举了金庸的小说作为例子，金庸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好好研究历史，在他的小说中，历史都是虚假的，都是传说和虚构。尽管如此，大众却很喜欢。事实上这是打着历史的旗号，给人以一种“历史感”与“陌生感”，以吸引读者。我曾谈到，《大秦帝国》这个小说在艺术上很粗糙，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评法批儒”的论文，一部分是武侠小说。所以整个小说结构很松散，充满了大量的历史泡沫。例如写嬴渠梁（秦孝公）去神农大山墨家城堡那一段，纯属“关公战秦琼”式的编造，嬴渠梁（秦孝公）既不会出现在那里，墨子更不可能见到他。作者对墨家弟子的描绘，完全是用了武侠小说的手法，他们被描绘成一个武林帮派，与历史距离很远。《大秦帝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白雪，也是非常缺乏真实感的，对她的虚构只是为了替商鞅的“寡情”作辩护，同时把言情纳入作品，增加感情戏以吸引读者。但在这方面作者的才华又远远不及金庸。金庸的小说只是借用了“历史”的背景来描绘他的武侠故事，他并不以展现历史，评价历史，甚至去寻找什么文化源头为目标。因此，我们不需要写文章和金庸商榷元朝的、清朝的历史的评价问题。但孙皓晖不同，他不把自己的小说放在一个纯虚构文学作品的位置，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为历史辩护的文本，以此改变人们对秦朝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尽管在序言中作者洋洋洒洒地表达了他对重新描述与评价秦朝历史的野心，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最多的还是对历史泡沫的崇拜与对历史的大肆伪造。

历史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某些历史“实事”的“厌倦”。他们往往会有意避开与当前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虚假的历史泡沫他们那么感兴趣，但对“不方便”的东西却厌倦，要把它避开。俞教授举了“大跃进”的例子，当时的那种主观唯意志的种种“革命”创举，饿死了几千万人，今天那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们就不愿意再提及了。这叫做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大秦帝国》在对待“焚书坑儒”这件事时，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态度。原本重要的史实被作者轻而易举地带过了，“焚书”之事只是在根据李斯的意思而颁布的所谓《文治整肃令》中加以简要地评析。小说对焚书的状况与当时知识分子及百姓的生存环境不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却把重要的篇幅用在对所谓的儒家弟子密谋策划复辟的详细的虚构中。秦始皇的“坑儒”因此而显得像是一个正义的举动。“焚书”之事关系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在任何时代都绕不开的问题，但显然作者大感“不便”，于是有意回避。在小说中，他把这几章的标题定为“铁血板荡”，“铁血”这个词让人非常自然地想起了德国的法西斯。更为荒诞的是，作者在文章中声称秦没有暴政，认为秦的政治非常公平合理，这是对基本史实的逃避。讲到战争时，他甚至认为很多国家被秦国统一时都是和平解决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这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孙皓晖以为是“根基”的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不与“当代意识”相结合，它只是一个陷阱。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主义的意思是，一切发生过的事都是有道理的，否则不会发生。但从当代意识看，可以对发生过的事作出不同的评价。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当我们描述和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时，我们的思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过了当代意识的过滤的。历史主义告诉我们，不懂历史就不懂今天。但是当代意识告诉我们，不懂今天就不懂历史。这两句话加在一起才是比较完整的理解历史的途径。如果我们把现代启蒙运动确立的一系列以自由、民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抹掉，那就回复到前现代、前启蒙的蒙昧状态中，如果这样，《大秦帝国》自然就畅行无阻，大受追捧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当代意识是看不懂历史的。《大秦帝国》的作者和吹捧者们，我觉得他们正是在这方面缺了一课。我本人也缺这一课，愿与他们一起补课。

反过来看，小说作者缺乏当代意识，那他是否就是一个书呆子呢？是否他真的是在寻找客观、真实的历史呢？又不是。如果他真的尊重历史的话，那他应该会相信《史记》等典籍的记载，相信历史资料记载的暴秦的史实。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倾向，或者说，他受到了一些反现代、反启蒙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意识是指一种引导人走向现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孙皓晖的主张与此恰恰相反。他在《大秦帝国》序言中所暴露的文化观念是反人道、反现代、反启蒙的。“爱国”是一个中性价值，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希特勒也鼓吹“爱国主义”。在皇权专制者的心目中，朕即国，爱国就是爱统治者！小说作者甚至鼓吹一种十分荒谬的“文化出身”论，认为谁找到自己古老悠久的强势文化源头，谁就在国际上有“发言权”。其实并非如此。美国现在很有发言权，它的文化的本源在哪里？即便找到也很年轻。日本的强盛是起自明治维新，似与“文化源头”无关。这种“文化出身论”是非常荒谬的。而在这种“文化出身论”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它试图用“文化源头”上专制主义的合理性来证明当今专制主义的必要性。

三、暴力崇拜和国家主义

《大秦帝国》作者一再强调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这一点。他心目中的强势并不是指真正文明上的发达，而是指在统一的文化下的某民族能打仗、能农耕，通过暴力来达到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势。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暴力崇拜。法国当代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描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信仰暴力，认为唯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他认为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往往并不更好，反而更坏，不能迷信一种新的政权就一定是好的。放在秦朝这个具体的政权上来看，如果秦真如孙皓晖所说的那么好，那它就不会那么短命了。回到战国历史，在当时的七个国家中，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来看，秦国的文明程度比齐国、魏国都落后得多。而秦国以一个弱小国家，通过商鞅变法提高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后通过暴力击败了先进国家。我曾说过，“地处西部的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之国，它以暴力与恐怖强国，又以暴力与恐怖灭了六国。虽然实现了大一统，但也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的黑暗时代。”（《“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序张光芒著〈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过一个思想家，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孙皓晖在历史逻辑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秦国统一了六国，所以它是先进的，继而要寻找文明的源头，就从秦文化中去寻找。事实上，法家文化源头并不在秦。就像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付诸实践，取得了胜利，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从文化源头上说，只能到德国或英国去寻找，而不能在俄国寻找。要寻的话，也只能从俄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那些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变了味的文化因素。读读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在秦文化是否是中华文明正源这一点上，同样如此。七雄决战秦国胜，但中华文化源头并不因此就在秦。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这一点，马克思有过精彩的论述（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过去我们常常庸俗地理解了历史的“进步”问题，例如物质和精神之间有联系，互有影响。然而经常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文化落后的国家民族却打败文化先进的国家民族。秦国的胜利，就是这样实现的。类似的事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满族入侵建立了清朝。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强国的模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是否仍可行，很值得怀疑。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肉搏了，而是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的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搏斗。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仅有激情和斗志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很难再取得胜利。从道义上讲，我们更不希望落后的国家通过战争来实现对文明国家的统治。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统治的结局只有两个，其一是在文化上反过来被征服，如罗马和满清；其二就是秦国这样的二世而亡。孙皓晖拿历史上落后战胜先进这样的例子来鼓吹暴力，就可以看出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对弱秦称霸的描述和颂扬，完全可能被读者对应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现实上。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现在又正处于强势崛起之中。按照《大秦帝国》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理解：“等我一旦强大，我就要用暴力把你吃掉。”这样的想法在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很令人担忧。他们的言论为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一切专制主义者总喜欢以“集体”、“国家”、“民族”的名义，推行统治者的个人（特权小集团）的意志，剥夺人民大众的权力和利益。暴力崇拜也往往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孙皓晖在他的回应文章中说：“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这里我们要指出来两点：一，秦朝所发动的统一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防御战争？二，秦朝所修筑国防工程，以及同时修筑的秦始皇陵墓，究竟是来自一个专制君主或专制集团少数人的意志，还是来自所有民众的集体意见？孙皓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差别吗？难道在一种国家主义的旗号下，使用暴力就显得很正当吗？这里面的问题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究竟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考虑，还是在为实现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考虑？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有没有发言权，人民有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所谓的民族振兴和无数民众的死亡，这之间的代价是怎么算的？以生命为贵，以人为本，还是以国家的进步为上？如果大多数民众受苦受难，那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按照《大秦帝国》对秦朝的理解，陈胜吴广当时的起义就是破坏了国家和集体了。对于这一点，小说作者只能回避，他不好提这个事。因为毕竟陈胜吴广的起义的正义性还是被大家所承认的。

结 语

总之，《大秦帝国》是一部歪曲史实、伪造历史的“神话”，它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强国”观念，颂“秦”挺“法”，崇拜暴力和强权，否认人道主义，否认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以及科学精神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观。持有这种文化立场的人，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日等）一般来说都是些被称为“极右派”的人，如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在中国，却有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人，成了这种“强硬路线”支持者，无疑，《大秦帝国》的作者在精神上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但他似乎觉得反对“普世价值”很不得人心。因此，他在反驳批判者的文章中，把批判“普世价值”的话语改为批判“绝对精神”。然而，“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概念，它帮不了这位小说作者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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