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述》一书中曾指出，1934至1936年间，浙江大学发生了两次驱除校长郭任远的学潮。学生的口号是：“要学者，不要党棍！”之后蒋介石听取陈布雷的举荐，要著名学者、绍兴人竺可桢来当校长。当陈布雷动员竺可桢上任时，竺可桢提的三项要求中，其中有一项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因为他了解到浙江大学自程天放任校长之后，国民党部中人挤入学校，使本来独断的郭任远陷入完全的被动，所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又说：“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

1940年代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效法德国纳粹”，再度发展大学教授和学生入党，在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甚至在国民党的高级党校“中央党政训练班”（简称“中央训练团”）中（1940年3月至1945年5月，共31期），也要求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参加。竺可桢、郭斌�、华罗庚等著名的校长、教授都受到过“训练”。这种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主旨的训练，意在使党化教育进入大学。

“中央训练团”的“党政训练班”的实际主事者即“总教官”为前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此时的宣传部长王世杰。但背后更大的党政依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组织部。这自然与1938―1944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有直接的关联。朱家骅不做组织部长，他又移位到教育部长，党化教育的路数不仅未变，反倒是更加强化。可以明显看出，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中央组织部的权力先后在两位浙江吴兴人手中。王世杰、陈立夫、朱家骅虽分别留学英法、美国、德国，却没有能获得欧美大学教育的自由、独立办学的真谛。强制性要求大学校长、院长、教授入党和参加“党政训练班”的作法，完全是陈立夫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的工作“经验”的重复使用。是对校长、院长、教授的党内组织化控制。

据王奇生教授《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所示，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中，黎锦熙、陈寅恪、伍蠡甫、熊庆来、萨本栋、金毓黻、竺可桢、王星拱、朱光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等16名最为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赫然在列。2013年6月王奇生教授到台湾讲学，我与其联系，得知他仅抄回这16位。随之我又请符杰祥博士从台北找回这份《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98人的抄本：

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

中央政治学校  萨孟武、赵兰坪、寿勉成、罗刚

中央大学  顾毓�、戴修瓒、周鸿经、许心武、许恪士

西南联合大学  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华罗庚、贺麟、陈雪屏、姚从吾

武汉大学  王星拱、朱光潜、杨端六

浙江大学  竺可桢、吴文晖、张其昀、李相�

中山大学  金曾澄、邓植仪、陈安仁、崔载阳

交通大学  李熙谋、钱用和、罗忠忱

西北大学  刘季洪、陆懋德、杜元载

同济大学  徐诵明、邓瑞麟、叶雪安

东北大学  臧启芳、金景芳、金毓黻

四川大学  周厚复、方文培、黄建中

暨南大学  何炳松、周宪文

湖南大学  胡庶华

厦门大学  萨本栋、陈德恒

云南大学  熊庆来、伍纯武、鲁冀参

广西大学  李运华、雷沛鸿

中正大学  萧蘧、罗廷光

贵州大学  张廷休、李光忠、张丕介

河南大学  张广舆

复旦大学  章益、伍蠡甫、卢于道、吴南轩

重庆大学  张洪沅、何杰、冯简

英士大学  杜佐周、丁求真

金陵大学  陈裕光、章之汶、罗倬汉

大夏大学  欧元怀

燕京大学  陈寅恪

岭南大学  李应林

齐鲁大学  汤吉禾

中华大学  陈时

华西协合大学  张凌高

福建协和大学  林景润 林希谦

上海医学院  朱恒璧

中正医学院  王子�

国立师范学院  廖世承、孟宪承

西北师范学院  李蒸、黎锦熙、齐国�

女子师范学院  谢循初、任培道

社会教育学院  陈礼江  童德富

西北工学院  潘承孝  萧连波

贵阳医学院  李宗恩

江苏医学院  胡定安

湘雅医学院  张孝骞

甘肃学院  宋恪

西北农学院  邹树文

北洋工学院  李书田

共计九十八人

通过查证他们当时的身份，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几乎都是校长、院长或最为著名的教授。顾毓�为中央大学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分别是南开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46年姚从吾接替田培林出任河南大学校长，1948年开封城被围时，他奉教育部令，带领几千师生将河南大学迁至苏州。据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一文所示，贺麟、陈雪屏是1941年由姚从吾推荐入党的。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校长。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金曾澄为中山大学校长。李熙谋为重庆交通大学教务长。刘季洪为西北大学校长。徐诵明为同济大学校长，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同学。臧启芳为东北大学校长。周厚复为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黄建中为四川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何炳松为暨南大学校长。周宪文为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胡庶华为湖南大学校长。萨本栋为厦门大学校长。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李运华为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为前任广西大学校长。萧蘧为中正大学校长。张廷休为贵州大学校长。张广舆为河南大学校长，此前曾任福中矿务大学校长（后改名为焦作工学院）。张凌高为华西协和大学与迁蓉（南京中央大学医学系、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的五校联合大学校长（故称华西协合大学）。章益为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先后为清华大学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杜佐周为英士大学校长。张洪沅为重庆大学校长。陈裕光为金陵大学校长。欧元怀为大夏大学校长。李应林为岭南大学校长。汤吉禾为齐鲁大学校长。陈时的父亲陈宣恺为中华大学创校校长，父亲死后他继任。林景润为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朱恒璧为上海医学院院长。王子�为中正医学院院长。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李蒸为西北师范学院院长。齐国�为原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为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陈礼江为社会教育学院的创院院长。潘承孝为西北工学院院长。李宗恩为贵阳医学院院长。胡定安为江苏医学院院长。张孝骞为湘雅医学院院长。宋恪为甘肃学院院长。邹树文为西北农学院院长。李书田为北洋工学院院长。

这里仅以竺可桢入国民党和陈寅恪对待顾颉刚“献九鼎”为例，看“最优秀教授党员”的实际心态。

1938年5月30日，竺可桢拒绝了张晓峰（其昀）、陈叔谅（训慈）带来的陈布雷要求他加入国民党的手书，并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理由：“因上月代表大会后，党中有改组之意，其中有一办法，即拉拢教育界中人入党。余谓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此趋之者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陈叔谅是陈布雷的弟弟，他和张晓峰都是竺可桢在南京高师执教时的学生。1939年3月8日，竺可桢再次拒绝了张子明要他填写申请书加入国民党一事（“今晨张子明以国民党入党书嘱填。余告以已经蔡先生函立夫调余回院，至于入党一事容考虑之，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

竺可桢1943年4月12日被要求到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的“党政训练班”。他在4月17日的日记中记有：“填《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志愿书》。以53岁之人而入青年团，使人有老少年之感。盖余初未〈出〉[入]党，青年团乃预备党员。既经被选为监察，自亦不能不为团之一员。”这里竺可桢特别强调他事先“被选为监察”的事。

在1943年5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下午有中央训练团谢光平来，嘱余填入国民党志愿书。现大学校长中只余一人非党员，而实际余于日前开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监事联席会议时宣誓入团，故实即等于入党。今日填就交去。”抗不过去，只好应付――在1944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寄陈叔谅入国民党申请书。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但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极。”8月24日，他便收到陈叔谅寄来的编号为“国民党82282特字党证一纸”。

此时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曾在国外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从这些校长、院长和知名教授的学校分布来看，不论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被党化教育渗透。这也是教育部长和组织部长可以向国民党党中央炫耀请功的资本，同时也印证了冯友兰所说的“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这明显是一项强制的行政措施，将党员身份与大学校长、院长的行政职位绑到一起。尽管已经去世的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办教育当校长不是做官，但此时与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的却首先是校长和院长。

这些“最优秀教授党员”中，黎锦熙、陈寅恪、孟宪承、杨端六、何杰、冯友兰、胡刚复、戴修瓒、邓植仪都是教育部的部聘教授。

当然这其中有的教授是被人拉进去，代写代交入党申请书的。在竺可桢去重庆参加“党政训练班”时曾一度任浙江大学代理校长的郭斌�，是1939年8月在广西宜山入党的，他说“入党手续是张其昀在重庆代我办理的”。而竺可桢的日记中也清楚记录了自己如何被陈布雷兄弟拉入国民党的。事实上，他是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陈布雷兄弟为难，因为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是陈布雷（郑晓沧先向陈布雷推荐）亲自向蒋介石举荐的。他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还不忘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嫌恶憎恨”，和对国民党中人效法德国纳粹的“深恶而痛极”。他甚至还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政府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言论自由”。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原北大校长蒋梦麟约他们五位院长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没有表示反对的冯友兰几天后果然收到了党证。

由竺可桢的入党经历和冯友兰的描述，基本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教授或校长入党是动员、号令下的集体行为，多数并非自愿申请加入。

再说陈寅恪，他曾为王国维之死写下学者的坚守之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又专程到重庆，就为投胡适一票，推举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说是因有胡适才可以保持学术自由；在1949年以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仍公开表示不宗奉什么主义，不写颂诗，此时成了国民党“最优秀教授党员”，自然也是“被最优秀”的了。因患严重眼疾，两次手术失败，视力低下，写字都困难的陈寅恪能自己填写入党申请书吗？是谁替他办理了入党手续？被“最优秀”时，陈寅恪是否知情呢？在有的教授看来，“最优秀教授党员”是项至高的荣誉，可竺可桢、陈寅恪对此却未必视为“荣誉”。陈寅恪早在1936年致傅斯年的信中就明说“弟好利而不好名”。因为陈寅恪此时对蒋介石并不像顾颉刚那样有“献九鼎”的热情，甚至还对顾颉刚的行为表示“惊怪不止”。1943年12月18日竺可桢在重庆与当年复旦公学读书时的同桌陈寅恪相聚后，日记中记有：

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需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顾颉刚所撰写的九鼎铭文如下：

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万邦协和，以进大同。

此时顾颉刚为自南京西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兼任1942年3月中央组织部成立的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部长朱家骅任主任委员），（后为从法国师从伯希和读书归来的韩儒林）和中央党部秘书处主办的《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社长叶楚伧）。大学党部及工矿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受朱家骅之请，和孔祥嘉的劝说，他于1943年1月28日作《九铭鼎文》，“中央社讯”以《铸九鼎呈献总裁》为题引用，刊于1943年2月27日的重庆报纸。

上引报纸上发表的铭文与1月28日他日记中写到的有四字出入，两句顺序变动：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

刘起�为中央大学历史学的学生，深得顾颉刚的赏识。他帮助顾颉刚记录课堂讲义，并参与顾颉刚的文稿整理，所以顾颉刚把鼎铭的起草之事交给了他。

此事一经报纸渲染，立即招来了社会的批评。对于来自多方面的嘲讽，顾颉刚在1943年5月13日的日记中为自己鸣不平：

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

他所说的公务员是指自己当时在政府的那份兼职。因为顾颉刚个人与朱家骅私交较好，生活、工作等多方面曾得到过朱的关照。而且二人的老家吴兴与苏州因太湖相连，二人成为“一湖之友”。他在1943年2月23日给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刚伯的信中曾说：“十五年前，弟在中山大学，因骝先先生之庇护，做事甚为顺利。”在重庆的这些兼职，也是朱家骅给他的，为此，他曾代朱家骅写过多篇文章。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蒋介石还真的无力一言九鼎，而顾颉刚自己却赶上了另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时代。当然，献九鼎的事也让顾颉刚在1949年以后吃了不少苦头。他在1967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静秋要我将为蒋匪作《九鼎铭》事写出我内心的希望。然彼时我对蒋匪实已稔其恶迹，绝不存私人希望，不过却不过孔祥嘉之话，做一篇应酬文章而已。”

他在1959年3月28日参观韶山冲时，曾给妻子张静秋写信，附有他的即席赋诗（五分钟之内写出的一首诗）：

刘邦还乡时，引吭歌“大风”。

这风是化国为家的私风，

到了逍遥津，汉家的寿命合告终。

毛主席还到这故乡来也该歌“大风”，

这风是根本压倒西风的东风，

它吹起了亚、非、南美火熊熊，

帝国主义路途穷，

世界行将化大同，

功德万世长崇隆，

长崇隆，长崇隆，

光辉照彻全宇宙，

亿兆人来瞻礼韶山冲。

两者对比，一个文言，一个白话，前者比大禹，后者比刘邦。顾颉刚1949年之前诗作多是古体，现如今也改写白话新体了。

顾颉刚在“九鼎铭辞”这件事上的表现的确也有前后矛盾之处。这从他早年的书信和1926至1927年给胡适的信中就可以看出。

事实上，顾颉刚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对学校的党派活动产生反感，认为党派发达，事业堕落。他在6月17日致叶圣陶的信中说北京大学里边“党派纷歧，死雠固结，排抵强烈”。因为“人多易结党派，有党派则无论如何的真诚必受排抵――北京大学人多，所以致此”；“成立久远之机关，新旧党派间无从调和――北京大学有廿余年的历史，党派固结，无从解散”。

他在1919年7月25至26日给殷履安的信中表示：“现在事业最发达的，就是党派最得势的。其实发达的，只是党派，何尝是事业。党派一天天的发达，事业便一天天的堕落。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真正要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我既经有这样的觉悟，以后寻起事来，若说迁就党派，以分‘一杯羹’，自问良心何在。”

1926年3月16日，顾颉刚致信胡适，说北京大学“校中党派意见太深，在极小的地方倾轧得无微不至。和旧家庭的妯娌姑媳一般，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可至悲观。和前数年之北大颇有革新气象者大不同了。我虽不加入漩涡，但看着终觉头痛。将来有机会，颇想舍之他去”。

1927年胡适在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派政治主导社会变革。他准备回国前，便收到顾颉刚2月2日写来的信，其中有一事请求胡适：“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做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国民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又感到这一次的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级社会的革命，这一次是民众的革命。我对于他们深表同情，如果学问的嗜好不使我却绝他种事务，我真要加入国民党了。先生归国以后，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倡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在政治上，不能不先顺从了民众而后操纵民众。现在民众服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努力于主义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至于虚心、宽容、研究、观察，这原是说不到的。我们对于他们，也应当加以谅解。这几句话，是我的恳切的请求，希望先生容纳。”4月28日，顾颉刚又致胡适信：“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颉刚还说：“从此以后，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好政府主义下的人物的政治试验，久已为世诟病。如果先生再发表政治的主张，如果先生再从事于政治的工作，无论内容尽与好政府主义不同，但是天下人的成见是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所以我敢请求先生，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固然他们未必尽是坏人，但他们确自有取咎之道；而且先生为了他们牺牲的名誉这样多，在友谊上也对得起他们了。”胡适听进了顾颉刚的话，回国后真的在言论上收敛了一年多。

1943年积极参与献九鼎的顾颉刚，到了1946年，开始有意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他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三次矣，每次必招，予未一往，予诚不能党也。”

当然对“党化教育”能够保持抵抗的大学教授也有许多。有人成为“最优秀教授党员”，但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反对党）之外自然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抵抗和反对“党化教育”的“第三势力。作为一校之长，针对北大的办学作风，胡适有他自己的考虑和主见。1945年9月，胡适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自美国动身回中国前夕，他的学生罗常培便写信给他，建议他“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应该把北大恢复到当年蔡先生的自由主义的色彩”，因为这些年政治情形糟糕，教育也难办，且使一班青年裹入党争的漩涡，“根本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并声称“我们这班北大出身的，都能保持自由主义不屈不挠的传统”。因此主张“我们固然不容CP、CY公然横行，同时也不容教授兼办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希望胡适个人“也不要为过去的感情所左右，仍望保持超然、自由、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因为罗常培也是被朱家骅（骝先）拉进国民党的。他在1945年2月10日致胡适的信中曾说：“我虽被骝先拉入国民党，但我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有我在各报发表的星期论文可证。”

留下来不走的，或走了又回来的，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持不倒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未能幸免，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整死，如冤死狱中的张凌高。判刑12年，缓刑2年,随即死掉的陈时。自杀的林希谦。“文革”被毒打至死的寿勉成等。

事实上，1949年以前的一些“最优秀教授党员”，如朱光潜、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在1949年以后，积极改造，大会小会、大报校刊彻底自我检讨，洗心革面，大写颂诗――换一个政党，仍然要积极“优秀”。这让没有改造好，或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吴宓自叹不如，以至于他流落重庆的西南师院不愿意回北京，他是怕自己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

华罗庚的政治热情与他的数学智商一样高，1949年以前和之后的表现不只是惊人的相似，而且是如出一辙。真应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那句话。我如此表达没有贬义，只是一种客观的叙述。1926、1942年两度加入国民党的华罗庚，是自己积极要求到重庆上“党校”（“中央训练团”的“党政训练班”）的。据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246页所示，华罗庚在昆明给重庆的朱家骅的两封信中有这样的坦诚：

骝先部长先生赐鉴：

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尤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

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

1958年3月6日，中国科学院四位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向党表决心”，“把心交给党”[48]的事，以《科学院四位副院长向党表决心》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这是反“右”之后对知识分子党化教育的一波新的高潮，伴随着大跃进的步伐，中国科学院两位副院长，李四光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1岁高龄的竺可桢1962年6月4日成为中共党员[49]。据《竺可桢全集  日记》第16卷所示，他1961年响应党接受一批知识分子入党的号召，于秋天第一次交入党申请书。1962年5月26日交入党志愿书，6月4日被批准为预备党员。1963年7月7日“写请转为正式党员申请书”，12月14日转为正式党员。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竺可桢、李仲揆（四光）、钱学森。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竺可桢都要在日记中做纪念标记。

华罗庚先生

据王元《华罗庚》一书所示，这事刺激了华罗庚。1963年以后华罗庚持续要求入党，他说：“我曾于1963和1967年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50]直到1979年6月13日才获批准。为此他给邓颖超写有《破阵子》一词表白，其中有：“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51]“不致徒为挂名党员”与“不负党员名”，词意都相同。

据王元《华罗庚》一书所示，早在1964年初，华罗庚曾给毛泽东写信寄诗词，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其词《西江月》曰：

森森白骨堆中，

是俺生身所在。

皮囊纵然百般改，

积垢依旧深埋。

妖兴易受蛊惑，

风起障目尘埃。

勤学毛著脱凡胎，

才能入得门来。

同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回函：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肃此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1965年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他，将此前的“先生”改称为“同志”，说“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学术成就本身使他以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同时，他在政治上也要求进步，欲占据政治高地，取得话语权。如果将公德与私情合二为一来看，功名利禄都要，就是要占据道德的高地。这是那个政治第一，党性至上的特定时代，人的全面追求。许多教授、学者想做还都无法做到呐！在当时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让许多人羡慕！只有陈寅恪这种绝对的另类才可能写首诗暗中嘲讽一下，且古典今典深藏不露。

《华罗庚》一书是数学家王元院士写的，客观真实。读到书中引用海外学者贝特曼说“华罗庚在美国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中国之前做的”这句话时，让我又一次惊叹。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1950年3月回国时正好40岁。

竺可桢1950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据程民德言，渠近来已升为清华教授，又谓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而许宝�、张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强均为所动，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泼云。

一个数学家忙于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引起了竺可桢的反感。这和1946年1月17日竺可桢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所说的一样，即梅光迪“喜欢批评胡适之，亦以适之好标榜，而迪生则痛恶宣传与广告也”。

华罗庚在日本参加学术交流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夏鼐在1985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脏病曾发过几次，这次最终仍以此死于异国，悲夫！

改朝换代后，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一切都要顺应新的时代。特别是新的体制下知识分子政策党内党外的差异性原则，导致多数教授都要积极申请入党。当然也有陈寅恪这样的少数派。

（作者授权刊发，此文为增补稿。初稿可见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东方历史评论  201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