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老舍的散文创作

范 卫 东*

（南京艺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南京210013）

内容摘要：本文联系老舍的基督教背景，发现他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淡化了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和幽默笔法，更多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积极建言，这与他心中深沉的十字架意识有关。不过，这种十字架意识的宗教色彩很淡，主要体现为牺牲与创造并举的知识分子使命感，是一种温厚博大的人生情怀，反映了他的创作由冷观嘲世向热情呼吁和积极建设的转变。

关键词：十字架；牺牲；创造

以小说和话剧名世的老舍，认为自己的散文“究非精心之作”[1]，他在齐鲁大学讲授《文学概论》时，谈了“诗与散文的区别”，却以诗歌的创造性为主要论述内容，而对散文讲得非常简略，这些大概都是人们往往不注重研究其散文创作的原因。但老舍一生留下数百篇散文，尤其是抗战期间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或因时间不足无法从事长篇制作，或因文债压头，共写出了一百多篇散文。这些散文，或幽默嘲世，或自述生活之苦，或针砭社会弊病，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渴望中华文化复兴又忧虑重重的心理，留下了他从作家变为社会活动家的复杂轨迹。

散文是作家心灵的记录，抗战时期老舍的散文创作大多蕴涵着一种十字架意识，焕发出牺牲与创造并举的知识分子使命感，洋溢着温厚博大的人生情怀。本文通过散文创作这一窗口，借助其基督教背景考察老舍该时期的文学观念和社会理想有何变化，对他此后的文学道路的影响及其在整个抗战文学格局中的特殊意义。

一

现代中国散文既吸收了欧陆小品随笔的营养，又暗续了古典散文记人记事着重审智的传统，所以不仅演成独抒自我的美文一脉，而且有大量关切世事的载道之作。老舍抗战之前的散文，常常沉醉于优美景物的描写，比如初到齐鲁大学写下的《一些印象》、《非正式的公园》、《趵突泉的欣赏》等，其中描写济南冬天的一部分早被作为美文范本，选入多种语文教材；同时因为他与《论语》、《宇宙风》等杂志的密切关系，创作了不少幽默讽世的小品文。抗战中他担任了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其散文也更多显示出对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在《一年来之文艺》中明确表示：“伟大的时代必须人人卖力”，“枪、锄、锤、笔都有抗敌杀敌的力量”，为此他中断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转向有关抗战的短文写作。既然是为民族抗战鼓与呼，在审美倾向上自然会提倡战斗与牺牲的豪壮之美，而在审智向度上也以热情鼓励为主而针砭抨击为辅。

从老舍早年的基督徒身份来看，提倡牺牲精神和背负十字架的殉难者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他于1922年加入基督教，把教育工作与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后来之所以赴伦敦教书，也是因为这一基督教背景，但“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并不拘于形迹”[2]，他主要是将宗教作为道德修养和灵魂净化的途径，进而呼吁整个民族的牺牲和创造精神。作于抗战后期的《双十》虽然只有二百来字，但完整地表达了老舍的社会理想。他回忆当初在南开中学教书时，把双十节解释为两个十字架，但已洗去基督教的色彩，而强调十字架所象征的牺牲精神和拯救意识。“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二十多年后重提这一理解，他觉得“好不惨然”，毕竟他已经为抗战奔走呼号了七年之久，理想仍在，而实现之日遥遥无期，固然可以负着十字架坚忍地走下去，但那种痛苦也是巨大的，《剧教》、《哀莫大于心死》等文都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像大烟一样有毒的观念和行为。这几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困境，满怀理想和热情却总是要面对一个充满病态的社会，这是其热情与理想产生和持续的源泉，又使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滞缓痛苦不已，所以常常出以尖刻嘲弄的语言，这些情况普遍存在于老舍抗战时期的散文中。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中国散文，虽然强调处处有一个作者的“我”在，却因为新文化运动救世济民的根本宗旨，常于心灵冥思和世相讽喻中显出浓郁的社会批判指向，基督教以为象征的十字架所具有的灵魂自审、道德拯救这些思想因素，影响了鲁迅、周作人、冰心等相当一批作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文学创作。老舍并不是在宗教意义上皈依基督，而是在牺牲自我、警醒民心、激发向上进取热情认同之，既有对自我的审视和剖析，也有对民族文化的病因发现，甚至可以说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某些现代性特征。

写于武汉的《吊济南》冷峻沉痛，和三十年代初老舍描写济南风物的温婉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痛感美丽的城池被废弛委弃，“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着一层灰土。这层灰土下蠕蠕微动着一群可好可坏的人，隐覆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崭新的东西，也没有彻底旧的东西，既令人爱，又使人无法不伤心，因为人们都在敷敷衍衍，“有电灯而无光明，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社会建设和进步是十分艰难的事情，而在战火中挣扎的中国最需要建设和进步，悖反的现实是思考的前提和批判的对象，这种“灰色”是鲁迅、叶圣陶、张天翼等人早就抨击过的，也是许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痼疾，并非老舍的新发现，但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中重加审视，大声疾呼，却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意识。“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3]优秀的散文里必然映现着一个作者的真我，既是其独特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的记录，又往往凝聚了富含时代精神特征的积极性思考。其实，早在1922年老舍与五四新文化比较隔膜的时候，他翻译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就有这样的文字：“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进行，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而非别有洞天也。故从有世以来，未有人民觉悟社会与国际之黑暗，甚于今日者。”[4]抗战既是抵御外侮，也是要重建人类的“真善之域”，对人心怠惰、因循守旧的批评和对积极工作者的褒扬，都是为此目的。

老舍阅读西方近代文学感触最深的是，“健康，崇高，真实”的作品才是真正能够“传久”的，他也很喜欢西方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5]。这种文学价值取向与他在抗战期间的社会活动家角色互为表里。《文武双全》充满希望地写道：“每个人都是文人，每个人也都是武士，每个人都有脑子，也都有热心。这才能成为健全的国民，才能建立起健全的国家。”老舍认为这是“民族气质所应改变的方向”，也是“将来立国的美德的基础”。这一紧追时代的观点使他的诸多散文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倾向，较典型的如《工作起来吧》、《大家都成为英雄吧》、《段绳武先生逝世四周年》等文，极力鼓舞大众的抗战热情，宣扬踏实工作的风气；而此间他自己行程万里赴西北劳军，为“文协”撰写十多万字的工作报告，更足为知行合一的明证。“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6]病弱身躯中燃烧着的激情，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他真正地意识到一个文学工作者在战争中的重荷，所以行文中流出了沉甸甸的份量。在民族面临生死考验之际，知识分子首先要履行的是一个国民的义务，他的写作不能不因此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当梁实秋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提倡“与抗战无关”论时，老舍以“文协”负责人的身份致函国民政府表示反对，这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与审美追求之间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抗战之前的小说对基督教多有涉及，但往往对虚伪的基督教徒采取了讽刺的态度，如伊牧师、牛牧师、柳屯的等，也塑造了一些博大宽厚的殉道者形象，像黄学监、大鹰、黑白李等；抗战要求人们殉国家民族之道，关于《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冠晓荷等人物形象所含的基督教底蕴，已有研究者做过论述[7]，而老舍这一时期的散文更多地体现了牺牲自我以殉国家民族的精神。其他作家也有借助基督精神鼓舞抗战的情况，比如茅盾在桂林时候就创作过《耶稣之死》，但像老舍整个心灵都充满了牺牲的激情和殉道者精神的则不多见。

老舍早年在北京从事教育活动期间，常去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做些社会服务工作，也翻译和写作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与教育的文章，他在兼任“儿童主日学”主任的时候，力主改革，反对搞信仰早熟，“宜讨论如何能以圣经所启示，使儿童有体行之机会”，以伟大人格熏陶儿童，使之成为“普遍完全的国民”[8]。《儿童节感言》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主题相似，表达了对“智”与“勇”的辨证理解，这与他的十字架观念相合，又切近抗战文化需要。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智”而轻“勇”，但“智而无勇，在事实上，往往是眼而不信，谋而不忠，嘴强身子弱，见硬就缩头也”，这是无可讳言的缺陷，矫正之策是教育和培养孩子在面临侵略时，“必须有杀上前去的肝胆与体格”，太平无事之秋“他也须身强志勇的工作研究，尽心尽力为全体同胞谋福幸”。要创造首先意味着牺牲，老舍抗战时期的牺牲之一便是忍受清贫和疾病努力工作，《生活自述》、《病》等文记录了自己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为一家吃饭，今后当勤于写作”，朴素的道白中有自嘲，也不无辛酸，但文章结尾又重新振作起来：“无论如何，我反正不撒手我的笔，直到晕倒不再起来的时候――那便是我的永生。”这体现了背负十字架者的倔强和坚忍，甚至可以视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精神特征。他在呼唤人们的牺牲精神时牢守着文学的立场，如《血点》中的呼吁：“诗人们，别教这伟大时代所激起的热情在讨论中消散了，而应该抓住它，把它从笔尖流出来。”从侧面说明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大时代催生伟大的文学。如果说当初他写《牺牲》是为了讽刺留学归来的毛博士之流崇洋媚外的卑劣行径，抗战时期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牺牲的真正含义。

为文追求自然也就意味着情感真诚不事造作，老舍将自己奉献给抗战的时候常不免因家园沦陷、亲人远离流露出哀伤，这以作于1944年元旦的《新禧！新禧！》为典型。开头就让读者心情沉重：“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抗战前的《想北平》虽然有一丝久别家园的忧愁，却通篇贯穿着一个“爱”字，节奏舒缓，蕴藉着眷顾之意。在重庆他仍然思念着北平，不仅有对那些“带着雪帽的青松，与垂着冰箸的水车”的渴望，还有更多的担忧：“我想念北平的寒冷和风雪，而我的家小也许在风寒雪厚中，在新年的时候，饥寒而死，或被敌人屠杀了。”自然景物的描写已完全消去了诗意，化作一腔悲愤，这使老舍的散文更加诚挚动人，也更能使读者感到侵略者的残暴和民族危机。当叙述到老母逝世，妻子儿女辗转漂泊终于和他在后方团聚，笔调一变，交织着对暴行的愤慨和对家人的温存，并且展望胜利后重返北平的欢乐景象，与儿童们一起玩走马灯和鱼形鹞形风筝，而到那时候每个人都会“回到老家玩起你最喜爱的，教你喜出泪来的事物”。这就拉回预定的以新年气象鼓舞抗战的主题，自己全家曾经历的分离、磨难、团聚和将来的返家，就成为一个民族努力战斗所要驱逐的梦魇和所要追逐的理想。“兴邦起家”，这种温馨的境界与新年的和祥气氛相洽，更寄托了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向往。苦难、牺牲与创造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从现实通往理想的合理思路，不仅支撑着老舍的文学抗战，也激励着读者的意志。

这篇散文的结构和情绪流动很能代表老舍抗战时期多数散文的特点，欲扬先抑，如坝蓄水一样积压情感，然后高昂疾呼令人振奋，即开头往往叙述现实中令人不安的东西，达于极致而唤起读者的同仇敌忾，全文的情绪也由低沉转为激昂，鼓舞性的语言很自然地成为文章的收束部分。

二

散文这种文体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自由自在，体现出与时代声息相应的大我，那是一种豪壮之美，而自述观察生活反观内心之所得，则可以创造一种轻扬或深沉之美；既可描摹世相，又可坦言自己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切体验，富有个性色彩自然就会形成作品的风格。老舍所推崇的风格就是自然，“在散文中差不多以风格自然为最要紧的，要风格自然便不能在文字上充分的推敲，因为辞足达意是比辞胜于意还好一些的。”[9]“自然”道出容易明心见性，抗战时期老舍对于社会前途充满焦虑又屡屡鼓起希望，每谈及自己的生存状况则往往忧虑烦闷多于轻松，这种矛盾当然也不是老舍所独有，但从这位“文协”总务干事的身上，人们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在团结抗敌的旗帜下不可忽视的精神彷徨。

对于以文学为业的甘苦，《文艺与木匠》不仅采用了比较的方式，而且以对子女出路的期望为主题，平易之中寓深意。老舍首先否定了“文章经国之大业”或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科举时代”观念，将文学创作和做木匠等量齐观，同为社会各业之一，他鄙视那种一沾“文”字便觉尊贵异常的狭隘想法，与他在抗战时期强调文学的实际功用态度是一致的，也使他能够清醒地处理文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蹋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这的确是醒世之言。他的态度是：“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这是持平之论，但老舍真正要做的毕竟是文学家而不是“木匠”。在长期流浪异地的团体生活中，工作和写作都难以自主，许多文章都是别人出题他来操刀制作，《自述》和《述志》表现了这种尴尬处境，“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因为许多人都在同样忍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这种生活。“抗战五年来，我不肯去教书，不肯去另谋高就，并不是因为我的写作生活能够使我饱食暖衣，而是因为我要咬住牙，拿住我的笔不放松。这支笔能替我说话，而且能使别人听见，好，它便是我的生命。”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听用”，自称“文牛”，表达了对各种应酬文字涌门求索的不满和无奈，“‘听用’是没有自己的啊。”老舍抗战时期的散文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他在“听用”与独立创作的矛盾中逐渐明确立场，即牺牲自己贡献社会，这有传统伦理的影响，有基督徒献身精神的因子，也与他接受的现代文化熏陶密切相关。牺牲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如果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成全了应酬，既违抗战初衷，更因缺乏独立的空间和时间令他痛苦不安。

《我呢？》就是这种情绪的产物。从题目就能感觉到一种宣泄的冲动，文中的言语使这种情绪明朗化了：“我教别人活在文字中，而自己却天天在埋葬自己，每天的太阳必埋葬在西山后面。随着落日，我又老了一天！我的理想，我的感情，我的精力，都消耗在纸笔之间；那里有美的人，美的景，而我却一天比一天的老丑！”老舍不止一次地提到对《神曲》所创造的那种宏大世界场景的仰慕，甚至曾经辞掉工作专事写作，文学不仅是他谋生的方式，更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即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里的“老丑”可谓自嘲，“无我”才是他真正感到苦恼的，他联想到创造了美丽宇宙的上帝，他得到了什么？“恐怕是空虚和无聊”。强烈的民族感情使他以笔为枪鼓舞抗战，但从一个事实可以看出他对专事写作的向往，1941年夏秋之交，老舍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主要是为创作话剧《大地龙蛇》，因为风物秀丽，良友群集，所以心情非常好，《滇行短记》一文随处可见其快意，也留下了众多文坛人士在昆明的活动轨迹，一旦回到文学和文学家的氛围里，他的文字也变得清新灵动，文学的十字架比起社会工作的十字架来，显然对他有着更强的亲和力。

正因为这种惜时而又往往虚掷时间和精力的生活矛盾，他甚至把时间也看作一个十字架，《过年》表达了对时间流逝而成绩很少的焦虑。从大的方面讲，时间构成了“历史”，对于个人而言，则是“生命活动的记录”，就此展开多方面的想象，人们坐等“太平日子从天而降”和文学工作者等候灵感一样，是在虚耗生命，其价值远不同于牺牲，因为牺牲和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警告自己也告诫世人不要任由时间从一个空白推到另一个空白，而应该珍惜每一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朱自清的《时间》更多地反映一种珍惜生命的哲理，不无知识分子在时间流逝中默察宇宙万象的愉悦感，老舍此文则着眼于抗战时期百废待兴的现实，哲理蕴涵略逊。不过，老舍有时也站到文学之外自省，他不仅多次称自己的文章是“抗战八股”，也警惕着人到中年可能发生的思想凝滞。《联合起来》就反映了这种思考，中年人的生活差不多已入了辙道，“成见像守门的犬，不许生人进来是首要的责任，见不到新友，思想与感情乃寄于过去的事与人，追旧怆怀”，他认为这容易使人陷于没落与无聊，长此以往就要拟制自悼诗文了，积极的办法便是与不同年龄的文艺界人士联合起来，打破成见，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工作各方面努力协作，共同进步。

余英时对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这样评价：“走‘外在超越’之路的西方文化终不能没有一个精神世界为他提供价值的来源。相反地，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的转化反而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10]也有的学者追溯西方宗教改革的历史而发现了近现代基督教与“人的解放”这一命题的内在关系[11]。应该说，老舍和鲁迅等人一样，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是为了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1944年4月17日，“文协”及重庆文化界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作家的生命》，高度评价了老舍的文学创作和对抗战的贡献，并且引用了老舍的话：“我们要做耶稣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勉励文学家象为耶稣施洗的圣约翰一样，“拿出在今日的荒原上大声疾呼的精神，为后代子孙开一条大道”。基督徒的神圣使命感在老舍这里变成了为民族未来开辟新路的责任意识，其实牺牲精神和救世情怀并非宗教所独有，每一个关切人类和自我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在抗战语境中发出类似的思考，老舍的独特处就在于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鼓舞他人，不仅从事具体社会工作，而且努力追求“伟大的心田”、“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文艺”[12]，他的散文就是这种追求最直观的记录。

由于在英国多年生活的经历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老舍的视野比较开阔，常在批评之中提出规劝和建议。《筷子》在《老舍全集》中被归入“幽默”一类，却有着非常严肃的内容，开头讲了个笑话，一个欧洲人根据自己一手持刀一手拿叉的用餐方式，推断中国人吃饭是一手拿一根筷子，这种合理的错误是因为“想象根据着经验”。民族间的误会与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相认识”，而东西方的隔膜也是因为文化差异，所以老舍认为：“文化的宣传才是真正的建设的宣传，因为它会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敬，而后能互相帮忙。不由文化入手，而只为目前的某人某事作宣传，那就恐怕又落个一手拿一根筷子吧。”早期的《英国人》表达了对交往行为理智和追求工作效率的文化传统的尊重，老舍比较客观地评价东西方文化的优劣，目的在于建设本土文化。《批评与偏见》则对西方人的偏见给予回击，老舍认为自己几位交情很好的外国朋友并不是好的批评者，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中国文化，他希望西方人真的了解中国后再来指手画脚，因为，“中国正在改变，需要批评，而批评不能拿空洞的偏见作基础。”相形之下，抗战前的《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也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但语调诙谐，极尽调侃之能事，尤其对西方人臆想中的长袍马褂式的旧中国形象给予了辛辣的嘲笑，这篇《批评与偏见》没有幽默，只有平和的语气和朴实的观点，却显示了更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信心并不代表对现实的乐观，老舍这样的知名人士也感到了大后方的文网森严，不平则鸣，行文中时露锋芒。抗战后期，老舍患有贫血等多种病，因而有多篇以生病养病为题讽刺现实的散文，《病》可作这方面的范文，从自己的贫血说到作品的丑劣，幽默地表示希望得到文艺之神的原谅，然后从肉体的病痛陡然转到另一个方面：“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像个小偷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这自然是咎由自取，可是笔尖就不大好使唤，往往使我由昏而晕，倒在床上，像条出了水的鱼那么不自在。这精神上不健康，我再说，是咎由自取。社会上的一切措施，本来都使我满意，可是我偏偏是多愁善感的人，愿意社会上的一切好了再好，明天比今天还好。这么一来，人家便很容易不高兴我，而我就变成个小贼似的家伙了。”自谴是宗教徒自我净化的方式，被老舍转用为辛辣的嘲讽，这不妨看作对《马太福音》第五章39、40节的反义仿写：“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越是自责，越暴露出文化专制的荒谬，这样也更使读者认识到老舍作为民主主义斗士的坚定立场。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国民党系的《扫荡报》易名为《和平日报》，老舍为此写了《和平》一文，提出“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由此联想到科学、艺术、和平这些属于人类文明的范畴，寓含了对新文化精神的再次发扬：“科学会救我们，教我们不至于遇到危害而束手无策。同时，我们也需要艺术，去培养我们崇高的心灵，丰富我们的美丽的生活。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知道和平，与享受和平。有了和平，人类的眼才会看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设法安然的走到那里去。”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到抗战已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实际上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讨论和设想中，基本上没有成为现实，但这反过来给予人们更大的激情去追求它，现实中所缺乏的东西最容易成为理想的镜像，老舍此文不局限于科学救国的观念，而是将和平建国与民心塑造联系起来思考，以艺术为教育手段，以人的崇高心灵和美丽的生活为归宿，这无疑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其情可感。老舍认为现代中国几十年间的内战是巨大的“过错”，所以抗战胜利了应该“痛定思痛，去为自己与全人类想一想将来的问题，尽一点他对全人类应尽的责任”，这里又隐约浮现出对人类文明趋向大同的向往。负着自我牺牲的十字架历经八年抗战后，他对民主建设和文化进步的希望化作积极的呼吁，基督教的色彩已经基本褪尽，但那种悯人济世的情怀更加深沉。认真阅读老舍抗战时期的散文，再细细体味《四世同堂》等作品，让人不由得想起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热情呼唤：“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13]建国后的《龙须沟》等作品充满对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的喜悦之情，更足反映老舍的文学创作已由冷观嘲世转到热情想象和积极建言的方向上，这种转变与抗战时期老舍对文学家社会角色定位的反思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