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

夏 子*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内容摘要：乡土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诉求成为循环于世纪内部的主导文化品格，成为贯穿世纪的文化主题。在否定层面上，批判与对抗的焦点是既成价值系统与诸多荒原遗留；在肯定层面上，认同和固守的是有价值的乡土“本然”；在回归意义层面上，重点建构一种家园理想形态。

关键词：乡土文学；价值取向；否定；认同；回归

价值观念及其影响、支配下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具体价值活动是人类所独具的基本属性，是人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或原因，“人的价值存在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人类学本体论尺度。”[1]显然，文学也便成为主体在一定的审美价值观念引导、制约下的审美价值创造活动，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在某种价值观念导引下以审美方式表达多样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的活动过程。

总体来看，乡土文学以特定乡土地域为客体对象，用知识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打量、审视这一对象并试图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特定价值观念（比如“为人生”）。这里，乡土文学的固有价值属性就是乡土文学独具的质的规定性，即如周作人强调的那样，“乡土艺术”必须“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博，表现在文字上”，以充分表现“个性的土之力”[2]，这种“土气息泥滋味”以及“个性的土之力”也就是乡土文学内核，是质，是共性，我们不妨称作一种“原乡况味”，即由具体创作展示出来的特定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文化品格、乡土情感或乡土精神等。乡土文学的特定价值观念则是流贯在具体创作中的乡村情感、乡土意识、哲学思考和理性批判等，它所体现的是个性，是价值选择多样性。这时，作为客体对象的特定地域已经超越了原先的自然性存在，即不再是原先的物自身，而是具备了一种新的质地的形上式存在，亦即被审美化、对象化了的存在。

一、解构与颠覆：在否定既成价值系统中发生，又在新的否定中完成世纪之旅

从最初始的价值层面来看，乡土文学以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精神、平民意识为价值尺度，通过“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3]而表达一种比较情感层次的道德式的悲悯与忧愤情怀，表述着对乡土社会本质的道德式否定。先驱者们早已看出，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4]后来的文化研究也逻辑地揭示了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等等一类文化实际，“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5]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形态使主体的丧失成为道德应然，造成了几千年“人”的“缺席”（absence），当然，也带来种种人间的病苦。对此，启蒙主义者们“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6]而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并开始在中国“辟人荒”，“从新发现‘人’”[7]，发现那些普通的平凡的人，尤其是那些社会最广大的下层平民。由此，文学视点公然转移到“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全力关注“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8]，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乡土世界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学启蒙者视野，乡间的死生与病苦、悲凉的乡土上牛马人生的哀吟成为人道主义或平民主义文学思潮的物质依托，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因此而发生。

人道主义尺度的再次大规模运用是在历史“新时期”（姑且沿用这一社会政治化术语）。由于诸多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影响），乡土文学自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创作萎缩（有人说是“断层”，亦非确论），人道主义价值评判相对弱化。随着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人道主义旗帜被再度竖起，多灾多难的乡土地再一次成为人们否定极左政治，声讨践踏人性的野蛮行径的特有文化视角。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与价值反叛出现了新的变化。与世纪前期对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笼统而情感性的诅咒否定不同，新乡土文学有了更具体、更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指向。如果说用乡土的种种“伤痕”去否定政治失误的努力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形而下层次的话，对极左路线给乡土地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与挞伐则进入了一定的理性层次。极左形态是多样的，其精神实质则是对人的戕害，对价值主体的粗暴践踏，“是用‘虚幻的集体’意识取代具有创造力的个体意识，用整体否定个体，用共性否定个性。”[9]对此，乡土文学从历史、政治、伦理、人性、心理等不同角度给予了全方位的否定。

情感震撼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代表着价值观念的自觉，体现了认知上的变革。但是，仅仅止于这一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道德同情与义愤毕竟缺乏思辨的魅力，缺少哲学理性文化的有力支撑，从这一意义上讲，处于最初价值层面的乡土文学暴露出思想意义上相对贫乏的局限。

更高层面的价值否定是一种文化理性式否定，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乡土文学才真正实现了对历史文化传统中诸多荒原遗留与乡土一切原生或新生之恶的颠覆性批判。无疑，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和文化高峰。

“实际上鲁迅就是一位最早的乡土文学作家。”[10]“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11]，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显示着乡土文学的特殊价值。可以说，是鲁迅造就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事实上，不仅仅只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者，尤其是北京的青年们，多数是在鲁迅的扶植下，或者受了他的小说的熏陶才从事写作的”[12]。同时，由以鲁迅式的人格力量、文化情怀与批判理性为主导品格形成的“鲁迅风”给世纪文学，特别是对乡土文学的烛照、影响是全方位的，正是在这类意义上，鲁迅同时又已经超越了或一派别、或一门户的阈限而独具一种巨人的博大深邃，即如有的学者认识的那样，“鲁迅是一个主潮作家，而不是流派作家。……因为他具有过人的，或者说非凡的文化意识或文化器识。”[13]在他的视界内，“乡土”承载的苦难不再停留于物质层面，更多的是封建礼制文化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乡土人生的悲哀等等精神负累与荒原景象。

从审美价值取向看，鲁迅乡土文学（主要是小说）更倾向于将悲悯与忧患上升为凝重的悲剧意识，把乡土人生的展示化为对产生痛苦的本原的内省与拷问。作为文化先驱者，鲁迅所怀有的是一种大悲悯、大深刻，是无泪的歌哭，是痛定之后的长歌当哭，因而这种悲剧意识透射着理性的凝重冷峻。从《呐喊》到《彷徨》，从精神的病苦到灵魂的震颤，都表述着一种悲剧体验。悲剧来源于痛苦，痛苦来源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毁灭呈露于社会的历史的人性的各个层面的各类“恶心”，这就是鲁迅乡土小说的一种内在的认知结构。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乡土文学进入80年代、90年代，再次高扬起文化批判大旗，乡土苦难与旧文化的负累再一次得到较为充分的理性审视。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回应，而是又一次新的背叛，是在以“传统-现代”这一主题词为核心的时代总体思维构架下对一切已然暴露的乡土之恶与负面文化遗留的反叛、否定和清除。

首先，世纪末乡土文学所作的努力，是从“昨天―今天”、“原因―结果”的线性角度对极左政治文化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算，其主要指向是由（昨天）极左文化对主体自觉性的钳制戕害导致的各类精神悲剧，而当新的变革呼声席卷而为全方位的社会思潮的时候，对乡村现实的现代审视立刻成为焦点。乡土文学似乎特别具有一种对“传统-现代”二元悖反思维构架的颖悟力，在应和这一社会思潮的时候，对所有构成现代性掣肘的传统惰性给予了解剖、批判。在艺术的审美把握上，乡土文学也采用了一种二元方式，将社会文化批判建构在乡村与城市、愚昧与文明、进步与落后、贫穷与富裕、卑贱与高贵等具体的价值二元对立上面。人们再也不会受制于虚妄的“理论”诓骗，再不能无视落后贫穷，再也不能忍受乡土积重，现实的困扰使人们“产生了对故乡的反叛情绪，一种仇恨的审视”[14]，逃离实存意义的乡土（跳出“农”门）成为时代情结，城市被视为价值实现的一种标志。所以，当“高考”、“参军”、“打工”等各类选择为新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能的时候，人们表现了义无反顾的神情！作为一种“突围”，这本身就是价值否定与新的价值肯定的二元对立，表现这一对立实际上也就隐含了知识者自己的价值认识，“突围”、“逃离”也便具有价值反叛意味。

其次，世纪末乡土文学的文化批判还表现在对地域文化、民族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渊源中劣质根性的追寻与拷问方面。在一般文化论者眼里，民族性格劣质大抵有“自私自利”、“勤俭”（吝啬）、“爱讲礼貌”（欺伪）、“和平文弱”（中庸）、“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与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15]或“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之类，“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16]我们不妨把所有那些在古老农业文明传统基础上生衍积淀下来的劣质文化形态或劣质方面（非优质方面）称为“荒原遗留”，乡土文学自80年代中期以后对此进行了全面丰富的文化“寻根”，并体现了不同程度的否定批判。

再次，世纪末乡土文学所作的努力也表现在对现实乡土之恶、城市之恶、社会之恶、文明之恶的披露否定方面。处于变革和全面转型时代，乡土地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巨变”，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7]，新的生存哲学与文化观念在引起震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使处于这样一个物化与泛商主义时代的人们产生巨大的价值倾斜与价值失范，乡土地一切原生或新生之恶都得以充分暴露。在朱晓平、田中禾、张宇、何申、关仁山、刘醒龙、谭文峰、李佩甫、阎连科、周大新、莫言、刘恒等人看来，处于这样一个失却诗意、欲望汹涌的年代，乡土远非乐土，是应当背弃、逃离，甚至是应该仇视的。他们恣意张扬乡村之恶，放逐乡土之恋，直接撕破了恶并剥离陈列开来，展示了乡村土地令人颤栗的丑陋。20世纪80年代乡土苦难与乡土之恶更多传统文化重负，90年代乡土之恶则更多新生因素，比如拜金主义、极端物欲与价值沦丧、个性刁顽等，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这个特殊的物化时代有了既感性而又本质的认识，即对艾略特指出的那个“荒原”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否定作为一个世纪乡土文学的中心话题，其内核只能是哲学意义的，即是扬弃、发展和更新，“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18]辩证否定始终包含着肯定因素，也就是保留了有利于新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即以乡土文学本身来讲，其批判否定的主要驱动是关爱，是期待，是价值构建的必要环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进入20世纪乡土文学的又一价值世界。

二、认同与重构：以一种本色的价值观念去烛照和表达乡土“本然”

随着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乡土文学突然舍弃甚至推翻了启蒙主义那种人道主义悲悯和历史文化批判，舍弃了以“救世”姿态站立着的对乡土地的“返观”、“俯视”角度，以一种平易的民间视角去融入、“平视”特定时代的农民及其脚下的土地。这同样体现为一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其关键词是认同、融汇与重建。首先是身份认同。这既不是乡土逃离者“侨寓”时的审视与叩问，也不是精神“游历”者萦绕于怀的角色提醒，这就是“土著”身份，是实践意义的返乡，是从生活到观念到创作的全部融入，至少也是对生活的躬身体察。其次，这是一种时代认同，即时代的呼吸与民间休戚已重组为创作主体本人的“亲历”或“经历”，成为价值重建的依据与方向。再次，这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乡土地和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精神、文化品格及价值理念、价值标准也已内化为创作主体本人彰善瘅恶、感悟人生、纪录时代的或隐匿或彰显的价值尺度。

回首20世纪，“革命”这一语词无疑是流贯始终的一个核心话题。这一总话题下面又集合了众多子话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类“革命”话题。这类话题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一个世纪的革命总是离不开一个“土”字：“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战争”、“土改”、“土地承包”……土地问题成为世纪话语，成为新的母题，也成为充斥于民间空间的动态景观，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发生着的“暴风骤雨”式的变化，使得乡土世界以一种新的资质呈现于整个乡土文学视野。

“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19]。实际上，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已经意向性地表露了文学为革新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但“阶级意识觉醒”的确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正是鲁迅最为清晰地表达了“文学是战斗的”[20]、“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21]等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到了《讲话》的发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总原则成为价值选择的最高依据，同时也就在理论上完成了革命功利主义价值构建。知识者新的社会革命眼光使他们终于对乡土世界有了新的诠释，并在这种诠释中逐步形成了两大范式，我们可以将其定位为“时代风云”式和“田园牧歌”式。

“时代风云”式是直接的革命功利主义方式，是那种通过纪录乡土地的真实历史衍进实现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表欣喜于革命胜利的功利目的的方式。从乡土“觉醒”过程来看，乡土文学对时代风云的纪录与诠释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朦胧”、“觉醒”、“新生”（暂且借用一下这类“革命”表达）。“朦胧”阶段主要相对于30年代而言，农村破产、经济凋敝、阶级剥削、经济入侵、丰收成灾、谷贱伤农、自发反抗等等特定语汇构成那个时代的背景词，也成为乡土世界的中心话语。进入40年代，由赵树理、臧克家、沙汀、周立波、丁玲、贺敬之、李季、孙谦、孙犁等作家显示了较清晰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但同时也有着唤醒民众的艰难。从50年代到70年代，阶级意识已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对时代与乡土地各种革命的诠释多数都已成为一种政治诠释（重现乡土地革命历史的创作要优于当代革命题材创作）。从以上简要勾勒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乡土文学革命功利主义视角的写作尴尬。尽管作家竭尽努力想在创作中贯彻固有价值理念，一种几乎成为悖论的两难却使他们常常陷入困惑，即价值理念与乡土本然（非时代的乡土本质）如何扭结的问题。什么是乡土本然呢？就是唤醒老中国儿女们的艰难的事实，就是使全体农民与革命相联结的困难事实，这似乎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个“为了席勒”就要“忘掉莎士比亚”[22]的悖论。面对这一悖论，有着诗的天真或不愿深入体察、深入思考的人们就制造着种种“不应当这样写的标本”[23]，聪明的作家则因为对身历其间的乡土本然有着太多了解而不愿做出简单处理，他们要么写出一种复杂的过程或指出“问题”的存在，要么在艺术性上予以更多倚重（比如强化“土”性或田园“诗”性），所以，真正有头脑的作家在直面农民“觉醒”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大保留，都尽可能地尊重着真实客观，这里没有诗意的轻率结论，而鲁迅也早在革命文学之初就深切指出过“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24]，先生似乎一开始就预料或暗示了革命功利主义视角会有的尴尬。

“田园牧歌”式显然作着间接表达功利主义取向的努力，即以艺术性的强化在价值观念与本然现实（非本质现实）的冲突之间制造“间离”，通过这一努力反过来又更强化“革命”效果，也强化了乡土文学固有价值属性。这种间离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淡化”，淡化革命功利主义观念，淡化乡土的时代本质到背景位置，而让乡土本然走到前台。这似乎为解除先前那个悖论的纠缠找到某种契机。首先必须承认，同其他任何价值取向一样，革命功利主义认同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问题就出在是从观念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这个经典话题上。现实就是乡土本然，是乡土地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革命的复杂艰巨有多样的甚至想象不到的具体表现，其中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农民之所以为农民的本然根性，由这些或敦厚或无赖或绅士或流氓或合理或非份或勤勉或懒惰等等本然根性决定了具体真实的乡土，决定了农民注定不能自己解放自己，人为地拔高，就必然要出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25]。其实，毛泽东早就指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26]害怕对乡土本然的真实诠释会危及革命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必的，只有有了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也才能更好地诠释革命。我们认为“山药蛋”与“荷花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因为照顾到了乡土本然或大地本性，前者照顾到了大地的“土性”，后者照顾到了大地的“诗性”。对“土性”的倚重就产生土得掉渣的效果，对“诗性”的倚重就有了牧歌的空灵与田野的气息。

正如D・H・劳伦斯所说的那样，“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吸引力――随你怎么叫它都行。然而乡土精神是一个伟大的现实。”[27]事实上，乡土精神是个芜杂的复合体，但对于乡土文学作家而言，却是非常具体实在的情感、认识、习性、意志与品格，他们长期浸润其间，耳濡目染并积淀为记忆潜藏，也外化为生命风格与价值尺度。乡土精神的渗透力是很强的，它必然也铸造着作家的意志、品格，我们可以从很多实例中窥视这种影响，比如敦厚质实的三晋气息之于“山药蛋”、“一山一水一圣人”[28]的齐鲁文化之于山东文人、率性热烈的秦地个性之于文学“陕军”等等，当然，这种渗透和影响肯定是经过重组、经过“扬弃”的，是在可认同的乡土精神内核基础上融入新的时代特质的文化整合与价值观念整合。

对乡土精神的文化认同，首先表现为对基本的人格魅力与鲜活的生命风度的认同，其次还表现为对乡土地某种优质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肯定，比如萧军对不可征服的中国民族的心的发现、孙犁对生命和谐的追求、李准对民族生存伟力与生命韧性的歌赞、阿城对道文化无为而大为的诠释、莫言对民族生命之根的张扬、陈忠实对农业文化精魂的留连膜拜等等。另外，对乡土文化精神的认同，也表现为对特定地域文化个性的认同上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养育出特异的民间习俗，也培植了独具的乡土秉性，而这些也必然会左右乡土文学作家的价值选择，比如“山药蛋”派崇实重利的价值取向，就受到晋地文化个性的制约[29]，那么，赵树理带着一丝调侃的轻喜剧作风（尤其是建国以后）是否也有山西人“其性倔赖”[30]（如“小腿疼”、“吃不饱”那样）的因子的作祟呢？可见，乡土文学凸现地域个性，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艺术的基本要求，是价值观念的基本依托。所以，当莫言描述着高密东北乡人们最能喝酒最能爱，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复合性格的同时，也就表达了作者自身鲜明的情感倾向；当贾平凹执着于城乡何处是归宿的文化探寻时，也就抒发着位于大西北的那一块文化土壤固有个性走向隐没的悲壮――比如慷慨的秦腔，比如坦荡的信天游，比如热辣辣的米脂婆姨，比如火爆爆的绥德汉子……这几乎构成一个象征，一个世纪“绝唱”――随着旧乡土的悲壮“淡出”，新世纪的乡土面影也已浮出海面。

三、回归与救赎：在土地怀想及家园玄思中凸现乡土“当然”

如果不是那么拘谨，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文化思想史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主题词，即现代与反现代这一基本的二分概念，亦即两类基本的价值立场或态度。几乎每一种现代化思潮都会有着与之对应或对立的反现代化思潮，譬如黄老之于儒法、民本之于礼制、意志之于科学、整体法则之于工具理性等等，尤其在这样一个物化与泛商主义时代，作为一种价值立场、价值取向的反现代化思潮或文化守成主义理念（Cultural Conservative）更成为世纪思潮。美国人艾恺（Guy S・ Alitto）在认真梳理了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反现代化思想之后终于发现，“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31]由此，他进一步表达了这样一种深深的忧虑：“据现代化的本身标准与原则以观理性的利用――理智化所导致的乃讽刺性的非理性……是故，理智化的成分与表现：科学、技术、民族、国家――引致的不外乎非理性的绝对本质：人类的彻底毁灭。”[32]这种对“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包括社会、人性本身的各个方面）的毁灭的忧虑同样表现在20世纪乡土文学之中。

但是，现代忧虑的存在并不是像激越的社会批判那样一种直接方式的存在，而只是一种潜在，一种复杂的能指式存在，因而表现在所指层面，则是以冲淡为衣，刻意表现乡村世界的“当然”或“应然”品质，在肯定之中隐含否定，在固守之中体现对抗，在遁逸之中期待介入。从价值论角度来讲，这就是所谓诗意地栖居态度，也就是所谓“回家”――回到自己内心的故乡，或者说回到作为一种“当然”而存在的故乡，通过这种精神返乡去调整、校对由现实“恶心”或“荒原”世界引起的诸多不适。这无疑是一个世界性命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乡土文学作家就是常常回家并企图导引人们一同回家的“游子”的代表。在经历了太多的游弋、撞击、躁动、挣扎之后，在为创造与破坏的撕扯而倦怠而心力交瘁的时候，他们率先记起了“家”――一种由蓝天碧水和疏星朗月、由厚实的泥土和野旷的风雪……所组成的当然“故乡”，一种由氤氲着诗意的土地怀想与故园玄思而“培植”的根系发达的文化“原型”，回到这一精神之“家”，便重获一种安宁和拯救。

如果说乡土的本然意义是指向物质实存的话，其当然或应然意义则主要指向一种诗性的甚至有着宗教神圣的形而上存在。乡土、故乡、土地等物质形态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33]“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34]这就表明，故乡、土地等形态早就以其阴柔、虚静、包容“万物”的至德与品格而被视为一大母题，也就是说，乡土、故乡、土地在原始意义层面上是文明发源地，广袤的乡村大地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而人类自身身世也必须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解释：“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35]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这是一种命定，一种血缘连接，是无法摆脱的“原型”自在和永远的精神纠缠。

从这类诗意的、带有宗教虔诚的价值判断出发，乡土文学作家们再现着失去的故乡乐园，抒写着怀想与眷恋，表达着又一种“原乡况味”，实践着一种精神还乡。这种激情怀想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与选择，是悖离现实之恶的精神逃逸，是对失去的乐园的追忆、向往，无论是浪漫写意还是客观纪实，都是对“仍有价值”的当然乡土的精神回归。这一潜在的理性逻辑自然使得文化怀乡具备了更多新的美质与价值自觉――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与“隐现着乡愁”的文化情结。所以，梦回故园既体现为一种价值固守，也体现为一种文化对抗：当许钦文着力渲染“父亲的花园”如何美好时，也就在悲叹着现实衰微；当王鲁彦渴望着“离开了的天上的自由乐土”时，也就在诅咒着人间野兽般的生活；当废名、沈从文亲和着纯净、和谐的乡村世界时，也就疏离了污秽、别扭的都市空间；当汪曾祺、刘绍棠追忆着故乡人的坚韧侠义时，也就表达了对人性异化的反拨……当然，这种价值二元对立往往并不清晰地呈露出来，相反，某种对抗只是一种隐含判断。事实上，这类乡土文学作家一般都在极力避隐着丑陋，只用心体味着乡土的诗意与圣洁，传达着他们的眷恋与热爱！

回归自然是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反现代化命题，其具体意义变化不定，回归道路、回归方式、回归目的等也千差万别，形态不一。简单来说，中西回归有回归自然人性和回归原始大自然两大层面的意义，但具体道路又有区别。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回归理论在自然人性问题上强调一种“主动”、“感性”[36]，即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由本质，以此反抗社会文明给予的人的异化；在原始大自然问题上主张按黄金时代的模式重建新的、合理的文明制度。以道家为代表的回归理论则强调了人的“被动”、“无性”特性，摒弃能动自觉，一切顺乎自然，以抵达无知无欲的无为境界；在对人的外部自然问题上，主张“绝圣弃智”，毁除一切文明，退回自然原始。应该说，这两类反现代化思潮都对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象周作人现代“隐士”的文化实践、废名“美在自然中”及沈从文“神在生命中”[37]的文化体验、林语堂“闲适幽默”的文化追求、丰子恺“无常之恸”的文化感悟、汪曾祺“适意自然”的文化观念、贾平凹“静虚无为”的文化态度等等就是典型实证。与陶渊明们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寄居都市的“隐逸”者，是都市中的“乡下人”――乡下人的脾气，乡下人的规矩，乡下人的观念乃至乡下人的生活，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回归自然”――一种经过整合的指向现代文明之病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现代意识。在这里，“自然”当然已经超越了那一层所指意义，同时也超越那一类传统意义而直接指向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风景，或者毋宁说是一个与“人工”、“人为”相对的哲学范畴，是一种反“人为”，而反“人为”也便是“有为”，是“大为”。正是接受了这类价值取舍的锦染、烛照，乡土文学才获得一种简单中的深刻、深刻中的灵动、灵动中的诗意与浪漫。

然而，回到自然原始是不现实的，正如人不可能再返回童年。难道生命的美丽永远只在回忆之中吗？新的价值坐标在哪里呢？乡土文学作家们在追问，在思考。张炜这样问道：“没爹没娘的孩儿啊，我往哪里走？”（《九月寓言》）这一颇具形而上意味的追问一下子使人们进入一种对于身世的哲学玄想之中。不久，张承志就完成了他的理想建构：“对自己，我要快快上路，让自己回到那迷人的热情，回到那淳朴的风景，回到那正常的艰难生存的人们中去。”[38]他甚至由学者而作家，由作家而皈依宗教，亲身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了。张炜也很快明确了一种价值指向：“人类的短期利益与根本目的之间总是存有深刻的矛盾，人类的欲望也牵动自身走向歧途，缺乏节制，导致毁灭。他们当中理应有一些值勤者，彻夜不眠地睁大着警醒的眼睛。这些人就是作家。”[39]一批新乡土诗人及诗评家则更清晰地从文体建设上表明着自身价值取向：“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是的，是追取，而不是‘回归’。因为，这个家园是从来就不曾存在的，它只是一种理想，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筑造出的一种精神模型对人类家园形态（乡村）的托附”[40]。这既是对“‘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的反叛”，也是对“‘城市病’的精神理疗”，因此，其关注视阈也不再只是乡村，而是“深入城市、农村和海洋，体验着更为广泛、更为精粹的乡土生活”[41]。从这一类表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学作家们自觉的价值建构。乡土，已经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而是被对象化的理念形态，是对抗着存在于传统或现实肌体中一切理性或非理性之病恶的理想结晶，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所谓回家，也就不是一种现实行为，而只能是精神回家，是现实途程中的心灵休憩与理想烛照，是指向未来的无由及之而心向往之的理想情怀，所以，回家是一个新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文化命题。

家园意识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也是一种无论是面向城市还是面向乡村的激情的现实观照和未来关注，是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文化对话，而正是在这点上我们避免了“乡土好还是城市好”之类形下之争。尽管它有别于科学主义的理想主义，但仍然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同时也有着人类共同的大地根基的物质基础，依托于这样一类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恒久的生命力和即将会有的新的生命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