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1949年后的文人重组与身份重构

杜  英*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内容摘要：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文人群体随着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而重新组合。伴随着各种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他们有的分道扬镳，有的汇聚重合，进而冲击了旧有的文人格局，推动了共和国初期的文化构型。本文以集中于上海文史馆的旧文人、文艺机构的新文学作家和高校的新旧文人为中心，分别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们如何体认、应对从“文人”到“文化尖兵”、“文艺工作者”，从“传道授业解惑者”到“教育工作者”、“人民教师”的身份重构。

关键词：身份重构；分流；文人

如果说1949年前后文化人的去留选择，造就了地理空间上的大分流，那么1949年后的文化政策与政治运动，则推动了文人格局的不断调整。1949年后文化资源重新分配，知识分子“排排坐”。获得职位的知识分子，可能因“位置”高低而滋生种种争端。而失业的知识分子则有待日后政府的失业登记政策，重新安置。1951年，顾颉刚日记中记，“孝思亦谓苏州最严重之问题为解决失业问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者最多也。” [1]伴随着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改造的展开，如“思想改造”运动，高校院系调整，“文艺整风”运动等，文化人又面临着职业调整与身份重构的问题。以下选取集中于上海文史馆的旧文人、文艺机构的新文学作家，和高校的新旧文人，分别考察其体认身份变动的过程。

一、旧文人：优礼耆儒，勖以改造

新政权建立初始，政府对于文艺界人士的政策比较开明。1949年，照周恩来的指示[2]，夏衍（时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同于伶、周而复等一道，逐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巴金、沈尹默等在沪名人[3]，以团结文艺界各方人士。同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军管会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由陈毅市长做报告。后又在海关大楼召开文教界民主人士座谈会[4]。即使对于政治背景不清明者，新政府也能从宽处置。据夏衍回忆，他曾和于伶向陈毅请示，是否将在与敌伪有关的报刊杂志及文化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员划为汉奸。陈毅回答得很明确，要分清情况，不要一刀切：“凡在敌伪报刊上写过文章的，参加过敌伪召开的会议的，或在敌伪公司里做过事的人，只要不反共、不替日本人做坏事，一律不戴汉奸帽子”[5]。

新政府对知名学者礼遇有加。解放后陈毅在上海第一个拜访的就是沈尹默，并有李亚农陪同。陈毅不仅向沈告知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并给他安排工作[6]。1949年后老先生多集中于文史研究馆、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等单位供职。1950年8月因陈毅的推荐，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聘请冒鹤亭担任该会特约顾问，嘱称“无庸办事，陈仲弘（按，即陈毅）表示其优礼耆儒意耳”[7]。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史馆。1952年9月5日，中央政务院决定在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大行政区的直属市均设置文史馆，并规定文史馆吸收馆员的标准是六十岁以上且有相当学识威望，并生活困难者。馆员工作自由，享有薪资[8]。在具体执行中，地方文史馆另有规范。除中央规定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需有上海户籍、“历史清楚”。经馆务委员通过及审定其生活待遇，报请市府批准聘任之[9]。1950年柳诒徵（翼谋）任上海文物保管会职务，每日步行往返单位，不许兼课[10]。在1956年上海《社文系统基层主要工作者初步名单》的备注中，工作者被分为三类：有国际地位的；有一定学术地位及有著作出版的；社会耆老或有代表性。其中，张元济（文史馆委员）、沈尹默（文史馆委员）、徐森玉（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属于第一类；丰子恺（文史馆委员）、严独鹤（报刊图书馆第二副馆长）属于第二类；谢旦如则属于最后一类[11]。未能入选上述文史机构者的旧文人，则难有此优待[12]。

新政府对于知名旧文士给予经济保障和政治优待，勖以改造。沈尹默，1952年写诗感怀政府的关照：“知非未觉当前晚，七十从头读异书。”所谓“异书”，即马列著作。沈尹默不仅在七十高龄阅读马列著作，还用工整小楷抄写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13]。1949年秋冒鹤亭同严孟繁观看《白毛女》[14]。1951年，陈毅会晤江翎云时“殷殷询及”冒鹤亭父子近况，令冒鹤亭十分感动[15]。1952年，冒鹤亭电嘱上海市统战部某同志将其子冒怀恭参加朝鲜战争期间的家信转与《解放日报》刊登[16]。1953年冒鹤亭撰成《新禽言四章体虽白话音节则汉魏古诗乐府之遗》，第三章如下：

麦好割，麦好割。自从耕者有其田，自种自收，无剥削。虽然分得田无多，一家数口足生活。大男抗敌去从军，中男参干亦入学，小男高唱东方红，学语便能知爱国，明年好转更丰收，大鱼大肉嚼复嚼。[17]

此首乐府写的是土改给农民带来了美好生活。据冒鹤亭年谱及日记，1950年春，冒鹤亭收到昆山乡政府的催租函，为数虽不多，但无力偿还。同时，又“得知高吹万因避田租，携家出逃。又闻刘翰怡继高吹万之后，避租逃亡”[18]。1951年4月，他的朋友程伯臧来访，两人久别重逢，相见甚欢。程返乡后“因土地改革事牵累，受刑而卒，年已八十余岁。人以为程‘诗字颇秀丽如花，不意其遽坎坷以终也’”[19]。冒鹤亭在土改中的切身体验和朋友的悲惨遭遇，是具有负面性的信息。1953年，冒鹤亭写下了《新禽言四章体虽白话音节则汉魏古诗乐府之遗》这样歌颂土改的诗歌，可能并非违心之论。冒鹤亭等名望甚高的老先生于1950年代初期依然保持着先前的生活方式。他们受到了政府高层（陈毅等人）的关切，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经济收入与政治地位都有保障。1950年代初期，这批文人有着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结社聚会，唱和往来，怡然自得。

同样是知名旧文人，也是各有各的情怀，各有各的境遇。吴宓曾以《石头记》中的人物类比1949年后诸友人的结局。如冯友兰比作薛宝钗、沈有鼎比香菱，萧公权比探春，而吴宓自拟妙玉。一方面，他怜爱友人，望其进步而得安全；另一方面，自己与陈寅恪等不能如碧柳早死或王国维自沉，“在今实难自处，痛苦万状。”周围友朋劝其努力改造思想。吴宓面对好意和关怀，唯唯诺诺[20]。虽然土改、镇反都涉及到家族亲友，吴宓和冒鹤亭耳闻目睹了相似的人生变故。但两人反躬自身，写下了不同风格的诗歌。1951年11月1日吴宓寄胡�秋函中诗作《国庆》和《赠兰芳诗》四首，及吴宓等重阳社诗集为西南军政委会搜得，油印分发。诗作在文教会议讨论中被斥为讽刺土改和镇反，并被疑为反动政治组织的特务活动。[21]因时值思想改造运动，吴宓惴惴不安。后，他并未获罪。1952年5月4日红旗剧场文艺纪念集会，文联未邀请吴宓。吴宓以为当局对他等旧知识分子并不推重，“偶被赞为博学年高，或谬加礼敬，亦只虚文敷衍而已。”“由是，则宓等之正当自处之道，更当沉默、超脱、谨慎，以‘无为’图自保，庶为得耳。”[22]吴宓较为超脱名利，亦难以做到宠辱不惊。但无论如何，1949年后吴宓执拗地坚持着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新文学作家：从“文人”到“文化尖兵”、“文艺工作者”

1949年后，大量新文学作家进入文艺组织或机关供职。由于社会风气和文体风格为之大变，出于种种原因部分创作者放弃或难以维系原有写作。新政权初始社会百废待兴。很多干部、职员往往要将精力耗费在行政会议和社会活动中。1949年12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在《人民文学》上发出启事，征求各地从事创作者1950年创作计划[23]。1951年，《人民文学》刊登了1950年创作计划完成情况的调查，大多数未能完成计划。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作繁忙，行政事务多。如何其芳、吴伯箫、魏金枝、柯灵[24]。据1951年1月10日巴金致丁玲的信，“因为住在上海，又不得不参加上海的一些会，开会的时间相当多，有时人倦得无法集中思想，只能偶尔在深夜抽点时间译点东西，但成绩也不大，译书一方面也为了学习俄文”[25]。对于供职于机关的职员，他们放弃写作还与其工作理念有关系。据秦牧回忆，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一个干部重要的就是完成组织上分配给你的工作，写不写作是没有关系的[26]。有的文人甚至认为工作较之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据1950年3月4日苏凤的《悼：诗人戴望舒》，1949年以后戴望舒曾转告苏凤，自己在国际新闻局工作，思想有了“极大的进展”，而生活亦有“极大的改变”。他在给苏凤的一张明信片上还写道：“我已久不写诗了，但能因此而蠲我空妄的幻想，刻实地做些真有好处的工作，我发现我是更为合适的了”[27]。

丧失创作兴趣，并非独独出于现实功用的考虑。1949年3月，彭柏山在蚌埠遇见曹白，发现曹白由整风时期引发了对写作的极端厌恶情绪。彭柏山曾多次劝说曹白，均无效。又据1949年6月15日彭的信，曹白“死心不写作”。此时，曹白担任上海财经委员会地产管理处处长[28]。至于身份相对边缘的文化人对写作的态度非常审慎。陈衡哲，1949年后因年老体衰未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据其妹陈衡粹说，1949年后陈衡哲过着隐居式生活[29]。施蛰存，1950年据说“闭门思过，颇自知悔，除了做文史教授外，已久未执笔为文了”[30]。韦丛芜，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小官，解放后很被人瞧不起，只是靠从英文版的《苏联文学》杂志翻译苏联卫国战争小说给文化工作社和别的私营出版社度日，情绪很压抑[31]。还珠楼主，1949年后自觉武侠小说饭吃不长，很想写适合时势的作品。贾植芳劝其参考一些用新观点写点农民起义的小说，以免思想上走样。还珠楼主还曾去文协，寻找出路。他总感到前途茫茫，一次与韦丛芜在贾植芳家吃饭喝酒，喝着喝着就嚎啕大哭起来。1952年，贾植芳在上海再遇还珠楼主时，他已经搬到北京在尚小云剧团担任编剧，“情绪开朗了许多”，“判若两人”。后，改名为“李红”[32]。唐�，1950年后曾经在上海报刊上“以惠特曼式的热情歌唱来迎接新的时代”。因当时气氛和文风有着他称之为“清教徒式的狭隘”，转而专心写剧评，“几乎忘记了诗”[33]。

对于继续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新的认知。1952年老舍表示，“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34]郭沫若要求，“我要努力争取，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35]曹禺表示，“我是毛主席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36]。从文人到“文化尖兵”或“文艺工作者”指称的变革，是文化身份的重新构建。在周扬看来，“文艺工作者是一种精神劳动者，他们的任务是生产文艺作品这么一类与广大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精神粮食，他们应当是有劳动纪律的。一个文艺创作机关，或一个文艺工作者一年两年没有产生作品，或产生的作品是不能用的，那他就是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按劳动纪律讲，就是不允许的。”周扬认为，文艺工作者要建立劳动观念、纪律观念、战斗观念，以免文艺不能成为战线[37]。新身份的构建有赖于文艺观念和情感态度上的去旧革新。因此，“从头开始”成为从“文人”到“文化尖兵”、“文艺工作者”身份变革的“口诀”。1952年老舍写下：“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38]。“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39]”李健吾写下：“我要朝着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方向走下去。”“我要求自己通过文艺整风，走好这第一步。”[40]郑君里写下：“我必须从头开始，老老实实地、恭恭敬敬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消灭我身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41]

作家身份的重构使得他们对于旧有的文艺写作方法产生质疑。老舍解放前是自写自改；解放后则时时请教别人。他力图用通俗语言传达新思想。“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只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42]曹禺曾用“贫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自己的文化处境：不熟悉工农兵，不知道马列主义，缺乏新社会的体验，不熟悉人民大众语言等[43]。这些老作家以为，除了掌握文艺技巧以外，别无所有。但这些旧技巧也可能妨碍他们文艺生命的新生。郑君里导演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评后，他说：“我认识到我所掌握的技术和方法只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包袱，是一堆经验主义的烂东西――是模糊政治面貌的魔术，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混合物。[44]”李健吾表示，“譬如我热爱老区的文艺作品，一种纯技术的批判心理却又妨碍我全心全意地欣赏。我推敲结构、推敲字句、推敲形象、推敲一切。”他赞美欧阳山和周立波，能够用当地方言写作《高干大》、《暴风骤雨》。“但是我钻不进去。我不能够和这些作品以及许多我热爱的作品无间隔地打成一片。”1949年后李健吾对于新现象满腔热忱，却写不出满意作品。诸如《山东好》之类的作品成为小资产阶级者的自白，农民的形象被写成了神经质的人物。1950年秋，曾写作类似旧日作品的戏剧，后被自己尘封[45]。1954年10月18日，华东作家与华东工业青年先进生产者举行座谈会。许杰要求先进生产者根据实际生活批评并帮助作家创作[46]。

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他们的身份重构还与文化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以上海文艺界为例。1950年7月上海举行第一届文代会。1950年8月7日，彭柏山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上海似乎开过文代大会。任何事，一形成公式，就如同一个圈子圈起来了，要打破是不容易的”[47]。此次文代会大体可以视作新上海对于文化人政治资本、文化资本象征性的重新配置：文代会代表位居文化中心地带，而未被“钦点”的文化人自然处于边缘。而文代会代表中，又包括左翼文化人、来自解放区的文化人和其他身份者。他们在文化重组中所分得的象征性资本也要视其与文化中心点的亲疏远近而定。1950年贾植芳未参加此次文代会。胡风曾对夏衍表示抗议：贾植芳还不如张爱玲，贾是“自己人”[48]。文化人的地域属性（国统区/解放区）也无形中增加他们的分歧。鲁煤坦言自己作为在解放战争中经过生死考验的文艺青年，心存优越感。他“觉得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应该自觉地谦逊一些才是。有很多这样的作家甚至前辈作家，似乎都这样做。”[49]鲁煤的观念体现了地域性（解放区与国统区）给文化人内心带来的分歧。除了文化政治资源的象征性配置外，还有实际权力的分派。1950年3月15日，胡风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北京太挤”[50]。上海文坛的布局似不甚均衡，胡风对于自己所处位置并不满意。据雪苇的《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1950年代初刘雪苇负责筹组华东文联，领导要他提出华东文联领导机构候选人的名单。刘雪苇向舒同建议，如果夏衍（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不调到华东局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胡风为主席，巴金为副主席候选人。不久，舒同便告知刘雪苇，夏衍要去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胡风的工作由北京（中央）安排。华东文联应安排夏衍为主席候选人[51]。虽然胡风指责上海文坛有小圈子倾向，但文人间的相互投缘、提携与搞小圈子之间本来就界限模糊。据1957年7月3日上海作协座谈会，解放不久文联选举理事，许杰的票数仅次于巴金。魏金枝揭发许杰在选举前积极发展了五、六十个会员，因而获得“群众基础”[52]。1955年底，中宣部文艺处的黎辛随林默涵至上海等地了解文艺界情况。此时，上海主管文化的主要人物夏衍、黄源等相继调往其他地区，彭柏山、刘雪苇因“胡风事件”受到牵连。据黎之的回忆，据反映，“上海文艺界内部（特别是各文艺单位领导意见）有不少分歧，我当时总的印象是上海文艺界情况很复杂”[53]。

三、高校知识分子：从“传道授业解惑者”到“教育工作者”、“人民教师”

除供职文史机构、文艺机构外，还有部分文人在高校任教。据吴宓日记，1951年西南师院、重庆大学已经将“薪津”改名为“工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工皆称“教育工作者”，自组工会。大家欣喜庆幸，教师得身侪工人阶级，“是升非降，是荣非辱”。而吴宓担心“然如‘传道授业解惑’之重责何？”[54]1951年的吴宓已意识到教师身份的重构。1950年代，发生于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教学改革、薪酬评议等，直接推动了教师的身份变革。他们在德与才、学与用之间进行取舍，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

据谢泳研究，思想改造运动可追溯到1951年9月3日,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谈话。谈话中，马寅初介绍了北大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师生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55]。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56]。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57]。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在文化教育界逐步展开。就上海高校而言，1952年2月下旬，上海第一批高校（以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四校为重点），开始三反运动。3月初，上海第一批高校展开反贪污反浪费斗争；4月中旬以后，转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阶段；6月，达到高潮。第二批5个高校（私立大学沪江、圣约翰、震旦、大同和市立公专）于5月初正式开始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由反贪污浪费进入思想批判。第三批大专校于6月初开始为思想改造运动做准备[58]。包括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东吴法学院、之江大学建筑系、上海商业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疑为同济医学院）[59]。7月初，第三批及各部门直属高校开始运动。至9月底，上海高校“思想改造”运动基本完成[60]。

据1952年谭其骧日记中关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的记录，该运动流程如下。1952年初，华东文教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李正文、王零等干部，领导复旦大学思想改造运动。1月26日，复旦大学成立“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按系科成立学习小组，组长由系、科主任担任，副组长由选举产生。2月1日至2月10日，学习。2月22日，李正文作“三反”运动动员报告，全校展开三反。2月28日，王中（复旦新闻系代主任）作报告。3月1日、6日，历史系教师作交代、提意见。3月31日，华东区25所高校在复旦大学召开第二次思想改造运动动员大会。4月3日，李正文作第二阶段运动的部署。后，历史系小组教师作资产阶级思想检讨、提意见。4月7日，民主评选结束，重新选举组长、副组长。4月8日，李正文对民主评议作总结，并作下一阶段如何检查资产阶级思想的报告。4月15日，李正文作报告，运动转入检查阶段。4月18日，全校举行大会，四位教师（刘咸、周远云、陈恩凤、刘大杰）作思想检查示范报告。4月20、21、22、23、24、25、26、28、30日，5月3、5、6日，6月4、11、14、16、17、19、20日，历史系小组教师反复作检查、提意见。6月3日，李正文作报告，准备写总结。6月12日，历史系小组作总结.7月25日，筹备全校代表大会，李正文作报告。7月29日，代表会议开幕，李正文作“三反”“思想改造”总结报告[61]。

思想改造运动对于高校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全新体验。1952年2月26日，王钟翰访邓之诚（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言“三反”基本结束，“下一运动为整干，即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须交代历史。”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未知交代历史是与思想结合否？亦未知北大、清华同须整干否？……夜无眠。[62]”所谓“忠诚老实运动”，即指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与“三反”运动接踵而至。“思想改造”又被称为“三反”的发展。两者或被笼统称为“思想改造”运动，或相提并论为“三反与思想改造”。“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自我检讨与小组学习的运动形式。它包括在互助小组和小组会上交代思想、自述阶级成份，讨论个人立场和思想等。1952年上海学院的顾颉刚从7月9日思想改造正式开始到9月上旬，几乎每日都须听报告，或开互助组会及小组会。在上海学院，“凡报告三反者，先须在互助小组中商讨，然后在小组会上报告，得到众人的提出意见，逐条答覆，择其为重点者再在大会报告。”最后作三反总结，讨论得失，各报贪污总数[63]。7月13日顾颉刚以为，“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64]”7月15日顾作《六十年来我的生活的总检讨》[65]。7月19日，顾颉刚“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皮蒜毛也。”[66]7月31日，“大家以为‘在资产阶级工作多年而谓无资产阶级思想为不可能之事’，嘱予再检讨。”“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67]思想改造运动中，顾颉刚终日学习开会，晚间还要赶作检讨书。“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68]”

“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设立学习组织。即市委、公安局和高教局等部门抽调干部到高校领导“思想改造”运动，高校各院系成立学习小组[69]。继而开动员大会，学生停课，学习思想改造。教师反复交代、检查、提意见。思想检讨与写作过程都有规范可循。写作流程包括揣摩规范，草拟文章，呈阅领导请求指正，小组或友人讨论，和最后定稿。写作内容包括首先为阶级出身，家庭问题；然后为个人思想发展、个人经历、政治认识、阶级观点、生活方式、学术观点、教学方法和工作作风；最后为总结批判或下决心。教师的思想检查多集中于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层面。复旦历史系教师的思想检讨，主要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包括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崇美思想、喜欢读书厌恶事务工作，对政治运动不积极等）和“黄昏思想”（即周予同所检讨的“精力能力不行，生活方式、工作作风跟不上，国家有前途，自己无前途，慢慢克服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70]）。而亦教亦商的名利思想，在民国乃至共和国初期都相当普遍，知识分子身兼多职，除授课外，还参与编辑出版等商业事务。历史系周予同检讨中表示要摆脱这些职务，“归队于工人阶级”[71]。而生活方式上，复旦历史系教师亦无暴行劣迹，更无罪大恶极者。因此获罪的，则是少数。鸡皮蒜毛的琐事成为他们检讨的主要内容，如生活浪费，视自己的讲义、材料为法宝，不肯与人分享，想娶有钱女人、与胡适等的瓜葛，作好好先生、会议缺席、借钱要利息等。教师的检讨文字，越来越琐细。吴宓认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将全国人在经济、思想方面涤清后分别泾渭，择其同我者而用之[72]。金月波（吴宓友人）所作《思想改造运动口占俚句》曰：“人手一编罪己词，挖根下水泪盈訾。立场观点寻矛盾，社会家庭觅茧丝。忍痛吹毛兼洗髓，称心快意且扬眉。而今种种从头起，做个人民好教师。”[73]

知识分子的检讨又与传统文人的自省有着天然关联。我们似可将文人的自我检讨视作文人的自省传统在新中国新价值理念光照下的发扬。但1949年到1952年，知识分子的检讨在内容与形式、心态与规格上不断演变。将1952年4月18日复旦大学刘大杰的检查《清算我的投机思想》[74]与1950年7月25夏承焘的检查[75]相对照，我们即可感触到“思想改造”运动之走向。1950年夏承焘申请加入工会时所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检讨对象限于思想和业务范围，并不涉及私人生活。自我批评中又夹有自诩之情。而1952年刘大杰的检讨囊括个人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人事关系、以及经济收入等。他对个人过去的点点滴滴“小题大做”，充分发掘它们的负面意义。检讨中的刘大杰形象，猥琐、狡诈、投机取巧、是非混淆。就检讨者的思想状态而言，1950年时夏承焘对于自我检讨这种形式感到新鲜而兴奋。他曾于2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前日自我检讨，有曾任公务者自举贪污劣迹，有女子自白失贞，皆垂涕而道，互相批判时亦皆甚不客气。此从来未有之教育，闻之甚为兴奋。”[76]而刘大杰在检查阶段“畏惧群众，三日三夜不睡”，以致自杀未遂。据贾植芳的回忆，复旦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刘大杰的情绪一直不高。贾曾让韩侍桁（国际文化服务社）印刘大杰早年译著《野性的呼唤》，以促使他重新振作。[77]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期间，高校知名人士的自我检讨在报刊媒体集体亮相。1952年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检讨。1952年3月，《文汇报》第三版辟有“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改革学校，改造自己”，“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版。1952年3月7日《文汇报》第三版刊载复旦大学教务长周谷城《三反运动中的自我检讨》。1952年3月10日刊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自我检讨》。1952年4月16日刊载南京大学音乐系主任陈洪《检讨我的错误思想》等。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梁思成等诸多师生都撰文表达了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认识与感受。这些思想检查的署名往往都标有作者的单位与职称，如“复旦大学教务长周谷城”。这些检查不再只是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批评，而是“单位人”、“工作者”的检讨。由于作者多为位居一流高校的知名学者，其检讨的社会效力不可小觑。5月份以后，《文汇报》上的有关“思想检查”的文章措辞趋于严厉，而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讨论和总结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多具批判性。1952年5月4日《文汇报》刊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李霁野的《谈思想检讨中的几点经验》。文章集中批评了自己身为小资产阶级的懦怯和自私，既缺乏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和忘我精神，又没有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自己还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深感，“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工人阶级思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学校里夺取思想的阵地”的阶级斗争[78]。

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79]。1950年左右，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曾提出调整院系问题，但进展不多[80]。1951年华东区高校作局部调整，由75校，548个系科调整为59校，404个系科。1952年华东区18所私立高校校名全部撤销[81]。关于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早在1951年即已着手兼并。早在1951年5月11日，顾颉刚有感于私立诚明学院即将被合并的命运：“私立大学固迟早必关门，然不意其如此速也。”1951年诚明学院等六校合并为上海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上海学院一划为三，中文系（即诚明文学院）并入复旦[82]。1952年6月份华东区高校作思想动员报告，全面说明了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人事调配的原则。此次调整意在对专科学校与综合性大学进行分工，吸收大量工农成分的学生入高校。1952年全国高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华东区以上海、南京为重点，共设54校。华北以北京、天津为重点，共设41院校。[83]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全区54所高校全部为国家办理。此次调整过程中，上海有一百多位教师被分配到南京等地大专院校工作。院系调整后，许多高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一些重点学校开始试建政治工作制度，如交通大学成立了政治处（下设宣教、政治、青年三科），并在各系配备政治辅导员。教学方面，大部分学校设立教学研究室和理论研究室。以往课程设置从系出发，培养“通才”；调整后课程从专业出发，培养专门人才。理工科首先采用苏联高校专业教材，根据苏联教学大纲拟定教学计划[84]。1950年代高校教学改革、人事配置等也推动了教师评价体系的变革。1957年华东师大的教师座谈会上，教师普遍不满评薪评级中以政治水平代替学术水平，人事聘用上重“德”不重“才”，工作科研中不能学为所用[85]。1957年华东师大的助教问题成为大字报中的争鸣焦点之一。人们纷纷指责助教不学无术，有德无才。1956年华师大地理系留下的助教中非党团学生占据20%[86]。中文系施蛰存认为系里留助教研究生只看党团员不看成绩。分配工作不问系里教师意见。他要求最好在学生名单上注明党团员身份，以便教师打成绩[87]。

1949年前后文化人在政权更迭中历经分流与重组，并在此过程中重构文化身份。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他们的待遇是在不断改善的。1957年许杰重返故乡，发现一个农业合作社社员全年的收入只有一二百块钱。一个农村小学教师月薪大多为32到35元，小学校长为55元。一个中学教师平均月薪为五十元左右，中学校长为七十几元。一个新华书店的职员，每月收入五十多元。而许杰的工资，不止两百元。对照之下，许杰心生愧疚[88]。因此，叶兆言认为，“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得天下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持赞成态度的重要原因。历史地看，虽然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人民群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