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缩的全景，微苦的生命

――汪曾祺小说《八千岁》精读

翟 业 军*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当苦难阴影渐次褪去后，汪曾祺开始专注于文体之美，多样化地切入人生。《八千岁》即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它以短篇的体制，容纳了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微全景，复现出一个辛劳、笃实、轻甜而又微苦的市民世界。

关键词：《八千岁》；文体；市民世界

从1980年以《受戒》惊艳文坛到1997年去世，汪曾祺看取世界的眼光和创作风貌一直在变。比如，1985年，他在《八仙》中明白无误地说：“我不认为八仙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1]。1987年，他发了篇同题散文，却斩决地宣判八仙式“自在神仙”是一种庸俗的生活理想，“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2]。短短两年时间，他何以截然改变了对于八仙的看法？此一改变是否透露出他的生命态度的某种本质性变化？仔细甄别这两种论调，我发现他赞许八仙是有前提的――我们这个民族身受的过量苦难。他说：“八仙是我们这个劳苦的民族对于逍遥的生活的一种缥缈的向往。我们的民族太苦了啊，你能不许他们有一点希望吗？”[3]八仙原来是深渊里的补偿性想象。当“反右”、“文革”、“挂”起来审查两年多等苦难记忆愈益远去，他能够较从容、自我地体认世界、抒发心性时，便觉出了八仙崇拜散发出的阵阵腐臭。看法的改变原来根源于苦难底色的由浓转淡。所以，苦难的远近、浓淡应该是考察汪曾祺创作嬗变成因的重要出发点。

由此启示观照汪曾祺的小说，该有何种收获？他刚复出时，“文革”诸苦仍如毒蛇咬啮着他，此时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看似冲淡、温馨，其实被苦难紧紧缚住，潜隐着太多的辛酸、恐惧和祈望[4]。这些在苦难之水中泡过太久的优美篇什对于彼时作者、读者的心理安抚，就如八仙的逍遥自在对于“太苦”的国人的慰藉。但是，当他越发名重，苦难阴影渐次消褪后，便不再编织那么纯美的梦境使人们忘却苦难，不再小心翼翼地开拓力量之源使人们战胜苦难，而能够专注于文体之美，能够更舒展地、多角度地切入真实人生。

1983年的《八千岁》，即是转变之始。

一、复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来

《八千岁》结体极佳，最能证明“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5]，决非汪曾祺的自吹自擂。

小说犹如人物列传，先说八千岁，然后讲宋侉子，再提虞小兰，最后写八舅太爷。这些人物传记又不是松松垮垮地堆垒到一处，而是用巧妙的勾连，一个带出一个来，就像大家手牵着手，鱼贯而出。比如，八千岁专章结尾处，说到那两匹大黑骡子，是八百现大洋从宋侉子手里买来的，自自然然地引出宋侉子。宋侉子交待完了，若不经意地说一句“宋侉子每年挣的钱不少。有了钱，就都花在虞小兰的家里”，顺畅地转入虞小兰的故事。从虞小兰长得像水蜜桃，路人见了，不禁放慢脚步好生看上几眼，就连“八千岁也曾看过”，再次进入八千岁的传记。介绍完八千岁富庶却极悭吝的生涯后，用“八千岁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碰上一个八舅太爷”，把八舅太爷拉出场，并在他的传记中，让大家交集。这种写法，很像《水浒传》割开篇幅一环套一环地分说林冲、武松、宋江等好汉，等他们全都啸聚水泊后，再讲述一个绿林乌托邦的陆沉；也像《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6]汪曾祺看似极现代的构思，其实有十分悠远的依托。

各色人等的列传相勾连，便能摹写出时代总貌。《水浒传》为我们描画出一幅上到皇帝达宦下至贩夫走卒的北宋末年的社会全景图。《儒林外史》让官师、儒者、名士、山人、市井细民，一一现身纸上，给后世留下一段亦庄亦谐的“外史”。我们自然会想：《八千岁》如此结体，也应复现出一个时代来吧？只是，短篇小说如此逼仄的篇幅怎能容得下一个时代的风云？汪曾祺该要有何等老辣的手腕，才能于方寸之间掀起惊雷？

汪曾祺自有几十篇桐城派名文锻出的一手洗炼文笔[7]，能以闲笔不动声色地暗示出时代的翻云覆雨。全景图也是可以微缩的。只是他跟鲁迅一样，非常罕见地以古典之“文法”为小说，即不以讲故事为旨归，处处讲求风骨，注重微言大义，留心前呼后应，甚至以用典的方式达成意义的增殖。所以，我们若不以读古文的耐心和审慎，留意他潜心埋设的一个个纽结，就只能错过这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高邮的“清明上河图”，更无从理解图中吐纳的时代风云。

汪曾祺大致勾画出彼时彼地三种势力之间的消长。

第一股势力是勤俭发家的手艺人、生意人，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市民[8]。他一直迷恋这类人。1948年版《异秉》已经写到王二如何辛辛苦苦十多年，盘来隔壁旱烟店的半边门面，“擢升”为“二老板”。1980年版《异秉》更扎扎实实、绵绵密密地揭出王二勤勉生涯内蕴的温暖和诗意。到了1985年，他还意犹未尽，在《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里写到辛劳、节俭、正“走旺字”的胡老二，为他向上的努力而心生敬畏和喟叹：“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神。”有趣的是，他们都行二。汪曾祺曾说过：“大哥笨、二哥憨，只有老三往往是聪明伶俐的。中国语言往往反映出只可意会的、潜在复杂的社会心理。”[9]而王二、胡老二这些“二哥”心无旁骛地经营家业的“憨”劲，正是他最珍视的。八千岁同样靠节俭和汗水，从八千钱起家了。他的身家可不只是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也不只是胡老二“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的如意楼，而是门面黯淡却极殷实的米店。人们都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他甚至已经有钱到，多家店铺贴有“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的字条，独独他家贴了，“就不免引起路人侧目，同行议论”。富裕至此，还一毛不拔，岂不是为富不仁？八千岁的发达实在是市民处处歉抑却又步步逼人的鸿运的鲜明写照。

时势总是此起彼落的，市民世界三春草、雨后花地起来了，耕读传家的世家却急剧衰萎下去。败落世家的代表是夏家：

夏家原是望族。他们聚族而居的大宅子的后面有很多大树，有合抱的大桂花，还有一湾流水，景色幽静，现在还被人称为夏家花园，但房屋已经残破不堪了。

败落的明证更是夏家把祠堂租给八千岁做仓廒。儒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构出等级分明却又谦恭礼让的社会，孝当然是核心德行。《论语》中弟子经常向孔子“问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孝原来必然联系到祭祀，联系到祖先崇拜。曾子甚至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篇》）祭祀竟有“再使风俗淳”的奇能。于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仪的祠堂，便成了保持家族认同、维系伦理秩序的神圣场所。如今，夏家竟然租出神圣场所，改作仓廒，甚至一任显考显妣的牌位东倒西歪，落满鸽子粪，可见已经败落到了何等凄凉的程度，也可见礼教自身已经溃散、凋零，连最忠实的信徒――世家――都弃之如敝屣了。这时，“五四”闯将直捣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的热潮刚刚退去。“新文化运动”在国人灵魂里闹革命，竟有如此成效？汪曾祺不切入此种火爆议题，一径淡淡地讲故事：城中地主收了租稻，并不过目，直接送到熟识的米店，由他们代为保管经营。“这些人家的大少爷，是连粮价也不知道的，一切全由米店店东经手。粮钱数目，只是一本良心帐。”夏家说不定就是这样的地主，他家大少爷说不定也不知道粮价，败落实属必然。（想想《异秉》中的“张汉”，年轻时做过“幕”，走过很多地方，想来也是个儒生，如今一样地什么都不会干、不愿干，沦为食客。）而“良心帐”实在是对双方的反讽：米店的良心是世家子弟聊以自慰的幌子，也是米店盘剥世家的借口。巨大的财富从世家源源不断地输入米店，八千岁的鸿运挡都挡不住的。就这样，需要用长河般的篇幅才能说清楚的各阶层的盛衰轨迹及原因，被汪曾祺轻轻点出。举重若轻的本领，算是登峰造极了吧。于此也可看出，礼教的分崩离析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兴风作浪，更由于世家丧失生存能力，礼教失去了现实基础。意识形态的大用，从来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夸大。

汪曾祺说宋侉子“也是个世家子弟，从小爱胡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花鸟虫鱼，无所不好”。“也”字不正说明，包括夏家在内的世家子弟，大抵是吃喝嫖赌、荡尽家财的败家子？汪曾祺的字里行间，都填得满满当当的。宋侉子一等父母弃世，就卖掉所剩田产，做起骡马贩，从世家坠落为市民。汪曾祺还特意说起他贩来两匹大黑骡子的传奇。传奇之“奇”更加乖离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之道。而他有钱了就住在虞小兰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没钱了就行走江湖，就彻底是个浪荡子，世家的不肖子孙了。当然，说他是不肖子孙并无贬义，只是一种描述而已。或者说，汪曾祺从不以道德臧否人物，而是心怀爱意地发掘人善。于是，他从宋侉子的放浪中发现了率性之美：“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宋侉子的破落史在别的作家手中，比如师陀，就成了《无望村的馆主》那样的满纸凄凉和怨恨。人的心性，真的各个不同。

虞小兰的遭遇则是世家败落的另一种方式。她母亲本是盐务道关老爷花四百两银子从堂子里买来的姨太太。关老爷死后，母女被赶出家门，母亲只能再次“扫榻留宾”，其后，母业女承。盐务道的骨血竟然做了妓女，关家人竟然不愿干涉也无力干涉，可见世家已败落到什么程度。

市民取代世家成为时代砥柱，虽有巧取豪夺的嫌疑，却也是聚沙成塔，勤勤恳恳的。世家倾颓，分明是气数已尽，也就不怨天、不尤人。于是，兴旺的、破落的各按本分过下去，竟也形成新的安稳，一个祛魅的、讲实利的市民社会渐次成型。需要强调的是，汪曾祺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已挣出礼教束缚，却还未进入现代，而是处于从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很快抗战军兴，第三股势力――军阀――横空出世，安稳又被打破。算来算去，市民社会只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里昙花一现。汪曾祺的复现弥足珍贵。

八舅太爷从小就是个浪子。相比较宋侉子的旧式颓靡，他多了份时髦和匪气。他篮球打得漂亮，读过体育师范，上过美专。他初三就写恐吓信敲诈，后来在上海入了青帮，辗转进了军队，成了旅座，抗战时入驻里下河地区。有趣的是，他时髦却又不忘传统：喜欢京戏，时常约来名票名媛，吹拉弹唱一整天；匪气却又风雅：“他的画宗法吴昌硕，大刀阔斧，很有点霸悍之气。”不过，时髦与传统，匪气与风雅并未相激相荡，深深拓开他的生命厚度，而是各不相干地杂陈着，越发显出他的浅薄和四不象――时髦和传统都取皮毛，风雅只是附庸，就连匪气都收敛了杀气。汪曾祺又闲中着色地说到他的两方压角图章。一方是“戎马书生”，他竟把鱼肉一方当成“醉里挑灯看剑”般生涯，无知到了清浅，粗豪得略略妩媚。一方是“富贵英雄美丈夫”，《紫钗记・折柳阳关》里的词句，看来他又自比陇西才子李益。汪曾祺不怀好意地说：“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里最好的词句。”汪曾祺自己肯定不认为，故意让一个没有资格认为却又自负、颟顸得以为自己肯定有资格认为的人去认为，反讽之意毕露。但是，八舅太爷自顾自地真那么认为了，不又有些憨态可掬？就这么个稀里糊涂的家伙，大剌剌地成了彼时高邮最气焰熏天的势力。汪曾祺一路说来，有点厌弃，有点喜欢，有点调侃。此一含混之至的叙事态度，正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清晰是现代小说之敌。

汪曾祺还说，在上海时，八舅太爷曾穿一套铁机纺绸裤褂拉黄包车。别人不敢坐，长三堂子的妓女、舞女可不在乎。她们想：“�弗是要白相相吗？格么好，大家白相白相！又不是阎瑞生，怕点啥！”这段似乎寻常的描写，却暗藏玄机。1920年，上海某洋行职员阎瑞生嗜赌成性，挥金如土，身负重债，便设计谋杀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后被处以极刑。此案披露后，轰动洋场，各种文艺体式纷纷跟进。文明戏《阎瑞生》久演不衰，麒麟童（周信芳）主演连台本戏《枪毙阎瑞生》，文坛也出现“阎热”。1921年的电影《阎瑞生》，更因“素材的新闻性和视觉处理方式的纪实性”，产生了“颇为轰动的营业效果”[10]。这场在上海发生的谋杀案及其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阎瑞生热”，无法嫁接入高邮的“故人往事”里。汪曾祺便把它焙制成一个典故，不着痕迹地插入八舅太爷和妓女的调笑中。彼时高邮的风物人情便不再是一隅的、孤立的，而被插入由“阎瑞生”三个字暗示出的大背景中。此一背景不仅有洋行、赌博、花魁、凶杀等元素组构成的海上艳异的繁华，更有报业、文明戏、电影的勃兴勾画出的中国现代性历程。八千岁、宋侉子后来的霉运，看似东风无意吹皱了一池春水，其实是现代性在战火助推下入侵宁静小城后必然引发的动荡。《异秉》、《大淖记事》虽也杂写三教九流，却未兼及现代性背景，只能呈出一个封闭、退色的小城。只是，此种用典纯属“文”的做法，考验着读者的细心和知识面。读懂《八千岁》，是难的。

悉心摹写彼时彼地社会各阶层势力的损益、圆缺，并把它牢牢铆入现代性变迁史，一部丰满、扎实的民族志便诞生了。《八千岁》不像汪曾祺所推崇的短篇小说样式，“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11]，而是以短篇小说的篇幅容纳了长篇小说的广阔世界。而且，正因篇幅的短小，使得此种容纳不是长篇式的铺排，而是深文周纳、处处留白。就这样，汪曾祺把短篇小说文体抻了又抻，极大地拓展了它的表现力。汪曾祺能够专注于此种文体实验，并复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来，应该归因于他开始挣出苦难阴影，自在地切入了短篇小说文体和生命世界。创新从来离不开心态的从容。

二、“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说，小时候上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他喜欢一路看看两边的店铺、作坊：

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12]

这段追忆极似《从文自传》。这种相似并不能否定这段话的可靠性，而是表明，正是沈从文的追忆和塑造开凿出了汪曾祺相似的童年记忆，并使后者把这一记忆点染成一个温润的艺术世界。下面想问的是，市民世界的运势不正芝麻开花节节高吗，它的生活气息为何是辛劳、笃实、轻甜又微苦的？市民世界的风貌究竟怎样？

首先，市民世界专注于劳作时，美丽得近乎神圣。

汪曾祺很少写农民。酷烈的农活对于农人身心是极大的斫伤，是完全异己的。而锡匠、挑夫、卖薰烧的、卖水果的、车匠、皮匠等手艺人沉浸于劳作时，对于对象则有种“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契合。我甚至称之为“相遇”，一种把全部感情投注入工作的手艺人和带着人的手泽和体温的工具（而非冷冰冰的、与人相疏离的机器）之间的“相遇”。在此“相遇”中，手艺人的生命慢慢打开，打开到蓬勃，蓬勃得灿烂；工具则开启着、引导着这一打开，并在此打开中，获得了自身的辉耀。于是，王二切薰烧的两只手，也可以“像做着一种熟练的游戏，流转轻巧，可又笔笔送到，不苟且，不油滑，像一个名角儿”。汪曾祺还觉得不够似的，在《故人往事・戴车匠》里，更让戴家车匠店地势比左右高出一截，如小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演出一片天女散花的风情，让一帮孩子傻子似的一“看”半天：

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

八千岁每天生活非常单调，无非量米、看稻样。但是，当“前头”没事，来到后身时，如此枯燥的人也有了一场美丽的“相遇”。这地方大部分米店改用机器轧米了，他还用碾子。因为他舍不得这副碾子，舍不得这五匹大骡子。一连两个“舍不得”，道出人与工具撕扯不开的交融。在此交融中，八千岁何等欣悦和沉酣啊。他喜欢碾坊暗暗的光，喜欢骡子粪的味道，喜欢看碾米师傅牵出大黑子或二黑子（多么亲昵的称呼啊！），喜欢看它们撒尿，喜欢看碾子转，喜欢这种不紧不慢的呼呼的声音（多么舒缓的前现代声音啊！），还喜欢细糠的香味。从一长串叠加起来的“喜欢”中，你能体会到八千岁无关乎事功的迷醉吗？能感觉到他忘情于劳作时，整个对象世界向他散发出的神秘性光辉吗？能领悟到其中竟有一种宗教性的庄严和力量，这原来是一宗“爱的事业”吗？

其次，市民世界的优美和庄严并不流于空洞和高蹈，而是由辛劳和笃实打底的。沉甸甸的汗水，使得优美和庄严更添几分生之厚重。

八千岁的左邻赵厨房会做满汉全席，祖传一套五福拱寿油红彩的满堂红的细瓷器皿，右舍则专做粗面少油的“草炉烧饼”。《晚饭花・三姊妹出嫁》里，秦老吉的馄饨担子都可以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那么，汪曾祺没有理由放过这套细瓷器皿，放过赵厨房做菜时近乎辉煌的美丽。但是，他只敷衍地说，“每天听得见左边煎炒烹炸的声音，闻得到鸡鸭鱼肉的香味”。相反，他这样描写右舍：“也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烧饼能有什么香味呢，何况在鸡鸭鱼肉香味的映衬下？但他就坚定地说“也”闻得见，还兴致勃勃地模拟打烧饼的声音。那一连串拟声词该是他童年记忆里最动人的声音吧？那么轻快，那么确凿，简直是生的欢歌。他对右舍的偏爱一目了然。为什么？就因为“这种烧饼便宜，也实在”，食取果腹嘛。简朴的自奉、笃实的劳作，才能铸就坚实的生命，生命才能弥满美丽和庄严。

八千岁的“二马裾”也既便宜又实在：“衣取蔽体，下面的一截没有用处，要那么长干什么？”八千岁正是“草炉烧饼”一样的人啊。汪曾祺对他的生命态度的肯定，同样一目了然。他的辛劳、精明都不用说了，汪曾祺还竭力渲染他的悭吝，以表明他对自身辛劳的过分珍惜，从而进一步夯实这份辛劳。此地兴“吃晚茶”，大都是干拌面。他家在“万”不能省的情况下，一人两个烧饼。他是“大都”之外的。早上有客，一般上茶馆吃一笼“杂花色”，他也循“例”待客，自己却不吃包点，还是带两个烧饼去。他是“例”外的。就连米店养鸽子是通“例”，他也踌躇良久才同意儿子养。他仍在“例”外。“例”是市民世界辛劳、笃实的惯例，他处身“例”外，就是把这份辛劳和笃实加重了好几倍。也许，这就是他能够成为市民世界标杆的原因吧。

最后，如此美丽、实在的生命，却不得不带点苦味。苦味的由来有三。

其一、汪曾祺不禁会想，八千岁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价值就是从八千钱一下子跳到米店，过程可以一任日复一日的辛劳和锱铢必较空洞化？小说开头，他郑重其事、�里�唆地为我们反复换算，八千钱就是两块七角钱，还煞有介事地问：“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一毫无意义的琢磨以戏拟的方式瓦解掉市民世界的生命逻辑，瓦解掉八千岁一砖一瓦细细砌就的大厦。那么笃实的世界竟如此脆弱，生命如何不苦？他的生命在八舅太爷眼中更显卑琐：“他肯花八百块钱买两匹骡子，还不能花八百块钱买一条命吗？”人命还真的不一定比骡子值钱。还是虞小兰一针见血：“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怪可怜的。”生命不仅微苦，还可怜。

其二、礼教零落，市民社会初步成型，却又被战火和现代性的重锤击破，新市民宋侉子和老市民八千岁皆无还手之力。小说一再比照宋侉子的荒唐怪诞和八千岁的笃实克己，似乎颇为欣赏前者。比如，宋侉子钱全花在虞小兰身上，八千岁也认为她“长得是真好看”，不过又想：“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么？”再如，宋侉子说麻雀是下酒的好东西，八千岁可不吃，“这有什么吃头！”但是，这些差异有什么意义呢？八舅太爷到来，“一见虞小兰，相见恨晚”。“相”字暗示，“恨晚”绝不是单方面的。她成了他的红人，他调防前那么隆重地“别姬”，更说明“姬”的情愿。“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只是欢场游戏罢了，根本不能当真的。而爱人移情，宋侉子无能为力；当八舅太爷讹去踢雪乌骓，他也只得顺水推舟，假意慷慨。他的率性之美只是对于戏台上、小说里那些香艳故事的粗陋模仿而已，同样当不得真。他和八千岁的区别只是，都被敲了竹杠，人们这样劝他：“你就当又在虞小兰家花了一笔钱吧”，连慰藉都这么香艳；这样劝八千岁：“只当生了一场夹气伤寒，”全然吝啬鬼的思路。而“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一哄自己玩的精神胜利法，却是一样的。不哄自己玩，又能怎样呢？苦味由此而生。

汪曾祺一再说中国人心理“皮实”，实在有太多自嘲、嘲人的苦味。

其三、汪曾祺那么喜欢市民世界的劳作，喜欢那些略略笨拙却又笃实、温润的工具，却不得不看到，这些很快就要消亡，世界将充斥机器的轰鸣。你看，大部分米店都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的古典法子还能维持多久？赵厨房的细瓷器皿已锁在箱子里好些年，办满汉全席也是“多年没有的事了”，就是办了，也买不到鸽子蛋，“就这几个，太小了！”就连戴车匠也如哲人般有了远忧：“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果然，1981年，汪曾祺还乡，“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也许，戴车匠是“最后一个车匠”了，那种欣悦和沉酣再也不会有了。面对市民及其劳作世界的消逝，汪曾祺还能相对豁达。但是，细细想来，还是微苦的。

一个“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市民世界就这么过去了，世界不复宁静和从容。我们不禁担忧：八千岁们能跟得上世事的翻转吗？汪曾祺明白无误地说，能。变故后，八千岁刮去“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穿上阴丹士林长袍，晚茶时把儿子拿来的烧饼往帐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比干拌面要高级啊！）以后，他还会有更多随时势起舞的地方吧。中国人是“韧”的。只是，“一拍”、“大声”等处透出太多的幽默和嘲谑：犯得着嘛，不就一碗三鲜面？汪曾祺说：“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13]《八千岁》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苦难阴影的笼罩。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