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李兴阳、王宇阳: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与叙事指向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叙述的日常生活,都在特定的生活空间里展开。在日常生活随着故事主人公的行踪不断流动的时候,托载日常生活流的各种现代景观,便随着镜头的移动而不断呈现。所谓景观,原意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具有包括自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特征。在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依・恩斯特・德波的有关论说中,“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示形式”[2],“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3]。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的有关论说中,德波的“景观”变成了“媒介景观”概念,以其指“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4]。本文也在这些西方理论话语所指涉的意义上使用“景观”概念。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大多以城市作为叙事空间,如《幸福请你等等我》(余淳导演,2014)、《裸婚时代》(滕华涛导演,2011)、《家的N次方》(赵宝刚导演,2011)、《老大的幸福》(李路导演,2010)、《媳妇的美好时代》(刘江导演,2010)、《马文的战争》(余淳导演,2008)、《新结婚时代》(鄢颇导演,2006)、《中国式离婚》(沈严导演,2004)等;少量电视剧作品以乡村或城镇化的乡村作为叙事空间,叙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剧中的各色“被看”的景观,大到城市、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小到公民住宅、工作场所、娱乐的私人空间,乃至人们的衣着装扮、日常生活用具等,都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它们不再仅仅是生活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背景”,更是“现代中国”与“世俗中国”的直观呈现。
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所谓“传统景观”,是指代表“过去”的、“旧”的、“贫困”的和“落后”的那些景观。在创作于新世纪之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家庭伦理剧中,“传统景观”几乎是无处不在。譬如,在所谓的“三破一苦”(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破碎的情感、苦难的家庭)剧中,人物生活所在地的乡村或城市,人物的居所、饮食、衣着和用具等,大多与贫困落后、破旧、苦难等有关;再如,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沈好放导演,1998)中,老旧的胡同巷子、四合院、拥挤的室内空间、长在婚床中间的树,成为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旧“北京景观”;同样以北京为故事发生地的《一年又一年》(安占军、李小龙导演,1998)中,主人公陈焕和林平平的结婚新房是筒子楼里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这些“老房子”或者“小房子”里的大家庭或者小家庭都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在特定时期贫困、落后的象征,它们大多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被滚滚向前的推土车所推倒,融入日渐时尚、现代化的都市之中”[5]。 在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传统景观”大都已悄然转换为“现代景观”。这里所谓的“现代景观”,是指代表“现在”(或暗指“未来”)的、“新”的、“富裕”的和“发达”的那些景观。现代人居住的城市生活空间基本上是这样展现的:整个城市由发达的立交桥、高速公路、铁路轨道等复杂而宽阔的交通系统交织连接起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的交通道路,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达的现代交通,为当今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具有强烈时间意识的现代人的快捷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城市社会机构及其建筑景观的主体,有商业广场、街边小店等大大小小的商铺,有摩天大厦、写字楼、医院、校园、政府机关大楼,以及各式各样的住宅小区等建筑,这些都填充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剧中还不忘展览城市美丽的一面,大面积的城市绿化带、广场、公园、城市标志性建筑。如位于北京的央视总部大楼和鸟巢水立方,上海的东方明珠塔等,也都是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呈现的现代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胡同和四合院还有筒子楼等几乎都消失了,随着年份的靠近,单元楼房、高层小区、别墅群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剧中似乎已不存在四世同堂的画面,就连三世同堂的画面也越来越少,小家庭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般格局是父母与已婚的儿女不再同住一处,即使是未婚的成年儿女,如《新结婚时代》里的儿子顾小航,当家庭出现矛盾或者特殊情况时,他敢对家长说“我要搬出去住”这样的话。在家庭中,个体的自由意志也得到充分强调。家庭越来越小,房屋却越住越大,从个别年轻人或刚结婚不久的夫妻居住的一室一厅的小户型房屋(如《新结婚时代》里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家,结婚六七年内,两人共同努力还完了房贷),到有孩子的家庭普遍的“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再到并不少见的富人居住的豪宅别墅(赵本山、谢晓嵋导演的《刘老根》里就已有北京别墅小区的展现,此后一直到今天,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几乎每部都能找到这些“富人区”的存在)。这些现代房屋或大或小,功能都应有尽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阳台,甚至还多出了试衣间、小花园、休闲室,等等。在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表现得最多的现代人的工作场所就是为各种白领、教师、医生等提供的办公场所。最常见的办公场所,是格子间办公室,如《裸婚时代》中童佳倩、《家的N次方》中赵雯、《新结婚时代》中何建国升职前,他们办公的地方都属于格子间办公室。大家共处一室,没有太多私人空间,但同事之间的交流也不少,欢乐、紧张、矛盾、温情都会在这里产生。剧中还有独立办公室、会客室的展示。这是公司高层人员以上才具备的办公条件。在这里,办公室主人能够安静地处理大量繁杂的事务,为企业和国家“辛苦工作”。 休闲场所除了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质和休闲性质外,在电视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环境。过去的老北京,最具代表的休闲场所非茶馆莫属,茶馆这个特殊的场所几乎在所有反映老北京的电视剧中都有表现甚至突出表现,例如《天下第一楼》(夏钢导演,2003),及根据老舍先生同名话剧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茶馆》(何群导演,2010)。老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纷纷汇聚在这样一个结构简单、所有桌子凳子都摆放在大厅的喧嚣的场所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论国家大事、宫闱秘闻、世情百态,似乎这才是正经事儿。这些是电视剧里几乎每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主人公都有条件可以常去的平民消费场所。如电视剧《一仆二主》(2014,刘进导演)中杨树与顾菁菁的多次约会,就是安排在茶楼。在新世纪家庭伦理剧中,已难以看到作为“传统景观”的茶馆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私密性质”的高档茶楼与更多作为宣泄空间而非一般交流空间的酒吧,这些是电视剧里几乎每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主人公都有条件可以常去的平民消费场所。如电视剧《一仆二主》(刘进导演,2014)中杨树与顾菁菁的多次约会,就是安排在茶楼。剧中展现的茶楼,安静舒适,装修得体,优雅又不显浮华;茶楼里隔出一个个半封闭空间,无论是交谈工作也好、私人聚会也好,隔间与隔间之间互不影响。而顾菁菁和她的室友甚至一度因为杨树请客的地方总是这些“平民场所”而怀疑其“大款”的身份。喜爱丰富夜生活的年轻人则倾向于来到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酒吧。在酒和音乐舞蹈的熏陶下,年轻男女们在此处交流情感和生活上的无奈。如《家的N次方》中夹在两个对立家族企业的少爷薛洋和周浩之间的一个富二代公子,他家的酒吧便成了几个哥们儿见面的大本营,还有齐齐当调酒师的酒吧,后来也成为薛家及他们的朋友常聚的场所。《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和刘东北,一个在酒吧里宣泄婚姻生活的痛苦,一个则在此猎获新鲜感。当电视剧讲述都市人的压力、困惑或者病态时,酒吧就成了一个言说的场所。 从过去的大哥大到“诺基亚”,再到现在的多功能智能手机、方便易携且多效智能的平板电脑、随时能上的社交网络,这些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友方式,人们不再等待命运的安排就能通过网络相互了解,然后“有缘千里来相会”。私家车已成为城市居民乃至部分乡村居民必备的代步工具,都市现代病“交通拥堵”已成为剧中最常见的景观。剧中主人公们的衣着,也力求美丽时尚,优雅大方,尤其是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中的年轻女性角色,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衣着,出现过的衣着装扮一般不会再一次出现。如《咱们结婚吧》(刘江导演,2013)中的桃子、《裸婚时代》中的童佳倩,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家外,她们都要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美丽、时尚。无论生活中出现怎样令人不顺心的问题,她们都坚持打扮自己。美丽对于现代都市女性而言,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在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城市生活空间里的现代景观,从宏大的整体到具体的细节,从“城市、交通、通讯”这些“硬件”,到它们所体现的“管理现代化”“国民现代民主精神”等“软件”方面,都比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昭示着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可以说是“已然”的,也可以说是“应然”的,二者之间形成既结合又“分离”的张力。所谓“已然”,是说剧中的各种现代景观并不都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其一定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和农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最好部分,就汇聚成了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隔离的伪世界(pseudo-world )。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6]据此,有论者说:“景观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它由现实中‘片断的景色’叠映而成,构筑了一个非生命之物的自主自足的自在运动,其本质是影像编织成的被隔离的‘虚假世界’。”[7]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就是由现实中“已然”的“片断的景色”集锦而成的“虚假世界”,虽然不免有所“欺骗和蒙蔽”,但其叙事指向是中国社会“应然”的“理想世界”。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基于“已然”而指向“应然”的“理想世界”五光十色,譬如上文所举的发达交通、时尚商区、优良住宅、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与私家车等。还有有众多的华丽场景,如频繁出现的高档住宅小区、高端的酒店餐厅(如《老大的幸福》里全家聚会的如皇宫般的北京的大酒店)、阳光沙滩(《咱们结婚吧》等多部电视剧有所展现)、充满奢侈品牌的商业广场,剧中青年们就在这些地方谈情说爱,度过难得的休闲时光,引领生活的时尚潮流;大型商业服装广场、健身房、瑜伽馆、剧院、美容院等,也是他们工作之余最爱去的地方。中老年人同样过得充满生命活力、神采飞扬,他们交友出游、锻炼养生、上老年大学或积极参与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其足迹所到之处,“世俗中国”无不映现出欣欣向荣的“现代中国”。 与对现实中“已然”的“片断的景色”做上述集锦式放大展示不同,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对于那些尚未完全改变、不属于城市最先进的另一部分景观,一般会进行适当的遮蔽或淡化。细心的电视剧观众会察觉到,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与剧中主人公出入的场所相似的生活空间,但这种环境条件也并非每个中国家庭、每个国民都能达到的。现实中,装修精致、时尚的现代家庭住宅,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还有不少家庭在不断攀升的房价面前“望房兴叹”,很难买得起房子。剧中平民女主角所穿的那些美丽新衣,也不是每个女性都能穿的,其响当当的品牌与令人咋舌的价位,让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望而却步;电视剧中隔三差五的娱乐生活更非现实里每个人的生活常态。并不那么美好的现实景观,在电视剧建构的光彩夺目的现代景观的遮蔽下,只好“沉默无言”。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沈好放导演,1998)
《一仆二主》(刘进导演,2014)
二.在“已然”与“应然”之间
《老大的幸福》(李路导演,2010)
德波说:“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决非偶然地或表面地就是景观的,相反,景观恰恰是这一社会最根本性的出口。在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像中,目标是不存在的,发展就是一切。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8]。既然“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就必须是不同于现实的“应然”之景。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以“局部”代替“整体”,以集锦式放大展示“已然”的“片断的景色”,将“应然”的“理想世界”悄然偷换成“已然”的现代景观,突出展示这些现代景观,意在为受众建构一个基于客观现实、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拟态环境”,代替人们看到的现实。它是部分“真实”的,因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中,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光鲜生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想象中的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这样理想化的世俗化日常生活景观中体现出来;它更是虚构的,是在展现部分真实现实的基础上制造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达到的一种目标,一种理想生活蓝图,一种理想生活的愿景。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代国家建设的理想目标,同时也就是国家形象的定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到今天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也就是实现“中国梦”,电视剧创作者们将这样的理想目标、国家形象的定位融入到电视剧叙事的方方面面,化作了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景观。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想象的中国”“想象的生活空间的现代景观”,其实是电视剧创作者所构想的国家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景。他们期待观众们对这个理想有更深的感触,对生活目标有更明确的认识,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一起努力塑造出更加美好的国家形象。简言之,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在“已然”中表达出“应然”的期许。
三.“国民”与“国家”的双重形塑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媒介景观。德波说,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的。景观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在景观的迷入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贝斯特则有另外一种概括,“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一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9]。景观的这种意识形态本质,同样体现在电视剧这种媒介景观及其在叙事中建构的现代景观上,因而具有“国民”与“国家”的双重形塑能力。
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景观,其所展现的现代景观,是塑造“国家”之媒介形象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同一般传媒广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促进消费而生产的。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现代景观,是一种国家媒介形象。这种国家媒介形象,其“已然”的“片断的景色”就是国家客观形象,其“应然”的现代景观就是国家媒介形象所指向的理想的国家形象。如《双城生活》(安建导演,2011)中的北京景观与上海景观,《咱们结婚吧》中的城市景观、阳光海滩景观,《胡杨女人》(张晓春导演,2010)中的内蒙古草原景观,等等,虽然都有现实景观基础,但都是高度理想化了的“应然”的现代景观,它们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在于要让大众在娱乐消闲的同时在心中形成美好的“国家形象”。不止如此,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的现代景观,在形塑美好的“国家形象”之“形”的同时,植入相应的“神”,力图建构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为应有的合法的价值观念。仅就建筑景观而言,中国传统住宅的建筑格局与封建专制权力、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等是“形神一致”的,如《大宅门》(郭宝昌导演,2000)、《乔家大院》(胡玫导演,2006)中展示的旧式住宅。再如,四合院通常为大家族的居所,其建筑外观和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尊卑等级思想。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展现出的现代家居,则与现代价值观念相适应。剧中人物不再选择旧的居住方式,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空间有了新的期许,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在生活空间的现代转换中,表现出对现代民主、平等的渴求。如在《新结婚时代》等剧中,厨房的布局及其功能也是很“现代”的。在洁净光亮、布局开放的厨房里,掌勺的不再一定是妻子或母亲,还有可能是体贴的丈夫或退休在家的父亲(如《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与顾教授),这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的平权意识在家居中的体现。中国在精神意识上的“现代化”,已然从这些生活空间的细节里透露了出来。
《咱们结婚吧》(刘江导演,2013)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景观,其所展现的现代景观,是塑造“国民”之媒介形象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出现在剧中的国民,不论男女老少,就其主要人物形象而言,其叙事指向都是“现代”的,有“现代”的形貌,更有“现代”的精神,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那样的“国民”有了显著的区别。“贫嘴”张大民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一口粥也要喝出滋味”的长期“有限满足”的精神状态不是现代国民应有的精神状态,他的所谓“幸福”于今天的国民而言也不是真正的幸福。相比之下,《老大的幸福》里的“老大”傅吉祥及其兄妹们的“幸福”,尽管受到论者们的批评,但有了更多“现代”的蕴含。傅老大居住在小城里,他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北京城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分别成为拥有财富的企业家、具有能力的国家公务员、拥有人气的年轻演员和桃李众多的优秀钢琴老师,傅老大本人,在小城里作为首席足疗师、养生专家,也颇受众人爱戴。《咱们结婚吧》里面的“恐婚男”,即使辞掉公职,不做公务员,不拿铁饭碗,也能成为优秀摄影师;剧中人见人爱的“黄金剩女”,即使在职场路上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也能在朋友的暗中帮助下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婚纱设计师。剧中的男男女女各司其职,在各个领域里都充满激情地散发着自己的能量,由此为自己带来了理想的物质生活,有房有车,有的甚至拥有豪宅豪车。健康开朗、聪明智慧、奋发进取的现代中国国民形象由此被塑造出来。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形塑的上述“国民”与“国家”形象,本身也是“被看”的现代景观,其意识形态功能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观众的认同。从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国家不再要求国民在穷苦中谈论精神,不再将物质与精神简单对立起来,也不再将“国”与“家”简单对立或简单统一起来,国家利益得到了强调,国民个人及其家庭也同样不被忽视,“家”与“国”就这样在新世纪的家庭伦理叙事中和谐交织在一起。同时,更重要的是,剧中想象出国民应有的生活,想象国民享有更多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力。国民能在其中感受到国家正在朝着尊重人权,将权力更多地让渡给人民的美好新形象发展。在炫目的现代景观中,中国国民似乎看见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正在向我们走来。
景观如此巨大的意识形态形塑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德波解释说:“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appearances)实现了。”[10]“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颜无耻的谎言般的解释时,傻瓜就相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11]后来的论者们也对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剧的现代景观及其叙事指向作如是批判,但主流话语却对其表示欢迎,并郑重探讨其叙事策略,以求其有新的发展。这样的话语对抗,其实也是一种极有张力的现代景观。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文章,项目编号10BC024。
[2][7]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6][8][10][11]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43、45、44、161页。
[4]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5]戴清:《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176页。
[9]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作者简介:
李兴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
王宇阳: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艺术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年5月总第6期)
(戏剧与影视评论 2016年10月11日)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苏ICP备10085945-1号 南信备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