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有过鲁迅研究必须回到鲁迅自身的呼吁。此说固有其针对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才算是回到了鲁迅自身呢？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在学术层面上，借鲁迅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动机也是对鲁迅的伤害。这种出于功利主义学术动机的鲁迅研究同样是对鲁迅的不尊重，暴露的是工具化鲁迅的意识形态陋习。学界内部的鲁迅研究必须自重，必须怀有学术的敬畏之心，必须牢固确立文献真实第一的治学态度。鲁迅的当代价值归根结底在于能够成为思想、学术、文学的再生资源，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动力资源，而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条学术底线。

如果缺乏对于学术常识的底线思维，缺乏对于基础文献的谦虚和尊重，我们就会偏离学术的初衷，与学术的目标越行越远。在这方面，当代的鲁迅研究领域可谓教训深刻而惨重。特别是对于鲁迅的意识形态利用或工具理性思维仍是今天的普遍现象，强调鲁迅研究的学术底线、常识意识，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学者的道德本分、坚守学术伦理、树立自觉的学术研究责任感。只有回归学术的本源，学术才会强大。面对工具化、娱乐化或边缘化的种种鲁迅言说企图，学术立论的唯一诉求就是真实。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这是所有鲁迅研究者的责任，同时也是鲁迅当下性价值的要义。

鲁迅经常会被谈到，哪怕有时只是出于某种惯性而已。当然，自觉地谈论鲁迅应该说还是鲁迅话题场域中的主要现象。今年谈鲁迅就更加热闹了。在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之际，谈鲁迅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但鲁迅被谈多了，审美疲劳或学术疲劳跟着就可能出现了。难道我们不是在过度阐释鲁迅吗？

自从有了网络世界后，许多事物的面相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是牵涉到价值观层面的变化。比如，政治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权力不能永远高高在上了，草根�丝也有发言权了，名人不再有隐私了……还有就是鲁迅也不神圣了。

鲁迅原来应该是神圣的，或者说，他是被塑造成神圣的。对鲁迅的任何不敬或越轨企图都会被视为亵渎。鲁迅及谈鲁迅，都是一种权力的体现，有时还会涉及政治。

太远的例子不必举了，就说世纪之交以来的几件事吧，当事人都还健在，记忆犹新。一是著名的文学期刊《收获》开了个栏目请大家谈鲁迅。那时王朔正红，他就写了一篇有点“藐视”鲁迅之意的文章，意谓鲁迅没有接受过长篇小说的挑战，称之为大作家恐怕总有点勉强。

好在那时气氛还没完全坏了，虽有人跳起来扣政治帽子，但终究不能奈王朔何。而为鲁迅辩护的学者就举出了诸如莫泊桑、契诃夫这样的作家，云短篇小说同样可以成就大作家。这番道理本来也是对的。

但人们最好也应该想想，以短篇小说成名家且成大家的毕竟只是个别少数，为什么绝大多数小说大家都以长篇作为标志性作品？长篇的地位和价值显然不是短篇可以比肩的。

从常识上想问题，本来应该是很平常的事，但总有人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王朔遗憾于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不过就是一个作家基于常识的看法，而且说的也是事实，实际有无道理并无碍于鲁迅的地位，但犹似平地起了惊雷，引发了好一通鼓噪。

第二件是“断裂”问卷调查事件。一群对文学现行体制和秩序不满的年轻作家，自导自演了一场问卷调查的戏，其中就有对于鲁迅的大不敬之辞，甚至贬其为茅坑里的一块大石头之类。这是将小人物对于既定权力秩序的愤怒发泄到了秩序的象征物上了，鲁迅倒是有点无辜的。

与体制或传统的“断裂”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时我倾向于认为，“断裂”事件并不主要出于“炒作”的动机，其中必有其文学抱负的真诚性。但此事后来却又小小地发酵了一下。

断裂的涉事者之一的诗人于坚，几年后有望获得鲁迅文学奖了，有人就举报说此人当年反对过鲁迅，参与断裂事件。虽然该举报最终未能阻止于坚获奖，但鲁迅是反不得的，反鲁迅是会有后果的，这是从该事件中可以得出的直接结论。

第三件则是笔者亲历的《鲁迅全集》新版注释风波。1990年代中期，有家出版社计划邀集一批学者重新注释出版《鲁迅全集》。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理由的反对者一时甚众，有一条反对的理由后来成立了：要防止有人打着重新注释研究鲁迅的旗号行反鲁迅之实。

这是典型的诛心之论，用尚未验证的动机来治了学术的罪名。古人有“学术杀人”之说，今天则活现出了“鲁迅杀人”之虞。渎神必受惩罚。这也就是鲁迅毕竟不同凡人之处。

不过时代也真是变了。与以往的政治遭遇相比，上述三例中的疑似渎神事件的结果幸而都没有给当事者造成较大的伤害，反而用了一种危险的示范告诉我们：鲁迅已经走下神坛了。那个时代，岂止鲁迅，政治大人物也早被人还原为凡夫俗子了，领袖私生活都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段子中流传，且言论治罪也已经行不通了。

这种大环境改变了包括鲁迅言说在内的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等到了新媒体席卷天下之势已成的时代，不说鲁迅几乎变得面目全非，至少也已是言人人殊了。

新媒体将说话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人，言论的权威性也就同时被摧毁了。这或许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但也对言论的专业规范提出了挑战。

鲁迅的网络遭遇可以说因此面临了两种尴尬。

一是其文化经典地位已经被撼动，这倒不是说有人蓄意反鲁迅，而主要是指传统经典的传播已不再主要经由网络途径，同时人们却又主要通过网络资源获取各种信息，包括阅读和学术的主要凭借手段，这种工具的改变其实产生了将传统经典（包括鲁迅）边缘化的后果。因此，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中保持经典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

二是娱乐化、娱乐消费的流行风气也在严重挑战所有的严肃价值表达。网络构建了一种狂欢、无节操的言论空间，几乎所有的价值表达都会走向不可预料的结局，如果说以前针对主流价值观的“翻案”文章会遭遇政治后果，现在的娱乐化则完全不必担忧任何惩罚性的后果。并且，越是经典的价值越会吸引娱乐的聚焦，这就不难理解鲁迅也会成为娱乐的对象。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边缘化表现。

或许是为了对抗这种边缘化的危机，近年学术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也加强了有关鲁迅研究的传播力度，一些重要刊物都在刻意突出鲁迅研究的内容，有关的学术活动在今年更是达到了高潮。

于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鲁迅的边缘化、娱乐化、学术化各持一端，貌似交集，实则互不相干。而且，相对处于劣势的学术化鲁迅的心态显得有些失衡：强化鲁迅研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试图借用鲁迅的大旗获取或增强话语权，而这种对于鲁迅的极端强调无形中正成为另一种过度阐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以往鲁迅的偶像化或工具化的经历与教训。

另一方面，过度阐释不也就是一种对于鲁迅的特殊消费或直言之学术消费吗？这与边缘化、娱乐化鲁迅又有什么根本不同呢！我们最须反省、警惕的是，在众声喧哗鲁迅的年代，抱持严肃立场的鲁迅研究必须避免陷入以学术之名而过度阐释、消费鲁迅的陷阱。对此，回归文献常识是我们应该遵守的首要法则。

若干年前有过鲁迅研究必须回到鲁迅自身的呼吁。此说固有其针对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才算是回到了鲁迅自身呢？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如果说以往定于一尊的鲁迅观不过是一种强权的虚妄，那么后来的戏说鲁迅、过度阐释鲁迅则是走向了极端的反面。回归鲁迅的真实、可行的含义或路径，只能是回归鲁迅文献的立场，即关于鲁迅的所有立论――如果将之作为学术对象的话――都必须首先要有文献的支持。

在学术层面上，借鲁迅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动机也是对鲁迅的伤害。这种出于功利主义学术动机的鲁迅研究同样是对鲁迅的不尊重，暴露的是工具化鲁迅的意识形态陋习。

就常识而言，求真是学术的基础，学术的价值无不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能够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言说鲁迅，或者说鲁迅能够接受真实性言说的考验，这应该是鲁迅之所以为经典的根本自信和价值力量之源。任何附会都无助于鲁迅价值的提升。同样，任何诋毁也不能真正挑战鲁迅的地位。

这一切都需要有充分文献的强大支持。重视文献，辨析文献，呈现文献的真实价值等，虽说是一种常识的态度，但问题又总出在常识层面。最近有部戏叫《大先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很受推崇，但也有人发现：为何鲁研界人士多对此戏未作发言？

后来就有人回应了：戏剧是戏剧，学术是学术；作为戏剧的《大先生》可以有其自由发挥的权利，但借助戏剧来进行学术上的鲁迅言说，《大先生》的过度阐释之嫌就很难恭维了，而且它的文献立场也多有可质疑之处。

那又有什么必要强拉两者对话呢？广而言之，常有人质问批评家：你们为什么不评论某某作品？但质问者为何不同时考虑：是否存在着必须评论的责任或义务？专业言说自有其选择的考量，保持言说的限度恰恰是专业的态度。这在新媒体语境中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品质。

另一个例子是近期网上有篇堪称“梦魇者的胡说”鲁迅的文章，该文标题《鲁迅――汉奸还是族魂？》，署名清水君（黄金秋）。作者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完全不相干的一些史料（很多还是似是而非的史料）混做一锅煮了，洋洋洒洒，振振有词，史科、观点均愚蠢可笑至极。而且，文后还附有一篇所谓《鲁迅年谱》中的相关事实，同样是错陋至极。

如此毫无文献常识的文章，在网络空间流传，却又实在无法成为学术言说的对象，学术只能保持“谣言止于智者”的期待了。

不过，这都是学术以外的例子，重要的是学界内部的鲁迅研究必须自重，必须怀有学术的敬畏之心，必须牢固确立文献真实第一的治学态度。鲁迅的当代价值归根结底在于能够成为思想、学术、文学的再生资源，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动力资源，而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条学术底线。

坚守这条底线，看似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但底线意识多少能够抵御过度阐释的学术惯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陷于过度阐释的迷幻而不自知，相反更会陶醉在过度阐释的兴奋中，在过度阐释中形成一种创新的认知假象。

为什么很多专业人士的言论总会被嘲笑？原因无他，貌似专业，实则违背常识。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说的这种现象。

如果缺乏对于学术常识的底线思维，缺乏对于基础文献的谦虚和尊重，我们就会偏离学术的初衷，与学术的目标越行越远。在这方面，当代的鲁迅研究领域可谓教训深刻而惨重。

特别是对于鲁迅的意识形态利用或工具理性思维仍是今天的普遍现象，强调鲁迅研究的学术底线、常识意识，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学者的道德本分、坚守学术伦理、树立自觉的学术研究责任感。只有回归学术的本源，学术才会强大。

面对工具化、娱乐化或边缘化的种种鲁迅言说企图，学术立论的唯一诉求就是真实。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这是所有鲁迅研究者的责任，同时也是鲁迅当下性价值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