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坚持底线・启蒙开蒙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的现状分析之四

吴功 正*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南京 210037）

内容摘要：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是当前文学界的重灾区，一派乱象，一地鸡毛。史识遭到扭曲，史实遍布硬伤，史诗遗落缺失。解析和探究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存在的问题，既有社会因素，又有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的因素，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陋象、顽疾和恶劣思潮。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和评论领域，正本清源、兴利除弊、激浊扬清、根治痼疾，必须做基础性的原初工作，即对作家和评论家进行素质教育，思想启蒙，知识开蒙，基本的人文情怀培养，庶几才能进入写作。

关键词：长篇历史小说；思想混乱；知识短缺；启蒙开蒙

毋庸讳言、不敢恭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是当前文学界的重灾区,一派乱象，一地鸡毛。从来没有看到长篇历史小说成批量地生产，有这么多；对历史和美学肆无忌惮，践踏得有这么重！可以说，受灾之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几乎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1]的经典之论。

综合长篇历史小说的构成要素，对其当前状况的总体估价是：史识，遭到扭曲；史实，遍布硬伤；史诗，遗落缺失。现在该到了清理、清算的时候了。

缺失对历史的起码尊重和敬畏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历史存在性和历史的基本认识、价值理念存在严重问题，甚至不可理喻,可以说是一本糊涂账。历史小说作家应有史识，所谓史识，就是价值判断，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和总体评价，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人淘汰和积淀所凝结起的共识。这是历史的理性和感性的结晶体。在历史的大事、关节、走向上，应当判断准确、正确。这是历史的积淀使然，也是作家的现代精神体现。有些历史小说作家，问题就出在价值判断的支点和向度上，消解正确的历史观，造成思想的严重混乱和历史认同性的危机。

颂扬专制。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家最为活跃的是二月河和孙皓晖，前者创作了清帝王康雍乾系列三部曲，后者创作了《大秦帝国》6部11卷，洋洋540万字，成了当代历史小说字数之最。两名历史小说家在河南会面，媒体称之为“华山论剑”。大量媒体为这两位作家、作品投入大量精力，和他们一起造势、炒作，极一时之盛。但冷静下来看，殊无新意。其共同的主旨概括成一个中心，二个基点。中心是：歌颂和张扬封建专制主义，初期封建专制制度――《大秦帝国》；末期封建专制制度――《雍正皇帝》；基点是：把暴君打扮成圣君――秦始皇、雍正皇帝；旧调重弹――把声名狼藉，已成过街老鼠的文革遗臭――评法批儒，穿上新衣，重新祭拜――《大秦帝国》。他们以为创作就可以为所欲为，胆大无边，腾云驾雾。这种对历史人物不管有多少血债，一概颂扬的做法，成为一股颂圣文化，体现了整个文化和思想界的恶劣思潮。这种历史观十分落后，散发着霉气和血腥气。他们完全摒弃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只是借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塞进和填补现代人的思想、性格、品质等。借助历史的亡灵、遗骸，另行吹嘘些不相干的因素，或者说借尸还魂。二月河倾全力塑捏的雍正皇帝，只是胤祯的人名符号是存在的，其他都是不存在的，完全是虚拟法，也就完全不真实。例如《雍正皇帝・九王夺谪》的第11回就写到，早在藩邸做雍王时，他就打土豪，分浮财，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他的思想起点高，随着地位的飙升，其胸怀越来越宽，境界越来越高，直至踏上九五之尊，更是率先垂范，自律、自尊，信奉“我德如风，民用如其”的信条，从“朕”做起，犹如几百年前模范执行共产党员的条例。《雍正皇帝・九王夺谪》中写，雍正拒绝吃席面，乃是因为普天之下还有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雍正皇帝・恨水东逝》中写，雍正既不贪杯，又不好色（实际上雍正极端好色，他死于丹毒，就是明证），清正廉明。这是用大量的情节渲染起来的，还渗透到细节中去。例如《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392页写，宫女用玉泉山的泉水给他洗脚，他立即无限惋惜地说：“水和水不一样，吃茶的水都是从玉泉山用水车拉来的，不该用来洗脚。”这种环保意识和珍惜水资源意识绝顶先进。

书中通过一个虚构性的人物――乔引娣眼中看雍正的饮食：“果然见和刚才待自己的那一份一模一样。她一向以为皇帝吃饭，必定餐餐山珍海味，看十用一的珍馐佳肴，此时不禁一愣。”（《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42页）那么，刚才与雍正“一模一样”的晚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一碗粳米粥，四碟小菜”（《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39页）。雍正皇上正是这样自奉俭朴，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啃的是“饽饽”（《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第354页），“一碗京丝挂面，兑上醋姜汁，撒了点蒜花儿，滴了两滴香油”（《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208～209页》），“一碗姜醋面片儿・・・・・・两个小馒头，一碟老咸菜，再滴两滴香油”（《雍正皇帝・恨水东逝》第530页）。他“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这真是老红军的作风，老八路的精神，是按照“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塑造出来的,哪里是富逾四海的大清皇上！这就毫无历史感，只有虚假感。

沉滓泛起。文革已过，却祭起亡灵，而且比文革走得更远，《大秦帝国》有例可证。小说比“评法批儒”的文革提法更为荒诞不经。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挂个尾巴，即捎带批评法家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局限性，《大秦帝国》连这根老鼠尾巴都不要了。作者是彻底化的扬法批儒、崇法非儒，进而捧法骂儒。作者骂儒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情理俱并，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对儒家、儒学有着刻骨的仇恨。仇视挟着气势，倾盆而下，例如张仪和孟子之辩。遍查《孟子》所录、史书所记，根本没有孟子和张仪见面和辩论的蛛丝马迹，更不用说是张仪骂孟子骂得狗血喷头，孟子的狼狈周章。这显然是杜撰的情节，显然是借张仪之口发泄、倾泻对儒家、儒学的愤懑。其实，先秦诸子百家，既互相争鸣，又互相吸收，完全不是一有一无，你死我活，儒、法间也是如此，儒法互补。这是先秦思想史所证实了的。让儒、法对抗、斗争，势如水火，只是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名曰“评法”，实扬法家于九天，那么“批儒”，就是将其打入于地狱。孙皓晖使用的语言和文革评法批儒的话语如出一辙，甚至是向其贩卖过来的。请听孙皓晖说：“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基本性质是保守的，譬如仁政，譬如中庸，譬如和为贵。”等等。用如此露骨的文革话语，作者意欲何为，人们颇费猜想。而评法批儒，又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何况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语境中，根本不是先秦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纯学术命题。它还和“劝君少骂秦始皇”等纠结在一起。这一切又都古为今用，深怀着现实政治用心和目的，这已经被揭露无遗。文化大革命运动连同那些臭名昭著的口号、做法也已经随着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的清理与批判而渐行渐远，只是一堆历史的陈迹，谁还愿旧话重提？偏偏当下的《大秦帝国》却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原封不动重复文革的口号、做法、话语，展示了一幅幅拟想化的图像。人们理所当然地联想起古为今用的意图，因为做这样的联想太熟悉和便捷了。而对文革“批林批孔”旧话重提、死灰复燃，显示文革影响远非烟消云散，而是僵尸不僵，借尸还魂。写书，出小说，说明文革思维远非寿终正寝，还会“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一个很富于现实性的存在。如果作者加以辩驳，那么，请问，连篇累牍地捏造历史，杜撰儒法冰炭不容、抗争到底，采用完整的文革口号、做法、话语等，加以情节化、图像化，其目的何在呢？

大行翻案。《大秦帝国》除捏造史实，进而用假想的情节取代历史，导致颠倒是非、颠覆史实的严重后果，还大行翻案风。对焚书坑儒的极端事件，就是这样。古往今来，对焚书坑儒已成定论。有翻案的，屈指可数仅个别人耳，除作古的，一人还活着，这就是《大秦帝国》的作者。秦始皇明令“非秦记皆烧之”，对此，司马迁洞悉其奸，在《<史记・六国帝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这给司马迁撰写《史记》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他说：“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明，其文略不具。”历代对焚书坑儒的极端事件评述不休，均严词痛斥，形成了历史共识。汉代孔安国《<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唐代章碣《焚书坑》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元代陈孚有《博浪沙》，清代陈恭尹有《读<秦记>》，李渔《吊书四首》（其二）有二句：“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这些诗对焚书坑儒，作了尖锐的嘲弄和讥刺，充满历史的理性精神，想不到21世纪的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对焚书坑儒，连起码的历史良知也荡然无存，竟然用反复辟的文革话语来解释和开脱，说是反复辟的政治需要。孙皓晖替秦始皇拟写了一篇文字大乏秦味而大得太平天国文风的诏书曰：“大秦皇帝诏：查孔门儒生四百六十七名，无视大秦新政之利，不思国家善代之恩，以古非今，攻讦新政，散布妖言，诽谤皇帝，勾联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三代旧制。屡犯法令，罪不容诛！为禁以文乱法恶风，为禁复辟阴谋之得逞，将所有触犯法律之儒犯处坑杀之刑！大秦皇帝三十五年秋。”而反复辟是文革中的特定用语、惯用言辞，服从于和服务于险恶的政治目的。作者露骨借用文革话语，其意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消解历史。有些历史小说作者的随意性极大，不是从历史本真出发，而是以主观意图，随便改写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来宋人范仲淹的地位已经崇高定位，王安石在《祭范颍州（仲淹）文》称其“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特别是《岳阳楼记》，更使其万古流芳，但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却说范仲淹“愚钝且官瘾极大”，“有政治野心”，完全抹杀了人物的历史本来属性。作者为了拔高滕子京就不惜贬低范仲淹，说范“心理失衡”，“比不上滕子京”。小说也完全抹杀了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为规劝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动因。在小说中人物关系可以倒置，历史事实可以臆造，这是对历史的亵渎。

漂白罪恶。孙皓晖是带着强烈的思想倾向，写《大秦帝国》的。他的价值立场是倒置的，他用不容辩驳的强势话语，来强化他的思想倾向、写作作风。这种态度是强悍的、蛮横的，强加人的姿势是很重的。然而，他的倾向是极端倾斜的、偏颇的。写秦是一种态度，写六国又换成另一种态度，价值尺度是扭曲的。秦军攻占楚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而小说却蓄意洗刷、漂白。秦军攻下六国都城后，“第一要务”是：盗墓。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大张旗鼓、明火执仗的“官盗”，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盗墓贼。楚都被秦军攻陷后，南城3000多座楚墓被秦军盗掘一空，小说对此只字不提。作者却咬牙切齿大骂项羽烧阿房宫，其实始作俑者是秦人。一把火就把经过200馀年修建的楚国壮丽辉煌的章华台焚烧殆尽，而小说对此讳莫如深。爱而欲其生，恨而欲其死，扬之九重，抑之深渊，两相比较，岂非咄咄怪事！这样的创作倾向，又岂非咄咄怪事！

小说作者还玩起了数字游戏，忽悠读者。《大秦帝国》第3部下卷第799页，说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二十馀万”。一查史料，不对，出入很大。《史记・白起列传》载，长平之战，“（赵）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尽坑杀之・・・・・・前后斩虏首四十五万。”后来，白起跟秦昭王闹翻，秦昭王令其自尽，白起临死时对坑赵卒及其数字也供认不讳、完全吻合。《资治通鉴》卷五亦写道：“四十馀万人皆死。”史有明载：白起坑赵降卒四十馀万，小说变成了二十馀万，缩成了一半。作者欺骗进而欺侮读者的程度，曷此至极！

作者手里的“漂白粉”还多着哩！同上部上卷上页，写白起下令：“立即，对赵军降卒放开干肉、锅盔（按：是一种干粮食品）、米酒，教他们尽情吃喝。”大肉、大酒，让他们吃饱喝足了，上路。心慈手软，鳄鱼淌眼泪，何等仁义、宽厚！回过头来看史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作者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史记・白起列传》明确记载，白起“挟诈而尽坑杀之”，“我诈而尽坑之”，两次提到“诈”，这是心狠手辣，用阴谋诡计，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且是杀降行为。这就可以看出，作者写作的诚信度等于零。不诚实的创作态度派生出不老实的史料的取舍方式和做法。

误导读者。孙皓晖为《大秦帝国》撰写了长篇序言《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后在《文学报》全文发表，显然表明作者对该序的重视和钟爱。他最近刚出版《中国原生文明展示录》(上中下)和《中国文明正源新证》，扩大了小说序言的规模、篇幅，然而也扩大了对读者的误导。作者显然罔顾中国思想史的进化事实，显然无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常识，显然反冲评论界“批评如潮”的现实状况，顽强、执意要扩大宣传、扩大误导。他认为“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一片沙漠”，而他当仁不让，填补了空白，培生了“沙漠”的“陆洲”，这种舍我其谁的派头，够狂妄的了。新著根本排除了中国史前文明史和诸子百家的“正源”事实，进一步强调，秦帝国“给我们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这就重申了秦帝国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正源”、源头。这个源头是思想吗？乃是并非原产地、而是引进的法家思想。是制度吗？是首创的专制主义制度。作者对绵延几千年的秦到清专制主义的评价和赞扬，其态度是无以复加的，不仅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秦帝国开源的专制主义“给我们国家与民族奠定了”万劫不复“的历史生存范式”，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夜气如磐的专制主义重压下，还不够惨重吗？难不成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作者说：“我们走过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还是说的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个“老调子已经唱完”，“至今已觉不新鲜”了。

错误百出、笑话连篇的历史和文学知识

历史小说家首先应当学者化，用学者的视角来观照对象，用学者的价值判断来评判对象，用学者的学养来塑造对象。历史小说凸现的是历史生态现场，因此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古代美学，对于作家来说，就形成了知识圈、知识层、知识点，这就是学者化。历史小说所涉及的情节、细节等等，都应当在这个知识屏幕上透视检测，既有显性的存在，又有隐性的存在。在扫描中既看到有历史检验的，又看到被历史淘汰的，这把标尺，就是学养根基。

历史小说兼备历史和文学的因素，因此要求历史小说作家兼得历史和文学的素质，在文学素质中，又特别重视古典文学知识，是长篇历史小说起飞和翱翔的双翼。司马迁、班固、范晔等，既是史学大师，又是文学大师。当然，那是无法企及的高峰，不能要求当前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要求他们不出大错，少出小错，并不过分。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直至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读他们的作品，是一场灾难，绝无审美享受、阅读愉快，是纠错、勘误，是捡垃圾。谓予不信，有例为证。

有时是历史和文学交集的双料错误，而要害是常识错误，是无法辩解的错误。例如《大秦帝国》第3部下卷第642页写的是蔺相如令“秦王为赵王击甄”，“甄”究竟是何物？我们以为看花了眼，定睛一看，还是“甄”，千真万确。怎么是“甄”，而不是“缶”呢？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到第3部下卷第643页作者还写做“甄”。这就表明，作者不是偶然笔误疏忽，乃是作者确认的是“甄”，而不是“缶”，可是他却千真万确的错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不看――不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可是名篇啊！李斯《谏逐客书》虽然《大秦帝国》引用了，但是却忽略了，明明写道：“扣瓮击缶……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作者却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中学语文教材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必选此课文，小说作者恐怕上过中学吧，但统统都不落他的法眼，否则，就不会错得那么离奇。作者不听――不听京剧的传统戏《将相和》，那就演的是这个故事；2008年北京主办的奥运会，8月8日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就有2008尊的击缶节目。这一切，作者恐怕统统都充耳不闻，否则，也就不会错得那么离谱。“甄”、“缶”，读音不同，器型相殊，功能迥异，何以要以甄代缶，这不是偶一笔误，而是连续出现，其中之原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该书不堪卒读，一读就发现老鼠屎。例如《大清帝国》第4部上卷第51页写：“五月初旬……悠悠蝉声显得有些恬噪。”“五月初旬”，南方尚且无蝉声，而况西北地区乎？第4部上卷第262页写：“一方铺好墨汁的石砚。”据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刻竹简用竹梃（梗子）点漆。汉代以后才用松烟、桐煤制墨。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可知作者的根底了。第1部上卷第342页，写杀�县县令赵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实行郡县制，先秦何以有县令？第1部上卷第342页写“一只黑色的鸽子带着劲急的哨音飞过”，明清时代才有鸽哨，倒让先秦的秦国安装上了，未免太超前了吧。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第63页竟然让范仲淹当着滕子京的面说:“皇上（宋仁宗）正搂着刘美人闻啼鸟呢。”范仲淹这样的仁人君子和皇帝的臣子会说出和能说出这样的话吗？这样的几乎是笑话式的语言，在当前长篇历史小说中多有存在。同书第417页写“范仲淹时不时对宋仁宗的干部政策予以攻击”，用如此现代式的语言，真令人喷饭。

混乱不堪。前后混淆、时代搅乱、史实倒置，在当前长篇历史小说中比比皆是，是重灾区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仅举标榜史学态度、治学严谨的当红作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第229页，雍正说：“这钟馗是谁画的？加上这诗，可收进三希堂封存传世。”“三希堂”不是雍正胤祯的事，而是乾隆弘历的事。这个时代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乾隆曾将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恂《伯远帖》作为稀世珍品在紫禁城养心殿内收藏，命名“三希堂”。历雍正一朝根本无此事。这是作者想当然，不假思索，信笔为之，胡乱涂鸦，却留下了笑柄。

张冠李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九王夺谪》第126页写:“孟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实际是老子所言，见《老子・六十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大秦帝国》第1部下卷第13章第7节的标题直书“神医扁鹊对秦孝公的奇特诊断”，实际不是秦孝公，而是秦武王。秦孝公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秦武王公元前310年到307年在位，中间还隔了个秦惠文王。扁鹊入秦，秦孝公早已死，他是为秦武王治病的。把秦武王写成是秦孝公，显然是张冠李戴。只要作者有正确的知识储存，就不可能出错。可惜，作者的知识就是分不清张三还是李四，也就自然会张冠李戴；或者，稍劳大驾,翻阅图书，乃常用书，书架上摆着，现成的，不必“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天搜荒，却不肯用举手之劳。这样的写作作风，焉能不错？

那些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至于必备的古典文学知识也时出笑话。我们还举当前大红大紫的历史小说家为例。请看下面例举的现象。

语义不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雕弓天狼》“内容简介”中写“托孤重臣隆科多……”何谓“托孤”？指的是以遗孤相托。《三国志・蜀志・先主（刘）备传》：“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阿斗（刘禅）是独生子，年幼，才有刘备的白帝城托孤。康熙的儿子一大串，有35个，同时雍正44岁继位，人到中年，怎么可以用“托孤”一词呢！清代咸丰遗命肃顺等八大臣辅佐其独生子、同治小皇帝，那才叫“托孤”哩！同书同卷第310页把“美人香草”说成是性别上的女性，女人。和该页上的“红袖添香”，相提并论，错了。自《离骚》以降，这一词组早已转义，不再是原有的语初意义，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含义，即以美人比君王，香草喻君子。东汉的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义，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这是古典文学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这位知名的历史小说家该不会连《离骚》也没有读过吧，不是，他用“美人香草”，足证他读过，但是为何错得那么离谱、低级呢？我们又一次百思不得其解。

望文生义。《大秦帝国》中常引《诗经》也多有诠释。从第4部下卷到第5部上卷，用《诗经》频率最高的莫过于“七月流火”，近10处之多。小说作者赋予炎热、酷热的统一含义，例如第4部下卷第834页写道：“七月流火，关中燠热得人人挥汗如雨。”第5部上卷第152页写道：“夜来一场透雨，丝毫没有消解流火七月的热浪。”等等。然而，作者完全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七月流火”语出《诗经・豳风・七月》，这是一首农事诗，以一年四季节令和农家的衣食为线索。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说：“《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此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遍查《诗经》注本、译本，都认为“七月流火”是说季节，而非气候，只有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是例外。“七月”指的是夏历七月；“火”是关键，解释错了，全盘皆错。它不是指燃烧体的光焰，而是指星宿――火星。“流”是指方位，向下移动。每年夏历五月的黄昏，火星出现在正南方位，方向最正、位置最高。但夏历的六月之后，就开始往偏西方向移动或称西沉。所以叫做“流”――移动。何以孙皓晖先生犯了这个低级的错误？小说作者孙皓晖于《诗经》有所读，在小说中多有所引，但出了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毛病：“好读书（《诗》），不求甚解。”如果稍涉略览《诗经》的注本、译本，绝对不会出现这个贻笑大方的常识性的错误。

那部高标“修订本”的《大秦帝国》，据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全套书出版时，作者采纳了读者的正确意见，对前4部作了修订，并自己购书30套，签名赠送给这些纠错读者以示感谢。”[2]经过修订的版本尚且硬伤斑斑，之前的版本那可就惨了，贻害购买者和阅读者，实属匪浅。

以上举的是那些历史小说家特别是名家的历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的错误，是属于低层次的错误，匪夷所思的错误，跟他们的名声绝不相称的错误，万万没料到他们犯这些低级错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

乱象产生和蔓延的原因分析与探究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乱象环生的产生、蔓延，其势不可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既有社会因素，又有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

“前朝曲”清算的不彻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遗患，未能在对“四人帮”政治集团的组织予以击垮后进行彻底清算，特别是思想清算。遗毒未肃，是非待清，在最需要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深入反思、反省、清理时，煮了夹生饭。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后遗症，特别是思想后遗症。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文革思维、文革做法，甚至是话语，在某种适宜的气候土壤中，还会蓬勃发育、生长。《大秦帝国》就是一个证明。我们惊异于该部小说何以会出版、面世？作者强势夺人，公开叫阵，公然叫板，除了“巨无霸”、超长的小说文字规模，而且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几乎在一段时期“承包”了《文学报》，而他的文章政治打头阵，散发出浓烈的政治味。这部小说实际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在评法批儒上，在对秦始皇的描述和评价上，和文革如出一辙，有的更甚。这部卷轶浩繁的作品，得到了评论界、媒体，甚至跨越小说界扩大到影视界的热捧，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莫非“利用小说”，试放气球，也是以前常用的一招，我们拭目以待。

消费主义、消解主义使然。现在，消费主义滋生、膨大，可以用权力和金钱寻租和搞定，无正确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评判。因此，文学界消解主义随之而生，以消解为时尚。文学缺失理想，缺失诗情，也缺失是非标准和价值系统。哪儿有消费需求，哪儿就有供应迎合。借用姚明著名的“鱼翅”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浅显而深刻的原理：生产与消费。同时，文艺有传染性，影视艺术的武侠戏卖座，床上戏叫好，小说就迎头赶上，历史小说有的题材毫不相干，却不甘落后，也就武侠蹁跹，床上翻叠。例如《大秦帝国》的第1部、第2部的下卷、第3部的上卷，是按照武侠小说的写法写的，以致不知该定位是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史记・信陵君列传》中的侯嬴被《大秦帝国》确定为“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第1部下卷第398页），人物所固有的历史属性被阉割得面目全非。《漕运码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届长篇历史小说获奖作品）中仓场总督府的“剩女”甘戎俨然就是一个神雕侠女：“甘戎性格就像她的名字，喜欢戎装在身，更喜欢挎一柄龙泉宝剑，装扮成一个行侠或侠女的样子。”（第199页）她一会儿现身，一会儿潜影。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人物唐大姑，更是来去无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雍正皇帝》用的是紫姑刺胤祥的武侠传说（第三十八回）。这个传说，史学界早已否定，小说却重新捡起。早先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界垒分明，互不掺和，这是对两类小说的基本属性的清晰界定和体认。而这几年的历史小说主动向武侠小说献媚、靠拢，完全是消费主义使然。武侠小说叫座，那历史小说就去承欢、飞吻。

《三国演义》的貂蝉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工具。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则反其道而行之，流入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床上戏，放开搞活，不堪入目。尤以《大秦帝国》为甚，不胜枚举。正因为意识低下，他们对八卦绯闻，如逐腥膻。《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对早已洗净的欧阳修的一段绯闻，绘影绘形，写得绘声绘色。

他们承欢、迎合消费主义，也成为消费主义的对象性目标，被消解殆尽。存在就是灭亡，降生就是夭折，产生就是消失，成为他们的历史小说悲剧命运的轨迹图。

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低级错误，犯常识性的错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这些历史小说家的水平太差劲了，知识贫瘠，基础松脆。历史小说的构成要素：一是历史本身知识，二是古典文学知识，三是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运用能力。这三个方面有些历史小说作家很成问题，够不上水准。王蒙先生多年前曾提出作家学者化的口号，这个口号首先适用于历史小说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家应是历史学家，但起码应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对于写作对象领域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家应是思想家，但应当是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思想倾向，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价值立场，起码不能黑白颠倒，专制民主混淆。有起码的社会和历史良知。这些组合成历史小说家的思想品格和素质。

一些历史小说作家实际是主题先行，一看到爱国主义就以为有利可图，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题材的规定性和制约性。然而，爱国主义是一个起码的思想起点。爱国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如果思想准星不调整好，爱国主义就可能泛化，很容易滑向民族主义。有些作家的思想流于一般化，鲜有思想深度，贫瘠如戈壁滩，更遑论振聋发聩，令人血脉贲张。

那些长篇历史小说没有思想张力，没有了悲壮，缺失了殉道，摈弃了崇高，消褪了理想，没有了阅读的愉悦和激荡。没有了诗情画意，须知，诗性化叙事引领读者思想提升、灵魂净化。历史小说的阅读期待和想象也应当跟对现实题材的小说一样地给予要求。

有些长篇历史小说的语言大乏表现力和穿透力，但竟然获得中国最高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恩格斯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3]英雄传奇，脸谱化的《三国演义》已经过时，“不再够用了”，而类型化到个性化确实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对过去苛刻，不屑一顾，对自己放纵，放言无忌，已成为当下人的时代通病。那些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有哪一部的语言至今如《三国演义》那么鲜活，流转在唇舌之间？另外，《三国演义》对中国小说美学的巨大贡献，是创化了节奏美感。节奏美感是根据读者的心理运动规律所创造的。当下的长篇历史小说，拎着皮鞋追，也是望尘莫及。

小说就是小说，把经典式的小说，加以影视化、图像化，鲜有成功者。语言艺术的历史小说更富于想象力。画面化实质就是固定化、僵化。想象中的美是最美的，坐实、复原是对美的消解。同时，小说要给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艺术不仅是露现，而且有体验。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想象和体验层面双重失败的原因。

不是在对相关的历史生活研究、体验、把握、想象之后创作，而是仓促上阵，率尔操瓢。胆大而妄为，胆大就妄为。心态不好，创作态度不好，心态上漠视历史，毫无敬畏感。创作准备：史料、艺术、语言均为阙失，看到一点就写，拉起来就写，滔滔不息。语言如同“卡螺蛳”，味同嚼蜡，是快餐店里的快餐、“便当”。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如身临其境。”历史教科书接受的是一套，历史小说传播的又是另一套。两个秦始皇、两个雍正皇帝在互相打架，人们特别是娃娃们无所适从。历史小说家们可得当心啊！不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呀！

    历史小说既要遵循一般创作规律，也要体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创作规则。而历史小说的特殊创作规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无论如何，历史小说要受历史的制约，不能天马行空。制约和反制约，带着镣铐跳舞，才是创新的驱动力。

我曾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0年第2期以《胸藏丘壑・诗性叙事・转益多师――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的现状分析之三》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应对措施，是高开高走高标准，现在看来是高了，高看了，门槛高了。其实现状远远不如，有的及格线都达不到，水平线以下。这些历史小说作者，如若硬着头皮来写，而且下笔不能自休，恐怕要丢人现眼的吧！

有些历史小说作者，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万物皆备于我，“四库”皆充于我，现今《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是个典型。他说：“文化知识含量充分，这是《大秦帝国》的基本特点之一。”“全套出版之后，《大秦帝国》网站的年青朋友们将全书的段落汇总分类编辑，整理出14大类120余万字。”作者表示认同和感动。他大谈阅读经验：“具体到知识面来说，大多数作家都是只读或主要读同行的文学作品，文学之外的广泛书籍一般很少涉及。我的阅读有些相反，历来是凡书都读，没有新意的书翻翻撂过，有意思的书仔细斟酌。尤其是文史类知识性专著，我历来比较关注。中外名家的创新理念，诸子百家的代表专著，中国古典四大实用名著《齐民要术》、《水经注》、《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还有包括古典兵器、古典建筑、古典神秘文化、地方史志在内的种种杂书，《博物志》、《山海经》、《太平广记》、《搜神记》等等，都是经常翻阅的。一些西方大历史著作，汤因比《历史研究》、魏德迈的《东方专制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代西方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也都是时常翻翻的。没有知识垫底，出手没货，历史小说便没有厚度了。”[4]不仅读书方法跟凡人不同，而且读书面范围之宽，是惊人的，但他的历史小说的知识硬伤之多，也是惊人的。作者的自白未免有点自摆、自诩、自吹、自擂。

作者是“手造的墙”，评论者是“帮造的墙”，还是就《大秦帝国》看一些评论者是怎么吹捧的。

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大秦帝国》的作者说他的小说，知识量丰富，便有一位评论者跟着唱和，吹其是“百科全书”。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巴尔扎克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价值，同时也具有卓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尤其对当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又提供了非凡的、也是丰富的精神资源。”[5]其评价之高已是无以复加了，近乎于肉麻了。

红帽压人，虚张声势。因为有学者对《大秦帝国》批评，立马就有评论者祭起得奖的红帽子，说：“《大秦帝国》自第1部出版至2008年全套出齐的10年来，专家评论及网络评论一直不断。用‘好评如潮’来形容这些评论，毫不为过。”“第1部获‘2001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2007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论者着重说明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的权威性，“该奖不同于其他全国性文艺大奖，除艺术性外，尤其强调主旋律和思想性。评委中除了全国一流的作家、评论家，还有历史学家把关”。言外之意，是中国文艺第一奖，谁怀疑或非议这个奖项的获得者，谁就大逆不道，谁就吃罪不起！就是反“五个一”，引而申之就是反中宣部。啊呀呀，帽子无边压死人。“似曾相识燕归来”，文革话语“归去来”。这还叫文学评论吗？

不读作品，无视文本。 有一位评论者在文章中批评：“无论是李建军，还是董健先生都拿不出足以证明孙皓晖造假的证据。”[6]看似批评别人，但在实际上暴露了评论者自身的问题，他连造假连篇、伤痕累累的小说内容都看不出来，适足证明其没看文本，至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这暴露了当前评论界的通病，也是最大的毛病。评论的通行程序是面对文本、接触文本、解读文本。舍此，文学评论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我们评论界的衮衮诸公偏偏反常识。只看到一点就写，甚至凭印象和感觉就写。至于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尚不足以言及。

缺失独立，批评哑语。文学批评应有独立的品格和精神，持守一种审视的态度和批判的姿态。不是平视，更不是仰视，而是俯视，这才能进入文学批评，舍此，缺失评论者的独立性，甚至良知和人格。在作品眼花缭乱的现象面前偃旗息鼓，在作者唾星四溅的吹嘘面前目瞪口呆，是批评自身的沦丧。当今的一些文学评论已成为文学表扬和文学吹捧的代名词，吹喇叭，抬轿子，哑语失言，低三下四。而历史小说评论者必备的素质，即义理、考据、词章，在有些人身上，荡然无存。历史小说评论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鲁迅先生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7]又说：“批评的失去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批评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是英雄”[8]。鲁迅先生当年的这番话简直就是对当前的文学评论说的。在全媒体的时代，文学评论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和判断标准，包括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是英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实在是不足挂齿。事实判断指的是对错，价值判断指的是正误，倘如在这两大问题上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那就趁早收摊，不要进入这个领地，也免得丢人现眼。

总之，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上下其手，联合演出了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界的新场面，污染了创作和评论空气，进而融入社会因素，是造成一派乱象、一地鸡毛的重要原因，这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陋象、顽疾和恶劣思潮。

    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正本清源，兴利除弊，激浊扬清，根治痼疾，实有必要。对创作主体和评论主体做一些基础性的ABC式的原初工作，即进行素质教育，思想启蒙，知识开蒙，基本的人文情怀培养，庶几才能进入写作。这是为现状所决定，因为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界和整个的社会形态一样，都是处于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