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明外史》女主人公更替看言情小说的转型

徐德明  姜  艳*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内容摘要：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的叙述，是言情与社会交互而行，其言情较社会小说的内容更具有独特性。男主人公杨杏园先与胡同中的雏妓梨云结识相爱，这个故事沿着晚清《花月痕》的狭邪路径展开，既难与现代社会适应，也不能产生新的情爱叙事的美学。于是小说重新开辟一段现代知识界中人的恋爱，杨杏园与李冬青的爱情故事又受到生理障碍而成为悲剧。两段悲剧爱情故事的连接，显示出现代通俗小说由狭邪走向自由恋爱的转型轨迹。小说展示的主人公杨杏园在这两段情感生活中的心理人格，则没有摆脱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他无法成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键词：狭邪／言情；雏妓／女学生；才子

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实际上是一部典型的社会言情小说”，在现代通俗小说中相当重要[1]。小说比较成功地糅合了“言情”与“社会”两个通俗小说文类。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功能之一是通过连载方式即时叙述当下生活，《春明外史》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社会状况的反映是无可替代的。但既有的研究，对小说中占很大比重的言情内容认识不够充分，遗漏了对近现代言情流脉的考察。本文集中讨论小说中的“言情”内容，将其置于中国通俗小说的流变中，看它如何将晚清狭邪小说转向现代言情小说。这一转变的标志是言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身份的更替与转化，叙述主体也有保留地由才子向现代知识者逐步转移。

一

理解《春明外史》必先明白其结构。女主角的人物更替是现代小说的显著特点，它在结构上不止意味着一个男人感情生活的赓续方式，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主体演变。小说中女主角的更替不仅仅是结构内容的变化，同时也是小说作者社会认知的变化与男女情爱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晚清以降的通俗社会小说通常无结构，从吴趼人开始的报人小说往往在确定了起于何处、大致写什么内容之后，就依赖于层出不穷的事实连缀，信笔所之，在何处收束作结，常常不能预定。相比之下，晚清民初的另一类型的狭邪、言情小说却不缺乏基本线索，要么是大团圆，要么是悲剧性结局的完整结构。《春明外史》的结构方式介于两者之间，因为作者心中有个谱，言情与社会小说的结构模式形成互补，有意避免结构的散漫。张恨水承认这部小说取法讽刺与社会小说，而对狭邪、言情小说的影响则因时代关系而有所避讳：“《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我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现象上去。”[2]这个主角当然是杨杏园，几个“陪客”中重要的是两个女性梨云和李冬青，她们的地位是“宾中之主”，实际上是女主角[3]。此外就是何剑尘、史科莲等一般朋友真正作为陪客出现。“主角的故事”没有阐明，其实就是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两个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杨杏园与梨云的关系很纯洁，但仍应归属狭邪范畴；与李冬青则是才子佳人的言情与现代恋爱故事兼而有之。这两段情感纠葛在全书中有很重的份量与结构性的作用。

《春明外史》的连载时间很长，1924～1929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共登载了57个月。小说始终是在社会与言情的变奏中展开，社会内容的铺展是以杨杏园为视点人物，基本是外在于主角杨杏园的生活，叙述是松散的，时时夹着讽刺的议论。激动着杨杏园情感主体的，是与两个女主角的情爱叙述，其间有明确连贯的线索。漫长的连载时间是作者的认知与情感充满变数的过程，张恨水面对读者全书有无总体布置的不同说法，没有简单地认可与否定，只是强调：“一时有一时之兴致，一时有一时之手法”[4]。这“兴致”的表现重点不再像新闻记者一样及时地捕捉社会现象，因为若无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社会相”充其量只能是“断烂朝报”，说得难听点便是一本流水账。小说开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兴致”在现代才子杨杏园与清纯雏妓梨云之间的才子佳人故事。这类小说，在晚清有狭邪兼才子佳人的《花月痕》，民初有鸳鸯蝴蝶的《玉梨魂》等，这等写法终难有所新创。于是张恨水在小说进展不到三分之一时就对这段故事作出了结，梨云一病而亡，叙述转向另一个端绪。这新启故事的“兴致”是人物在新旧之间进退维谷，心潮激荡演化为词章才情而非现代人的心理分析与展示。女主人公李冬青是学校中的女子，这是一个蜕旧变新的人物，她接受的是现代教育。杨杏园与李冬青的接触方式不再类同胡乱行走于北里而结识梨云，那是朋友圈子里的现代社交。这后一个言情故事，因李冬青的生理问题而必然陷入男女双方的心理矛盾，于是她以退为进地和杨杏园以兄妹相称。小说无法让爱情故事获得进展，第53回让李冬青回南方而暂时中断，第85回李冬青重到北京，杨杏园已经病入膏肓。这中间的二十多回书，除了以李冬青荐为自己替身的史科莲作为副笔（对杨杏园的生活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基本上是以社会小说为重心。

总的说来，《春明外史》一旦涉及到言情内容结构便紧凑，笔锋转向社会则结构松散。“言情”中有人，“社会”则只存在一些事实。如果按照老套的文学与人学的关系理解《春明外史》，我们应该更重视小说中的言情内容。

二

中国的“青楼梦”的梦幻情色想象止于现代，《春明外史》中的梨云是一个终结；如果有值得讨论的，那就是郁达夫式的“颓废”。因为古代女子生活的不自由，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恋爱，大多集中在风月场合。唐代传奇中的恋爱的女主角，往往在北里，至晚清就演化形成了“狭邪”小说的大宗。中国小说由晚清进入现代，才渐渐地转入良家女子，但是狭邪一路还有逐渐萎缩的市场，连翻译小说《茶花女》也有末代兴衰的印迹。

封建时代男人出入平康的传统，在历代小说中一直被演绎为各色人等的故事，张恨水写《春明外史》，开始时还是不能摆脱小说沿此路径的惯性。杨杏园的两段情爱生活的叙述，就难以摆脱《花月痕》的美学风范[5]。鲁迅评《花月痕》“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才子佳人小说定式。”进而鲁迅又指出《花月痕》的修辞美学的特点：“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而诗词简启，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6]《花月痕》中的韦痴珠与秋痕的词章游戏与爱情悲剧是《春明外史》先声，梨云死后，杨杏园向朋友何剑尘解释：“那和张船山梅花诗的八首本事诗，我是完全仿《花月痕》的意思。”杨杏园与梨云的交往，因她原本不识字，所以无多文饰，悲凉哀怨却是主要情调，梨云的收场足当哀感顽艳；杨杏园与李冬青却是旗鼓相当的文字对手，诗词往还，展现的其实是张恨水的词章家本色。

文人涉足北里、青楼由来已久，晚清民初则随都市与物质进化而弥新。晚清妓女俨然是社交界明星，清末狭邪小说中的上海长三堂子，每逢夜晚都有诸般男人混迹其间，朋友、同事、同僚、生意伙伴之外，如果没有相好的倌人，男人在场面上是不成功的。写民国年间的《春明外史》，杨杏园侪辈出入胡同除了一点儿文人的积习，更出于新闻访员的职司，他们甚至探勘富家女人俱乐部乃至日本妓女的艳窟，但是胡同里、班子中的妓女在小说中已经不再是明星，男人也不是《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之流。不让寄托自己理想情操的男主人公因混迹于胡同而降低人格，这不仅与张恨水“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7]的生活价值观一致，更因为新时代的价值观不同了。

杨杏园有人情关怀与洁癖，他对享名的红妓女不感兴趣，兴致在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倌人，雏妓梨云便成了《春明外史》初期的女主角，杨杏园和她有一段悱�缠绵的爱情。清倌人是狭邪场合中的清醇与纯情，梨云代表着妓家真情的绝唱。《春明外史》中八大胡同中的妓女交际是受限制的，除非被军人叫条子，她们走出胡同的经验很少；显宦们的兴趣中心更多地集中在走红的优伶身上。妓女身体属于妓院中的老鸨，她们接客只是充当老鸨的赚钱工具，其“花”的性别色彩是有钱人的消遣游戏的装饰。作为色欲与伎艺的消费品，她们生命中的青春光艳只有四五年，渐次销减了生命力而黯然收场是她们共同的结局，从良的机遇又是那样难逢。民国年间的青楼，比之晚清是每下愈况。

梨云与杨杏园的交往，《春明外史》第一回两人结识，不过一年时间（第22回）梨云便生病早亡。一个十五六岁的不自由的女孩，家在苏州而身为讨人，身体属于鸨母无锡老三。鸨母对她严加督管监视，唯恐她轻易失去可供“点大蜡烛”的本钱。梨云入世尚浅，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份憧憬，隐隐地寄希望于杨杏园。因为这个才子既有才情而又善于体解人意，更不会胡闹。杨杏园教梨云识字，打开了她的心灵自由的空间。梨云暑天私下托人送西瓜慰问，担着被无锡老三惩罚的风险来会馆探病，让杨杏园相信她的真情。单纯的梨云只有和杨杏园在一起时才能真切地感受自由放任，在杨杏园请吃饭时她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一餐，她表白“我说的痛快，不是要多吃东西，说的是没有人管，我要自由自在的吃一餐。”梨云比起《花月痕》中的秋痕要纯洁得多，后者对痴珠撒娇，不许他学元稹（第16回《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虽然是不失文雅地表达爱意，却也显示出风月惯熟。梨云只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

杨杏园与梨云摆脱不了历来书生青楼恋爱的限制：妓女是不自由的，书生是没有钱财的。梨云与杨杏园的交际注定是悲哀结局，杨杏园无法保证她长久地享受这种自由，他承担不起给倌人赎身的经济代价。梨云病逝的叙述前提之一是经济。梨云和杨杏园之间的旧式才子佳人恋情的文学地位必须让出，她给中国式的青楼恋情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

杨杏园与李冬青的关系，不是在梨云之后与另一女子重演情爱故事。两个女子的文化身份有很大差别，这并非设计成妓家与良家的对照，而是一种历史人物类型退出文字情色想象的空间，让另一类新兴人物登场。梨云虽然清醇，但是身份印记毕竟是妓女，这种文字的展开跳不出前现代青楼想象的轨道，现代生活迫使张恨水改弦易辙，他只能换另一个角色登场――一个女学生李冬青。

李冬青家道略有根底（在南方有些薄产），所以她才能和母亲弟弟一道在京城读书、生活。读书之余，为补给生活费用，她也充当开明家庭的主妇的西席并备受尊重。在何家的地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她是一个女学生，更是一个端庄稳重的“女先生”，这不同于个性解放的青年女学生，更完全不同于青楼历史上“校书”意义的“先生”，而是一个携带传统道德的女性现代知识主体。正是因为教何剑尘夫人读书，李冬青才进入了杨杏园朋友们的交际圈子。她与杨杏园不逾规矩地自由交往，由友情而心生爱意，受生理限制又退回到兄妹之谊。仔细衡量这段情感纠葛，自始至终都不是五四式的个性解放，不含有任何冲破家庭束缚的意识形态理念。让他们彼此吸引、进而建构情谊的基础，是寄托于才子式的文字因缘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杨杏园有传统才子的素养，更擅词章；李冬青可算是一个女杨杏园，她的词章功夫不在其下。二人能够心心相印，多是才子的猩猩相惜。所以这二人的真实身份是经历过知识结构改良，具有一定的介入现代生活能力，却在内心保持着某种道德操守的，亦新亦旧的才子与读书人。他们不是五四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恋爱结局便不是《伤逝》式的对中国女性生活的深深反省，而是不脱传统哀感顽艳美学风格的悼亡。

    《春明外史》全书86回，第22回梨云的故事结束，便用李冬青作为女主人公。第23回，杨杏园首先是作了一回李冬青的读者，未见其人先睹其诗文。他所住会馆中的邻人请教读诗，拿来两本木刻本的《花间集》，内中附纸有“冬青”印记的跋文一段，阅后感受“竟是一篇六朝小品，好清丽的文字”，猜测“一定还是几十年前的大家闺秀”，书上圈点之处，都是些哀感的句子，更推论“一定是个伤心人……也是个女词章家了。”读到后来，又见到两首绝句，感慨“这样的女子著作，我还不多见呢。”张恨水为李冬青出场所作的铺垫比之梨云大不同，性情、才学、不同流俗的古雅风韵的暗示，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造成阅读的悬念，可见张恨水全力写此人物的用意。

    张恨水关于两个词章家的接触，叙述得处处合“礼”。在何家门口惊鸿一瞥，然后进一步在陶然亭见到何剑尘夫人陪李冬青与她的母亲李老太太游园，彼此正式见面，而且有母亲见证。杨杏园春日游万牲园，无意间邂逅李冬青姐弟，一同观赏杏花，便有了请教诗作的文字应酬的开端，文字酬简从此渐密。第29回一起观赏杏花以后，杨杏园步张船山原韵作八首杏花诗赠李冬青阅。读到情真处，李冬青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杨杏园看李冬青：“这人虽然是个女学生，完全是个旧式女子”（31回）。心曲相通而相互关切，爱情基于诗情，古雅之美使他们两人相互吸引。

    李冬青与杨杏园的社交与恋爱，历经文字为媒、陶然亭巧遇、万牲园同观杏花、传诗酬简、给李母拜寿、因杨杏园为人家西席而迁居为邻、兄妹相称、荐女代嫁，进一步退两步，始终语不涉情，行不逾矩。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交际方式中仍然贯彻有不逾礼俗的传统意识，这就是二十年代张恨水的意识与男女恋爱尺度。在这个尺度下，他们的恋情表达的过程大都系于词章文字，这个交往终止于生死存亡，李冬青祭杨杏园的长篇悼文堪称绝妙好词，全然不是现代青年恋爱与情感的表达方式。这种叙述完全基于张恨水的好弄词章的文人习性，他在叙述中将词章家的身份分别投射到杨杏园与李冬青身上。李冬青是一个自己终止了学业的学生，在张恨水眼中，李冬青从学校已经无可学，因为学校中的女学生的行为举止（学校也是小说中社会讽刺的对象）根本不入她的法眼，李冬青是一个高不可及的女学生范本。其实，张恨水自知这个女子彷佛是几十年前的人物，她是想象中的大家闺秀，而大家闺秀是礼俗陶冶与锻炼出来的。张恨水对女学生的期待与理解，是让传统“士”与“才子”的精神气节渗透于女性人格。他对现代知识结构与人格构成关系的了解与表现几乎是空白，只是将一己所好的意蕴注入李冬青身躯，确立一个近乎女君子的行为准则。仅凭这一点，就不能有一个自由恋爱走向婚姻的逻辑。李冬青不遂人愿，原因在于叙述主体对现代婚姻不抱乐观，她的暗疾与杨杏园的病故是客观的原因，也许连张恨水都未必自觉，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旧悲剧的文化隐喻。李冬青的暗疾隐喻指向新旧双重身份（佳人／女学生）的内在化的冲突，小说家无法进入其精神与心理，就靠隐喻负载的象征意味来弥补与平衡。

《春明外史》从梨云到李冬青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女主角的置换，更重要的是社交身份的交接。梨云的陨落，未始不是女性传统的色艺交际方式的自然退场，取而代之的必定是一种现代身份地位的人物，这就是围绕着李冬青的女学生的社交圈。但是对这个圈子，张恨水有所保留。因为出现在社交场合中的多是富贵人家的女子，又在现代教育中获得女学生的特殊身份，一时间既成了令人侧目的“新人类”，也是风头正健的摩登人物。社交场合也转移到大饭店、游乐场与中山公园之类的地点。在延续五年的写作与刊载中，《春明外史》对女学生社交生活的叙述语调因对象不同而犹疑多变：或讥讽、或赞誉、或堂皇地肯定。因女学生的个体身份的斑驳，叙述者讥讽的语调常常认同于市民式的保守；缘才子性情与独立处世的品格，叙述者的语调近乎杨杏园的心声。尽管张恨水叙述李冬青式的女学生一往情深，其实她是新人旧“学问”而内涵才子素质，是一种相对单纯的蜕旧变新的过渡。

我们的结论是：《春明外史》的言情价值或大于讽刺暴露社会，它产生的同时，新文学小说的社会批判比单纯的谴责暴露更深刻，但是现代爱情小说的价值并不能掩盖古今演变与转型中的言情。张恨水从狭邪到现代才子的恋爱叙述有新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梨云与李冬青的主角更替的标志性作用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