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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日本求学时期报刊阅读对鲁迅思想形成的影响

发表时间:2012-03-29阅读次数:660

南京与日本求学时期报刊阅读对鲁迅思想形成的影响

 

胡 明 贵*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漳州 363000

 

内容摘要:鲁迅在南京求学时学的是采矿,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自然科学基础知识,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时主要是学习日语和物理、化学、生物等中学基础知识,1904年到仙台医专所学的是德语和医学基础知识。所以他与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人文知识的接受方式所有不同,他们或学政法或学哲学,在课堂上直接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而鲁迅对西方人文社科知识的接受主要是通过自学得来的。其中阅读报刊是其获取这方面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捷径。文章以《译书汇编》为例,分析读报对鲁迅知识体系及早期思想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留学;报刊;思想

 

鲁迅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知识的接受,与李大钊、吴虞、胡适等人有所不同,他们或学政法或学哲学,在课堂上直接接受过西方政治、哲学、文化等知识,而鲁迅学习的是采矿和医学,虽然也在弘文学院呆过两年,但所学的是日本语文和相当于中学水平的普通科学基础知识。所以鲁迅对西方人文思想的接受主要是通过自学得来的,其中购阅报刊是他获取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1]

 

 

鲁迅1902-1904年在弘文学院两年,基本学的是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中学基础知识,而在仙台医专时课业繁重,每天要上六节课,几乎无暇旁及,以致他在1905108日给蒋抑卮的信中抱怨说:“校中功课太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目不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希腊、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后恐如木偶人矣。”他原想通过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所以很想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一些译著活动,但由于“无暇握管”不得不中止下来,所以喟叹:“而今而后,只能死修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2]鲁迅仙台医专时的班长铃木逸太郎也证实说:鲁迅“平日功课很忙,在考试前更是不眠不休的复习功课,有时头上扎上布带子来提精神。”[3]由此可知他在医专学习时功课繁忙和生活紧张程度。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通过何种途径,鲁迅开始接触西方人文社科知识的呢?

1898年4月,十七岁的鲁迅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8992月鲁迅因嫌江南水师学堂“乌烟瘴气”而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到19021月毕业。19012月俞明震接任矿路学堂总办(校长)。他是一位倾向于维新的官吏,鲁迅描绘“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问我们‘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4]因为他思想开明,喜欢新学,所以“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5]从鲁迅回忆中我们大约可以推测出,他在南京求学时就开始阅读传播“新思潮”和“新学”的报刊了。这些刊物给他洞开了另一个新奇世界,其刚接触新思潮时兴奋不已的心情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感觉《译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6]

1898至1902这几年间,鲁迅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报,先是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继而对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等报刊感兴趣,从中学到了不少新知,接受了有关进化论的观点,对“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也知道了一些。并且开始用“戛剑生”的笔名,尝试着写作一些随笔和旧体诗。这一笔名“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拨出剑来参加战斗了。”[7]

1903年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广泛阅读留日学生和革命志士创办的各种刊物,如《革命军》、《新湖南》、《江苏》、《湖北学生界》、《译书汇编》和《俄事警闻》等,也阅读梁启超等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190334日陆师学堂的谢西园从日本回国,鲁迅托他带回一只衣箱,内有一些中国衣服和书报,书报共二十七册,其中有《清议报》8册、《新民丛报》2册、《新小说》1册、《译书汇编》4册、《西力东侵史》1册、《世界十女杰》1册等[8]。这说明鲁迅在日本曾购阅过《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和《译书汇编》等报刊。

1906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将学籍放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但他很少去上课,平时多是自修德语,而将主要时间用在搜集、阅读大量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上,以便有选择地进行翻译和介绍[9]。这一年,章太炎出狱到日本,主编《民报》,鲁迅积极阅读《民报》等革命刊物。他后来回忆说:“我爱看这《民报》”,喜欢章太炎与梁启超等论争“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风采[10]。秋末到《平民新闻》社访问日本学者宫崎滔天和�利彦,并购得�利彦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一套五册[11]

1907年,这一年鲁迅注意阅读各种报刊,关心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及文艺动态,尤其对俄国文学十分注意,不但自己着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同时还嘱托周作人将分析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巴扎洛夫形象的英文资料节译出来,投给《天义报》发表。[12]

另据周作人《鲁迅在东京・补遗()》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之二》记载,周氏兄弟俩因为喜欢嚣俄(VictorHugo)的一篇侦探似的短篇小说,所以就追踪阅读其作品,当时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雨果(即嚣俄)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刊登在《国民日日新闻》上,更激起了他们对雨果作品的喜爱。[13]

从上述材料爬梳中,能约略知道一些鲁迅阅读过的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新小说》、《苏报》、《民报》、《浙江潮》、《河南》、《革命军》、《新湖南》、《江苏》、《湖北学生界》、《俄事警闻》、《天义报》、《国民日日新闻》、《国民日报》等。

 

 

世纪之交,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思想的交汇、激荡、交锋,无不通过报刊媒介传播出来,如《时务报》的变法思想、《民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爱读报刊的鲁迅生存这样一个思潮汹涌时空场域里,其所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鲁迅的阅读非常庞杂,据《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九五七年刊印)记载,他所藏中、外文图书和期刊有三千七百六十种,详细论述比较困难,下面我们仅以《译书汇编》为个案来考察报刊阅读对鲁迅涉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

鲁迅不仅自己订阅此杂志,还特意将4册《译书汇编》托谢西园从日本带回国内给周作人看,说明他非常推崇这本杂志所登载的内容。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书刊呢?下面我们从编辑者、办刊宗旨、译载著作和影响四个方面来考察这本刊物。

首先,编辑者――译书汇编社。译书汇编社是清末留日学生最早组建的翻译出版团体,于190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上海设有发行所。主要成员有戢翼�、王植善、杨廷栋、杨荫杭、雷奋、陆世芬、章宗祥等,多为励志会成员。该社于190012月创办《译书汇编》杂志,由胡英敏担任编辑和发行人,干事有戢翼�、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该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十五日更名《政法学报》,而更名后仅出了十一期即停刊。其社员有:
戢翼�   字元成,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
王植菁   字培荪,上海育材学堂总理
陆世芬   字仲芳,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字继兴,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杨荫杭   字补塘,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杨廷栋   字翼之,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周祖培   字仲韵,前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金邦平   字伯平,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富士英   字意诚,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章宗祥   字仲和,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汪荣宝   字衮甫,庆应义塾学生
曹汝霖   字润田,明治法学院学生
钱承志   字念慈,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吴振麟   字止欺,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其次,办刊宗旨。《译书汇编》在第一期的简要章程中,明确指出其宗旨“是编所刊以政治一门为主,如政治、行政、法律、经济、政史、政理各门,每期所出,或四类或五类,间附杂录”;“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故本编亟先刊行此类,至兵农工商各专门之书,亦有译出者,以后当陆续择要刊行。”该刊为月刊,每期一百四十多页,创刊时,编者声称其宗旨为以译载政治一门为主,“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因而主要译载欧、美、日等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著作,每期附录“欧美政治法律经济各新书目”,被人们视为“足为研精西学之一助”。
《译书汇编》的编译者之所以热衷于宪政理论的介绍,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要改革“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但他们又不满足于只是皮毛地照搬,从而更加强调:“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各种之经营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而所谓学理者,盖几经彼国之巨儒硕学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谛也。”(《译书汇编发行之趣意》)。
再次,刊载过的著作。译书汇编社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月刊上,然后再出单行本。因其成员多在日本攻读政法专业,故所译书籍亦多属于政法一类。创刊号所刊登的译作有:
《政治学》(美国伯盖司著)、《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著)、《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著)、《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留司烈著)、《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著)、《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著)、《近时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著)、《民约论》(法国卢骚著)、《权利竞争论》(德国伊耶陵著)等10种。
到第二期则增至22种,第七期增至34种,创刊的第二年即刊行下列单行本:
《波兰衰亡战史》        涩江保著              译书汇编社同人
《国家学原理》          高田早苗著            嵇镜译
《国法学》              岩崎昌、中村孝著      章宗祥译
《各国国民公私权考》    井上义著              章宗祥译
据《译书汇编》第七期(光绪27年、1901730日发行)的“已译待刊书目录”,有以下译书:
(书名)                                   (原著者)
政治进化论                              ()斯宾塞尔
社会平权论                              ()斯宾塞尔
教育论                                  ()斯宾塞尔
政党论                                  ()伯伦知理
今世国家论                              ()鲍罗
理学沿革史                              ()阿勿雷脱
欧洲文明史                              ()尼骚
教育论                                  ()卢骚
平民政治                                ()勃拉司
政治泛论                                ()威尔孙
社会学                                  ()吉精颜斯
教育论                                  ()如安诺
东西洋教育史                            ()中野礼四郎
美国民政                                ()莫里
国际论                                  ()陆实
国法学                                  ()有贺长雄
文明之概略                              ()福泽谕吉
明治历史                                ()坪谷善四郎
外交通义                                ()长冈春一
加藤讲演集                              ()加藤弘之
国际法论                                ()罗诺而
自助论                                  ()斯迈尔
新闻学                                  ()松本君平
国家学原理                              ()高田早苗
近世二英雄传                            ()格里飞司
经济学史                                ()井上辰次郎
俄罗斯史                                ()山本利喜雄
十九世纪                                ()博文馆编
丈夫之本领                              ()铃木天眼
政教进化论                              ()加藤弘之
近世海军                                ()福本诚
近世陆军                                ()新桥荣次郎编
万国国力比较                            ()默尔化
国法学                                  ()岩崎昌、中村孝
根据《译书汇编社出版及发行书目》(刊于1903年发行的《日本明治维新百杰传》封底),该社又加添下列译书:
《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日本制度提要》、《法律学论纲》、《最近俄罗斯政治史》、《法制新编》、《欧洲财政史》、《日本财政之过去及将来》、《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日本维新活历史》、《名学》、《物竞论》、《生物之过去及未来》、《论理学》、《女子教育论》、《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累卵东洋》、《爱国精神谭》、《学校建筑模范图》[14]
《译书汇编》后来还改变体例,除继续介绍欧美和日本的宪政学说外,还刊登一些个人的研究性论文及政论文章,如《立宪论》、《论法治国》、《论国家》、《论公�》、《创造文明之国民论》、《法典编纂方法论》、《论中国行政机关之缺点及其救济策》等。
第四,《译书汇编》在当时的影响。《译书汇编》以译著著称,在留学生中及国内都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冯自由评价《译书汇编》“专以编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公论、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治论,皆逐期登载。译笔流利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15]张静庐认为它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16]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评论当时(1901)的译书汇编社说:“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实不过丛书之体,不可谓报。”[17]由此可见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力。

1903年到现在,时间已过了100多年,当时人鲁迅、周作人、谢西园都已作古,谢西园带回国的4册《译书汇编》大概也不知去向,但根据鲁迅及周作人的回忆,我们可以肯定,鲁迅在南京、在日本留学时都曾阅读过《译书汇编》。19012月以后俞明震接办矿路学堂,他比较开明,并倾向于新学,所以鲁迅在南京时得以看到一些传播新学的书报,如严复的《天演论》及《时务报》和《译书汇编》[18]。鲁迅购读《天演论》时间在1901年至1902年间[19],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鲁迅最早读到《译书汇编》的时间应该在19012月俞明震接管矿路学堂以后,到日本后鲁迅又继续订阅《译书汇编》,大约因为他自己看完后认为它对了解欧美及日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及历史很有帮助,所以又特意让人带回国内让周作人阅读。据周作人日记记载,他读过“大日本加藤弘之《物竞论》”[20],这是鲁迅留学临行前送给他的杨荫杭译本,译文最初连载于《译书汇编》一九○一年第四、五、八期,后又出了单行本。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也是鲁迅送给周作人的书,使他“读竟不觉三叹”[21],该书最初也曾连载于《译书汇编》,一九○一年出了单行本。大桥乙羽的政治小说《累卵东洋》周作人也读过,认为翻译得很糟糕,这也是译书汇编社出的单行本。

 

 

《译书汇编》给鲁迅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帮助呢?从上述所列材料来看,《译书汇编》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同时也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诸领域,基本囊括了当时英、美、法、日等国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著作。即使鲁迅不是每册都看,而是有选择地去阅读,那么鲁迅也完全可以凭借阅读《译书汇编》而获得比较全面的关于欧美与日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知识,比较清楚地了解西方及日本文明富强之路,比较清楚地了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概貌,和世界文明史及各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及时地掌握世界发展形势。它所提供的知识完全不同于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里所能学到的内容,这些对以后鲁迅弃医从文无疑是非常有益的知识,可以说它为鲁迅了解“西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关于鲁迅西学来源问题,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和西学》里有过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鲁迅的西学来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鲁迅在南京读书与鲁迅在东京前期(19021904年),在这5年里鲁迅获得的只是一般科学知识和日本语文。第二个阶段是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两年(19041906),和仙台退学后住在东京的三年(19061909)。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第二阶段鲁迅获得了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而这又主要集中在东京后期三年里(19061909年)里[22]。在日本留学的后三年时间,鲁迅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学习德语和了解外国文学知识方面,他曾花十元的大价钱买了一本德文的《世界文学史》,到处搜罗阅读俄国、芬兰、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为办文学杂志《新生》积累资料,后来《新生》流产,他又谋划出版译作《域外小说集》,希望将这些国家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借以帮助中国人走上自由与发展道路。

根据周作人提供的材料,我们知道鲁迅在后期东京三年时间主要花在阅读文学作品上,那么,影响鲁迅思想形成的政治、社会、文化知识,及关于国民性启蒙资源在哪里呢?从上面《译书汇编》所列的书目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出他的这些人文学社科知识的来源。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1904)的《述略》中说:“留东学界,颇有译书,然多附载于杂志中,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考其性质,皆借洋书别具用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23]这或许能说明鲁迅沉潜于订阅多种留学生杂志的原因。虽然不能说它是鲁迅获取这些知识的唯一通道,但起码可说它是重要的捷径之一。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对此有过评价说:“把鲁迅的留学时期单单看作‘习作’时代是不够的,毋宁说是己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后鲁迅思想的筋骨时期。”[24]鲁迅留日时期,维新派、革命派及留学生办的期刊最终为其启蒙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化论、国民性思考、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议会政治制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鲁迅启蒙思想的底色。在此底色之上,他运用自己超人的智慧,选择、整合、加工,制造出自己立人与立国思想,走上了一条“精神界之战士”的道路。

当然鲁迅阅报所得受益既烦琐也很难一一细说,但大致说来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的知识储备:报刊杂志所负载的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内容庞杂而丰富。如果把专业书本知识比作是直线型的知识灌输,那么报刊所提供的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立体型的知识信息。如果说专业书本知识是静止的传播的话,那么报刊就是动态的传播,它将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知识汇聚一堂,既可以谈古论今针砭时弊,也可以谈今论古批判传统。当然在报刊杂志这样立体、动态的三维空间里,鲁迅读报所得的知识必然丰富多彩,这对增加他关于世界的知识及启迪他的思想,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台湾学者潘光哲从研究《时务报》译稿入手,探讨了《时务报》对增加读者世界地理知识所起到的作用。《时务报》以“广译录”为宗旨,大量译载西政、西事、西电及各国报章,译介的国家涵盖俄、英、日、美、德、韩、法、意、希腊、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译稿内容涉及内政、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交通、海关、边疆事务、社会问题、教育、华侨等等各个方面。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念,随着域外地理知识、现代地理学的导入,许多先进的士人逐渐建立了“世界”的地理体系。而《时务报》译稿在向读者提供时事、西学等的同时,也促进和扩大了人们对于世界地理的认知。“《时务报》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转换地理/空间概念的可能空间,也让中国人对调整时间坐标的认知,提供参照系统。它告诉读者,当阅读讯息的此际,不只是中国本身的纪年而已,还更有一个‘普世’的标准。”[25]《时务报》只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阅报之冰山一角而已,在如此丰富多彩、立体多维的报刊中游弋,青年鲁迅无疑会受益匪浅,对世界空间与历史的认识、对时事的认识无疑会增进很多。

2、思想洗礼:20世纪是个大时代,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国内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各种思潮在中国大地风云际会激荡成风。如上所述,无论是维新派志士还是革命派猛将都发奋图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所以都努力以报刊为思想与舆论传播阵地,一方面大量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一方面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新立宪、民主共和、无政府互助,新民、新政、新国家是无论资产阶级维新派抑或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无政府主义派或社会主义革命派的共同归途。自由、平等、民主是其共同的理论主张的轴心。他们鼓吹“天赋人权”学说,宣扬民权观念,批判封建文化,探索国民性,针砭国民劣根性。身处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交汇、激荡的时代里,背负民族生死存亡的焦虑,带着人民新生、民族图强的热望,鲁迅大量阅读各种思潮流派的读物,通过他们的报刊收集资料、了解信息、获取知识。各种思想在他的脑海交汇碰撞、选择过滤、沉积改造,最终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混合的启蒙思路和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决心。这些思想洗礼的结晶,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看出端倪。

综上所述,在南京求学与日本留学时期,报刊杂志对鲁迅思想与文学才能的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1898年至1909年,鲁迅处于青少年时期,正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时期,《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河南》、《天义报》、《游学译编》等报刊无疑为他打开了一扇丰富多彩的知识大门,使他较早地接受了与私塾旧学不同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新世界,使他亲历了各种纷至沓来的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洗礼。翻阅报刊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了解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及日本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开拓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和素养,帮助他完成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的基本知识积累和储备;而且阅报也使他即时地掌握了当今世界国内国外的时事动态及风云变幻的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磨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政治与社会敏感;同时还锻炼了他的文学艺术才能。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如果鲁迅没有走出教室或书斋去广泛阅读各类报刊,猎取各类人文社科知识,了解风云激荡的国内国际形势,而是一味地躲在教室或书斋里苦心钻研医学;那么这个世界将只会多出一个医生或医学家,而决不会出现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决不是现在的面貌。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结论:如果没有在南京和日本时期报刊杂志媒介为鲁迅提供知识储备与写作练笔的平台,那么就没有今天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鲁迅。



* 作者简介:胡明贵,文学博士,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关系研究”(2010B107)。

[1] 关于鲁迅在南京和日本弘文学院所得的知识,参见周作人《鲁迅的国学和西学》,《关于鲁迅》,第430431页。

[2]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据[日本]平凡社《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仙台医专规定,每天六节课,自早七点开始上第一节课,每节六十分钟,节与节之间没有休息时间,一节下课立即转移教室上另一节课,直至十二点结束上午的五节课。下午一点钟开始上第六节课。午饭休息时间只有一小时。

[3] []平凡社:《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4]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5]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时务报》创刊于189689日,189888日停刊,鲁迅在矿路学堂所看到的和俞明震所读的《时务报》当为旧刊或重印本。

[6]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7] 周建人:《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8]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9]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再是东京》,《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2页。

[10] 鲁迅:《且界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页。

[11]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12]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3]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之二》,《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14]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君、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7221页。

[1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页。

[16]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83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794页。

[1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19] 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0] 《周作人日记》一九○二年正月卅日,西历三月九日。

[21] 《周作人日记》一九○二年西历三月九日。

[22] 周作人:《鲁迅的国学和西学》,《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431页。

[23]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8页。

[24]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木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25] 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