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文学创作之理性精神论

赵 东 祥*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四平 136000）

内容摘要：贯穿张炜文学创作的理性精神是生即善，这种理性精神在初期创作中是浑融的，继而先是表现为批判传统社会的启蒙理性和制约商业社会物欲主义的道德理性，又进而被张扬为极度的道德激情和对天地境界的强调，再进而对片面的道德理性与启蒙理性之片面性予以反思，最后将道德理性和天地境界融会为一体，试图通过既具有天地之德又具有人文之美的人物形象展示一种体现了生生之德的新的理性精神。

关键词：张炜；文学创作；理性精神

张炜作为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受当时启蒙精神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对传统黑暗面的批判精神。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道尊严这些普遍关注的命题同样反映在张炜的创作中，以反封建为归趋的启蒙精神在80年代的作品如“二秋”与《古船》等小说中表现得较明显。另一方面，张炜生长和生活于儒教精神根深蒂固的齐鲁之邦，自执笔写作之始，儒教文明就作为血液和养分不自觉地浸染了他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他的精神取向。新时期以来山东文学总体上也显露出鲜明的艺术道德化和道德化的艺术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张炜受制于这种文学氛围，在《古船》中不自觉地采取了更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儒教道德理性充当其价值判断的依归[1]，面对日渐汹涌泛滥的物欲大潮时更是自觉地肯定儒家思想，认为作为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商业文明的制约要素，儒家学说中“有极科学的东西，有极伟大的思想”[2]。

将启蒙理性应用于对传统精神的黑暗面的批判，将道德理性应用于对当下过于泛滥的人欲的批判，并渐渐演化为对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倡扬，这是理解张炜其文学创作的理性精神的线索。循此线索分析和梳理，则张炜的文学创作历历分明，轨迹清晰，其创作历程中的文学精神的进退取舍，否定中的肯定与肯定中的否定以及这其中包含的理性精神的探索同样昭然若揭。依照上述判断，我将张炜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以理性精神为经，以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纬，循序而论述之。

第一阶段：浑朴的理性之美（1979年―1982年）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非常鲜活的自然界。河水欢唱、大海跃动不息，河边沙地与海滩上芳草萋萋、林木葱郁茂密，林间野花盛开，小动物秀美柔软的步伐踏遍每一寸浆果累累的林地……一切都昭示着自然世界的丰饶和活跃，这是一个勃勃向上、和谐完美的世界。那些聪灵俊秀的少女就生活在其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共同构织了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万物有生、世界含情，一切现象都蕴藏着生意，透出“活泼神妙的生机美”[3]。《山楂林》中的阿队活泼天真，敏锐地感受到了山楂林在湿润的夏夜中生命的颤动。《声音》中二兰子应和那大化流行的大生命而情不自禁地呼喊出无意义的音节“大刀来，小刀来”，来抒发生命的纯粹欣悦，而《看野枣》中的大贞子欢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更是生之巨流漫溢过个体时的一种自然的鸣响。与生命的浩荡生意相应，人文景观呈现为达达媳妇孝顺友善、老照儿豁达无私、护林老人的心慈面软性情和蔼、知识者的好学上进……小说中的人普遍具有仁爱、和善而又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这种优美和善而又生机勃勃的生命景观是文革的蛮野和粗鄙过去之后人们在现实环境中可能找到的人文理想之一，自有它存活的理由和它化***的质朴的人性美的吸引力，所以《声音》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时代精神中的普遍追求人道主义的一面。张炜沉浸于时代赋予的勃发向上的乐观氛围中，把这种融合了传统之温厚和现代之进取精神的氛围表达为，“永远在欢笑，永远在幸福”[4]，《声音》就是这氛围的最好的展示，少女二兰子在树林中毫无拘束地跑、跳、攀住树枝打秋千，胸中充溢着莫名的生命冲动，忍不住要呼喊与歌唱，要与无边丛林交流她的舒畅惬意、幸福与欢乐，这是人的呼喊和欣喜，却又自然而然，一毫不带做作地汇流到了宇宙之中不息的生命之流。

80年代复活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支配力是巨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张炜的作品中亦不乏启蒙理性和个性精神，有人道尊严的体现和人的价值的要求。张炜自谓《拉拉谷》中父女冲突展示给读者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伦理观念的主题，金叶是“社会主义新人”[5]。张炜应和时代精神而产生反封建的要求但是不因此于小说中直接表达西方式的个性解放的主题，只朦胧地产生了区分传统美德和封建糟粕的冲动。虽然受外来因素如矿业工作者带来的新的价值观的冲击，但芦青河畔那些年轻漂亮、健康活泼的少女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和个人幸福的追求显然更多的是根源于内在生命的呼喊。她们与家长和社会的冲突，与外来者的接近，主要是个体生命热烈向上的自然表现，而不是西方式的个性的展示。作为创作主体的张炜尚未觉醒，他的理性意识是浑朴的，出于对丑恶的厌恶和鄙视，想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单纯地为了芦青河边的年青人的道德和人性自然的美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虽然有朦胧的批评意识但却缺乏实际的分析与批判的能力。

第二阶段：理性精神的觉醒（1983年―1986年）

如果张炜仅仅陶醉于初期创作中那种并不觉醒的浑然的理性之美中，那他无非就是泯然众人者，只不过是因时代的宠幸和乡土的佑护而侥幸获得了声名而已，不会取得什么大的创作成绩，也无法获得持久的文学创作动力。事实并非如此。张炜深入下去看到的是，来自传统的粗鄙和野蛮不文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相反还顽强地存活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这是很有必要反思和批判的，是需要启蒙以使之文明化的。且张炜与其他山东作家一样敏锐嗅到了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另一种粗鄙，也即西方末流的商业主义精神对道德原则的侵袭，而且越来越发现是它和封建的粗蛮一起扼杀了我们当代的人文精神，两者合流极可能使我们的文明彻底解体。张炜看到的是背离了他通过小说和回忆构造的那个万物有生、世界含情、普遍生命流行的世界的景象，这为他所不能容忍。于是张炜仿佛混沌开窍，在粗鄙和丑陋之恶诱发下他的理性精神渐渐地觉醒。

第一，张炜看到随承包而来的利益分立如一石投水，“一潭清水”般和谐的人性状态被打破了，有情世间的热心碰到了因考虑物质利益而产生的人情冰冷。《一潭清水》仍然具有第一时期小说的自然而然的人文之美、人情人性之美。外号叫做瓜魔的流浪孤儿小林法与看瓜人徐宝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瓜在他们之间是作为吃物而不是社会财富出现的，以瓜为纽带造就的忘年交式的友谊与自然的大化流行的生德交互融会，天而人、人而天，天文、人文静美和谐交汇在当下生存的感性愉悦之中，自然生发和流露出来的是生命涌流的喜悦。但瓜地承包后，瓜不再是不引发财产观念的吃物，而是作为利益的符号凸显在承包人面前。与徐宝册合伙承包瓜田的老六哥不欢迎小林法来吃瓜了，有情世界遇到了冰冷的物质算计。徐宝册没有办法变得冷酷无情，只好同老六哥散伙另干，以此来捍卫他和小林法的人间感情。这种做法和张炜早期小说中隐含作者含情脉脉地看待世界与自然的眼光是一致的。张炜同样没办法接受纯粹以物质利益的算计为基础建立的人际关系，也没办法接受一种扼杀生意的纯粹物质的冰冷，他总是倾向于一个有情的世界、一个天德流行不以物为财富而以之为生命（吃物）的世界。

第二，乡村与城市、自然与造作的人各自体现出来的两种生命精神构成了鲜明对比与反差。《童眸》和《黄沙》中，城市丑陋和粗野不文给鲜活的生命带来压抑感；乡村则在淳朴善良宁静的主导下显出了生命的自由流畅。《黄沙》讽刺小市民的庸俗和市侩，揭露机关作风的僵化和沉闷，以及当代气息的喧嚣嘈杂；与之相应的则是坷拉叔和罗宁昭示的乡村的安宁、质朴和生动。《童眸》则对比城市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乡村的友善热情，以至于沈小荒产生了“回归童年”、“回归土地”的向往。这两篇小说表达的是对生命役于物的异化倾向的警惕，也是返回自然摆脱浊气以恢复生命之健行不息的本来面目的愿望的自然流露。《海边的风》则构成人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海洋阔大陆地狭小；车子有局限而船则自由；“大屋子里”人们拥挤而人鱼、老筋头则洒脱；抛弃车子和陆地驾船入海是向往主动积极的自由的生命精神的象征。《葡萄园》与《原野的精灵》则于神秘与奇幻中表达着对有生有情且又灵秘的那个世界的向往和对悖于人性化世界的凶恶丑陋的否弃。

第三，在《古船》中，抱朴对科技理性持信任的态度。抱朴接续了老得和李芒等在对黑暗势力的批判中显发的启蒙精神：科学、人道。抱扑支持安装变速轮更新粉丝生产设备，考虑的是公共利益，赵多多则出于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的贪婪物欲而催促安装。当见素和隋不召干扰李知常，以至后者出于对老隋家的恩义的考虑而不得不停止设计变速轮时，抱朴说“你不该这样。你该明白，粉丝大厂不会是赵多多的，也不会是老隋家的。你放长了眼光吧，你是有知识的人。你只应该记住：变速轮不能停。”这里透露出对科技理性的信任，显发了抱朴的一颗公心。抱朴一面反思人欲横流的黑暗和狰狞――包括他自幼承受的恐怖，提倡科技理性，支持知常设计变速轮、支持拉电灯；一面又借助传统的理欲公私之辩指责见素的过于强烈且已付诸行动的人欲，宣扬爱人与恻隐，认为应该对穷人保持着同情和孺慕，透露出其不自觉的儒教化的精神取向。但抱朴未曾察觉其这颗公心所可能有的悖论，这种圣人心态应用到日常中也是残酷的――他自己就因过于压抑人欲而至于身心俱病。而且抱朴也似乎忘记了他在文革相应的实践之中得到的教训：为一小把眉豆所受的巨大屈辱。“群众”之所以殴打并折辱抱朴，是因为抱朴在众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时私摘自己院子里的一小把眉豆给自家人吃，群众的观点是：“一小把也是集体的！一小把也不许你们贪！”否定人的尊严的折辱者与抱朴有共同的道德理想主义：乡土中顽强延续着的儒教的大公无私――它的毒素和精华。生着病的桂桂终于在倍受折辱的羞惭和饥饿中死去，这是不能忘记的。教条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极其易于导致流氓无产者，张炜在肯定科技理性的同时受当时精神氛围的影响而倾向于肯定人道尊严，“否定极左和愚昧、否定流氓无产者的行径。”[6]延续了李芒与黑暗势力的决绝之决裂的启蒙理性。

第三阶段：生命境界与人文精神（1987年―1995年）

1987是张炜文学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将1987年看作张炜文学精神演变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1987年张炜返回胶东，既是返回，又是远行，总的来说是取了回望的视角――体现了钱穆所谓向后型的中国国民性，“即偏重回忆过去，爱好历史。”[7]推动张炜返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城市中泛起的喧嚣和浮躁泯灭了生意，一是将洼狸镇这个传统大本营所内含的人之私欲凝聚的毒气滤净，以得到纯善的渴望。

第一，《九月寓言》及其生命境界。

张炜说，“一个好的作家关键是要从生命的角度去体验，去感觉，去探索，去把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思维，他的笔力就会渐渐趋向那样的一个大关系”：“‘天’――‘人’――‘地’”，“所有巨大的或者琐屑的事物，无非都在这种大三角关系之中蕴藏、生发，而且总在曲折地、委婉地表达它们与大三角之间的关系。整个表达过程应该是一部完成了的艺术品。”从质朴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大关系，“就有可能会稍稍领悟事物的一些本质方面，明白它的起源、发展和归宿，理解那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原来它们发生得这样自然而然……”[8]张炜写这几句话时，为之劳瘁五年之久的《九月寓言》大致已经完成，我们正可以将这几句话视为《九月寓言》的创作心得。宇宙中的生命之万象纷呈、媾化无穷、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本身即为一个艺术化的过程，通乎此种生命全体之交融互摄而广大和谐的生命境界，方能“以自己的身心投向自然的怀抱，更将宇宙之奥妙摄入一己之灵台，构拟形象，缔造纯美。”[9]《九月寓言》正是从生命角度出发，使人与物并立共存，共同置放于阔大的宇宙视野下来审视，摆脱了《古船》之拘拘于洼狸镇的人事纠葛的局促格局，努力要展示一个滤净了人欲纠结酿造之浊气的清明健朗的生命世界的作品：

《九月寓言》造天地境界，它写的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小村人的苦难像日子一样久远绵长，而且也不乏残暴与血腥，然而所有这一切因在天地境界之中而显现出更高层次的存在形态，人间的浊气被天地吸纳、消融，人不再局促于人间而存活于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时空顿然开阔无边，万物生生不息，活力长存。在这个世界里，露筋与闪婆浪漫传奇、引人入胜的爱情与流浪，金祥历尽千难万险寻找烙煎饼的鏊子和被全村人当成宝贝的忆苦，乃至能够集体推动碾盘飞快旋转的鼹鼠，田野里火红的地瓜，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融入了造化而获得源头活水并散发出弥漫天地，又如精灵一般的“魅”力。[10]

创作主体深悟大化之真意而浩然与之同流，感物赋志，笔端流淌的是人的自然而又鲜活灵动的感性生命，由此，创作主体借助文字创造了一个布满生命光彩的欢乐场――大化生命境界，在神理上，此一境界与中国古典文学重视生命精神的取向妙合无间，是承继了古代诗人之秉持儒道的生命智慧的。[11]

第二，人文精神与新启蒙意识。

与自然两歧的文明带来所谓进步的同时，留给我们的是垃圾和荒芜，而原来与自然一体的童年情景毁损了，这意味着源自于软心肠的“自发的创造的能力”失落了，近代西方科技文明传入的结果是田野被整齐地分割，它毁掉了东方人的自然天成的性格和情趣，变得粗俗和野蛮，少有优雅之处[12]。只有“望着原野望着母亲般的丛林和大地”时，人才会内心“蓄满了柔情”，小动物是“美与温柔的代表”，心性柔软的人在与小动物对视时会有“羞涩与温柔”，这种含情的眼睛是生动而善良的，它闭合之后世界就结束了，人是因其有情才存在的，才有区别于物的人之为人的优雅性格的，所以张炜一再复述少年记忆中浑然一体的情景。《夜思》与《柏慧》极力张扬一种人天和谐的美与生命的流畅、生动、鲜活。对向自然进军的开发中无限膨胀的人的物欲和以自然为客体酿造的丑陋后果，张炜表现出近乎绝望的决绝愤怒和不妥协的抵抗精神。张炜所以着重以人的有情――这尤其体现在与母亲、母亲般的大地的关系中，因为“我们都是平原上生的，都有个母亲，有个心爱，有个未来”――去抵抗现代高科技社会里的“没有亲人”、“没有情感的重负”的“合成的人”的冷酷，摆脱主客二分之征服自然的无有情感的思想，是因为这种以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思想最终会奴役人自身。张炜所谓“融入野地”，返回人天一体的和谐与浑融，体悟生之巨流漫溢的欣悦和充实，近乎现代新儒家的思路。[13]

科技理性日益被置于思考的对立面，道德理性则被当作正面价值加以张扬，是张炜这一阶段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之道德化的革命史和生机葱茏的抒情性；《柏慧》由传统而至于当下的对知识者无道义无廉耻的激烈的道德批评；《我的田园》对清心寡欲、自食其力的淳朴田园生活的赞赏；《怀念与追记》对“我”的家族的道义优势的追溯等，共同完成了对无道义的历史的批判和对当下纵欲生活的记录乃至于审判，形成了新的启蒙意识。以道德理性取代现代启蒙理性进行新启蒙，这是继第二阶段之后形成的新进展。

新启蒙是对传统和西来的商业精神合流之后而形成的粗蛮精神的启蒙，艺术表征的人文之优雅和优美以及道德理想是其核心方式。强调道德理性的目的在于彰显善之于恶――无论传统精神之恶还是现代性之恶――的制约作用，但张炜对儒家道德理性的倾心使他有时不自觉地迷失了批判精神，导致对儒家精神否定一面的肯定中，如对鼓额之于“我”的信赖之下潜藏的近乎依附性的人际关系、对鼓额的父母与“我”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奴性等，均缺乏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是张炜矫枉过正迷失了现代启蒙精神的表征。

第四阶段：理性精神的再思索（1996年以来）

张炜将儒学从封建专制之中剥离了出来，认为那是操作性的儒学，和真正的儒学精神有别，认为“我们的精神居所的主建材料，无论愿意与否，也仍然还应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他强调文学在化***中的作用（诗教），“世界上丧失了诗的想象、浪漫情怀，没有了人的那种非常柔和的心肠――它的有力介入，这样的社会哪里会有什么幸福？可能连生存下去都成问题。”[14]对张炜来说体察和同情万物的慈和、柔软的心地，作为抗衡和超越现实的力量，是具有根本性的。在小说创作中张炜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对道德主义和启蒙理性都进行了反思。

《外省书》中史珂、《能不忆蜀葵》中的杞明、《丑行或浪漫》中的铜娃等都善良而仁慈，但都已经不复是“家族系列”中的饱含道德激情的英雄，而是在面对生机勃勃的恶的力量时充分暴露了善的无力乃至悖谬：不仅无力战胜恶的侵袭而且本身亦面临演化为某种意义上的非善的危险。面对纽约那种看起来生机蓬勃的欲望化、物质化的世界，史珂的道德说教连他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但他内心中仍保留着一个柔软的角落，那里反复回旋着的是叶芝的哀伤的诗句：“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我虽已年过四十九岁/却无儿无女，两手空空，仅有书一本。”善良的品性时时回旋在史珂内心深处，使他能避免沦落为物的危险，始终竭力保持着人的形象。但过于拘执的道义追求反而可能构成通往善的限制，比如《能不忆蜀葵》中的杞明式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对本然之善的遮蔽。杞明的形象体现了张炜对因拘执于道德主义反而成为伪士的那种人格的反思，杞明的道德主义和艺术理想中无疑是包含着悖论的：他在成为商业原则的牺牲品的同时也助成了艺术界的荒唐，他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同时自身也出现了道德问题。杞明内心倾向于正义和伦理，自以为是道德君子，而事实是，他在悖反他信仰的正义原则的商业社会如鱼得水，虽然时时有点儿小苦闷，却并不妨碍他功成名就。杞明一面沉溺于与纯洁的小天使诗意的爱欲缠绵中，一面时刻警惕和留心着妻子路鹿的贞洁，爱欲与伦理他都未能够切实地加以反省，反而在所谓道德理性的坚持中显示出一副假道学的面孔，很有反讽意味。而淳于则惑于商业社会的物质主义，抛弃艺术投身商海，追求自由反而为自由所役使，毁于商业时代的杂乱中，变得狂躁而悖乱，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小说中描写的淳于式的企业管理方式包含着对科技理性的暗讽：科学管理更像一场荒谬的游戏而非理性活动。总之上述人物形象已显示了气质之性对天地之性的遮蔽，包含了失去人之为人的本然的至善之性而沦落为物（非善）的危险。

在《丑行或浪漫》中，张炜则希图变化气质以达于天道，通天地之性而至于开显生生之德，在生命的被后天之恶窒塞的现实中开示本然流行的先天善意。这种大化流行之美善在《九月寓言》中更多融会在天地之间，而在这部作品中更多将这种美善展示于人的身上，以特定的人物形象来昭示这一哲思。这一人物就是刘蜜蜡。她是大地恢弘之美的隐喻。首先是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生的欲望，生育是她自觉醒以来就有的强烈的愿望，仿佛大地从冬天的禁锢中醒来一般，展现了繁生万物，以及将万物之美粹集一身以表现其辉煌、壮丽和丰饶蓬勃的欲望，此乃天地之心。在外在形象上，她也是苏醒过来的养育万物的大地的形象，肥美丰硕，以至于铜娃将她视为拯救自己的故土的形象：“丰腴的秋天”，这个秋天弥漫着大河涨水时的潮湿和润泽、响着蝈蝈的叫声、盛开着无边的南瓜花儿，这是《九月寓言》之天地境界的人文化和诗化。她恰如能够滋生也能够融化万物的大地一般，演化为感动万人、使天地消除阴霾并复归于清明和朗润的力量，表现出源自于生生之德的大美所具有的力量，它能够感动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伍爷、老獾和小油锉，恰如大地能够容纳并消解恶秽一样，这是真正的善，是源于生命力的充实而形成的真正的美。不仅如此，刘蜜蜡还痴迷于书写，具有体察万物的悲凉心地，她善良，善体物理，能够和柔弱的小动物结成亲密的一体相连的关系，体现出了人文之美。

有蜜蜡的形象为衬托，我们再去理解史珂的无力、杞明的近乎伪善和淳于的狂悖时就容易了。脱离了大地的生命力的恢弘而去坚持善如史珂和杞明，必然是干瘪无力的，远离大地之恢弘的生命力如淳于必然是狂躁悖理的。蜜蜡的形象意味着张炜既超脱了滚滚的人欲之河复又回归到了这灼热人间，预示了张炜理性精神的走向，即小说中的张炜已不再拘泥于具体的道德信条，而是把握住了根本：生生。在这个意义上，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后，张炜的态度已复归到更为久远的起点上，回到了他初期的作品如《声音》、《夜莺》、《山楂林》等小说塑造的人物所展示的浑朴的理性之美中。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贯穿张炜文学创作始终的是理性即生即善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张炜的初期作品中是浑朴的，被历史化之后就转写为批判传统社会的启蒙理性和制约商业社会物欲主义的道德理性，又进而被张扬为极度的道德激情和对天地境界的强调，再进而将道德的根基扎在生生的生命境界中，完成了对片面的道德理性与天地境界之片面性的否定，从而将道德理性和天地境界融会为一体，试图通过既具有天地之德又具有人文之美的人物形象展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这就是张炜文学创作之理性精神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