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佘 爱 春*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 537000）

内容摘要：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等文学生产机制，在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桂林抗战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生产和传播空间，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和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

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

陈平原在谈到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时认为，要想“在悠远漫长且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迅速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从以报章（报纸和杂志）、出版等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入手是一个更好的路径[1]。的确，杂志和报纸等现代媒体的大量涌现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开创了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和生存空间。可以说，报纸副刊、杂志、出版等文学生产机制，在现代文学生产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作为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也一样。抗战爆发后，虽然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学生产受到了重大影响，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以报刊、杂志、出版为中心的文学生产迅速热闹起来，而作为西南文化中心的桂林尤为突出。当时桂林的文学艺术和出版业空前繁荣昌盛，赵家璧就这样描绘到：“从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的。”“它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期间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2]可以说，报纸、杂志、图书出版等媒介所开创的文学公共领域空间，不仅成为桂林抗战文艺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成为揭橥现代传媒与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关系的重要进路。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作为中国报纸所特有的一种“报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报纸副刊不仅“促进了报纸本身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从更广阔的层面上展现了“近、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侧面”[3]。的确，作为文学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报纸副刊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读者面广、普及性强等特点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大公报・文艺》、《申报・自由谈》等副刊就在发挥了重大作用。沈从文就对此予以了高度肯定，认为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他说：五四以来许多“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4]可见，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形式，报纸副刊不仅对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和公共空间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为广大新进作家的出场和成名、作家身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空间；而它所刊载的数量庞大的、或成熟或“毛胚”状的文艺作品，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共生对话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5]。

就桂林文化城来说，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先后出版的报纸有10余种，文艺副刊30多种。其中，大报就有《广西日报》、《扫荡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航空版）等6家，晚报有《自由晚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桂林晚报》等4种，还有其它小报《小春秋》、《民众报》、《辛报》、《戏剧日报》（两种）等。按报纸性质看，这些报纸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机关报，如桂系机关报《广西日报》、《广西晚报》，国民党军委会机关报《扫荡报》、《小春秋》，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中共领导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出版的《救亡日报》等；一是民营商业性报纸，如《大公报》、《大公晚报》、《力报》等。至于文艺副刊，主要的有《广西日报》的《南方》、《漓水》、《笔部队》、《战时大学》、《艺简》、《文协》、《中苏文化》等，《扫荡报》的《�望哨》、《野营》、《文艺周刊》、《抗战戏剧》、《抗战儿童》、《抗战音乐》、《战时美术》、《星期版》、《现代文艺》等，《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救亡木刻》、《漫木旬刊》、《诗文学》、《音乐阵线》、《儿童文学》、《介绍与批评》、《十字街》等，《力报》的《新垦地》、《蜜蜂》、《半月文艺》、《半月新诗》、《独秀峰》、《影剧春秋》等，《大公报》的《文艺》、《大公园地》，《大公晚报》的《小公园》，以及《广西晚报》副刊、《桂林晚报》副刊等。这些文艺副刊，从刊发文章内容看，可分为综合性副刊、纯文艺副刊、专门性副刊三类。其中综合性副刊最多，如《广西日报》的《战时大学》、《文协》、《中苏文化》，《扫荡报》的《�望哨》、《星期版》，《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介绍与批评》、《十字街》，《力报》的《新垦地》、《蜜蜂》、《独秀峰》，《大公报》的《大公园地》，《大公晚报》的《小公园》，以及《广西晚报》副刊、《桂林晚报》副刊等。纯文艺副刊作品多、质量高、影响大，如《广西日报》的《南方》、《漓水》（有一个时期也是综合性副刊），《扫荡报》的《野营》、《文艺周刊》，《救亡日报》的《诗文学》、《儿童文学》，《大公报》的《文艺》，《力报》的《半月文艺》、《半月新诗》等。专门性副刊有《广西日报》的《艺简》，《扫荡报》的《抗战戏剧》、《抗战儿童》、《抗战音乐》，《救亡日报》的《救亡木刻》、《漫木旬刊》、《音乐阵线》，《力报》的《影剧春秋》等。从编辑的单位看，主要为报社自己编辑的，也有其他单位编辑的，如《救亡日报》的《诗文学》由诗文学社编辑，《救亡木刻》和《漫木旬刊》由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合编；《广西日报》的《战时大学》由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学治会编，《文协》由文协桂林分会编，《中苏文化》由中苏文化桂林分会编等。从出版周期看，有日刊、周刊、旬刊、不定期刊。这些为数众多的报纸文艺副刊，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提供了广阔而开放、自由而及时的空间，构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

首先，文艺副刊推动了多种文学样式的协调发展与兴盛。报纸文艺副刊因其传播速度的迅速及时，为那些讲究时效性的文学提供了发表的园地。抗战爆发后，迅速反映抗战现实的速写、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得到了飞速发展，而这类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当时《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广西日报》的《南方》和《漓水》等文艺副刊就发表了大量的战地速写、特写、人物纪实和报告，如鹿地亘的《和平村记》、夏衍的《长途》、歌坦的《大别山旅行记》，等等。这些报告和速写不仅及时地反映了抗战现实的发展状况，记录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和英雄事迹，歌颂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纪实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使报告文学在成为宣传抗战的利器的同时，渐趋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可以说，正是文艺副刊为我们展示一个个充满了血腥与惨烈、悲壮与感人、鲜活而又真实的抗战现实。对“舶来品”的话剧和传统戏曲在抗战时期的迅猛发展，报纸文艺副刊也功不可没。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话剧还是传统戏曲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和质的变化。抗战前，话剧只属于都市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的“专利”，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既无机会享受也无能力欣赏；而中国传统戏曲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内容上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惰性等不健康因素。因此，如何发挥话剧和戏曲的宣传抗战的作用，如何实现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如何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成为戏剧工作者的第一要著，而报纸文艺副刊则为他们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一方面，在文艺副刊上展开戏剧的民族形式和旧剧改革的讨论，当时《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和《扫荡报》的《抗战戏剧》等副刊就多次刊发旧剧改革的专页，发表了一大批关于戏剧民族形式和旧剧改革的文章；另一方面，对创作的剧本和上演的剧目展开批评与讨论，《广西日报》副刊《漓水》就专门开辟了一个“戏剧文学半月辑”对戏剧理论和在桂林上演的戏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批评。在西南剧展时，桂林文艺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批评小组，对剧展期间上演的剧目进行批评，在《力报》的《新垦地》和《独秀峰》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评论文章；再一方面，刊登了一些有影响的剧作，如《大公报》连载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救亡日报》连载鹿地亘《三兄弟》和王震之的《一心堂》等。这些理论和批评文章及剧作通过文艺副刊广泛地深入民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宣传和鼓动民众抗战的同时，使中国的戏剧文化（包括话剧和旧剧）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提高，对中国戏剧的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文艺副刊因篇幅短小，难以容纳长篇文章，则为短小精悍的诗歌和杂文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战时期诗歌和杂文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文艺副刊的高度重视。当时桂林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第一是诗歌，其次是杂文、速写、报告文学和散文、小品。在《广西日报》的《南方》和《漓水》、《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大公报》的《文艺》几乎每期都有诗歌或译诗，《救亡日报》还推出了《诗文学》副刊，《力报》开设《半月新诗》副刊，《广西日报》的《漓水》还开辟“诗月曜”、“每月诗辑”栏专门刊发诗歌，使当时短诗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力报》的《新垦地》则是以杂文、小品为主的副刊，发表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小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同时《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专辟了“岗语”一栏刊载短小精悍的“蜜蜂式”杂文，以及《广西日报》副刊《漓水》的“漓水小语”、“小文章”栏的短文等，与刊登杂文为主的《野草》月刊一起掀起了桂林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推动了国统区抗战杂文的勃兴。

其次，文艺副刊不仅推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也造就了作家，使一大批文艺爱好者从此走向了文学之路。与文学杂志以刊发成名作家的作品为主不同，文艺副刊以其独特的自由采稿制度，不仅刊发成名作家的作品，而且为一大批无名作家、新作家提供了出场的机会和发表作品的园地，使这些新作家在文艺副刊的培植下逐渐成长，成为新文学创作的有生力量。茅盾在谈到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时就指出：“抗战以前，文坛上新人的出现，可以屈指而数，到今天则不可胜数了”[6]，而这些可不胜数的文学新人大多数都是在报纸副刊上与读者最初见面的。在桂林的文艺副刊上，除了时常见到了艾芜、田汉、孟超、欧阳予倩、王鲁彦、聂绀弩、宋云彬、周钢鸣、黄药眠、司马文森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外，更多的是无名作家和新作家，如彭燕郊、高咏、雄子、紫风、秀桑、丁明、茜菲、冯白鲁、严杰人、实君、周为、秦似、秦牧、曾敏之等一大批名字，他们都是先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才慢慢引起文坛注意的。尤其是彭燕郊、秦似、秦牧、曾敏之、周为以及西南联大的学生作者群等以后成名的作家，当时桂林报纸文艺副刊对他们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秦似是在《救亡日报》的《文化岗位》发表了杂文，引起了夏衍的注意并把他约到桂林，从此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之路。而秦牧“真正比较严肃地跨上文学道路，是四十年代初的事，即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那时他“在桂林当中学教师”[7]。当时他所写的杂文和历史小品几乎都是在《广西日报》的《漓水》和《大公晚报》的《小公园》上发表的，致使他在晚年回忆中恋恋不忘这两个文艺副刊对他的培育之功[8]。曾敏之、周为、彭燕郊等作家都在桂林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大量的作品，为他们后来的成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之，对抗战时期在桂林崛起的青年作家来说，文艺副刊无疑起到了摇篮的作用，没有这些文艺副刊的造就之功，他们能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是难以想象的。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文学期刊作为联系作家、读者和社会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在现代文学生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可以说，现代文学活动的展开、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以及文学流派的形成主要通过文学期刊这一开放的“公共空间”得以实现的。而事实上，随着大量文学期刊的创办和聚合，“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引导和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并“构成了所谓文坛”[9]。

作为抗战时期的期刊重镇，桂林文化城文学期刊数量繁多是空前绝后的。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桂林出版发行的各类杂志近200种，文学期刊有80余种，仅纯文学期刊就有30多种，还不包括那些只知道刊名找不到刊物的文学杂志，成为大后方名副其实的、仅次于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聚集之地，有段时期甚至还超过了重庆。在交通阻塞、物价飞涨、纸张紧缺、国民生活困顿、文人漂泊不定的抗战时期，偏僻山城桂林的文学刊物能出现如此繁荣景象，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众多的文学期刊聚合构成了桂林抗战文坛的繁荣局面。而文学期刊之所以得到迅猛发展，得益于多方面因素：其一，由于当时桂林聚集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需要大量的阵地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思想和抗战情绪，并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保证和实现自我认同；而杂志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主要的公共交往空间和赖以生存的公共领域，则成为知识分子实现其以上愿望的首要选择，因此，这些作家和文化人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其二，因为杂志能定期出版、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且经常刊登名家名作，再加上便于携带和保存，这对动荡不定的抗战时期来说尤其重要，因而得到读者的广为欢迎。其三，桂林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杂志审查的较为宽松为文学期刊的生存提供了便宜条件。此外，随着大量人口汇集桂林，战争给大众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得读者大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茅盾就说：“抗战提高了人民的求知欲，抗战亦教育了民众，把他们的文化水准大大的提高了”[10]。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桂林文化城文学期刊的繁盛。

从办刊形式、刊载作品和刊行时间看，桂林文化城文学期刊主要有以下特点：一、种类繁多，办刊模式多样。从刊载的作品看，可分为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纯文学期刊和以文学为主或设有文学专栏的综合性文学期刊。而纯文学期刊又以其刊登文学样式的不同，可分为综合类纯文学期刊、诗刊、戏剧期刊、散文（杂文）期刊、文学批评期刊和翻译期刊。其中综合类期刊最多，有20多种，在全国有影响的就有《自由中国》、《笔部队》、《文艺生活》、《文艺杂志》、《青年文艺》、《创作月刊》、《文学创作》和《当代文艺》等；其次为诗刊，有《顶点》、《诗》、《中国诗坛》、《诗创作》等；戏剧期刊、散文杂文期刊较少，戏剧期刊有《新中国戏剧》、《戏剧春秋》，散文杂文期刊有《野草》、《宇宙风》等；而文学批评期刊和翻译期刊各只有一种，分别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译报》。从办刊模式看，大致可分为文人办刊、组织办刊、联合办刊、书局和报社办刊四类。其中文人办刊占绝大多数且影响也最大，以纯文学期刊为例，代表性的有《诗》、《野草》、《戏剧春秋》、《中国诗坛》、《诗创作》、《文艺杂志》、《文学创作》、《当代文艺》等。组织办刊，有《抗战文艺》（文协桂林分会所办）、《建设研究》（广西建设研究会所办）、《抗战文化》（乐群社文化部所办）等。联合办刊，有司马文森和文献出版社联合创办的《文艺生活》、孙陵与前线出版社联合创办的《笔部队》等。书局和报社办刊，有《半月文艺》之于《力报》，《十日文萃》之于《救亡日报》，《文化杂志》、《新道理》之于文化供应社，《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之于开明书店等。

二、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由于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文人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桂林文学期刊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从创刊时间看，主要集中在1940年和1942年，并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波澜起伏的变化过程。这一点在纯文学期刊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40年和1942年各有10种，1938年、1939年、1943年和1944年总共才13种。这种阶段性特征与当时政治、经济环境和文人迁徙流动大有关系，1939-1940年可以说是桂林文化城政治环境最为宽松时期，当时“文艺界是蓬勃的无比的生气，正如旭日初升一样，到处都表现着它的无比的生气”，“文艺杂志、单行本均如雨后春笋一样的茁长着”[11]，因而这一时期创刊的文艺刊物很多。1941年由于国共矛盾的激发以及国民党中央对桂林书刊审查力度的加强，文学期刊的创办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呈现缩减趋势。1942年后大批文化人士从上海、香港汇聚桂林，从而又一次掀起了文学期刊创办的高潮，文艺杂志特别多，“数量的惊人，怕从抗战以来少有”[12]；而1943年由于物价的飞涨，对期刊的创办带来严重的影响，创办的也大都是面向普通民众的综合性文艺期刊。到1944年经济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作家们难以靠稿费维持生活，同时抗战局势紧张突变，期刊的创办和发行就更为艰难，呈现出萧条景象，以致1944年只创办了1种文学期刊。从刊行时间看，时间较短，能维持2年以上只有20来种，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是综合性文学期刊，纯文学期刊仅仅只有6种，还包括将近2年的在内；并且有10多种刊物出版不超过3期。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困难、读者购买力下降所致，如《顶点》和《抗战文艺》等虽然计划长期出版下去，但经济的困难只出版了1期，而陈占元编辑的《明日文艺》和孟超编辑的《艺丛》虽然勉力维持也得出版了3期和2期就停刊了。再加上文网森严，那些刊行时间较长的刊物，虽然创刊时多标明为月刊，实际上除了少数刊物外，大部分都变成不定期刊了，有的只能以合刊的形式来勉强应付和维持，如王鲁彦编的《文艺杂志》、田汉等编的《戏剧春秋》以及《诗创作》、《文学创作》等就是这样。甚至突然死亡的现象也非常突出，许多刊物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刊的。此外，战争局势的突变对文学期刊的生存造成严重影响，1944年夏湘桂局势紧张就导致了21种刊物不得不停刊。可见，对于因战争原因而造就的桂林文学期刊来说，这种阶段性和不稳定性是其无法抗拒的宿命。

三、鲜明的战斗性。与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许多文学期刊表现出通俗、消遣色彩不同，作为大后方桂林的文学期刊，则呈现出鲜明的抗战救亡的战斗品格。虽然也有少数强调知识性、趣味性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如《大千》、《万方》等，但整体上都是把推进文艺抗战作为办刊宗旨的，从1938年到1944年创办的刊物都始终如此。1938年底出版的《文丛》在卷头语中就表示，要以刊物的出版“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13]；之后的《顶点》声明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14]；《笔部队》满怀期待与希望，在抗战四年开始之际“迎接那新的胜利，和新的斗争”[15]；《野草》坦言要“替战旗做镶嵌”和“给受伤的战斗者以一个歇息的处所”[16]；《自由中国》决心“为自由中国而斗争”[17]；《文化杂志》表示作为文化战线上一哨卒，绝不“脱离反法西斯斗争”[18]这一总的方针；而《文学创作》则“高举正义的旗帜，参加这个创造新历史的伟大战斗！”[19]以及1944年的《当代文艺》“誓以文艺报国――以文艺为武器，争取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建国的心理建设”，“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20]；等等。这些文学刊物不仅在发刊词、卷头语、编后记中表明文艺抗战的办刊宗旨，而且始终按照这一编辑方针编辑刊物，刊发了大量充满战斗气息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争激情，在桂林文化城竖起了一面面抗战建国的旗帜。

具体到文学生产来说，文学期刊以其兼容并蓄和内容丰富的特点，最大范围地体现出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首先，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组织文学座谈会和谈论会引导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如1939年3月的“文学上的取消主义与公式主义”[21]座谈会，1940年9月《文化杂志》社组织的“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集体谈论，1940年11月《戏剧春秋》社组织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1941年11月《文艺生活》社组织的“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1942年7月《戏剧春秋》社组织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1943年11月、12月《文学创作》社两次组织“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1944年4月《当代文艺》和《文学创作》社举行的“诗人节谈诗及诗人”座谈会，以及1940年至1941年《野草》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等。这些座谈会和谈论会邀请在桂林的文艺家们就抗战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抗战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富有学理的讨论，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揭示出了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指明了文学创作的方向，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建设具有民族性、现代性的中国文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次，文学期刊以其广泛的号召力团结和聚集了全国各地各层次各派别的作家，尤其是知名作家，及时把他们的新作和力作介绍给了全国的读者，为抗战文学贡献了一批精品力作。从作家看，桂林文学期刊可以说是全国作家的公共空间，延安边区、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地不同派别的作家都出没其间，共同建构起了在全国最为典型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好地体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从发表的作品看，如果说报纸文艺副刊生产的更多是初级性产品和初学者习作的话，那么文学期刊奉献出的更多是比较成熟的代表性的作品和名家力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战期间有相当部分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和相当部分作家的代表作就是在桂林的文学期刊上首次与读者见面的。如《十日文萃》中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笔部队》中王鲁彦的《杨连副》；《诗》中欧外鸥的《不降的兵》；《自由中国》中孙陵的《大风雪》，艾芜的《山野》，骆宾基的《吴非有》；《文学创作》中有茅盾的《耶稣之死》和《过年》，骆宾基的《一九四四年的事件》和《北望国的春天》，端木蕻良的《早春》，沈从文的《大帮船靠拢码头时》（《长河》的一部分），沙汀的《北斗镇》（《淘金记》的一部分），蒋牧良的《十年》等短篇小说，以及郭沫若的《孔雀胆》，熊佛西的《袁世凯》，陈白尘的《大渡河》等剧作；《明日文艺》中冯至的《伍子胥》，郑敏的《诗九首》；《宇宙风》中林语堂的《风声鹤唳》；《文艺生活》中司马文森的《雨季》，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和田汉的《秋声赋》等剧作；《人世间》中骆宾基的《幼年》，沈从文的《芸庐纪事》；以及《野草》、《诗创作》、《文艺杂志》和《戏剧春秋》等刊物上的力作等等。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不仅是这些作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整个抗战文学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

第三，与报纸文艺副刊因篇幅小而主要刊登短篇文学作品不同，文学期刊以篇幅长、容量大的特点为文学作品尤其是中、长篇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这些文学期刊或一次性刊登、或连载、或以专辑、专号等形式，推出了一大批中、长篇文学作品，如《诗创作》就是抗战时期全国少有的发表了大量长诗的刊物，先后共发表了40多首长诗，还专门推出一个“长诗”专号；《文学创作》连载长篇小说有熊佛西的《铁花》，碧野的《湛蓝的海》，田汉的四幕剧《黄金时代》，欧阳予倩的《后台人语》等；《青年文艺》连载长篇小说艾芜的《花落时节》和梅志的长篇童话诗《小面人求仙记》；《戏剧春秋》一次性刊完郭沫若的五幕剧《高渐离》，还连载田汉平剧《岳飞》；《文艺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艾芜的《故乡》，沙汀的《奈何天》，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李健吾八幕剧《草莽》和以群的四幕剧《姐妹》，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学刊物还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和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这里有以左翼文人作品为主的《文艺生活》、《野草》等，有兼容并包各类题材和风格的《文艺杂志》、《文学创作》、《当代文艺》、《诗创作》等，又有右翼文人作品为主的《振导月刊》，还有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的《明日文艺》等；有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农村题材等多种题材的作品；有面向大众化的通俗文学、鼓动抗战的宣传文学、儿童文学、寓言故事、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等；有名家新作、新人新作和文艺爱好者的练习之作；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随笔、速写、报告文学等等；这些不同风格的杂志和文学作品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了一个处于和谐与良性发展中的抗战文学生态。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日本著名出版家清水英夫指出：“‘出版’就是书籍、杂志的出版。”[22]除了报纸副刊、文学杂志外，文学图书出版是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又一重要形式。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和流通方式，在文学生产中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而且通过筛选和过滤等方式“造成意义的固定性、作品的不朽性和作者的权威性”[23]。如果说报纸副刊为无名作家、新作家提供出场和发表作品的机会，文学期刊为名家新作成为精品和新作家的成名创造了条件；那么，新书业的文学图书出版以其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及文学丛书的出版方式就为文学的经典化成为现实提供了可能。杨义就认为：“现代作家的成名有三级跳，第一级跳就是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豆腐干大小的文字，年轻人在报上题名，当然很高兴了，这就刺激了他的写作欲望，慢慢地他能够在大型的刊物上(比如在《小说月报》上，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比较长的作品，逐渐就成名了，这是第二级跳；第三级跳就跳到郑振铎、巴金他们主编的文学丛书上，有的就逐渐成为名作家了。”[24]可以说，作家不仅通过文学图书的出版使自己成为了知名作家，而且文学作品通过图书出版的推介、传播、淘洗逐渐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站立起来，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大都是先在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上发表，然后再通过图书出版才流传于世的。

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共有大小出版社、书店178家，其中民营的166家，政府行政部门12家，还不包括只知名称具体情况不详的书店和出版社[25]。仅以1943年为例，当时参加了图书文具业公会的书店和出版社就有136家[26]。当时短短一条桂西路就是名副其实的书店街，街道两旁书店、出版社林立，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地图书公司、文化供应社等规模较大的书店都设在这里，形成了一条让读者流连忘返的“文化街”。以致丽尼赞叹道：“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27]正是因为出版业和印刷业空前兴盛的局面，有力地推动者桂林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

这些图书出版机构，从政治背景和出书的重点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国民党及政府机关、军队和广西省政府官方创办的，如正中书局、国防书店、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前导书局等，这类书店以出版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广西当局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文件、军事以及综合类图书为主。第二类是有中共背景的，或由中共直接领导，或在中共引导和影响下由进步人士创办的，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学艺出版社、远方书店、实学书局、读写出版社、三户图书社、白虹书店等，这类书店以出版时事政治读物、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理论、文艺类书籍及国外文艺译作为主。第三类是出于中间立场或进步倾向的民营书店，这类书店最多，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且影响最大，如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华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文献出版社、今日出版社、耕耘出版社、科学书店、集美书店、大地图书公司、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北新书局、现代书局、大时代书局，等等，这类书店主要出版综合类、科普文教类、文学艺术类图书，是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的中坚力量，对推动大后方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出版的众多书籍中，文学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共出版图书2200多种（包括重印品种），其中文学艺术书籍就有1000多种，占据桂林文化城图书出版半壁江山。按出版图书类别看，各类图书出版的品种数具体为：哲学57种、法律33种、军事73种、文化教育201种、历史地理135种、政治社会科学331种、语言文字87种、经济152种、科学技术71种、文学艺术1051种、综合类32种[28]。可见，当时文学类书籍受到图书出版机构的广为青睐。究其原因，一方面，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的“复兴时期”，涌现出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为文学图书出版提供了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抗战爆发后，文化（文学）中心由战前的沿海少数大都市转向内地小城和乡村，形成了多个文化（文学）据点，在促进内地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同时，培养起了一大批新的读者群，使文学艺术有了比战前更为广阔的市场。此外，30年代文学书籍出版的成功经验，使得许多出版机构把出版重心转向文学艺术，使得文学类书籍的出版热闹非凡。当时的桂林除了那些老牌的新文学出版书店，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外，还新成立和创办了一大批以文学艺术为出版重点的书店和出版社，如三户图书社、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创作出版社、诗创作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学艺出版社、远方书店、白虹书店、大地图书公司、华华书店、文人出版社、新光书店、文苑出版社、文学编辑社、诗创作社、集美书店、创作月刊社、明日文艺社、春草书店、今日文艺社、南天出版社、作者书房、文光书店等。其中尤以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上海杂志公司、文献出版社等出版的文学书籍最多，影响也最大。这些图书出版机构对文学书籍的热衷，一方面为文学书籍提供了广阔的出版空间，使得一大批文学书籍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另一方面随着文学书籍的出版，许多文学新人逐渐浮出水面，为新文学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推动了40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

从文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来看，大体可分为发展、高潮、衰落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2年以前是平稳发展期，这时期以出版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集、独幕剧为主；虽然也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多幕剧和长诗，如巴金的长篇小说《火》（第一部）、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夏衍的《心防》（四幕剧）、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五幕剧）、彭燕郊的《春天――大地的诱惑》（长诗）等，但主要是以短篇集子为主，这与当时文学创作的情况大体一致。1942年和1943年是文学出版的高潮时期，这两年中不仅出版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面三年，而且中长篇作品的出版明显增多，这主要是1941年后出现的中长篇作品创作热潮所致；仅19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艾芜的《春天》（《丰饶的原野》第一部）、《伙伴们》（于逢、易巩）、《动乱》（马宁）、《瞬息京华》（林语堂）、《边陲线上》（骆宾基），多幕剧有《大地回春》（陈白尘）、《长夜行》（于伶）、《大明英烈传》（于伶）、《愁城记》（夏衍）、《风雨归舟》（田汉等）等；而1943年除了出版大量的中长篇作品和其它单行本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再版图书和文学译作很多，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成为出版机构的一个共同的趋向，当时文学翻译“大概可以说是占着文坛的王座”[29]。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文网甚为严密，文学翻译能够顺利通过图书审查；另外，1943年以后，物价高涨等因素导致文学创作萎缩、出版业不景气，而广大读者仍需要慰藉，“穷途之一策，便要求外国古典名著的翻译”，文学翻译有着广阔的市场；出版机构处于商业利益的考虑都有意识地转向文须翻译的出版。1944年为衰落期，实际上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文学出版就已陷入了困境，再加上战局的突变，1944年出版的文学书籍大幅减少；主要以文学翻译书籍为主，但也有一些较有影响的新作品和集子，如长篇小说有骆宾基的《幼年》、端木蕻良的《大江》和碧野的《肥沃的土地》，短篇小说集有王西彦的《家鸽》和《村野恋人》等。

    从出版方式看，桂林的文学书籍出版主要以文艺丛书（丛刊或文库）和单行本两种方式。当时文艺丛书出版特别风行，在1000多种文学书籍中，文艺丛书就有50多套，240余种，以文艺书籍为出版重点的书店和出版社几乎都出版了文艺丛书。主要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生活丛刊”、“文学小丛书”、“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学丛刊”（巴金主编），“译文丛书”（黄源主编），“文季丛书”（出版社编辑）；文献出版社和集美书店出版的“野草丛书”（秦似主编）；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生活丛书”（司马文森主编）；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创作文库”；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每月文库”（郑伯奇主编）；南天出版社出版的“七月诗丛”（胡风主编）；远方书店、星原书屋和南天出版社出版的“七月文丛”（胡风主编）；远方书店出版的“山水文丛”；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主编）；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文学创作丛刊”（邵荃麟主编）；三户图书社出版的“文学丛书”（艾芜主编）；今日出版社出版的“今日文艺丛书”（黎丁主编）；南方出版社出版的“南方文艺丛刊”；诗创作社出版的“诗创作丛书”（胡危舟主编）；诗创作社和中国诗刊社出版的“诗场丛书”；华侨书店出版的“创作文丛”（张煌主编）；创作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小丛书”（孙陵主编）；等等。这些文学丛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内容上大多以宣传抗战、动员和教育民众抗日为主，体裁多种多样；既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译作，又有文艺理论、童话故事、指导青少年的文艺手册等。作者范围很广，老中青同堂共进，既有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欧阳予倩、蹇先艾、沈从文等老作家，又有巴金、夏衍、穆木天、邵荃麟、艾芜、沙汀、艾青、司马文森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还有骆宾基、彭燕郊、伍禾、秦似、严杰人、曹卣、征军等文坛新锐。而文学丛书这种规模化和系统化、名作家与新作家共聚一堂的出版方式，不仅扩大了丛书的影响力和增添了丛书内容的丰富性，在激烈的文化市场中拥有了足够的资本和活力，而且通过名家新作和新人新作的共同出版，在推出了名作家近期力作的同时，又以老带新的方式把文学新锐的作品推到了文坛前台，使文学新人的作品通过丛书的出版获得必要的“象征资本”，从而逐步成为知名作家，如路翎、秦似、彭燕郊就是如此。这些文学丛书还推出了不少文学精品和文学新人，如“文学小丛书”中沈从文的《昆明冬景》和艾芜的《逃荒》，“野草丛书”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和秦似的《感觉的音响》，“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每月文库”中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和于伶的《大明英烈传》，“文艺生活丛书”中孟超的《骷髅集》和夏衍的《愁城记》，“良友文学丛书”中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和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述》，“大地文艺丛刊”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和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等。尤其是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不仅推出了丁玲在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30]，而且还出版了路翎的处女作《饥饿的郭素娥》，《饥饿的郭素娥》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仅使南天出版社一炮打响，而且在“短短几个月内一再重印，读过的人无不赞许”[31]，被认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采”[32]；而“七月诗丛”则推出了一批青年诗人的诗集，如钟�等的《我是初来者》、邹荻帆的《意志的赌徒》、田间的《给战斗者》、孙钿的《旗》、S.M的《无弦琴》、绿原的《童话》、鲁藜的《醒来的时候》等，集中展示七月诗派的创作实绩，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从而奠定了七月诗派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

而文学书籍出版最多的还是单行本，约占全部文学图书的四分之三。如果说文学丛书以规模化方式和资深编辑的推介，为文学书籍获得了足够的象征资本和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迅速得到读者的认可的话，那么，单行本则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和自身的质量与特色，吸引着读者的目光，也推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在单行本方面，出版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中长篇作品和集子，有不少现代文学精品杰作；如开明出版的“开明文学新刊”、“冰心著作集”和“沈从文著作集”等。其次要数三户图书社、白虹书店、远方书店等；如三户图书社出版了艾青的《诗论》、田汉的《秋声赋》、臧克家的长诗《向祖国》等；白虹书店出版了于逢、易巩的长篇小说《伙伴们》，司马文森的中短篇小说集《奇遇》和《人间》，聂绀弩编的杂文集《女权论辩》，徐迟的诗集《最强音》等；远方书店出版了于伶的《夜上海》和《长夜行》、胡风等著的《死人复活的时候》等。其他有影响的单行本，有华华书店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上海杂志公司和河山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呼兰河传》（萧红），明日出版社出版的《十四行集》（冯至），工作社出版的《还乡记》（何其芳），作者书房出版的《鲁彦自选集》和王西彦的小说集《风雪》，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戏剧集》和《健吾戏剧集》，东方书社出版的《古树的花朵》（臧克家），学艺出版社出版的《劫后拾遗》（茅盾），人文出版社出版的《湛蓝的海》（碧野）和严文井的童话集《南南与胡子伯伯》等等，都在当时产生了良好反响，成为40年代不可多得好作品。

总的来说，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构成了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生产和传播空间，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报纸副刊不仅积极引导了各类文体的写作与发展，为新进作家和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出场的机会和练笔试验的场所，给桂林文化城呈现了许多毛胚状的文学作品，而且及时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成发展的变化状况，以最直接和真切的文字敏锐地再现了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悲壮动人图景，极大地动员和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始终走在文化抗战的最前沿。文学期刊以其丰富、厚实和包容量博大的特点成为桂林抗战文学最主要的生产和传播载体，既为知名作家的文学新作和力作的出产提供了广阔阵地，也是新作家成名成长最主要的历练舞台和展示空间，为桂林抗战文学奉献出了许多精品佳作。而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图书出版，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展现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与生存空间并不仅有以上三种形式，除了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等“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33]外，学校、社团等“有形的空间”也是客居在桂林的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和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存空间，如“文协”桂林分会、新中国剧社、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桂林师范学校等。虽然它们在桂林抗战文学生产上与报纸、杂志和出版相比成绩不那么明显、反响也没那么大，但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