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之“光”的自觉点亮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彭小燕*

（汕头大学  中文系，广东汕头  515000）

内容摘要：《藤野先生》的精神内涵内在地联系着作为整体存在的《朝花夕拾》，而《朝花夕拾》的意义构成又是联系着整个鲁迅世界的。这意味着，对于《藤野先生》的考察当置放在“鲁迅世界――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的整体视镜下去展开；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阐释《藤野先生》的内涵，是本文的追求。依据对“鲁迅世界”的特定领会而展开的对《朝花夕拾》的整体性阐释，在一个角度上水到渠成地达成了对《藤野先生》的一种特定阐释：《朝花夕拾》是中年而获得生命大悟的鲁迅对其过往人生的精神点亮，这种点亮从《朝花夕拾》的首篇开始，持续进行，在《藤野先生》这里显现为一种最为明亮的记忆之光，它极其正面地聚集、升华了《朝花夕拾》，乃至鲁迅世界的绝大部分关键性记忆、想象和愿望：爱、诚、平等意识，处事的求实、认真，等等，以及坚守这诸般品性的执著、一以贯之――凡此，皆可见证，藤野先生乃是一个有所信者。正是在“有所信者”一处，活至1926年的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生成了某种至今未能言明的秘密：这是一个步入人生的信仰境界的人对另一个俨然有所信者的回忆与记取[1]，是浩茫天空之间星与星的相互辉映。当然，只有懂得“有所信者”之真分量的人会明白如此星际、如此相惜的真义。

关键词：鲁迅世界；《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有所信者

一、作为整体的“鲁迅世界”与《朝花夕拾》

都说中国人对《朝花夕拾》的研究最是不够。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人不无遗憾地认为：中国人对“《朝花夕拾》研究的最高‘记录’则仍由王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保持着。”[2]所说的前辈就是王瑶先生，其《论〈朝花夕拾〉》“脱稿”于1983年10月，至今有30个年头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朝花夕拾》研究”有过多少推进？不错，新的语汇、新的方法，我们都好像“自由”地说着、用着了，但是，讲起思路、方法的自觉，相关“知识―精神”的储备，内心情绪的某种清晰与执著等，我个人仍然还是在王瑶先生那里得到最直接的启发：“《朝花夕拾》各篇虽然也可以各自独立成文，但作为一本书却是有机的整体。”[3]在“有机的整体”的前提下，迄今为止《朝花夕拾》的有机性、整体性意义，我们探索出了几种呢？按理，一种方法就可以看到一种有机的、整体性的“《朝花夕拾》意义结构”，但多少方法似乎已经流过，它们与《朝花夕拾》研究又究竟构成了何种有机关联呢？

2001年6月，钱理群先生在北大讲《〈朝花夕拾〉和〈野草〉》，说“1924、1925年到1926、1927年这一段时间，鲁迅的作品主要有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彷徨》的后期作品……这四个部分其实是个有机的整体。”[4]这又是一种关于鲁迅作品的“有机整体”论，笔者也大体上赞同此说，但经此生成的新的问题则是：有时，一种作品被视为一种“有机的整体”；有时，数种作品相联也被视为某种“有机的整体”，那么某个人一生的全部作品是否也能够是某种“有机的整体”呢？――这问题隐含的意思还有：并不是每一个写过数种作品的人，其留下的多个作品能够被某一种视角，或者数种视角视为某种“有机的整体”。继续问下去才是本文的思路：鲁迅一生的多数作品能够构成某种视角下，或者多种视角下的“有机整体”吗？想象一下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现状”（中国的、日本的，等等）对此给出一个断然肯定的回答，也许并不过分吧。而当人们每获得一种视野下的整体性“鲁迅世界”时，相应地，人们眼中的鲁迅作品意义构成就会或多或少地被“新化”。换句话说，不同的鲁迅形象自有其意义不同的鲁迅作品，不同的鲁迅形象下必有其意义不同的《呐喊》《彷徨》《野草》《华盖集》直至《朝花夕拾》？――是这样吗？个人是认同这个前提的。在这里，某种意义上的“鲁迅作品研究”的难度见出了：面对眼前的鲁迅作品，你需要问：自己心中的鲁迅形象究竟是哪一种呢？有所悖论的是，你的“鲁迅形象”也无非来源于鲁迅的整个作品世界以及人们对于鲁迅作品的前后阐释，其提出的具体学术要求则是：要面对鲁迅的一种作品说话，你其实是不得不置身于鲁迅的全部作品以及过往的鲁迅研究已经塑成的某种鲁迅像的――置身其间，或创造、或抉择出自己所能够认可的或一“鲁迅像”。而在笔者的视野里，由“鲁迅的作品”所塑成的“鲁迅生命体”的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整体性的视镜下去看《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一个别样的“朝花夕拾”，在此“朝花夕拾”视镜下去看《藤野先生》，则藤野先生也是一个独异的、新的藤野先生。

这思路，可能是真实而且富含价值的吗？正不妨试一试。

需要复述一下我眼中的整体性“鲁迅世界”：人性层次上的“诚”、“爱”向往，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自由―平等”理想；哲学意味中的“虚无境遇”，生存方式上的“战士”抉择，这是横向之中鲁迅世界的基本精神素。还有纵向间的鲁迅生命演化历程：留日期间对“诚”“爱”的初步悟思，对自由意志的青春式猛赞，对“自由―虚无”之境的无畏涉险；归国之后，在大体上“沉默”的期间，对前两个命题有更深、更切近时代、故土的反刍性、沉淀性思索，精神世界中的自由向往与“平等意识”在酷虐现实面前得到了某种修正，悲剧的是，有关虚无的议题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想象中的积极涉险，而成为现实人生中的“危机性生存境状”：活着，但没有意义，直至无所出路；这种境状直到1917年底1918年才得到最初的改观，但鲁迅也在波折起伏间最终跃出虚无渊面，自觉抉择出了足以悍然挺进的自我生存道路：“这样的战士”，其时是在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出炉”了自己的生命“真我”；而大体自觉地始于此时的杂文写作以及“左翼”人生选择，正是鲁迅对其自觉抉择、坚守的“战士”生存方式的有意践履，藉此，鲁迅最终走在了对其自我“虚无境遇”的积极穿越中，进入其人生的信仰境界[5]。在这样的考察线索里，诞生、完成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能够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特别提及的是，上文的“鲁迅世界”略述，是对我此前的鲁迅探究的回顾。今天想来，它在意义结构上明显还缺乏一块：即基于天性层面的鲁迅，所可能具有的某些精神性禀赋，比如，鲁迅的幽默气质，这化为文本因素的话，就是所谓的“趣味”。而某种趣味，尤其是“童趣”在《朝花夕拾》里有颇多存在。但由于我此前对相关的问题缺乏关注，更难以说探究。所以，就这个层面的《朝花夕拾》意义而言，我眼下只能基本上舍弃不谈――好在，讨论《朝花夕拾》之趣味的文章也是很多的，这种不谈算不上大的遗憾。

我以为，《朝花夕拾》并非如鲁迅自己所说“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在其最自觉的意义上――《朝花夕拾》正是某种执意的“生命亮出之作”。如前所述，1925年底1926年初已然出世的“鲁迅真我”对其记忆的清理不得不是某种自有其精神意向的回忆（尽管考虑到鲁迅人生的终于有所“大定”，回忆之中轻松、幽默的趣味显现也会比较的多，但不会仅止于此的。），一方面，自然地会从过往的记忆中呼唤出他在1925年底1926年初业已悟知的诸种“生命正题”，一方面也是诸种已经艰苦出世的鲁迅“生命正题”会相当自觉地化成为某种“选择性的记忆”。在这样的视镜下，再记忆王瑶先生关于《朝花夕拾》的话：“显然要对自己过去的生活道路作比较系统的回顾。”“看来，作者写这一组文章是有比较完整的构思的，对于各篇内容如何安排，打算写几篇，都有过通盘的考虑。”“研究《朝花夕拾》，不能只把它看作是片断的回忆录，也不能满足于只就各篇作细致的分析，还要注意把全书作为一个统一的机体来考察，了解作者写这一组文章的总的意图和心境”，你真的会觉得王先生所言至今有效。

《朝花夕拾》的文本节奏大体上是三段：从《狗・猫・鼠》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涉及童年、少年生活，算一个起始阶段，童趣性的文本比较多；《父亲的病》、《琐记》多介于少年、成年之间的记忆，具备明显的过渡性，趣味式的片段在减少中；《藤野先生》、《范爱农》则已是对成年生活的追溯，所谓的“趣”，已经颇难寻见了。就此看，《朝花夕拾》是远非全部的“童年趣事”的。《朝花夕拾》的情感线索大体上可以说前六篇中多涉及各种趣事，多有“亮”色，但亦夹以多处明暗不一的议论、抒情，以及看似客观，其实内涵作者意图的白描式场景。中间的两篇格调最是肃穆、低沉，到《琐记》的后面才渐渐又有点“亮”起来。末两篇中，《藤野先生》给出的某种坚韧亮色，可以说是最明丽的，其言说藤野先生的正面话语即使在鲁迅的全部文本中也是颇少见的，但这却是发生在日本的事，而最后的《范爱农》又属于中国故事了，其晦暗则毋需多说。

在如此这般的文本节奏与风格中，鲁迅究竟传递了什么呢？当然，民俗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信息、价值，你在《朝花夕拾》里尽可以找得到。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朝花夕拾》的文学意义、个体生命“精神史”意义。在我看来，《朝花夕拾》集中“亮”出的是，时至1926年相对定形的“鲁迅生命正题”（他的诸多正面的精神向往），即使是其中闪烁可见的趣味、调侃、讥刺、批判，甚至诅咒等，往往也在以一种特别的情境传递着1926年的鲁迅已然悟知，并且执意坚守的种种内心向往。在鲁迅而言这种“亮”出，是相当自觉的，这是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人生抉择，一个大体上已经“显形―定型”的男人对于自己过往生命的自觉打捞，大体上是想经由对过往生命的回忆多多少少完成这样的一种写作思路：如此“显形―定型”的“自己”，是如何从过往生活中一路走来的呢？有几处“灯亮”照“我”以真实、以福祉，有几处“隐晦”陷“我”于混蒙、无奈，并终至化成了“今日之我”的呢？――因为是回忆，被回忆的对象需要与眼下的“我”拉开较大的距离，《朝花夕拾》里被回忆的事情基本上就止于鲁迅留日归国的初期了。

二、“鲁迅世界”视镜下的《朝花夕拾》诸篇

《狗・猫・鼠》与“战士”气韵。

《朝花夕拾》的首篇《狗・猫・鼠》，鲁迅凛然“亮”出的，仿佛就不过是他自己的“仇猫”：厌恶，因其“折磨弱者”，一脸“媚态”；抵御驱赶，因其老在耳边“尽嚷”；复仇、打击，因它“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伤害过北京的“兔的儿女们”，真是旧恨加以新仇。凡此种种，这不是或一角度上的“战斗”之姿、“战士”气韵么？联系文中第一段就出现，之后时不时就来一下的对“名人”、“教授”们的尖锐讥刺，这样的解读是顺理成章的吧。那么，《朝花夕拾》中写于1926年2月的这第一篇，不惜泰然“亮”出的不正是1925年底1926年初，鲁迅在《野草》之中直面生存虚无，而自觉择定、而悍然出世的“战士”心性？[6]这是《狗・猫・鼠》之于《朝花夕拾》的关键素之一，也是《朝花夕拾》之于鲁迅的关键素之一，一开首联动而出的，正是鲁迅在经历了精神上的一场大冶后的“战士”真性。在这个角度上，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朝花夕拾》并非从过去写起的，它是从现在此刻（1926年2月）写起的，正是现在的“我”在说话，正是现在的“我”在抉择：过往的岁月里，能有些什么是至今依然要记忆，并且还愿意说出的？

当然，《狗・猫・鼠》也漫流着其他的文本意义，这可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不断地点到。

《阿长与〈山海经〉》与“爱”、“自由”。《朝花夕拾》之第二篇为《阿长与〈山海经〉》，我以为，此篇是鲁迅对“爱”、对“自由”的给力“亮”出，整个《朝花夕拾》中，这是相当温情明亮的一篇，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以与之相比。

其难以言传的某种温情，从标题就开始蔓延：“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孩子气的愤情里分明还裹挟着令人啼笑不得的某种亲切。是的，这个阿长尽管有种种令人“不大佩服”之处，但也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再看篇中最醒目的相关处：“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还有激情的祝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无疑，这是人间的“爱”情，顽韧地存活在不乏寂寞的人与人之间的：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

需要记忆的是，这种“爱”存在于身为少爷的“我”和自己的保姆之间，存在于稚朴的孩子和寂寞的老人之间，她属于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互为平等的“爱”，她是一种宽广的人间之“爱”――出现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这种“爱”，是时至1926年的鲁迅、写作着《朝花夕拾》的鲁迅自觉、执意地予以坚守的吧。《阿长与〈山海经〉》重度“亮”出的这种“爱”在《朝花夕拾》的其他各篇里也星点般地闪烁着。《狗・猫・鼠》之中，就有“我”温情地听祖母讲故事的“幼时的夏夜”，有令“我”“非常惊喜”、时时牵念、“等着”的小小隐鼠。而“百草园”的明亮更胜过“山海经”，“无限趣味”的“我的乐园”是不是“我”对自然生命、人间精灵的“爱”情再记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凡此，是不是在向喜悦、想念中的朋友们告别？而存在于“我”与阿长、祖母之间的温情，在“我”与私塾先生之间也是一样存在的：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接着说“自由”。简言之，在“我”与阿长之间，足以见出中年鲁迅对“人间之爱”的记忆，在“我”与《山海经》之间，也足以见出鲁迅对生之“自由意志”的颂扬。这也可看到两个层次：其一，“我”之极度“渴慕”《山海经》，即是人之自由愿望的显现。其二，“我”所极为“渴慕”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呢？“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极尽想象之能事，展示的正是人之精神自由的某种瞬间作为。更惊心动魄的是――无论它源于什么，比如，仅仅源于小鲁迅的天性吗？――这里的“兽”“蛇”“牛”“帝江”，可以说都是“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的同类物，它们的存在宣示的正是大地之上有一系列的生命，外形上不合理性、不讲逻辑，内在地却奔突着自由不羁的野性生命意志。鲁迅如此重度记忆自己对《山海经》的钟爱，我不认为是偶然，正如我不认为《朝花夕拾》成于1926年是一种偶然一样。而呈现于此处的渴慕自由不羁之物象的鲁迅，不是与写作《摩罗诗力说》等作品，高呼自由、独立精神的青年鲁迅[7]遥相呼应了吗？那么，1926年，45岁的中年鲁迅不是藉着这回忆对童年生活中的不羁渴慕、对青年时代的不羁神往，对人间生命生生不息的自由意志再一次做出了肯定吗？是什么赋予了中年鲁迅这样一种在中国式生存环境里不乏孟浪的心性呢？我不吝重复一遍：整个《朝花夕拾》出乎那个在1925年底1926初颇为有力地跃出了虚无渊面的“战士鲁迅”，这是他一生的一次“真我”生成。出世不久的鲁迅“真我”要借助回忆，晒一晒他自己一路走来，并至今所悍然持有的种种生命亮光，回顾前文中我对“鲁迅世界”的略述，则“自由”意志，以及前面谈到的“爱”正是其核心亮光之一。需要补充的是，在《阿长与〈山海经〉》一篇中堪称关键素而被“亮”出的对“自由”的向往，在“我”随性翻弄、奔跳“百草园”的时刻也是明显存在的，在“无常”“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的歌谣间则更是跃跃而出，它其实也稀稀落落地显形于其他篇章中――形如中年鲁迅的身气必定弥漫在整个的《朝花夕拾》中一样，只是各篇所承载的重点关键素却是并不一样的。

《五猖会》：“爱”的被扭曲与“自由”的被阻滞。

为行文之便，这里打算接着讨论《五猖会》。《五猖会》跟“山海经”“百草园”有什么内在关联而能够提供此处的行文之便呢？这大抵是因为，前文在讨论《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已经见出了鲁迅对“爱”与“自由”的重度“亮”出，而鲁迅记忆《五猖会》的核心元素我以为恰恰又是与“爱”与“自由”有所关联的。不同的是，《五猖会》的重心不在正面“亮”出“爱”与“自由”的光辉，而是从反面呈示爱与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受阻和“爱”（父爱）的被扭曲。

“我”渴望去看五猖会，这是“自由”，这不仅是一项具体的自由尽兴的活动，它更连接着诸如此类的无羁想象力――这种生命的“力”经由中年鲁迅的记忆涌现而出：

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

在《陶庵梦忆》对时人孜孜求索“相似之人”以扮《水浒传》的这段描写里，感觉出人的“自由兴味”的奔涌、执著，我以为是并不怎么难的。但《朝花夕拾》里的《五猖会》在大写特写了这一段尽兴任情的话语之后，却是“我”之满心喜悦、尽兴尽情的情绪流活生生地被父亲斩断了：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当然，最终是背出了，但同时也就“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这里，有一种东西被破坏了，却并不是看五猖会本身这件事，而是别的――是自由自在、尽兴任情这种珍贵的情绪流被破坏了。同时变形、变味的还有父亲对儿子的那种“爱”。无论怎样，令儿子好好读书那是父亲的爱，但当这种“爱”被如此“勒令背书”式地给予的时候，《五猖会》展示的是，这种爱给与孩子的不仅仅远非开心快乐幸福，就连父亲们自以为一定能收获的孩子在心智上的“懂事”“明理”也是不会实现的，它留给“我”的是时至45岁时的仍然“诧异”不解！――这也许是一种鲁迅式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里不是深藏着某种值得留心的真实情怀么？

中年鲁迅“复活”在“山海经”“百草园”中的“爱”与“自由”，铭心于“五猖会”里的“自由”的受阻和“爱”的变形，可算是这三篇的确趣味甚多的“回忆”里的别一种心曲吧。它们的诸多“趣味”是并不难识别的，但其中的此类心曲却至今并不那么为人所乐道。

紧接着就想讨论《无常》――因为，前文也已经提到过它了。《无常》的关键素，我以为是涉及人间的平等，以及点出貌似公理背后的其实“虚―无”。

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我的故乡，在汉末虽曾经虞仲翔先生揄扬过，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不过也并非男女老小全是“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可是在无意中，看得往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但这自然是专就我的故乡而言，若是“模范县”里的人民，那当然又作别论。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尝没有反省？

自然，《无常》有好些“趣味”之处，好些民俗学、人类学可以取以分析的材料，但我对此文的关注却在――中年而写出回忆的鲁迅，可能“复活”在《无常》中的一种“个体性精神”元素，也就是他试图在《无常》“亮”出的某种关键精神素。

细读上面的段落，一个可能令一般人有所意外的现象是：这里有四处“下等人”字样，查《朝花夕拾》的全部文字，共有六处“下等人”字样，全都集中在《无常》一文里，那么，是否可以说，由“下等人”这词导引出的某种文本意义可以视为《无常》之于《朝花夕拾》的独到意义，从而对整个《朝花夕拾》的意义构成起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呢？多数人都会记得“无常”的名言：“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把这名言与“下等人”之类的相联系，不是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鲁迅藉着《无常》一篇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吗？是的，他分明写过：“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他还写：“大家都称她无常嫂；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无常》这种标题是能够提示一个令阔人、“上等人”往往扫兴的真理的――死亡面前，那是绝对的人人平等，一名不文的乞丐，富甲天下的国王，死神都只管一律对待。那么，在这个标题之下，一向稔熟死亡之大力的鲁迅，时至中年的鲁迅，在其中“复活”出人与人之间的权益、尊严其实铁定了只能相互平等的意识，是不是也很正常了？引人联想的倒是，有上帝可以笃信的西人可以泰然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惜乎，鲁迅要藉着“无常”来说话：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自然，作为某种抽象、超越，不可掌控的存在，上帝与死亡倒也不乏类似之处啊。

《无常》这种题目本是可以写得很深广的。上面的段落里就有别有深意的话语在：“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昏似的妙语，是办不到的，可是在无意中，看得往这‘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这里，一是鲁迅肯定了“下等人”的素朴心性：人生的目的地无非是――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死亡正是最后的终结处。但另一面鲁迅无情地质疑了俨然“正人君子”者的混沌不明：直指所谓只有一个的“公理”“维持会”的遥茫，这不是在直指其话语背后本该有的所谓公正诉求其实不过是一个茫然、一种“无―虚无”吗？“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的确，能够看到，鲁迅在直击“正人君子”者“空洞―虚无”的所谓“公正”！他还写：“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所谓“空手”又是在说什么？不是什么也没有吗？不是一种“无―虚无”吗？“无常―死亡―虚无”，直面过“空洞―虚无”，穿透了庸情俗世的种种诡魅之后，再诞生的或一“裁判”也许才真的离公正、离真正的价值更近吧。

我以为，《无常》以其并不太多的文字显露而出，但完全能够引人深思的上述精神素是《无常》作为文学文本的最深意义所在――它们是能够升华《无常》的意义平台的精神素，也是足以升华整个《朝花夕拾》的意义机体的精神素。此类的文本在《朝花夕拾》的其他篇目中也还有一些。回顾前文对“鲁迅世界”的略述，考虑到鲁迅一生与“虚无”的数度交锋，直至超越，考虑到1925年底1926年初鲁迅已经自觉择定了其超越虚无的“战士”生命路径，考虑到《无常》之写于1926年6月，那么，在这里看到鲁迅直指某些人、某些话语背后的虚无本相的文字又有何奇怪呢？毋宁说，鲁迅在这里继续点“亮”着他生命中的关键精神素之一：直击虚无世相，断不与其妥协。但是，显然地，这不是被回忆中的看戏、迎神的少年所能够完成的事，这是已至中年的鲁迅留下的文本信息――依此看，《朝花夕拾》的确并非带露之“朝花”，而是对过往之花的反思性――“夕拾”。正如我在分析《狗・猫・鼠》时所力陈的：《朝花夕拾》其实是多有鲁迅之“现在此刻”的心迹的。

《狗・猫・鼠》里也有星点一般的击破“空洞―虚无”的文字在：

  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话语本当是意义的载体，指其话语的空洞不实击穿的不正是真义的虚妄不存――“似有”而“实无”吗？中年鲁迅其实还比这走得更远，直指中国文人们在话语间的彻底迷失：竟至于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从《无常》读出鲁迅寄寓其间的生命“平等意识”，读出鲁迅不吝直击“虚无”世相的深度、执著，连我自己也稍稍有点意外，但检视这里的前后文字，也似乎找不出什么必须的理由让我否定自己的思路，那么，就让这思路延续好了。

必须要谈《二十四孝图》了――《朝花夕拾》的第三篇，它于《朝花夕拾》的关键素是甚为明显的。《二十四孝图》：以反题的形式，关注“诚”的价值。“孝”本该联系的是“爱”，但在鲁迅的笔下《二十四孝图》式的“爱”却是不真不诚、直至空洞无物的伪情感，经此一篇，鲁迅重度“亮”出的是对人性之“诚”的铭记，当然，也联系着对于“爱”的再咏叹，而其主要旋律我以为却是前者。

但《二十四孝图》的开篇却颇类乎《狗・猫・鼠》，迎面就是一股杂文气，接二连三地叫喊着“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如前所述，这与鲁迅自觉择定的“战士”人生是血肉相联的；“战士”人生的择定，是回忆性散文的《朝花夕拾》中能够俨然自由地、随机地冒出这种“杂文气”的深层原因――鲁迅根本就不可惜这样的“杂文气”对于所谓“拾缀回忆”之美文的文气的破坏，相反，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是干脆以这样的文气破坏为爽快的！白话文的流行是关联着新时代儿童们对于《儿童世界》之类读物的开心阅读的，反对白话文，试图斩断的正是一代代新生生命的幸福开心快乐自由，如何能够不诅咒、不破坏呢！这之后《二十四孝图》才开始了它与此亦有所相关的正题。

《二十四孝图》无非告人以“孝”，“孝”原本不过是晚辈们对前辈们的关心、看护，不过就是一种亲情之爱而已。但是“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但其实，“我”经由《二十四孝图》引起的情绪还不只是“绝望”，同时也还有“厌恶”，“绝望”是因为太难而无以做到，“厌恶”是因为它所鼓动的“孝”毫不知耻地作秀、弄假。细看之下，“我”的“绝望”其实也生于一种“虚假”的、泡沫式的“孝”。什么“哭竹生笋”、“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小鲁迅”是满以为图书上怎么说的，人们便会怎么去做，所以他“绝望”于自己的做不到。但真实的是，人只管这样说，背地里却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的！童年时代诚实傻气的“我”陷入的是信心丧尽之际的绝望，成年之“我”彻悟到的则是极高尚、超人性的礼教故事背后的虚妄不真、自欺欺人――在这里，鲁迅对于某种“似有实无（虚无）”的透视不是又一次闪烁可见了吗？人性的“诚”确乎是青年鲁迅勇于探讨，时至中年也依然孜孜记忆、继续“复活”的生命亮光。

《父亲的病》，预示着鲁迅人生之路的某场大“变”，作为《朝花夕拾》中堪称鲁迅人生之过渡篇章的《父亲的病》，在通常化的意义内涵上其实跟《二十四孝图》联系得异常的紧密，以至于它的一般意义元素前文都谈过了。

首先，“我”对父亲的情、爱所彰显的还是人间的“爱”。这点不必多说了。

其次，对于中医的不满，除了不满于它往往混沌不明的治病效果之外，同时不满的是中医大夫的“假”，不“诚”。名医们明知病人已死，却仍要泰然开出极贵之药方。治病无效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说谎：“……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这最后一句就是绝对的谎言。而那被荐的名医也还是继续地说谎：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病”治不好，却一贯有意无意地遮遮掩掩，缺的就是诚实相告，时至中年的鲁迅依然对此愤然曰：“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点亮“爱”“诚”，对峙、批判“假”、“不诚”，这是《父亲的病》能够彰显的意义，却并不能构成《父亲的病》之于《朝花夕拾》的独特意义素，我以为。如前所述，这类的精神内涵在《朝花夕拾》之前的篇章里已经“亮”出过，那么《父亲的病》之于《朝花夕拾》、之于“中年回忆之鲁迅”的特别价值何在呢？《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是呈现鲁迅人生中最关键的过渡段的篇章，直接讲述的是他几乎第一次的、切身的“人生磨难”（此次磨难的前奏则是祖父的“科案”，鲁迅一家情境的日下是由他祖父的“科案”、父亲的病死联动而出的）。如此磨难，不仅仅是在艰辛中更显“我”对“父亲”的爱，不仅仅是在苦涩中更显“我”对中医大夫们的“伪”、“不诚”的不满，它更铺垫的是，鲁迅人生轨道的将要大“变”――正是在这最后一处的意义中，《父亲的病》凸显了它之于《朝花夕拾》、之于鲁迅生命史的独到意义。依此看，此文最后处出现的“衍太太”甚至不是偶然的，因为接下来直接展示鲁迅之“异路”人生的《琐记》就是紧接着衍太太的名字开始的。

如果说，《父亲的病》之前的六篇主要是中年鲁迅对其人生初年的“亮”点的“复活”性记忆的话，《父亲的病》已是鲁迅的人之初年即将终结的预警，那么，《琐记》就是成年鲁迅的序幕，可以预期中年鲁迅会藉此记忆、复活出新的生命“亮”点吗？《朝花夕拾》的确没有让这样的预期落空。《琐记》的确反复了《父亲的病》所营造的晦暗氛围，铺垫、呈现了鲁迅“异路”人生上的亮点：“西学―新知”。

《琐记》经由衍太太紧紧联系着《父亲的病》所营造的晦暗不明：开篇就满是说谎作态，恶意待人的氛围。但细读之下，这位衍太太也并非什么特别的大恶人：“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可以说，这衍太太正不过是S城里的极普通的一个人吧，似乎时有几许恶意，似乎也偶有小小的善举。但正是S城中极普通的她，却能够重重地伤害到“我”，其或许轻松无意就放出的流言竟逼得“我”“连自已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而“我”的痛感也因此决绝起来了：“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可以想象，这种痛感更多地出乎中年鲁迅的“再复活”，而不仅仅出于当年受伤的青年鲁迅的。那么，于回忆之中“亮”出自己不乏苦涩的“异路人生”抉择及其深度原因，正是《琐记》之于《朝花夕拾》、之于中年鲁迅的独特意义之一吧。

然而，“异路”也可能无非是这样：“‘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于是，“异路”而再“异路”，由“雷电学堂”而“矿路学堂”。新鲜的事物终于出现了：地质学、矿物学，华盛顿、赫胥黎、苏格拉第、柏拉图，《时务报》、《译学汇编》、《天演论》……。凡这些，足以是成年鲁迅人生路上靓丽的人文风景吧：“仍然自已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这多么惬意！我以为，不乏激动地复活出自己第一回真正接触到“新学―西学”的兴味情境，复活自己“异路”抉择的并不赖，是《琐记》之于《朝花夕拾》、之于中年鲁迅的独特意义之二。

但最终面临的还是：“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正当其时的生命在继续，中年鲁迅的记忆也要继续――但我们还能够从中发现什么呢？本文所针对的重点篇章《藤野先生》在此时出现了。

三、“藤野先生”，一个有所信者的人格之光

留学就是去日本。在日本接触到的“新学―西学”知识究竟怎样，鲁迅并没有在他的“旧事重提”里多写，但是，在他对记忆的有意“抄”录中新的东西惊人地出现了――这就是“藤野先生”的诞生。

很难想象，面对异国他乡、难免不让人有几分好奇的日本，鲁迅的笔下劈头就是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失望之余，远走仙台。仙台会有什么？这是纯然未知的吗？就在这一未知里，一种鲁迅式的“奇迹”最终得以成就，这个服膺尼采、拜伦、莱蒙托夫等“摩罗”人物的叛逆青年竟然在仙台遇到了自己一生的一位偶像级人物――藤野先生。

这如何可能呢？

鲁迅分明赋予了藤野先生并不平凡的价值：“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但同时又强调他有的是一介凡人的伟大：“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这里就不免矛盾，它可能埋藏着什么样的精神秘密呢？说另一个人“伟大”，必要的前提是，这说话的人似乎已经懂得了何谓“伟大”――或许，秘密正在这里。懂得藤野式伟大的是1926年写着《藤野先生》的鲁迅，但他又曾经是多年前相遇藤野老师的那个周树人。可以想象：多年前的当时只是留下深深的印象，事后（一直延续到1925年前后）才清楚、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种印象的价值含金量，是这样吗？当时的周树人不乏孟浪、任性，可能并未曾确认到藤野先生之于自己一生的重要意味――毅然离开仙台、弃医从文，鲁迅顺乎的还是他自身的年轻气盛（自感对国民负有某种责任）和一己天性（对文学的天命般的喜好）。藤野先生及其所教的医学在一时之间其实是淡出过鲁迅的视野的，但那种在不乏轻视、侮蔑、敌意的氛围中真实显形过的藤野式的“爱”、“诚”、“认真”等，看来是深留在青年鲁迅的印象中了。当年，即使是这类的印象，看来也是极少有人（包括章太炎在内）能够留给青年鲁迅的。到1925年前后，这印象愈益发酵，这是因为（如本文一直在强调的）当此时刻也正是鲁迅直面自我生存的虚无，发酵其自我生命的创造力，并最终得以抉断其生命“真我”的时间段。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生命“返顾――重审”之际，藤野先生的全部亮度才被1926年的鲁迅再一次点燃了――坚苦卓绝地抉择着生命“真我”的鲁迅，才真正地明白了当年难以忘怀的藤野式印象究竟能够意味着什么！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点燃呢？

活至中年，遍经生存波折的鲁迅日益懂得：在人间各种各样的活法中，藤野先生的那种活法乃是一个有所信的人的活法。谈到信，藤野先生难道信佛、信上帝吗？至少，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篇里是完全看不出这些的；但是，用起心来细读《藤野先生》的话，其中的藤野先生则正是一个有所信的真的现代人，是人的某种理想范式，不同于长妈妈、闰土父子、三味书屋的私塾先生，不同于衍太太、中医们以及《二十四孝图》中的“装佯”者，不同于“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遍布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直至不同于其他的日本先生们……。在鲁迅的笔下，“我”从藤野先生的言行身心间能够感受到一种基于现代平等意识的爱、诚，处事的求实、认真，以及坚守这诸般品性的执著。凡此种种，皆可见证：藤野先生乃是一个有所信者啊。

藤野先生让“我”体会到人对人的平等之爱，这是一种富于现代气息的人际之爱。他担心“我”不能很好地抄下他的讲义，要看“我”的讲义。而看过之后：“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让“我”“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藤野先生是真的“诚”。他活得本色，竟至于“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一方面是这样的不修饰衣着，一方面却自有他另一方面的大“诚”――求真：“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但问题是，如前所述，在《朝花夕拾》各篇中，有关人间之“爱”、人性的“诚”这类的精神素，不是没有出现过，《藤野先生》承载的“爱”、“诚”又有何特别值得肯定的禀性？出现在《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中的“爱”，更多地是某种自然、原始、经验状态中的情愫、意志（其中，如今之“我”对长妈妈的记念不在此列）。重度出现在《二十四孝图》中的对“诚”的期待更是以反题的方式给出的。但藤野先生的“爱”、“诚”则渗透着理性的明辨和现代科学中的求实、求真精神。藤野先生的“爱”、“诚”不是随时可能变异、消逝的自然意欲、原生经验，而是在一定的理性思考下予以坚持的心志。换句话说，后者的“爱”正是对前一种“爱”欲的理性升华与再度肯定，后者的“诚”则是前者只能以反题予以警示、期待的“诚”的真正出场，可以一看的是，它还分明带着一股信念般的坚持力度。

藤野对“我”的关心是有其主体选择的。那位“几次三番”地说“我”住在“包办囚人的饭食”的客店不相宜的先生就并非藤野，鲁迅对于此类的关心就不得不处以“好意难却”的无奈。但藤野先生关心的是“我”的医学学业，是“我”在学识上的长进，由始至终，“我”没有涉及藤野先生对“我”在日常居食上的关心。说这种有所别择的关心标明了藤野先生其人的某种理性别择是并不难理解的吧。先生对“我”的学业、长进的关心，他之查看、订正“我”的讲义就不是一种临时性起的行为，而是一份预备长期坚持的理性考虑、辛苦担当：“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类似的关心是一直在延续中的：担心“我”是否因为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尸体；在漏题谣传中，也是默默支持、同情“我”的。

执著、一以贯之者，也是最能失望于他人的中途之变的。“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这悲哀里大概有一些是感慨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的确不易――漏题谣传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的终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面，也是悲哀于自己坚持着给与关心、寄予希望的一个学生终于并不能够“一以贯之”地学下去。最终是“惜别”，他还要叮嘱“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足见，藤野先生对“我”的关心、善意，平等而出，用心真切，行事执著，呈现出一个有所信者的言行迹象。

藤野先生的“诚”也一样具有其一以贯之的执著。在衣着上的本色不必多说了。在行事上真诚用心，在科学研究上亦求真问底。“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毫不客气地依“真”施教，以“诚”出言。基于解剖学的兴趣，向“我”细问中国女人的裹脚法，之后，还说“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我”的中断学医，虽真心悲哀凄然，但亦直截了当地拒绝善意而“自欺欺人”的“我”的思路，寂然，然而真实地说：“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求真，以诚心对视真实，正是一个有所信者的精神本色，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一再地呈现出这种本色，此处，一个有所信者的“质”（“爱”“诚”）与“形”（执著）是得到了某种统一的。在我的视镜里，鲁迅本人也不过是在1925底1926年初进入到他自我人生的信仰境界之中的[8]。试想，一个在酷虐的生存岁月中最终历炼出了自身的生命信仰的人，在其历炼的当时，他或许也会调用自身在过往岁月中保有的种种精神能源――假如过往岁月里真的拥有过某些精神能源的话。而在他的信仰已然历炼出世之后，在他对过往岁月再度回顾的时刻，他会怎样肯定，或是意识到过去岁月里的某位俨然也是有所信者的人的存在呢？秘密就在这里，大体在1925年底1926年初收获自身的人生信仰的鲁迅，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依恃过他年�时代遇到的藤野先生的力量，你我不得而知。但是，有1926年10月写出的《藤野先生》在，你我就足以知道已经进入到人生的信仰境界的鲁迅，是如何写出了他青年时代曾经遇到的一位似乎有所信者的人的平凡和伟大，如何揭示那位俨然有所信者的言行能够意味的精神价值的：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这一段，说得直接一些，正是惺惺惜惺惺，一个有所信者在激励着另一个有所信者的。而所谓“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正是所谓杂文，正是所谓匕首式、短剑式的批判文章，正是鲁迅悍然出世在1925年底1926年初的“战士真我”手中的文化武器――在藤野先生的照相之下，在一个同为有所信者的瞩目之下：杂文写作中的“我”也正在践履自身的生命信仰。也许，需要强调一句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信者，才是真的人――考虑其并非信佛、信上帝，这样的信者只好是“有所信的真的现代人”了吧。

回顾前述，则并不难得出的结论是：《朝花夕拾》在《藤野先生》之前的诸篇中以各种方式出场的精神正题：爱、诚、平等、战士气韵等都在《藤野先生》之中出现了。更尤其是，鲁迅同时把一种有所�择的近代性的主体态度，以及执著、一以贯之的信仰者气质与爱、诚、平等、战士气韵等元素融合在藤野先生的身心之中，乃至身气之旁了。此两点，已经足显《藤野先生》在整个《朝花夕拾》中的独到，而且高远的位置，而这同时也足以显出《藤野先生》在整个“鲁迅世界”中的某种核心光柱的地位。可以说，于《藤野先生》中，中年鲁迅回顾到了他过往岁月中最亮的一柱光；中年鲁迅也最尽情、最尽兴地完成了一次对过往人生的“点亮”；在这里，堪作光柱者的生命和点亮光柱者的生命在二度重逢间中完成了一次圆满的互为激发。

甚至鲁迅在《朝花夕拾》中重度记忆的“自由”意志，如果允许足够的想象存在的话――在一丝不苟的医学研究中，在对未知的孜孜求真中，一个生命的“自由”意志不是消失了，而是在力求升华的――不是吗？如果允许继续想象的话：当藤野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其种种生命禀性的时候，他也必然地会站在人世间的某些力量的对立面而看上去有几分刚正不阿的“战士”味道的。如果最后一次被允许想象的话，这样一个藤野先生是离（1924年1925年间的“野草时期”）悍然反击虚无人生、超越虚无人生的中年鲁迅距离最近、直至没有距离的。

那么，可以说，藤野先生，是那位已经成就了信仰人生的鲁迅的某种映像投射：一个收获了现代信仰的人几乎把他内心深处对于一个现代生命的诸种正题都写进了他对某个人的再记忆之中――而堪称幸运，甚至人间奇迹的是，善于记忆、回忆的鲁迅曾经真的就是那位遇到过值得铭记、值得记忆的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周树人啊。更直接的说法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幸遇到藤野先生那样的老师的，也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幸而会有周树人那样的善于记忆、回忆的学生的。

尾  声

《朝花夕拾》里还有最后的一篇《范爱农》，但我此文的重点《藤野先生》已经出场，文章的篇幅也比较的多了，不打算在此细谈《范爱农》，但我想简单点明的是：如果《藤野先生》里包含着作为信仰者的中年鲁迅对另一位有所信者的正面重塑的话，那么，《范爱农》则异常关键地警示着：信仰者鲁迅所可能遭遇的最危险的人生陷阱――那就是在充满“他戗”以及“自戕”氛围中的世界中走向“自戕”的巨大可能性。如果，《藤野先生》散出着一束至强的光芒，那么，《范爱农》则警示着最深的黑色；如果《藤野先生》点亮的，是“我”过往人生之间以及今天的信仰之中的巨大的存在之光的话，那么，《范爱农》曝露的则是，被这样的光源映照得异常清楚的人间黑色――“我”的同类、朋友范爱农就被这人间黑色“吃”掉了，黑色的当然还有范爱农终于还是被“吃”掉、被毁灭的自我命运本身。某种程度上，范爱农无奈地放弃了对自我生命的艰苦“自救”，被毁灭于中国式的艰难人生。那么，可结论的或许是，《范爱农》一篇是中年鲁迅对他自己很可能出现的另一种自我生存轨迹的警视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