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时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孤独”体验与现实主义转型

施  龙*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内容摘要：本文以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趋势为背景，以人性与现实为讨论问题的经纬，居间穿插以“人的文学”理论，探究边缘知识青年的“孤独”体验及其之于新文学的重大意义。具体来说，孤独体验促成边缘知识青年追逐某种“人的本性”，而在因缘巧合之中，他们不期而然地促成“写实主义”转变为典型论“现实主义”，即从客观描摹现实转到借助理论形塑现实。

关键词：知识青年；边缘化；孤独；“人的本性”；现实主义

“娜拉走后怎样”？“五四”时期，知识青年纷纷走出“父亲的家”或“丈夫的家”，探求“合理有情”的“人的生活”，但进入社会以后，却发现灵肉并不一致而是矛盾，这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现实与那些促使个人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观念存在极大的反差，人身解放、个性独立也没有赖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当此之际，知识青年何去何从？新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以后无路可走的悲剧，在相当意义上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即拟探讨边缘知识青年的处境和因此产生的情感、情绪，以及它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五四”时期，持续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深刻影响到急于在社会中寻求位置的知识青年。虽然清末以来陆续出现一定数量的新兴产业，造就了一定数量的新式职业，但它们提供的机会相当有限，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庞大需求。这造成了新式知识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本文所谓边缘知识青年，主要指的就是受过一定新式教育，但难以在社会生活中立足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远远疏离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心领域政治、经济等领域，就连进入新式社会分工都比较艰难。他们是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人，所以思想与行为存在一种悖反：一方面对新文化运动所揭橥的现代理想人生抱有热望，另一方面则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

边缘化知识青年在文学领域中最初的代表形象零余者正是这样。《沉沦》的主人公的气质已经表露出边缘知识青年的一般情绪特点，即奇妙地混合了极度的自尊与自卑这相对的两极情绪。郭沫若笔下的爱牟同样如此。这位有抱负而无行动，耽于幻想而又迷恋事功的留学生，正如《圣者》一篇所云：

他很像屠格涅甫的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自己很想在现实世界里做一番牺牲，但又时常怀疑，结局终被引到虚无里去了。

爱牟的情绪经常从低沉的自怨自艾跳跃到激昂的愤世嫉俗，或如《漂流三部曲》所说的“每每要现出一个极端的飞跃：便是他要从极端的憎恨一跃而为极端的爱怜。这在旁人看来无论怎么也是不很自然的行为，但在他却要感受着一种不得不然的冲动”。这种“不得不然”，在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是一种情绪体验，似乎难以言表，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眼高手低”：知识青年为若干新文化理念所激励，触目之处皆是立功之点，所以表现出夸张的进取精神；但一接触现实，则发现头绪纷繁，几无下手之处，于是又不免慨叹，如果碰壁的次数多了，自然发为愤激之辞。

这里有必要强调，在极端的爱与恨两种情绪的杂糅方面，郁达夫不过启其端绪，表现的原只是“生的闷脱儿”（《南迁》对英文感伤一词Sentimental的汉译），且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为文造情倾向。《沉沦》等小说表现出的愤世嫉俗的佯狂姿态和顾影自怜的颓废气质，在根柢上接近传统士子。郁达夫本人带有很浓的名士气，而传统的名士在不能实现自我于现实世界的时候，为显示自己不同于流俗，就常常故作激越或颓废状，久而久之，愤激或颓废也就成了他们的风格标记，历来表现为诗酒傲王侯的清高，或石榴裙下死的放浪。应该说，郁达夫的名士气固然是一种率性流露，其实也不乏自我标榜的做作，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用以化解自我精神危机、痛苦的一种方式。当郁达夫在现实社会中遭遇挫折、冷遇和侮辱的时候，内心深处激起强烈的反抗意识，然而他又是一个柔弱的人，反抗的思想只是郁结在心中，反复蕴藉，造成个人的若干病态情状，于是只好在写作中排解。如此看来，鲁迅的评判是非常精准的，“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1]，特别是“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堪称对郁达夫行状的最佳写照。

创造社诸位同人身处异邦，吃尽了东洋的冷眼（相当程度也出于积弱民族的病态自尊而产生的过分敏感），结社创刊的过程中，又遭遇了国内出版界的势利眼，积郁已非一日，在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以后，多有对“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2]过度渲染的主观意图，所以姿态激越而稍显造作，情感袒露而不免矫情。虽然如此，他们却获得了更多知识青年的响应，这就说明这种情绪、情感、思想、精神体验的的确确是某部分知识青年中间的“思想的空气”[3]。创造社在文坛异军突起所呈现出的情感，是呼吸此种“思想的空气”的结果，也自然引起“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郭沫若《女神・序诗》）的一代青年的情感共鸣，而读者的反应则激励他们坚持这种创作经验。

这是一个交相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就作者本人讲，他意图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方式遏制这种略显病态的情绪，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反被后者吞噬，最后则甘心被情绪支配；就作品而论，无休止地排遣这种情绪固然有助于作者情绪的宣泄，但积重难返，在客观上反而助长了作者本人所极力避免的情势。所以，趋于极端的两相对立的情感，自尊与自卑、爱与恨、激越与颓废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形成一种“舆论的气候”，造就了“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茑萝行》）成为浓缩一代青年遭际的典型形象。

在《残春》里，爱牟在睡梦中被妻子骂为“等于零的人”，甚至是“小数点以下的人”。这正是作者自身无力感的表现，而实事求是地看，边缘知识青年在社会中沦为“零余者”，尝尽奔走于途的艰辛、赴诉无门的苦闷，无疑会变得敏感多疑，情绪反复无常，但他们稍后表现出的在激越与颓废这两极间摇荡的集体动向则出于新的现实因素的触发。

1922年至1923年间，中国发生系列政治变动，“五四”时期因权力纷争所形成的自由的真空地带已经陷落。这致使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收缩活动，重新调整个人思路，整体转入“彷徨”，与之相应的，则是知识青年整体陷入幻灭。茅盾在当时就观察到，“新文学运动的短促的四五年内，好像已有了由社会的倾向转入个人的倾向这一种形势。只要把四年前的小说和现在的小说一比较，便显然可见。四年前的小说，十篇里总有九篇是攻击社会中某种旧制度，现在的小说，十篇里总有九篇是作者发自己的牢骚”[4]。当个人特别是涉世不深的知识青年经此大挫折而对社会丧失基本的信心以后，一个最自然的反应是逃离现实。这大致有两种貌似相反的选择：一是向外逃逸，“融入野地”；另一则是向内逃匿，躲入个人（或许称之为私人更合适）的一方小天地。

《沉沦》中的“他”，一个“孤冷得可怜”的留学生，为了排遣精神上的寂寞，常常是手握一本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集走入野地，在茫茫天野下随意吟咏。王统照也在一首题为《同情的寻觅》的诗中写道：

我宁愿全得罪了人间，

我只要去向荒莽中，觅得同情去！

这种亲近自然的情绪非一二人所有，甚至温和的冰心也发出了轻微的喟叹：“青年人！/从白茫茫的地上，/找出同情来吧。”（《春水》第三四则）应该指出，这种创作风气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鲁迅早以西洋文学为鉴得出结论：“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之无限之温情。”[5]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倾向――自我封闭――也不在少数，原因即在于“当通往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堵塞时，人们便会逃向自我、沉溺于自我，建立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6]。这在庐隐《或人的悲哀》中有最为直接的字句：“我对于人类，抽象的概念，是觉得可爱的，但对于每一个人，我终觉得可厌的！”[7]其极端，就是周全平说的“我要拒绝一切”（杂感文题名）。

不管是向外的逃逸还是向内的逃匿，归结到最后，都不免带有“不能完全，宁可没有”（All or nothing.）[8]式的决绝，表现在外，就是前述之极端的爱与恨。这种两极化倾向或许也与“人的文学”理论的“偏至”不无关系。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9]，所谓“人”是排斥了各种社会中介即胡适所谓旧式的各种“切近的伦谊”[10]，而从“大的方面”的“人类”那里直接取得理论支撑的“小的方面”的“我”。在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方面，傅斯年的说法最为直接透彻，他认为，“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11]。郑振铎在1923年曾有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的计划，命意之处就在于此：“书中的英雄沙宁，青年时代就离了家庭而出与世界及人类相接触。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于是他的灵魂便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发展起来，正如田野中的一株树一样。”[12]正因为有这样的“舆论的气候”[13]作为背景，所以那种孤傲而感伤的遗世孑立的形象便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二

“五四”以后，成千上万的男女娜拉走出家门，他们在尝尽求索的艰辛之后却赴诉无门，寂寞与苦闷正如鲁迅所谓“大毒蛇”，“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缠住每个人的灵魂，而因此产生的“无端的悲哀”，如果不具有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就极其容易流入“愤懑”[14]，成为一个个的“孤独者”。“孤独”的精神体验难免催生病态的自尊，往往对外部刺激反应过度，表现为夸张的对抗情绪，无节制的哀怨、愤恨也就成为他们笔下倾泻的主要情绪，比如公认受郁达夫影响较深的王以仁就是一个代表。

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与理论惯性的支配下，边缘知识青年或亲近自然，或回归自我，纷纷沦入“孤独”的境地。丁西林改编自凌淑华一个短篇小说的同名独幕剧《酒后》，对“生在世上”与“活在世上”有一个区分，他的理解与发挥，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孤独”所谓者何：

一个人，在世上，有了爱，他就觉得他是人类的一个，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也是他的，他希望大家都有幸福，他感觉得到大家的痛苦，这样方才能够叫做生在世上。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他就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旁观的人，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他要吃饭，因为不吃饭就要饿死；他要穿衣服，因为不穿衣服就要冻死；他要睡觉，因为不睡觉就要累死。他的动作，都不过是从怕死来的，所以只好叫做活在世上。[15]

这里所谓“活在世上”，正是阿伦特所谓“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亦即“孤独”。

庐隐与冰心，或许可以作为有助于说明事实一个对比。庐隐本人的阅历无疑较冰心远为丰富，可是在她的作品中，这些背景要么被前置了，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要么被干脆回避了，读者直面的只是一个现时的心理的“我”的形象；冰心则不同，以其“爱的哲学”审视，她身边的零碎的生活都蒙上了人性的温暖光辉。可以说，庐隐从世界的纷扰中隐遁，蜷局于内心，所得的仍然是一片凌乱，冰心心有所本，则一切外在的混杂的事物变得秩序井然因而可以辨识了，所以当时有人即认为她的“全体作品，处处都可看出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来”[16]。这里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别，不是说本心有根柢就足以解决问题，何况如冰心一样出身优渥者又为数极少，而是说，作为对比，冰心的淡定有所持，显然反证了庐隐这样的时代青年进退失据的清楚情形。

就人性来看，“孤独”是人所难以忍受的，也是亟欲避免的。知识青年整体的“孤独”处境既然主要由现实造成，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得以解脱，自然也需要现实再度发生重要变动才有可能。

在边缘知识青年沦入“孤独”处境之时，自然要“寻觅同情之爱”[17]，而这不过是成仿吾基于创造社同人相同的边缘体验而理有必至地将《沉沦》的主题概括为“求爱的心”[18]的另一种说法。对他们来说，向一个具体的人“求爱”或“寻觅同情”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沉沦》的主人公是以国家为诉求对象，而如上述，一些人是向自然作“同情的寻觅”，更多的人则受“大人类主义”影响，向更为虚拟的人性寻求温暖――这主要是向自我逃匿的那一部分人的选择。

问题在于，这种“爱”或者“同情”可能只是“孤独”处境中的边缘知识青年自造的幻象，或同阿伦特所论之“心理的替代物”。阿伦特认为，“在‘黑暗时代’中，这种作为光的替代物的底层人群的温暖，对所有那些厌恶世界因而渴望逃避到不可见性中的人们，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一点也是事实。在这种不可见性和幽暗中，一个自身隐藏起来的人不再需要看到可见的世界，只有挤在一起的人们的温暖和博爱，才能偿还人类关系所呈现出的这种古怪的非现实性――无论他们在哪儿，他们都处在一种绝对的无世界状态中，很容易推论出所有人共同的要素不再是世界，而是某某类型的‘人的本性’。至于是那种类型的本性，这就取决于解释了；它要么与理性有关，因为理性作为所有人的共同财富被强调，要么与一种普遍具有的情感有关，诸如同情能力之类。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只不过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而已；它们都同样导致一种狂热过度，在其中个体感到他被‘人人皆兄弟’的情感所围绕。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理性或情感都只是已经失去的、共同且可见的世界的心理替代物，而这些替代物又局限于不可见的领域之中”[19]。

与这种人性趋向较为一致的文学思潮，则是此时“人的文学”从“我”到“人”的发展：既然“我”在现实中作为独异的个人并无立足之处，已经被迫退回到个体的内心世界，那么“人”作为一个含混的“人的本性”的载体就被推到了前台。“人”的本质可感而又难以阐明，因此获得了一个适于言说的方式与传播的氛围。伯林指出：“概括措辞如‘自由’或‘平等’除非转译成特定确指而能应用于实际状况的条件，否则最上只可能搅起诗的想象、动人以慷慨的情怀，至其最下，不过为愚妄与罪行辩白而已。”[20]“人”的观念同样如此，它对以后的文学发展，起码在“搅起诗的想象、动人以慷慨的情怀”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来因为“有端的悲哀”的具体遭际而产生“无端的愤懑”情绪的边缘知识青年，在“狂热过度”的“人的本性”的激流的裹挟下，“花溅泪”、“鸟惊心”，连“悲哀”也变成“无端”的了[21]。这种“无端的愤懑”加上“无端的悲哀”，就构成了青年作者的自画像：“无端的悲哀”是经历了悲惨遭际的“我”的感伤素描，“无端的愤懑”则是与“孤独”的“我”心灵相通的“人”（至少“我”非常愿意肯定、确定的一件事）所共有的情绪速写。对“我”对“人”的一沉郁、一激烈的情感，经过文学的长期渲染，就成为“孤独”的边缘青年知识人的共同气质。

人世的吊诡之处在于，山重水复之后往往居然柳暗花明，边缘知识青年凭借偶然的历史契机――最重要的是“五卅事件”与社会史论战――竟然一定程度走出了“孤独”处境，进入某种“人的本性”，而孤独境况中的两种情绪体验也从此转变为针对现实的立场。道理很简单：“五卅运动”激起了国人的民族情绪，因为面对帝国主义这一外敌，所以作为中国人就自成一个整体即“我们”；而社会史论战辨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因为面对的是逝去的历史，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后裔的国人亦得以排除其他因素，成为一个混沌的“我们”。反映在创作中，就是“我”向“我们”靠拢，实现了从“个人的心理的分析”到“集体的行动的开展”的转变[22]。这时，“写实主义”也转成典型论“现实主义”。

三

在“五四”时期众多的文学思潮中，文学研究会提倡的“写实主义”是影响很大的一支。这里的写实主义，是混合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同时又不排斥其他表现手段的成分较为复杂的创作思潮。主张最力的茅盾，较为偏向自然主义，而另一重要人物郑振铎，态度有所不同。他曾经这样说：“写实主义的文学，不仅是随便的取一种人生的或社会的现象描写之，就算能事已完。他的特质，实在于（一）科学的描写法与（二）谨慎的，有意义的描写对象之裁取，而第二个特质尤为重要。”[23]“尤为重要”的“第二个特质”重要之处不在于剪裁，而在于“描写对象”之“意义”。二人之间的差异，大概一个是“实写”，而另一个则是已然展现出典型论雏形的“写实”即初步的现实主义；不过再到后来，这一层差异也消失了：茅盾也开始认为，“不论新派旧派小说”，“有弱点的现代小说的弱点”，“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了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缺了目的”[24]。这里的“目的”约略等于郑振铎所谓“意义”，都很含糊，但都不出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范畴。

文学研究会两个最活跃人物关于“写实主义”较为一致的体认，是指忠于作者本人所观察到的人与事。它可以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科学的描写方法被特别强调（虽然常常难以落实）；它又可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具特定意义的描写对象之选择与一定的写作目的也是与之俱来的。但在此种写实主义影响下的创作，一如理论来源虽然煞是斑驳却不免简单，总体都很单调甚而乏味。既然写实主义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25]，那么另一种倾向即现实主义就顺理成章地得到更多重视。

在当时，青年作者走出家庭以后，四处碰壁，志气颓丧，实在难以“于平凡里头看出非凡”[26]，即难以发现题材、对象的目的、意义。怎么办呢？瞿秋白在《灰色马》的评论里说：“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或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Hactpoehne），――至少亦有一部分。”[27]道理不错，然而缺乏可操作性，因为按瞿秋白的建议创作，可能又回复到写实主义的老路。

这里有必要插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点理论分析。按照卡西尔的论述，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诗所展现的世界和现实是二元对立的存在，即诗歌尽善尽美的世界和现实的普通平凡的世界的对立――他说“诺瓦利斯在歌德身上看到了‘诗的精神在人间的化身’”――“诗”与“人间”有本质的区别，而“在现实主义作家们看来，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并不依赖于它的题材的伟大或渺小。没有任何题材不能被艺术的构成能力所渗透。艺术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能使我们看见平凡事物的真面目”[28]。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忽略倾向与现实主义否定现实倾向的背后，都意味着承认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存在，也就是说，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本质主义的。所以，现实主义是一元论的，但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因为它一方面声称“再现”或“描述真实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无法遏制它对本质主义亦即一种观念的认同――前者要求忠实于现实真实，后者则要求对于现实真实的超越。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内部存在的张力从根本上看在于观念超前于现实，但也应该承认，这也正是其生命力所在。

所以不论从新文学的发展要求来看，还是就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来看，都有必要获得一种能够分享时代精神、“于平凡里头看出非凡”的能力。有意味的是，这一难题也是在“五卅事件”与社会史论战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的。边缘知识青年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以“他们”即底层民众的代言人面对现实发声，从而获取“沉默的大多数”似乎不证自明的道义优越感与政治正确性[29]；而在社会史论战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又以其系统的理论解决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边缘知识青年对某种“人的本性”的追逐与现实主义对分享时代精神能力的追逐，在此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交集，因而推动了典型论现实主义的最终成型。也因为如此，在增加了目的意识以后，现实主义所关注的只有作为整体的“大人类”――不过这一“大人类”，此时已不是虚泛的某种“人的本性”，而是现实中的政治化人群了――这是新的变化，在后来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多有体现，宜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