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特手记》在华沉浮记

陈  芸*

（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摘要：《马尔特手记》常被誉为里尔克创作的“分水岭”，对理解里尔克的精神世界与作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此书虽早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引介入华，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冯至与《马尔特手记》的精神“渊源”为主线，探寻此书为何一度名声鹊起，又转入沉寂，并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重新研究此书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里尔克；《马尔特手记》；冯至；接受史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Maria Rilke，1875―1926）常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除了诗篇的煌煌巨作之外，他还有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1]（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Brigge）。这部被他称作“与风暴作斗争”的小说，从1904年开始写作，历经多次删改，直至1910年才出版。尚未写完之时，里尔克就宣称这本书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书。果然，写完之后，他精疲力竭，自此漫长的十年间，除了翻译一些诗歌，他几乎没有再动笔。直至去世前几年，他才捧出了不朽的心灵杰作《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Die Sonette an Orpheus）。所以，作为他创作生涯的“分水岭”，《马》的意义不言而喻。

德国文学史早已将此书誉为德国现代小说的先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它给德国的现代小说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2]。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虽然“诗人里尔克”早被引介入华，且对中国的现代新诗产生深远影响。但读者对于“小说家里尔克”却知之甚少，这本最重要的书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勾勒出《马》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脉络和研究状况，并进而指出研究此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

    1922年，作为介绍外国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在文学史的介绍中首次提及里尔克，并称之为罗丹的最好的研究者。1923年，余祥森介绍德国的象征派文学时，进一步概括了里尔克的生平史略，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1929年，余祥森又撰文《二十年来的德意志文学》（《小说月报》20卷8号，1929年8月10日）再次评述里尔克的诗歌成就，第一次在中国语境中提到《马》一书。“他用这副天真的心灵以写高雅、愁倦的情绪，在叙述作品中最收效果的是长篇小说《劳立德的两樯船》（Malte Laurids Brigge，1919），这是德国现代最珍贵的散文作品之一；惜知之者甚鲜。”[3]对《马》的介绍虽是寥寥数语，且在书名的翻译上出现误译，出版时间亦不确，然而却透露出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此书到底是长篇小说，还是散文，作为引介者，似乎还拿捏不准，而这正好体现了此书文体的杂糅性。第二，知道此书的人甚少，它的影响力远不及诗歌，换而言之，即使在欧洲，此书的意义还没有真正展现。

即便如此，敏感的中国诗人们一下子嗅到了此书特异的气息，对此书偏爱有加。1931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短期访学的梁宗岱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翻译了此书关于“诗是经验”的片段。针对当时中国的新诗界诗歌缺乏感染力的时弊，提出应该借鉴里尔克“观察和等待”的艺术主张，“一方面要注重艺术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4]梁宗岱曾师从于法国象征主义大师瓦莱里，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具有较高的鉴赏水平。虽然，他引用里尔克的观点只是作为一个引证来服务于自己所提倡的“纯诗”主张，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诗是经验”如一石入湖，激起千层浪，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5]

无独有偶，同在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的冯至对《马》更是情有独钟。1926年，冯至第一次读到里尔克《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就被其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所捕获，里尔克成了他深深服膺的诗人。不久之后，他因留学之便，阅读了里尔克大量的诗歌和书信，常常整日沉浸于里尔克的世界之中，看的是他的书，和朋友谈论的也是他。而在这些作品中，冯至独具慧眼地看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马》。1933年10月1日，冯至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自己为何现在没有作诗，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了这么一本书”，为了读懂此书，他开始读俄罗斯小说、读历史、读丹麦贵族家谱。12月15日，他在书信中再次提到自己已经把此书弄得很熟，没有多少难题，想顺带译成中文，按期在《沉钟》上发表[6]。甚至他已经“商定博士论文题目为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做毕业论文，并做大量准备，写出论文提纲……”[7]但造化弄人，因为所从的导师阿莱文教授是犹太人，二战时期，老师被驱逐出大学，冯至遂改从布克教授做诺瓦利斯的研究。

所幸，冯至仍未忘情此书，陆续翻译此书的片段，迄今所见的选译，最早发表在《沉钟》1934年第32期，之后这几节又收入《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一书的附录。与此同时，冯至为纪念里尔克所写的文章《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则进一步阐发“诗是经验”的主张，并强调了它对于当下诗歌界的意义与可供借鉴之处。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者序，给朋友的鸿雁往来中，冯至都不遗余力地表达对里尔克由衷的赞美，甚至将之视为自己，乃至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我真愿意设法永远在他的世界中来学习并生活在其中。当前我们正缺少这么一位纯洁的诗人，这么一位不受传统和习俗影响的纯洁的人”，“一个不伏枥于因袭的传统与习俗，而是向着一个整个的‘人努力的人”[8]。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也在此突显而出，为何冯至对《马》情有独钟呢？[9]其实稍稍考察冯至自己的创作历程，就不难发现他早期作品《北游》笔下所写的北方城市哈尔滨正与里尔克《马》里的巴黎有大量的暗合之处，抒情主人公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所见的喧嚣、空虚、疾病、死亡，都深深地危及着这个青年的个体存在感。对浪漫自我、对“实在性的思虑”（或用里尔克的诗表述“谁敢说自己存在”），成了一条内在的红线贯穿着冯至与里尔克。不仅如此，此时的冯至正经历精神和创作的危机时期，他急需一位精神的引路人，引导他继续前行。里尔克在《马》中对于诗歌的另一种理解，有别于传统浪漫派的现代读解，对于正要脱离浪漫期的冯至而言，正是一股及时的东风。而这不仅帮助冯至自己走向了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也为当时浪漫主义流行的中国新诗界吹入了一阵刚健清新的现代主义之风，进而影响了一批青年诗人的审美倾向与诗歌写作。

毋庸置疑，冯至从《马》中接受和借鉴的不只是关于如何写诗的诗学问题、美学问题，更是如何在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一个生存意义的问题。“学习观看”、“诗是经验”也成了《马》在中国接受的标志性语词。由此可见，冯至对于推广《马》在中国流传，功不可没，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仅仅强调“诗是经验”，却有意无意地遮蔽此书更加重要的维度――恐惧、孤独与爱、上帝观、“不及物之爱”、“浪子回家”主题，遮蔽中国人对《马》作为一个整体文本的关注。

相形之下，同为里尔克的评介推波助澜的吴兴华，在1930年代，就大胆预言《马》“是一部千万年后都可以使后来人充分了解现代人及他的痛苦的奇书”[10]，虽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笔，却让人不得不佩服吴兴华的眼力独到。与冯至为了把里尔克塑造成精神导师，有意无意淡化里尔克精神世界中的痛苦和恐惧不同[11]，吴兴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现代人的里尔克自身也深陷在痛苦的深渊之中。

1940年代之后，冯至因创作十四行诗，再次掀起了一阵“里尔克热”，西南联大的学子们纷纷阅读里尔克，然而对于《马》作为一个整体文本的关注却始终没有深入。1940年，署名丙子的译者，翻译《布里格随笔》第16章，然而这16章――“国家图书馆”的一节，仍未超出冯至视野所框定的范围。[12]

（二）

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程抱一在《和亚丁谈里尔克》一书中，较深入地谈论了此书。在他看来，此书“实在值得全书翻译出来，并做详尽的主题分析”。[13]在引言中，他先盛赞了此书锤炼手法的运用，在描写痛苦、乞丐、女人的时候是如何的惟妙惟肖，之后又在第二封信中做了较详细的文本细读。马尔特穿梭在过去和现在的痛苦经历之中，也穿梭在爱者和不爱者之中。程抱一以其诗人敏锐的直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不停留在苦难和恐惧的表层。它真正的潜境是爱。那爱不是外加的，旁饰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渗透出来的。它成为创作的目标，诗人的使命。”而在对里尔克的介绍中，程抱一也注意到里尔克深受女子影响，他的“爱的概念”也与流俗之“爱”大相径庭。可以说，程抱一是汉语世界里为数不多真正发现《马》价值所在的人，而以“表层与潜境”的说法来表述痛苦、恐惧与爱的关系颇有新意。然此论囿于书信之体，而非专业的学术论文，程对其中的关系无法展开进一步的阐发。

不久之后，汉语界终于迎来了《马》的第一个全译本，1972年，此书由台湾的方瑜女士译出。方女士译笔简洁优美，首翻全本，功不可没。然文本自身难度较大，译者理解有限，不免出现晦涩难解之处。其夫李永炽所作的前言《里尔克的艺术体验与<马尔泰手记>》梳理大意，打通关节，对读者阅读的理解大有裨益，为此书增色不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较深入地阐发“孤独”与“爱”的关系，总结从里尔克“回忆体验”向“理念体验”的过渡轨迹，并将《马》放置于里尔克一生的创作之路中突显其转折意义[14]。李永炽本人翻译里尔克大量的诗歌，对里尔克在台湾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的是，当时的大陆正处于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对彼岸暗暗涌动的文学潮流并未有任何的反应。

之后，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一书评述里尔克才重新提到《马》，并抓住了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我是虚无”作为论点。刘小枫化用《马》14小节马尔特对历史、宗教、上帝、少女的思考，提出人们对熟悉的事物缺乏真知，被技术的算计蒙蔽了双眼，而当马尔特作为一个“虚无”开始冥思，就是开始冥思人类的命运，关切灵魂，回转到内心的世界空间[15]。 至此之后，汉语界仍长久无人关注《马》，对《马》的翻译仍只是选译。2001年，魏育青[16]、绿原、钱春绮[17]等翻译大家陆续翻译了部分章节。2005年之后，因着里尔克逝世八十周年的契机，终于又有了徐畅[18]和曹元勇的全译本。徐本为大陆的第一个从德文翻译的全译本，然因合并在选集中，宣传不够，似又过多地因袭前人的翻译，影响力不及曹本。曹本从林顿（John Linton）英译本转译，先刊载于《收获》2006长篇专号秋冬卷，后出版单行本，成了现在大陆较通行的译本[19]。曹本之优在于图文并茂，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照片与较详尽的注释。然也体现出转译本常有的弊端，流畅有余，准确不足。

由于翻译的滞后，汉语界对于《马》无法深入。迄今为止，在大陆，仅有三位学者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与之相关。周佳音的硕士论文《对现实的质疑――试评里尔克<马尔特随笔>》（1999）、贺克的博士论文《现代都市的感知方案：论里尔克<马尔特手记>与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2008）和艾士薇的硕士论文《里尔克的存在主义诗学》（2009）。周佳音通过对文本的详细分析，集中论述了里尔克身处世纪之交的巴黎大都市，对现实的反思和质疑[20]。贺克思考的是“大城市感知的多维度补充着人们对感知的二分法模式化认识”，如马尔特的看，可以看作是“超越二分法模式的尝试、对模式化感知和世界观的反思”，他“在大都市中的经历、感知与童年发生的重合展现了‘全感知’，‘全感知’下的原初经验在教育、文明化的过程中被压抑成恐惧感，而大都市却恰恰能够使这种压抑得到舒展，对于主人公而言，‘全感知’同时是通往存在、生活、神性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在爱之中完成的。”[21]贺克掌握了较多的一手文献，切入点颇有新意，为国内的《马》研究做了起步的工作。艾士薇论文其中一节涉及到《马》与萨特《厌恶》的对比，以“虚无”为基点互相阐发，虽因国内的资料有限，有些观点惜其未能深入，但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吉光片羽。[22]

单篇的论文还包括：刘学慧的《马尔特的认识与情绪――<布里格手记>分析》和贺克的《<布里格笔记>中主人公的感知方式变化与其创作》。前者一开篇就用海德格尔的“畏”、“烦”的概念来解释文本，颇有理论先行的意味，恐非得当[23]。后者认为里尔克“混淆视觉、嗅觉、听觉的各种感知以及感知对象与感知主体之间界限的‘看’”，提出要区分“感知之看”与“文字之看”，区分“口头上的死”与“文字上的死”，也可成一家之言。[24]

另外在网络上，由陈宁主持“里尔克中文网”网站为研究里尔克大开方便之门[25]。他收集、评点《马》的研究资料、多种汉译本，并着手翻译《马》数章，为后学接续研究做了大量铺垫工作。

（三）

总之，《马》因冯至、梁宗岱的大力引入，曾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名声鹊起，然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翻译和研究，《马》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能一睹芳容。

近百年之后，追溯这段中国接受史，我们视线的焦点仍锁定在冯至身上。无论从感情还是学养，冯至都是《马》最佳的译者。冯至的译笔细腻精致，用词准确，更可贵的是冯至翻译此书的年纪正与里尔克写作此书的年纪相仿，都是三十上下，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又忧郁羞涩，译笔把握青年的敏感细致之传神，无人可及。但冯先生始终未翻译全本，实在是《马》在华传播的最大损失。为何没有继续翻译此书？固然有周遭经历使然，但笔者猜度，亦有冯至有意无意的放弃。

从冯至当时的际遇看，他确实无暇继续翻译全书，转而研究诺瓦利斯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越来越少提到里尔克，如同走出热恋期的情人，冯至不得不另有所爱。1933年末换题，1935年6月答辩，同年结婚归国，生活的节奏加快，使得他无法重新沉溺于《马》的世界，尤其是1935年9月，在上海遇见挚友杨晦告诫他“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26]在这种现实的催逼中，冯至已然无法回到海德堡时期“孤独”地面对这部作品时的心境。

当然，冯至并未忘记里尔克，在1936年10月19日参加鲁迅先生的出殡，11月写《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不只是为了纪念里尔克而写，而是在精神指向上另有所托。鲁迅提携冯至是文坛佳话，冯至感念恩师，引入里尔克作为青年的精神导师，亦是沿着先生的“立人”道路前行。

冯至继续翻译里尔克的六首诗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摘译《马》的部分。这些选择都可以看出冯至较明显的意图，旨在以“诗是经验”之说纠偏当时中国诗歌界偏重感性、直觉、天才的流弊，旨在以为刚刚失去精神导师的青年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标竿，新的生活方式。而《马》中大量对于恐惧、死亡、爱、上帝、神秘主义的思考，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是不适宜的，对此，冯至有意规避之，是否也有这方面考虑，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对于作诗的强调、对于“做人”的强调，对那时的中国诗界，更为急迫重要，则是不刊之论。

1937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颠沛流离的冯至无法翻译长篇大作。1941年，他开始创作中国式的“十四行诗”，从诗体形式和内容上暗着里尔克之“色彩”，前人论述甚多，此处不必赘言。然在翻译和阅读的兴趣上，他从对里尔克的迷恋转向了歌德，阅读40卷的《歌德全集》、《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艾克曼的谈话》，开始翻译俾德曼的《歌德年谱》、《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进入歌德研究。此时的冯至已不再流连里尔克的“孤独”、“心灵世界空间”，而更感兴趣的是歌德的中年时期“断念”（Entsagen)，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融合在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如何达到“诗”与“政治”之间尝试性的对话。

之后，虽然众人纷纷劝冯至再译里尔克，特别是后期作品《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但冯至坦言已经看不懂里尔克后期的诗歌，只在1991年，八十七岁高龄时才翻译《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的八首诗。旁人引用冯至不愿勉强再译里尔克，赞其诚实谦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7]而笔者掩卷叹之，若当年冯至能译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马》全本，或许对里尔克的后期诗歌的领会能更进一层。不译《马》，对冯至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损失。有奇书，有奇才，却无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配合。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无法放下一张安静的桌子，供一个孤独的人翻译这本“孤独的书”，冯至与《马》堪称有缘无分。

在此之后，《马》少有知音激赏，也因诸多政治、社会的因素使然。且不论那段文艺凋敝的时期，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又一次进入大量引入西方思潮、诗歌作品的时期，里尔克的《马》也少人问津。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这些曾经流行的名人名词都与《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可能成为《马》重新获得关注的前期准备，但《马》始终没有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毕竟八十年代是《百年孤独》、《恶心》、《追忆逝水年华》、《城堡》流行的年代。与那些在叙述手法上更具有冲击力、思想具有颠覆效果的小说相比，曾被称作先锋小说的《马》，其“先锋”的光芒已被遮盖，经过意识流、片段式写作、恐惧、异化诸名词洗礼的专业研究者，对此习以为常，不免已有审美疲劳。而普通读者在这本充满了奇思妙想的迷宫书中，则往往需要“阿里阿德涅线团”，否则只能欣赏部分片段，对全书所要阐发的主题不知所云。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的读者大都遗忘了这部书，因为少有人看到它还能和当下的中国社会发生关联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边缘化，翻译的选择越来越强调“市场”和经济效益，选择上的“务实性”使得《马》离我们渐行渐远。

尼采（FriedrichNietzsche）曾自负地称自己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Sprach Zarathustra ）是一本写给“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所写的书”（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从《马》入华大起大伏的遭遇中，我们也可以说《马》是这样的一本书。具有这样资格的书，注定是一本“孤独”之书。写作者是孤独者，写的是“孤独”，最终能够阅读的人也是少数的孤独者。文本自身具有的思想高度决定了不可能有太多人能够真正阅读之。唯有真正愿意倾听的耳朵，唯有真正从孩童时期就立志过纯洁生活的人，立志为诗人的人才能重新面对此书。这样的角色定位，绝非那喀索斯的精神自恋，而是把《马》重新当做一部精神自传，当做一部教育小说，一个灵魂的路标，标注在精神成长的路上。

而从学术史的意义出发，国内的里尔克研究主要集中在里尔克的诗歌。或是对早期几首“物诗”的解读，或是对后期代表《杜伊诺哀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诗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有两个阶段的里尔克，前期注重阿波罗式的“观看”，后期则转入神话世界中对死亡的冥思。此等结论固然无大谬，却忽略了接连他这两个阶段的中间期――《马》。从写作时间讲，此书写了六载，并不短，而就问题意识而言，此书涵盖恐惧、死亡、“不及物之爱”、“伟大的爱者”、“生成中的上帝”、“浪子回家”等诸多主题，更是贯穿里尔克一生。故而笔者认为，《马》带有里尔克强烈的生命印记，唯有真正解读了《马》才能从更整全的角度理解里尔克。绕过了《马》的研究，就无法真正进入对里尔克的研究。

故而，无论从精神史的意义还是从学术史的意义，在这个经验贫乏、众声喧哗的时代，重回《马》，继续激活里尔克的思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否则里尔克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只是一个“里尔克的神话”，一场虚热。一个对中国现代新诗产生深远影响力的诗人，或许从未被中国人真正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