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魂灵

―― 一则读书笔记

樊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内容摘要：追寻魂灵，是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乔典运的《村魂》揭示了朴实村魂失落的悲凉与无奈；矫健的《河魂》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民风、传统美德与政治风云之间一言难尽的微妙关系，呼唤敬畏传统精神；邓贤的《大国之魂》则在渲染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拼命激情的同时也暴露了封建阴魂的根深蒂固。此外，贾平凹、迟子建、韩少功等对于灵魂、泛神论的叩问也在探讨神秘文化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些作品昭示了当代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一面追问民族精神的坎坷命运，一面猜想民间信仰的玄秘幽深。

关键词：当代文学；魂灵；精神；神秘文化

有灵魂吗？

唯物主义是不相信有灵魂的。所谓“人死如灯灭”。这样的信念固然可以使人格外重视“现实”，却也是否使居心叵测的人们及时行乐，肆无忌惮？

楚文化是相信有灵魂的。《楚辞》中就有《招魂》篇。“魂兮归来”的呼唤响彻几千年。萧兵先生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书中有专门研究《招魂》的丰富考证。

佛教也是相信有灵魂的。所谓“三世轮回”说就是证明。

西方现代也有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相信灵魂的存在。据报道，“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和美国意识研究中心主任哈梅罗夫提出，大脑中的量子物质形成了‘灵魂’，当人死亡之后大脑微管的量子信息离开身体进入到宇宙。”“这一理论非常类似于佛教和印度教理论――人类意识是宇宙的主要部分，这也类似于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基于这些信仰，哈梅罗夫博士称，濒死体验中微管失去了它们的量子状态，但是其中的量子信息并未被破坏，它们仅是离开了身体返回至宇宙。”[1]

这些，也许会被斥为“迷信”。可“魂”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却一直在文化事业中流传，例如“民族魂”、“国魂”、“师魂”、“军魂”这些说法。虽然常常是象征用法，却传达出某些耐人寻味的神秘感来。

《村魂》的思考

已故河南作家乔典运是描写中国当代乡村传统道德在现实中遭遇尴尬的高手。他在198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村魂》就是一例。小说主人公张老七一生老实――中国人不是一直讲“老老实实做人”么？毛泽东时代提倡学习大庆工人“三老四严”的作风，其中所谓“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的作风的确创造出了人间奇迹，可为什么与此同时“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也不胫而走、而且愈来愈盛行了呢？《村魂》就写出了老实人的悲剧。老党员张老七的人生哲学是“时时事事听上级的话”，“宁可他哄咱，咱也不能糊弄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上级，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大多数人处世的基本准则。然而，这么一个“不仅自己没有沾过一根柴禾的光，也不许自己领导的社员有私心杂念，一颗心正直得比木匠打的墨线还直”的人为什么得到的结果是“好心没有好报”？在大灾之年，他为了“为国家分点忧”，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多缴粮，因此伤害了本村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他是最好的人，心干净得很，是全村人的榜样”，但就是不能让他继续当队长了。他的继任者心眼活，做事留有余地，他就批评人家：“你今天对上级的话打上三分折扣，明天社员们就会对你的话打上七分折扣。”此言不无道理。然而，他不知道，今天的干部早已经知道群众对干部的话一直打着折扣，在布置工作时也就提前加码。结果就有了这样的荒唐一幕：公社修路让社员砸石子，干部老王要求每块石子都要砸得像中指头那样小。绝大多数社员都没按照要求来办，因为他们早已习惯把上级的“严格要求”打折扣。只有张老七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结果反而不合规格，而且还累坏了自己。作家在小说结尾特别写道，他死以后，“村里人好像失去什么……人们的脸上出现了呆相，以前的灵醒劲没影了……村子里笼罩着沉闷的气氛”。连他的继任者也认为，他是“村魂”，“没有他，否定了他，我们就象掉了魂，六神无主了……”这一笔，表达了作家对“村魂”失落的深长叹息，同时也使荒诞的主题凸显出莫名感伤的意味。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得糊涂”，已经成为当代人处世的重要“潜规则”。另一方面，这样的“潜规则”其实也昭示了胡适曾经讽刺过的“差不多”[2]、林语堂曾经批评过的“超脱老滑”[3]等“国民性”的根深蒂固。这样的处世哲学使人们在看淡了官场“演戏”的同时也习惯了大家彼此糊弄。于是，那些做事认真的人们就常常感到郁闷了。那些在“大跃进”中饱尝了“吹牛皮”的苦头、在“文革”中饱受了“斗私批修”之罪的，常常是处世过于认真的老实人。“文革”使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厉害、翻云覆雨的可怕，从此更加体会到“难得糊涂”的深刻、微妙，这一历史的教训使更多的老实人感到欲哭无泪了。

在《村魂》之前，已经有谌容的中篇小说《太子村的秘密》（发表于1982年）、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发表于1983年）成功塑造了“心眼活”的乡村基层干部形象。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讲变通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太子村的秘密》中的村支书李万举“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地球翻个个儿，他都不带晃悠的”。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年代里，他对上级极尽糊弄之能事。他的切身体会是：“不学会糊弄，还真干不了。可有一条，肚子不能糊弄。”因此，“我豁出糊弄上边，可不敢糊弄庄稼。”于是，他一边“实事求是”，一边“弄虚作假”，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护。《河的子孙》也通过生动刻画村支书魏天贵的性格，写出了农民的善于随机应变：他信奉“钓鱼不在急水滩”的朴素道理，对违背经济规律办事的上级，他“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不招惹是非；另一方面，他埋头干自己的实事，带领乡亲们度过了难关。他被看作“两面派”、“半个鬼”，可他因此才得以保存自己，也保护了乡亲们的利益。他就像黄河一样能够曲折地绕过重重障碍，流向大海。《太子村的秘密》《河的子孙》充分证明了，在是非颠倒的峥嵘岁月里，抗争于事无补，只有善于糊弄“上面”，善待自己和老百姓，才能以柔克刚、逢凶化吉。

由此可见，在非常时期，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只有“心眼活”才是通向希望的曲径。只是这样一来，老实、淳朴的美德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民风就这样在悄悄变化。

中国的国民性就这样在与时俱进着。

《河魂》的反思

     1950年代到1970年代间长期的政治风云变幻，遗祸无穷。然而，事过境迁以后，为什么还有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怀旧――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怀念艰苦岁月中的“青春无悔”？

矫健发表于1984年的长篇小说《河魂》因此而引人瞩目。小说相当深入地探讨了民风、传统美德与政治风云之间一言难尽的微妙关系：胶东人素有忠厚豪爽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吃了大亏：“文化大革命受多少苦，只听说是毛主席发动的，便毫无怨言了。”虽然，大家的艰苦奋斗到头来没有结出硕果，“一次次地修坝，一次次地被洪水冲垮，把人们的热情消耗殆尽！”可是，作家的思考却不是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反思极左的罪恶，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错了，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咱们都有责任……人们啊，谁都有迷乱的时刻，为什么一旦清醒过来，我们总要把全部错误推在一个人身上呢？”这样的思考很容易使人想起巴金老人关于“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5]想起刘再复在1986年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论新时期文学主潮》中指出的一个问题：“无论在政治性反思还是文化性反思中，我们的作家主要的身份还是受害者、受屈者和审判者。因此，主要态度还是谴责和揭露。但是，从总体上说，在成功中也包含着一个目前作家还未普遍意识到的弱点，这就是谴责有余，而自审不足。……他们还未能意识到自己就在事件之中，……自己在民族浩劫中，作为民族的一员，也有一份责任，自己不仅是被‘罪犯’所迫害、所摧残，而且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犯人’，至少是一个缺乏勇气和力量的怯懦者”，他因此呼唤“全民族共忏悔”[6]。这样的思考在激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不满，这种“忏悔意识”会不会低估了“四人帮”的能量？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毕竟缺少忏悔意识。然而，想想有多少人曾经在“文革”中招摇过市、为虎作伥，“文革”后文过饰非，就应该明白，上当也好，别有用心也罢，“文革”毕竟是无数人都曾经狂热卷入过的政治运动！

不仅如此，《河魂》甚至有意淡化了“我们错了”，“咱们都有责任……”的罪孽意味，而突出了在历史回归了人间正道以后，“我们究竟损失了什么”的思考。过去的努力白费了，可过去的热情也烟消云散了――这是否凛然惋惜？过去“尽管可悲，却不容鄙薄。”那么，“怎样再去获得已经逝去的一切呢？”小说中的二爷，“一辈子就恪守‘忠’字”，“除了上级，他就不肯听别人的了。”（这有点像《村魂》中的张老七。）虽然他因此吃了大亏，后来也明白，不能光听上面的了。“你要精，你就别跟得太紧，不先不后，夹在中间就行。”（他因此而与至死迂执的张老七不一样，而与《太子村的秘密》中的李万举、《河的子孙》中的魏天贵有些心心相通了。）但在进入改革年代以后，他仍然反对新任党支书小磕巴以“金钱刺激”推动生产的做法。他最终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也曾是党支书的牛旺当年固执地拒绝小磕巴的合理化建议，光凭着拼命的热情去干，结果还是遭遇了失败，甚至造成了恋人的精神失常。牛旺为此承受了乡亲们的嘲弄与巨大的自责压力。他真诚地为当年没有听小磕巴的话而痛悔不已。可一切都为时已晚！小说中关于他沉溺于痛苦自责、以至无力自拔的描写令人过目不忘：他以自己的脑勺用力顶住墙，痛苦地磨蹭――“他在受审判”。他只有靠苦干来麻痹自己的感觉。他“注定要承受过于沉重的压力，去补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口！”这样的自虐令人伤感，却于事无补。他也看不惯小磕巴，对此，作家的批评一针见血：“牛旺啊牛旺，你身上确实有一种崇高精神，但这种精神中包含着多少陈旧的观念，极左的思想啊！”作家通过这些悲剧人物写出了历史的教训，但他似乎也看不到新的出路：如何既保持奋斗的热情又灵活处世？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从“信仰危机”到“生存压力”的重重乱象也足以表明：如何走出一条有理想也共同富裕的道路，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小说中对于“河魂”的反复描写仍然感人至深。小说开篇写故乡的河魂体现在蓬蓬勃勃的生命力中，“许多善恶报应的故事，更突出河魂的爱憎”。到了中间，作家写故乡的人们心中“活跃着一股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人类繁衍扩大，使大自然万物具有了灵气，于是整个世界才如此生机勃勃！”揭示了河魂就是生命力的人生感悟。而二爷关于“有河魂的！咱们一家都触犯了它，才遭这号磨难……”的感慨则写出了河魂的另一层含义：河魂也是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规律，也会遭到惩罚。到末尾，作家更浓墨重彩写出了河魂的历史与精神意味――

   我感到自己身上确实流淌着祖先的血液，那种动荡、自由的天性时时发生着作用……人类竟这般地奇妙，一代一代的人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联系起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化教养如何差异，它总是潜伏在你的心灵里，暗中规定着你的行为。家族就是这样组成的，民族也是这样组成的……

        这个古老的灵魂，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由历史的精气凝结而成，在南河畔、在山岭间、在村子里来回游荡……它总是那样沉重，总是那样痛苦；当现代文明的潮流向它袭来时，它开始脱颖，但过程依然是那样沉重、那样痛苦……

这样的文字，写得真好！“魂”，是一种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得到的精气神，它活跃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中，深藏在一个人、一个集体的意识中――所谓“个性”、“家风”、“校风”、“民气”、“士气”、“军威”、“国格”、“民族性”乃至“人性”，都是不容易说清楚、却可以感受到的神秘气质。

矫健是很有神秘意识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天良》写一个农民抗争的悲剧，通篇充满了对于宿命氛围的渲染――祖祖辈辈的“反骨”、“仇带在血里”的说法、“山村里多少代来关于神灵的传说”、许多“不祥的预兆”、还有那些猜不透的命运之谜……读来也令人感到沉重、悲凉。他的短篇小说《死谜》写一个死者带走的许多秘密，点化出“世上的事情讲到最后，谁也猜不透！”的浩叹。还有《海猿》写预感的准确：“我身上有些古怪的东西，与地下的秘密丝丝缕缕地牵连着”，一句“是祖先的灵魂在地下呼唤我！”足以石破天惊！还有《独臂村长》写一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也笼罩着一层诡秘的氛围――童年遭受过亲人的折磨的创伤记忆、病的神奇、还有大自然的神秘……作家是胶东人，那里近海，因此，那里“不仅巫风仙气浓郁，而且妖异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产生过《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7]，还有当代具有浪漫主义的作家曲波、张炜。他们的作品风格各有千秋，但都富有神秘的意蕴，可见地域风情对文风的神奇影响。

《大国之魂》的感慨

《大国之魂》是当代四川作家邓贤重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远征军悲壮历史的厚重之作。

新时期以来，重新认识历史的思潮也催生了一批正面描写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文学作品，如周梅森的小说《军歌》、《日祭》、张廷竹的小说《六十年旷野》、邓贤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淞沪大抗战》，以及电影《血战台儿庄》等等。其中，邓贤发表于1991年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在展示中国的军魂方面有独到的探索。

那“大国之魂”，是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书中写道：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同洋人打交道，这不仅因为洋人大多盛气凌人态度倨傲，还因为洋人身上时常散发出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羊膻味’”。但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军，他不得不与美国人合作。同时，他显然信心不足，因为他知道政治腐败、部队战斗力差，“恐日症”也像瘟疫一般可怕。而且，“他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袖。一个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国阴魂所缠绕的封建帝王。”――请注意这里的“阴魂”二字！民族魂，有时显示为伟大的凝聚力、创造精神、斗争精神，有时，也常常显示出某些难以根治的“劣根性”。人有二重人格，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讲礼教也多动乱，重情义也常世故，善谋生亦多狡黠，尚勤奋又易腐败……《大国之魂》的一大看点正在于此：还原了民族魂的复杂多变、一言难尽。

那“大国之魂”，也是中国人在苦难中拼命挣扎的力量。中华民族从来就多灾多难，那些绵绵不绝的灾难塑造了中国人能吃苦受罪、能苟活求生、也能拼死抗争的品格。书中对国民党军在同古大战、曼德勒会战中的接连惨败，以及杜聿明军在翻越野人山过程中付出的惨重代价，都进行了笔力遒劲的描绘，从而成功还原了那场战争的惨烈。蒋介石与一心要改造中国军队的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周旋，以及他在开罗会议上表现出的赌博心态，都写出了蒋介石心胸的狭隘与无奈。另一方面，学生军报国热情的高涨、松山战役中国民党官兵的拼死血战、最终惨胜，又的确显示了中国的民族魂。中国人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负、生存的重压，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显得散漫、冷漠、斤斤计较、尔虞我诈，但是，常常在家族危急、民族危亡，或者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出不可思议的抗争精神、拼命激情。《老子》中讲“民不畏死”，《论语》中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中讲“威武不能屈”，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刚强气节。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描绘那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图景时，常常情不自禁流露出对日本民族的复杂情感：他们具有“残忍的民族性格”，同时又“有文化，守纪律，意志坚定，斗志顽强”，“是一个奇特的和充满矛盾的民族”。他们战败以后，也没有忘记埋在中国土地上的亡灵……这样的描写与书中对中国军队素质差的刻画形成了令人难忘的比较。日本是中华民族的世仇。可是日本在实现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这成就中体现出的民族性，却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在中华民族正在迅速崛起的当代，如何正视历史遗留的精神重负，怎样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质，一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因为，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里，民族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实力的竞争，也是人文素质的竞争。

叩问灵魂

让我们回到关于灵魂的话题上来。

当代小说中，不乏描写灵魂不灭的佳作。

例如贾平凹的短篇小说《烟》就从佛教的“神不灭说”、“轮回说”中吸取了创作的灵感，讲述了一个蕴含佛理的“灵魂转世”的故事：七岁的石祥突发烟瘾，恍惚中竟表现出知道前世之事的奇异功能――那是二十年前，他的前身，一个威威武武的山大王，连抽烟也极具神功，能吐出神奇的烟圈套住想暗算自己的对手……故事因此散发出魔幻的烟雾。可他用过的烟斗为什么后来会被他灵魂转世后的替身石祥奇迹般地从人迹不到的险处找到？石祥继承了山大王的烟瘾，却没能继承山大王的美貌和风流。后来，石祥因为战争走入了南疆的石洞，在犯了烟瘾却无烟可吸的难受中，他恍惚梦见了来世：转世成了囚犯……作家通过这个三世轮回的故事表达了这样的佛理：

石祥的灵魂并没有远离了躯体，不，他现在才明白了这并不称作是灵魂的，是应该叫做古赖耶识的怪诞名字的。……当石祥的古赖耶识现在离开了躯体，也才发现满空中到处在游荡着古赖耶识，它只能是同类的一种，再称之为‘石祥的’便是错误了……这些古赖耶识似乎在自身裂变着，同时相互拥挤撞击而上升，已经有很厚很厚的一团聚集 在天之高空了。世界原来究竟就是这些古赖耶识吗？一切都是些古赖耶识在发生着作用吗？它们这么聚集在一团游荡空中，寻找着地面上的似乎有着什么频律相通的东西而附体吗……啊，伟大而神奇的古赖耶识，这无生无灭，无时无空的创造世界的种子，这一次附在了人身上成为人下一次附在了树木之上成为树，如此反复不已就是人世上所说的轮回转世吗？……

古赖耶识，即佛教所谓世界万物的精神本原、含藏一切现实的种子，是个极玄奥极深刻的概念，就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一样。作家努力要使人领悟：烟，其实是人之魂、世界之本的古赖耶识的象征。这个佛理意蕴深厚的故事足以催生读者关于人的本质和世界本原的神秘玄远之思。《烟》发表多年以后，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通过一个在土改中被冤杀的地主西门闹死后在阴曹地府受尽酷刑以后转世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的“还魂”经历，表达了“冤魂不死”的民间信仰，旨趣与贾平凹的《烟》虽然不太，但“轮回”的叙事结构都来自佛教的“轮回观”。

迟子建在中篇小说《原始风景》中有“我不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不愿意相信那种科学地解释自然的说法”的表白，是体现了作家的泛神论世界观的。她多次写灵魂不灭的神奇体验，耐人寻味――如短篇小说《白雪的墓园》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母亲……的左眼里仍然嵌有圆圆的一点红色，就像一颗红豆似的，那是父亲咽气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突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我总觉得那是父亲的灵魂，父亲真会找地方。父亲的灵魂是红色的，我确信他如今栖息在母亲的眼睛里。”还有中篇小说《遥渡相思》中也有“父亲的灵魂是在那个七月的午后飘进家门的”的描写……其实都表达了作家对于已故父亲的无限缅怀之情。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关于尼都萨满给病重的侄女列娜跳神的神奇描写：他通过跳神终于使侄女苏醒了过来，显示了跳神的奇特法力。神秘的是他在跳完神，苏醒过后告诉列娜的母亲，列娜的灵魂已经由一头驯鹿代替，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时，列娜的母亲果然就在门外发现先前还是欢蹦乱跳的小驯鹿已经倒毙。再看尼都萨满，小说中写她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可谓鬼斧神工――当她的身体在雪地奔跑时，她的灵魂却在给孩子喂奶！这样的描写可谓魔幻，却写出了鄂温克人的奇特生命体验，同时给小说平添了异彩。与“人死如灯灭”的唯物主义观念相比，“灵魂不死”的萨满教信念也许能给人更多的安慰和希望。

还应该特别提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多处写到的楚地民间对于灵魂的奇特体验：例如“走鬼亲”条就记录了乡间奇闻：“一个人认出了自己前世的亲人……听说湖南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奇事。”虽然干部奉命戳穿“鬼话”，教育群众，可当事人的体验并不因此化为乌有。尽管作家自道：“我是无神论者。……鬼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也许它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心象……同人们做梦、醉酒、吸毒以后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可那些奇闻仍然给当事人带来了奇特的神秘体验。还有“枫鬼”条由两棵枫树的生命力格外顽强，由此产生了许多的传说。后来公社下令砍树，就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可是树被砍倒以后，附近的几十个村寨就开始流行搔痒症，连医生也治不好，堪称奇闻。作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思考：“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如此看来，韩少功也是一位泛神论者，一位万物有灵的信仰者。这一段泛神论的议论与前面所引那段关于“我是无神论者”的议论，显示了这位湖南作家世界观中的矛盾：一方面，不信鬼神；另一方面，相信万物有灵。思想，就这么奇妙！

我还在阅读中继续留意着与魂灵有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