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的西部记忆

――以《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为考察中心

倪婷婷*

(南京大学 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23)

内容提要：韩秀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聚焦于苦难的叙写与反思。作者以个人化的审视立场，考察个体的不幸与时代、民族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指涉政治专制和文化愚昧的同时，揭示了失去自由的年代人性变异和扭曲的根源，也彰显了生存困境中仍存有的人性光辉。小说内在的张力和内涵的丰富性使之与大多数海外作家大陆生活的回忆文本区别开来。

关键词：韩秀；苦难；记忆

韩秀（TeresaBuczacki）,在中国期间名为赵韫秀，自1982年起用中文写作以来，已出版了30多部作品，包括《折射――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团扇》、《重叠的足迹》、《涛声》、《生命之歌》等。韩秀的大部分作品出版于台湾。201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境内首次推出了她的《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作为《折射》的大陆版，这是她最具影响力的自传性长篇，也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在中国30年的生活经历，“折射”出高度政治化体制下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面影，反映了挣扎在政治漩涡下的年青人多舛的命运和对自由的追求。

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这部自传性长篇，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必定是韩秀传奇的身世经历(熟悉韩秀本人的学者，兴趣则更侧重于她与晚年老舍和赵清阁的交往)。尽管韩秀混血的身份以及她最终回归美国的惊险历程，确实是小说重要的情节线索，也同样是韩秀本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但是，自17岁到29岁，她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中国西部，那份记忆对她来说想必更是刻骨铭心。而在《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主人公插队山西、流放新疆的生活记载占据了整部书稿的大半篇幅，这无疑也表明作者对西部经历在自我塑造中的意义是十分看重的，她在引导读者不要把眼光仅仅停留在自己那张西洋人的面孔上，而希望能真正地聚焦于她的内心，与她一起分享对苦难的理解和对自由的诠释。

韩秀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30年，真正是遍体鳞伤、肝肠寸断。”[1]这30年不堪回首的过往中，她的童年、少年时代尽管因为父亲是“美帝”而饱受冷落和歧视，但在北京的家里毕竟有外婆的呵护，可中学毕业后发配到遥远的西部务农所遭遇到的有形无形的羞辱、恐惧和折磨，才使她真正体会到失去尊严和自由的苦楚，所以，西部记忆构成了她30年中国记忆的主体。十分难得的是，韩秀的西部记忆并不全是她自己个人苦难史的记叙，作为自传性文本，《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除了对主人公身世和经历线索做了必要的交代外，更多的笔墨放在了人物所置身的周遭环境的描写上，这体现了作者为时代和历史作证的意图。她尽可能以个人化的审视立场，去考察个人的不幸与时代、民族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她的笔下，主人公无论是作为北京知青集体中的一员插队到风陵渡北岸的林村大队，还是三年后因“文革”风声紧迫不得不亡命新疆，在大漠边陲的建设兵团生活了九年之久，她所经历的一切尽管与她不寻常的“原罪”相关，但同时更显现了同时代那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共同的命运轨迹。

从《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韩秀着力叙写的是在山西插队时集体户同宿舍的梁宝珍是如何“入境随俗”的，她下乡没到一年就决定嫁给贫协主席的儿子，不在乎那人患有梅毒，也不在乎婚礼上必定要忍极其野蛮的闹房习俗，唯一的理由就是改变厄运，这厄运直接来自父亲是反革命已被镇压的家庭成分；韩秀更不厌其烦地用整节的篇幅讲述了发生在新疆的故事，包括刘马浦的故事、吴月华的故事、小波和他的父母的故事、刘锦坤和男友家栋的故事、老宫和老马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些故事的主角无不被卷进政治的狂风恶浪，最终被吞噬，他们有的直接丢掉了性命，有的则丧失了灵魂。

韩秀用“‘造神运动’中的冤魂”来形容吴月华，她因为被人诬告把“宝像”夹入厕纸中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上诉四次被驳回，绝望中上吊身亡。作为无辜者，吴月华的结局令人唏嘘同情，让读者油然产生对荒谬的个人崇拜社会的愤懑。但不仅于此，同时韩秀还特别警醒大家去思考悲剧的深层动因，她刻画了那些嫁祸于人的积极分子和告密者的言行，虽然不过是三言两语的勾勒，却更具震撼的效果。这些以“革命”的名义随意发泄“革命义愤”的积极分子要将吴月华置之死地，原来只是因为吴月华“希望工余时间能看一点书”，而她的那些积极分子同伴却和男友们在不隔音的宿舍小间里发出种种声响，吴月华说了几句她们不爱听的话，这轻微的抗议竟然导致这些“革命同志”上下联手，最终让吴月华“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闭上了嘴”。吴月华的惨死固然是悲剧，而诬告她的那些同样来自上海的女孩们良知丧尽而沦为刽子手和杀人帮凶，何尝不是更大的悲剧。由无止境地审查、批斗、揭发而组成的日常生活现实扭曲了正常的人性，同时也激发并助长了人性恶的无限膨胀。韩秀一方面不忘深究造成无辜者被害的政治极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大胆拷问了人性的残缺和阴暗，她的关注点虽然集中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面，但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指向了对蒙昧时代中人性丑恶的鞭挞，显示了韩秀对那个失去了自由的年代人性变异及其有限性的深层反思。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与1980年代以来在海外出版的许多以回忆1949年后中国大陆生活为主体的文本大体上属于一个类别，但韩秀的态度至少与写了《上海的生与死》的郑念、写了《鸿》的张戎等有着一些差异。海外自传性小说的作者，除了写《龙村》的陈元珍等少数人，大都热衷于铺陈自己或家人在大陆尤其是“文革”时期所遭遇的惨痛经历，浓墨重彩地去描画一个阴森森鬼魅横行的世界。对作者而言，将内心的伤痛诉诸文字，首先满足了自我疗伤的需求，同时也契合了政治控诉的意图功能；而对世人来说，这些文本即便是全景暴露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残酷黑暗，却也不乏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自身的意义。但是，由于作者控诉的意图有时逾越了艺术的控制，人物所有的经历和人际关系都如同梦魇，文本中也自然流露出浓重的仇怨和虚无情绪，再加上这些文本大多用非中文写成并出版，接受对像明显以西方读者群为主，因此，在一些国内读者的眼里，它们就难免“妖魔化中国”的嫌疑，甚至有人为这些海外出版的自传性小说扣上了“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的帽子[2]。虽然这种指责同样是情绪化的，也引发了争议，但一些作者回顾大陆经历时所持的非理性态度，以及缺乏足够的历史反思和人性挖掘所导致的艺术粗陋仍然难逃诟病。

韩秀的《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的写作同样不乏“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的疗伤动机，但她却很清醒地意识到个人苦难和民族灾难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一个伟大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占相当地位的民族所受遭受的浩劫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笔墨难以书尽的”[3]。在这样的前提下，韩秀最关心的是历史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和情感。历史被践踏、人格被侮辱的伤痛固然会永远保留在记忆里，而非人的岁月里也仍然可以感受到的普通人对真善美的向往，而困境中人与人之间哪怕最寻常不过的援手和扶助，何尝不是韩秀弥足珍贵的人生财富，它们虽然跌落在无边的尘埃里，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活得强悍的”韩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因此，在《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韩秀也尽情地展示了她的真诚和热情，向读者一一叙述了她曾经感受到的人间的爱与温暖。她回忆插队林村时在婶子、大娘热乎乎的炕头上听无数知疼知热的暖心话，感受到她们善良美好的心田；感激19岁时认识了一位戴着右派帽子的“老运动员”，正是他告诫自己须收敛锋芒，使她在以后危机四伏的社会能立足存身。而1966年盛夏“文革”高潮中老县长顶着压力为处境危险的韩秀开出“支边建设”证明，帮她顺利地逃至新疆，这位老县长恐怕是韩秀要用一生去感恩的人。新疆叙事中，韩秀着力凸显的则是主人公与当地维吾尔族人的友情。兵团战士的她羡慕维吾尔人的美丽打扮和舞蹈天赋，欣赏他们虔诚、淳朴的天性和对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自觉维护，而她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让他们对这个长相不同常人的女孩产生好感，当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彼此的尊重所带来的相互信任。韩秀在《火》这一节里戏剧性地演绎了主人公在她的维族学生阿孜木的救援下，得以从重病和烈日下捡回性命的故事。相对于那些残酷事件的叙写，《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对于爱、美和温情气氛的渲染，或者只是点滴发现，也都显现了韩秀挖掘并彰显人性之善的努力，这与她对黑暗专制的批判、对人性弊病的揭露有着同样的感染力度。在这个层面上，韩秀的自传性小说与大多数海外出版的以回忆大陆生活为主的文本有所区别。

韩秀曾感慨：“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4]西部记忆的惨痛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韩秀认为：“于许多写手而言，将内心的呼喊或是心绪的低回倾注于文字是一种必要。甚而，是写手存活的部分意义，或全部意义。”[5]但是，韩秀在回顾历史时，她为自己作为幸存者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显然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开始中文写作时，她为自己能在可以自由思考、自由发表和出版的环境中感到庆幸，而同时也知道，个人伤痛的咀嚼和自我怜悯尽管是同类自传性文本作者最常见的选择，但并不妨碍自己有更高的追求：“人类的苦难与悲欢离合，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所最应重视的。当作者经历过许多事件之后，已经不会把个人的苦难，当成写作的源头；而是把心胸敞开，关怀人类的苦难。”[6]韩秀回归美国后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了解并感受人类的疾苦，譬如在希腊她目睹了当时科索沃战乱中普通平民的不幸，对人为的战争灾难深有感触。她注意到，无论善恶尊卑，太阳一律给予宽容和爱护，所以她说，“我从阿波罗那学会如何消弭仇恨”[7]。正是因为走出了仇恨的阴影，韩秀才会在《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那么自然地赞自然，赞美温情，赞美坚贞的爱和不屈的生命。韩秀反对冤冤相报，不认同自诩为正义的复仇者的那种情愫，但这种消弭仇恨的态度并不表明她模糊了是非价值立场，任何人若没有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概念，她都会径直表示她的遗憾和愤慨。《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记忆是韩秀尽自己所能关注更广大人群的苦难的开端，也是她借此关注人类生存境遇和永恒命运的尝试，她真诚而节制的文笔，让读者领略了一个真正的作家难能可贵的胸怀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