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当代文学史著作系列述评

傅修海*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内容摘要：古远清多达六种八本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既是视野开阔的华文文学学者新鲜泼辣的文艺私见，也是精彩纷呈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复杂生态的原初呈览。他有着自己“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史地图”的文学史视野，强调私家治史，其文学史述有着坚执的民族立场、泼辣的私家文学史观、新鲜细致的文学史料观和两不偏废的文学史写作伦理四方面特征，是“存真”与“知真”并重的当下文学史写作。

关键词：古远清；当代文学史；存真/知真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纷扰百年，每每政权更替、话筒轮传，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重写，一种“热”的文学史写法，“解释性的写法”[1]。而古远清多达六种八本的当代文学史著述系列[2]，既是视野开阔的华文文学学者新鲜泼辣的文艺私见，也是精彩纷呈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复杂生态的原初呈览，当然也不外是文学史的一种“热”写作――趁热打铁的写作。

一、古远清的文学史视野

古远清的文学史著述，是有着自己的文学史地图规划的，那就是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史地图。正因为如此，古远清的当代文学史著述系列，也就很明显埋伏着一条贯串“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观”的主线。

按照古远清文学史著述出版时间的先后，从《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到《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再到《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观”；从《台湾当代新诗史》到《香港当代新诗史》，再加上《中国大陆新诗史》，则成了他关于新诗的“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观”。再有《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从陆台港到世界华文文学》，也是关于华文文学关系研究构想的“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观”。

“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史”地图的规划，当然不仅是文学地理学的考量，也是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坚持。古远清是一个有着明确而坚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文学史家，选择并坚持“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学史”地图，在他看来，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的民族文化道义与感情立场。这种一个中国的文化视野与地理情结，不仅使得古远清的文学史著述不会落入就边缘写边缘、就香港写香港、就台湾写台湾的局促，也使得他的文学史写作没有过多陷入以文学促统战、以文学为统战的僭越与枝蔓。基于这两种常见的“两岸三地文学史写作”的高风险规避，古远清文学史著述获得了一种超越地域、超越现实功利的品格。古远清认为：“文学史有两种：一是教材型的，偏重知识的传授，求全、求稳是其特点；二是学术型的，自成一家之言，观点未必与流行见解一致，在庙堂中人看来不是片面就是不稳妥，但却能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我追求的是后一种风格。”[3]

古远清先生的文学史著述的文学史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和包容的，即坚持显微镜、后视镜和望远镜相结合的文学生态观察视野：既有显微镜似的刨根究底，也有后视镜般的瞬时观察，更有望远镜一样的纵横捭阖。这种文学史视野，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有融入港台进行亲身体察文学现场的诸多便利，也源于他敢于闯荡文坛是非场的勇气和智慧，更得益于他本人历经社会人生风雨而练就的文事剖析能力。其文学史著述，为中国文学史保留多样态的写作与观察视角，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古远清文学史著述的特征

    古远清是一个特别强调私家治史的文学史家。他的文学史著述已经粗略在文学史立场、文学史观、文学史写作风格品格上别具一格了。概而言之，可称为坚执的民族立场、泼辣的私家文学史观、新鲜细致的文学史料观和两不偏废的文学史写作伦理四个方面。

1、坚执的民族立场

任何历史的写作都是有立场的，是“制度规约下的文学史写作”[4]，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远清的文学史著述同样不能自外于此，他自己也明白写文学史得受现行制度的规范。

实际上，更重要的政治，在古远清看来，是他坚执明确的民族立场。正如他在谈论其《台湾新诗史》时所说的：“我这本书只是大陆观点、大陆立场。‘一个中国’就更不用讲了。”[5]《台湾当代新诗史》之所以会有如此漫溢的政治“立场定位”，其实并不是因为政党政治，而是因为事关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色彩，不如说是一种坚执的民族立场。这恰恰是古远清文学史著述一以贯之的写作原则和基本特征之一。

2、泼辣的私家文学史观

长期的当代文学专题史的研究，在古远清而言，写作的动力不是因为工作岗位的科研压力，更多的是一种有话要说的文学史家的“立言”冲动，都是属于无任何编写组、由个人单独撰写的当代文学分类史。古远清把自己的追求定位为“私家治史”。这种个人化写作尽管不但是一个矛盾，而且有时还被这矛盾折磨得很痛苦。但这痛苦的结晶，倒是让他在纷纭烦扰的文学史写作大潮中独树一帜，推出一系列饱含新鲜泼辣的文艺私见的专题文学史著述，具有错彩镂金般的个人判断和充满着文坛人事动态和争辩风云的现场感受。如果说文学史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纲纲条条的结论和大判断，那么古远清这些著述里充满人情世故的文坛观察、那些不乏偏颇的个人性的小结论，对他人了解这个时代驳杂纠缠的文学场态，或许是很有意义的参考。

    古远清文艺私见的新鲜泼辣，并不是一味追新，还包括他敢于做翻案文章，敢于掘文墓。这一点不仅已经在著名的“古远清咬嚼余秋雨案”中已是众人皆知，在其文学专题史的写作中也不乏例子，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重要理论家，就大胆地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3、新鲜细致的文学史料观

写当代文学的专题史，较之写当代文学史还要有资讯意识。分类越细，资料就越是千头万绪，特别是涉及到文学圈里最有个性的诗人和批评家，则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远清的专题文学史著述偏偏多是“新诗史”和“批评史”，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掌握有比他人新鲜细致的文学史料，当然也包括相关的文学人事动态与纷争信息。

因此，古远清的文学史专题著述在文学史料观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新鲜。新鲜不一定就是最新发生，还包括少为人知的史料。这一点，在读其《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时颇有惊喜连连的感慨。例如该书论及的黄继持先生，写过一篇论鲁迅文艺思想的有名论文，还曾作为内部资料转载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办的《文学研究动态》中。此文所论相当深刻，甚至引起当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高度注意。有意思的是，与黄继持先生这篇宏文类似的大陆相关论述汗牛充栋，就是罕见有人引用过这文字。[6]

古远清的文学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便是资料淹博。这当然是以其较他人更为便利得多的港澳台往来和他极为丰富的资料收藏为基础的，尤其是他那间人见人叹的“古书屋”。古远清说：“有一点我很自信，书中某些材料连台湾当地评论家也未必知道。”[7]

4、两不偏废的文学史写作伦理

古远清贯彻的是“两不偏废的文学史写作伦理”。正是本着这种辨证的写作伦理，他坚持“当代文学可以写史，只不过这‘史’不具有经典性，因此，我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写法上每节字数不要求统一，依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处理。认为凡文学现象必须经过时间筛选才能写史，这是片面的。时间的筛选固然是最公正的，可文学史家的整理与确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且应看作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8]

人与文两不偏废的例子，在古远清的专题文学史写作中数不胜数。如对“纪弦是‘文化汉奸’”一案的剖析和挖掘。不可否认，文学史的叙述总是有其洞察与盲视之处，但古远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写文学史不一定要得到被评对象的认可，应允许史家有不同看法。”[9]

三、“古远清现象”反思

学界所谓“古远清现象”，最初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湖北评论家对古远清从事文学专题史写作硕果累累的一种概括，大概是指他的学术专著写得快，出得快（不要钱的），影响大。当然也不无戏谑其“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写作速度的意思[10]。倘若不虑及过多的牵绊，但就文学史写作“为何”与“如何”的意义上来考量，古远清的专题文学史写作现象与价值，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为何写史？就当代文学的专题史而言，古远清的写作显然存在一个“存真”与“知真”的权衡、取舍的问题。“存真”意义上的当下文学史，作者能作的，自然是尽可能穷搜博览各种渠道、形式、立场和类别的史料，以资讯史料的丰瞻详尽为首要目的。“求真”意义上的当下文学史，对作者的考验不仅仅是史料的掌握，还包括史学识见的高度、问题真义洞见的深度和学术品格的硬度。这对于香港、台湾地区的当下诗歌史和批评史的考察而言，就一个内地学者来说在目前的语境下，无疑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如此，当代尤其是当下文学专题史的写作就是难能可贵的一项事业。

要为当下正在发生或发生不久的文学专题写史，既要“存真”也要“求真”，这样的文学史著述该如何写呢？我认为古远清的系列专题史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教益，那就是：一方面，以文学史料的丰瞻来“存真”，从而获得一种文学史在场的现场感；另一方面，以尽可能辨证客观的学术态度来“求真”，从而争取一种理性探究的可信度；再者，还应该保有一种当下人写当下史的历史敬畏感，进而让自己的书写有一点伦理分寸感。

瑕不掩瑜，古远清的文学专题史著述，的确存在一些可以讨论和需要精进的问题，可以切磋。至于近乎无聊的人身攻击，也是兹不赘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