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综述

陈树萍[1]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叙事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上的进步：一是回眸八十、九十年代的“文革”叙事，对其间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后来者”的学理性再评价；二是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作进行及时批评，尤其是对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创作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尚可以在散文、中短篇小说以及海外“文革”叙事的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拓展。

关键词：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综述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对“文革”的控诉开始，不仅为疗治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找到了突破口，而且铸造了一个重要的叙事之井。为了研究课题的集中，本文暂时搁置电影叙事研究，而专注分析建立在小说与散文叙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这次综述的对象是2000年以来的对“文革”叙事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对2000年以前的“文革”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伤痕”、“反思”、“知青”文学等的再研究。二是对2000年以后的“文革”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表现在对《启蒙时代》、《坚硬如水》、《兄弟》、《致一九七五》、《扎根》等新世纪“文革”叙事文本的批评上。

一、   重返1980年代及其他

也许是世纪交替的缘故，研究者对1980年代文学的中兴与1990年代文学的演变分化产生了强烈的回顾与反思之意。对新时期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状况进行清点与再审视被认为是必要之举：“我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工作,挖掘在八十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遗失、压抑或被扭曲的一些元素,重现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2]对与“文革”叙事密切相关的“伤痕”、“反思”、“知青”文学等潮流进行重新观照自然成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重要构成部分。相关研究从宏观层面与作品新解两个方向展开，互为支撑，为重新评价1980年代的文学提供了基石。

1、宏观研究成果综述

就宏观研究而言，许子东在2000年出版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是一部重返新时期“文革”叙事的代表之作，更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论著。许著采取了文本抽样的方法，分析基本涵盖了“文革”后20余年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充分而合理的文本选择基础上，该著对“文革灾难”发生前后四个阶段――起因与前兆、灾难降临的方式、灾难中的拯救、灾难后的反思与忏悔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这部明显采用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论著总结出了新时期对文革进行叙述的四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类型：契合大众通俗趣味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气质的“荒诞叙述”；“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3]与其他单篇论述相比，这部论著通过有规模的集中梳理与归纳，探讨了“文革”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

在对“文革”叙事进行整体观照时，陈思和从叙事风格的转变方面入手，将30余年的“文革”书写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伤痕文学”，其记忆特点是忏悔；二是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文革”叙事，其记忆特点是怪诞。陈思和认为“忏悔与怪诞，已经逼近了‘文革’时代的精神特征，而且，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在新世纪以来，‘文革’记忆通过三部卓越的长篇小说――胡廷楣的《生逢1966》，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几乎是连环式地对这个主题进行新的开拓。”[4]相对于许子东的细致分类，陈思和的两分法主要是抓住文本的精神特质并结合“文革”叙事的发展进程作出简洁而有魄力的判断。

相对于许子东的纯粹学理型分析而言，郭小东对“知青文学”的关注富有个人特质。在有关“文革”的叙事中，知青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一书中，郭小东注重知青文学的历史延续性，将知青文学的发生时间拓展至“文革”之前的1960年代初期，注意到“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的知青写作。在此基础上，他将“知青文学”分为知青时期文学、知青追忆文学、知青后文学三个阶段与形态。此外，他对知青文学中的另类书写如李剑的《醉入花丛》、刘醒龙的《大树还小》等作给予了特别关注。[5]

在如何重新评价“伤痕”与“反思”文学时，有学者认为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伤痕文学”概念,使之适用于一个更长的文学时段。“至少可以覆盖整个‘新时期文学’阶段。”[6]程光炜认为“伤痕”是“文革”之后新文学获得合法化的途径。[7]王一川则将“伤痕文学”归纳为三种体验类型：惊羡型文本、感愤型文本、回瞥型文本，指出：“社会修辞能量在这三类文本中依次递减,即惊羡型文本的社会修辞能量最大,其次是感愤型文本,最弱的是回瞥型文本。而从文学的审美价值维度看,这三类文本的价值却相反依次递增。”[8]该分类对“伤痕文学”之所以产生巨大社会效应之原由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有学者则从文本所传递出“历史之痛”来寻求“伤痕”小说个人化叙事与集体性宏大叙事之间的密切关联：“‘伤痕’小说本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历史之痛叙述，除了这种痛苦的公共性之外，又由于对于历史感的关注，结果更加成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宏大叙述。”[9]

在论及“伤痕文学”的局限性及其原因时，程光炜与何言宏从不同的路径表达了一种持续而深入的思考。程光炜认为“十七年文学”是“伤痕文学”重要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这让“伤痕文学”不能挣脱“十七年文学”的诸多观念。另外,“问题意识”是“伤痕文学”的立足基点，一旦其所干预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伤痕文学”的持续发展便会出现障碍。[10]何言宏则从社会政治视角切入，通过对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以及新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反左”的确立等方面的剖析，指出“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趋同与裂隙。[11]在分析“文革”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时，何言宏对“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反封建”与“人道主义”两个话语进行了全面而特别的探讨。[12]在充分肯定“伤痕”、“反思”小说中的人道主义话语对政治的突破力量之时，他更为深刻地分析了其局限造成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要求这种企图“突围”的人道主义话语仍然应属“革命话语”，偶有突破便招来“清污”之举；二是就作家主体而言,由于许多作家(包括“右派作家”)具有坚定的“革命认同”,因此“话语突围”的深度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13]。

2、作品新解之综述

在重返1980年代文学现场的启示下，诸多“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被重新打量与评价，在检阅了这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对“伤痕”、“反思”等潮流中的代表作进行再审视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冷热不均”现象，像《班主任》、《伤痕》这样的标志性作品成为评论者重新审视的焦点，而像《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则几乎被遗忘。

在重评《班主任》时，程光炜将之与《晚霞消失的时候》进行了比较，指出“伤痕文学”在发生之初便已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成规”：“因为在当时,任何‘怪异’的题材和文学叙述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一定程度上,从《班主任》的‘历史机遇’中,人们进一步看清楚了当时文坛对文学作品的‘筛选’过程和操作程序,由此还可以加深对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在与‘主流叙述’新型的‘交流’关系中自我建构方式和特点的认识。”[14]

在重读《伤痕》等作品时，吴炫等以“否定主义文艺学”的“个体化理解”为尺度,指出了《伤痕》的局限性：“就政治写政治,就政治情感写政治情感,整体上是依附于政治的……其反思就不可能触及体制乃至文化上的问题,因为后者已经不仅仅是‘伤痕’问题。以此为目的,这篇小说说出的只是一个人性化的政治,因此小说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发挥的是政治性的影响。”[15]

对《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依附于政治话语而产生的局限性的强调，是回望反观“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已成为诸多研究者的出发点。[16]在今天看来，《班主任》、《伤痕》的局限性正是当时两部作品走红之关键。当年在《文汇报》签发《伤痕》的老编辑回忆了前后经过：“我被小说的‘伤痕’深深感染了。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是当时的中青年和老年人都十分熟悉的。我考虑，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战役，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的思想理论根源，肃清‘四人帮’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发表小说《伤痕》无疑将对推动这一斗争深人展开有帮助。我认真思考后，决定发表这篇小说，并签下‘阅发’和自己的名字。”“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17]洪泽的认可为《伤痕》的发表提供了有力保证。马达的回忆应证了今天的学理判断。

与年轻的“伤痕文学”作者不同，“右派”经历让张贤亮饱尝人世辛酸，但他并没有沉溺于苦难的控诉，而是在创作中呈现出“苦难神圣化”倾向，有学者对此做出新解：“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苦难神圣化倾向实质上是作家的一种隐蔽的忏悔行为，也就是作家潜意识中因弑父欲念而酿成的忏悔情结的特别表演。”[18]此外，张贤亮小说中的“性话语”也是他特立于1980年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标志。南帆对此有恰当定位：“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八十年代最为著名的中国小说……这两部小说的震撼在于，打破了持续己久的禁欲主义气氛，坦称肉体之躯包含了性。至少在当时，‘性’还是公众舆论之中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张贤亮充当了盗火者的角色。”[19]

巴金及其《随想录》一直是研究者关注与思考的重要对象。《随想录》的反思与忏悔意识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有人指出，《随想录》并未能超越《寒夜》的思想高度，是在《家》的基础上做了一次回旋性徘徊。[20]有论者甚至以“意识形态粉饰下的平庸”评价《随想录》。[21]与之相反，周立民则从痛切的情感记忆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等方面为《随想录》辩护。[22]胡景敏则直接针对批评者的观点展开批驳：“它与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存在某种方向上的一致性,但更多却表现为思想表达的个人异质性。作为个体思考的文学表述,其中有些篇章在美学特征上确有瑕疵,但是其中的精粹之作却也达到了可以流传的艺术水准。”[23]

3、王小波、王朔之“文革”叙事研究

1990年代的“文革”叙事虽不像1980年代早期那样有潮流与作家群体感,但是以王小波、王朔为代表的叙述者开拓了已有的“文革”叙述疆域。“文革”叙事开始呈现出放纵与游戏的快乐感，陈思和将之命名为“怪诞叙事”并认为王小波是1990年代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24]

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王小波始终坚守其独立表达的基本立场。在意外去世前两个月，其作品刚刚由寂寞状态转成热销。在其去世之后，王小波立刻成为众人争说的对象。《黄金时代》一直是评说的重点，“性”与“政治”则是进入《黄金时代》的常见视角。“王小波写的是‘性’，更是反对戕害人性、弘扬自由的“身体政治”，他反对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治制度，而是制度背后敌视个性、无视正常人性，妄图主宰世界、随意安排芸芸众生的吃喝拉撒和思想灵魂的意识形态。”[25]也有研究者注意到《黄金时代》与其他知青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知青小说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设定在启蒙话语的框架里，虽然对历史充满着批判的激情，但这种批判并不会否定原有的秩序，在思维方式上与所批判的对象是采用的同一种思想武器，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过是站在正方还是站在反方的区别而已……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一上来就以革命性的方式摧毁了既定的秩序，这就是小说中的王二所采取的彻底颠覆的思维方式。”[26]相对而言，赵毅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学说来研究《黄金时代》的叙事，并将之修正为“全否定型”的符号方阵。在方阵分析之后，他指出“我们体验到的文革酷行，完全无法写成如此酒神式狂欢叙述。王小波把文革写得如此轻松，完全是扭曲历史。”因此，究其实，“王小波写的是讽喻小说:他讽喻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中藏得很深的一些东西。”“指向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实实在在的更残酷暴力，即话语控制权。”[27]

王朔从1980年代开始写作，在1990年代大获成功，被视为市民精神文化的一个标志[28]，成为分析大众文化的极佳代表人物[29]。王朔的“红小兵”身份及其在“文革”中的见闻滋养了另类叙事风格，但是他也不能完全与红色美学断裂。王一川注意到了王朔的特殊传承：“王朔只能作为旁观者在想像或模拟中参加‘文革，成为想像的革命者……王朔比起张承志等红卫兵兄长来，就具有了两方面的独特的代际特征：一方面，他能以更清醒的旁观者姿态对革命作比它的现实状况更抽象、激进、乐观和完美的理解，……另一方面，当‘文革’成为过去并且日益暴露出它那与理想相背离的残酷甚至血腥实际时，他由于未能像红卫兵兄长那样实际地亲历革命的残酷和惨痛一面，因而可能更有理由在想像中缅怀那个只有这类旁观者才能体验到的‘阳光灿烂’。这就难免留下一个伏笔：他可能往往以被反叛的对象的方式去反叛对象，因而无法真正地与对象实现彻底的决裂。[30]有研究者在分析王朔小说的美学时指出：“‘文革’集体狂欢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已深入到他骨髓中,影响到其认知、判断和价值取舍,并使其小说的美学构成映衬着‘文革’的烙印。”[31]

就王小波与王朔的创作而言，研究者常常将王朔与王小波相提并论，但二者差异明显，“王小波与王朔有天壤之别。王小波的作品是先创造而后流行的；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制造的。因此王朔、或王朔一族必然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并事实上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的主流制造者之一；而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了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钟爱。”[32]

二、 与新世纪“文革”叙事同行的文学批评

新世纪以来渐趋多元的价值立场导致了创作的多元倾向。言说空间的扩展与文学自主性的加强都有益于“文革”叙事的丰富，而对于国民“健忘”的警惕与延续民族集体记忆之责任的自觉承担让作家们自觉回望“文革”。新的“文革”叙事文本不断出现，相关研究以及时的批评为主，创作与批评研究一路同行。在此相伴相生的过程中，宏观研究较少，作家作品研究为多，其中，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新作尤受关注。

1、对新世纪“文革”叙事的综合性研究。

在“无名”的时代里，没有了惹眼的文学流派与思潮，唯有各自为阵的作家与作品，因此以几部有代表的文本为研究基础，总结这几部文本所反映出的新叙事问题是新世纪“文革”叙事综合研究的主要方式。

周景雷将新世纪以来的《启蒙时代》、《后悔录》等称之为“新伤痕小说”，认为“在冷峻的幽默和个人的夸夸其谈上,《后悔录》、《兄弟》和《启蒙时代》中表现了无比的先锋性。在他们的叙述中,往往不顾及历史的可能性和细节的真实性,只要能够用来表现主人公们与时代政治的距离,只要能够证明他们与时代须臾不可偏离的纠缠,都会被他们用来阐释他们所认定的历史和政治。而恰恰是这一点,与伤痕小说比较起来,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庸常的真实性。”[33]张志忠以世纪之交的《狂欢的季节》、《坚硬如水》、《蒙昧》、《大浴女》等为研究对象，归纳出这些文本“从狂欢到救赎”的叙述思路。他认为“拷问灵魂,成为一批中青年作家共有的创作趋向” [34]与其他研究者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推崇与运用有所区别的是，张志忠表现出对全盘移植“狂欢”话语的警惕，他认为“狂欢”话语是由于“文革”与中世纪欧洲不同的生存状态而导致的相反精神指向。此外，他对作品中的“反思与忏悔”始终不能满意，认为即便是优秀如《大浴女》这样的文本也存在主人公原罪意识的狭隘与自私之障碍。[35]张景兰通过对《狗仔一九六六年咬谁》、《蒙昧》等文本的分析，指出新世纪以来“文革”叙事借助自审式叙述追求更为深邃的历史批判之目标。[36]李显鸿则借用杰姆逊的“文化”定义，认为“‘文革’题材小说的文化叙事大致反向地呈现了杰姆逊的‘文化’定义:新时期初期的‘文革’叙事中文化元素的存在更多是‘装饰性’的,是为政治叙事服务的；80年代中后期直至90年代,‘文革’叙事出现一批以生活为本源的小说文本；新世纪以来,‘文革’叙事又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转向。”他认为在此过程中“文革”叙事呈现出从表层到本源再到深层的叙事转向。[37]陈树萍则认为2000年以来的“文革”叙事在延续“伤痕”、“反思”式写作传统的同时，又呈现出思想写作、怪诞写作与回忆抒情型写作三种倾向。三种倾向又分别指向青年启蒙思想资源的分析、先锋精神的延续与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等三个维度，这是对“文革”叙事的深化与突破。[38]

2、关于《兄弟》的批评。

经过十年沉默而在2005年以《兄弟》重返长篇小说领地的余华显然有着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余华坦陈上下两部的代际区别：“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39]为了实现这个预设，余华以粗鄙叙事实现了自身的转变，但这并不能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甚至招致了更多的反对。对《兄弟》的批评从其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不绝于耳。这种批评状态反映出《兄弟》的复杂性。有论者敏锐地意识到《兄弟（上）》已经显示出叙事的难度与强度，指出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兄弟》的特别即在于余华似乎融合了自己20余年的小说创作,融合的结果则是荒诞与严肃并存,悲剧与喜剧交集,血腥与温情同在, 造成了‘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阅读效果。”[40]从学术期刊网索引统计来看，在短短的5年中有200余篇有关《兄弟》的论文。可见，《兄弟》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评论界不得不关注的骄子。从媒体批评到学院批评，褒扬与贬斥的两大阵营渐趋分明，这以“复旦的声音”及其反对者为代表。赞与贬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兄弟》所呈现出的粗鄙叙事之倾向。

“复旦的声音”以陈思和、郜元宝、栾梅建、张新颖等人的相关文章为主。陈思和特别注意到余华对非正统的审美传统的延续，认为这是巴赫金曾提及的“怪诞”喜剧传统。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李光头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赖流氓，而是一个“民间英雄”。 [41]在“民间”与“怪诞现实主义”的双重视域中，陈思和对《兄弟》的隐形文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李光头在《兄弟》中处于无意识的复仇境地，他从“民间自在”的意义上高度肯定了《兄弟》的粗鄙叙事：“只要我们撇开当下弥漫在都市文学中的所谓“小资”文化，真实地关心一下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的趣味所在，我们就不难理解，民间叙事的粗鄙修辞正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表达方式。”[42]张新颖、刘志荣强调《兄弟》“这个作品有一个对狭隘的‘文学’观念的‘冒犯’”。[43]栾梅建则将《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提并论，寻绎《兄弟》的优秀之处：“余华触摸到了活生生的裂变中的现实，而我们的批评家则是坐在温暖的书房里畅想着文学的神圣与理想。而且，《兄弟》中被评论家们所反复诟病的肮脏、残酷、恶俗，其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映现着作者强烈的批判锋芒。”[44]

“复旦的声音”基本立场的趋同让反对者的批评也趋于一致：异口同声地否定《兄弟》粗鄙叙事的意义，拒绝将之与《巨人传》等作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之视为学院派批评的症结：“学院派批评的致命症结除了丧失批评底线伦理之外,更在理论过剩,或者准确地说伪理论、假理论太多。表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就是与作品无关的胡说八道急剧增多,而且已经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表征。更可怕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坛,文学批评几乎已经被学院派垄断,表扬与自我表扬成了文坛的主要特色。”[45]张丽军在对“复旦的声音”表示不满之外还认为通过《兄弟》可以发现，“一套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版、批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思维已经明晰显现出来。[46]

3、关于《启蒙时代》的批评。

王安忆凭借《启蒙时代》一书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充分肯定了《启蒙时代》的创作意义：“王安忆坚持在精神的挫败中积攒勇气,在僵硬的政治伦理中寻找柔情,在诛心的年代里发现润泽心灵的事物,并有力地重申了理性精神在文学写作里的庄严价值。”[47]就王安忆的创作历程而言，《启蒙时代》是《长恨歌》之后的重要作品。作者本人显然也有意借助这部作品重返精神向度的追寻，她在访谈中坦承写这部作品是因为有一种“想写一个大的东西”的欲望，“从《长恨歌》过来，好像在外面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个人经验。从《纪实与虚构》之后，我基本就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保持距离了。”[48]出于对《启蒙时代》的重视，王安忆曾在多个场合表明自己的创作立场与动机，这些言论被结集于《对话启蒙时代》一书，包括对话、座谈与讨论等内容。[49]这是王安忆创作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新作诞生不久就满怀着诉说的冲动并将之结集，也许是因为害怕被批评家误读吧？其实，有见地的评论家总能精心捕捉她的创作动机：“我想把它看作是作家的一次冒险行动:即重返精神之塔的行动。”“作家大约是想追问:在最疯狂的时代里,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究竟是怎样慢慢地滋生和培养的,而培养理性的教育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抵制时代的疯狂主潮的。”[50]

《启蒙时代》的思想追寻是其备受瞩目的原因。王尧认为《启蒙时代》将“文革”不是当作政治社会事件，而是一个思想事件来叙述，这是小说的深度也是其阅读的难度：“叙述一个‘思想事件’,这不仅对王安忆,而且对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一次大的挑战。所以,《启蒙时代》和王安忆之前的小说写法不同,她仍然细腻丰富,但是这部小说呈现的‘革命者’的思想肌理,这对阅读者的耐心程度无疑是个考验。”[51]张旭东认为《启蒙时代》具有针对当下时代的精神气质：“《启蒙时代》这部作品的‘政治无意识’,正在于通过对文革一代的集体成长史中的精神张力和矛盾的“虚构”,将我们当今所处时代自身的过渡性质、不确定性和矛盾再现出来。”[52]

相对于多数批评者的赞成与肯定，张志忠则对《启蒙时代》误读、改写马克斯的经典作品表示不认同，并进而对王安忆的创作心态进行批评：“与《启蒙时代》出现的误读相关联，王安忆创作中存在两种值得关注和推敲的心态:其一，是通过舒拉表达出来的对于激进年代的羡慕和向往(我称其为“红小兵”心态)，其二是对于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羡慕和认同。这两种羡慕都缺少足够的理性思考。[53]

4、关于《坚硬如水》的批评。

《坚硬如水》在“文革”叙事中所呈现出的狂欢化叙事特征以及所探索的性欲与革命等问题是评论者关注的重点。汪政、晓华认为《坚硬如水》是“在泛政治的理解上来演绎文革政治”，指出文本的悲、喜剧因素交织的特殊状态：“它超出了一般人的审美期待，与《中*****》等作品相比，它提供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从艺术真实的角度讲，作品并未改变文革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个人性的，但对待这一悲剧的方式却是喜剧性的，阎连科摆脱了道德审判的惯例，从而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审美境界。”[54]张学昕等人则在“革命叙事”的传统中发现《坚硬如水》的突破性：“对文革进行了原始与野性的再现，把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的癫狂与痴迷和对革命的高度崇拜及原始情欲都建立在文革的荒诞上……小说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颠覆曾由革命与爱情建构起来的政治理性结构及其夸张叙事。”[55]陈晓兰则借助“变态心理”这一视角发掘出《坚硬如水》的写作意义：“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某种意义上已经触及到了潜藏在文化大革命背后的人的变态心理和非理性因素对于‘革命’的影响，为我们对那一场浩劫的解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56]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陈思和从“恶魔性因素”这个概念出发，寻找《坚硬如水》的特异之处。他认为这部小说并非现实主义之作，在分析了“恶魔性因素”的世界渊源与阎连科自身的创作流变之后，他认为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出现了飞跃：“他不再是小打小闹地对现实进行温和讽刺，却能大气磅礴地从人性深处展示出文革时代的致命的精神要害。”但陈思和并不认为这是文学的最高理性，而是由《坚硬如水》发现历史反思的限度：“当文革叙述从忏悔言说到恶魔性的言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像蒂里希那样，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这种恶魔性因素的种子和起源？我们轻易回避甚至拒绝讨论文革那样严肃的问题，把它与我们的今天隔绝起来。隔绝的结果是不仅忽视了恶魔性存在的现实反而连同包容恶魔性的文化传统也一起丢弃。”[57]同样的担忧出现在更年轻的批评者心里：“但遗憾的是，作者似乎一开始就身不由己地偏离了自己的写作意图，从而使我们的阅读也裂缝丛生。因为来自‘地上’的声音太过强硬与霸道,粗暴地扰乱和模糊了我们探察盘绕在‘地下’深处生存景观的视线。而另一方面，在整个故事中，主人公作为人的自觉意识一直陷于缺失，无疑削减了人物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维度。”[58]

5、其他作品研究

相对于余华、王安忆、阎连科的新作能够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热点来说，其他作家的努力也会进入评论视野，只是关注程度有别。相对而言，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渐渐成为“文革”叙事的主力。这代人的童年经验与叙事立场常常成为批评的重点。林白、韩东等人在“文革”中的童年记忆帮助他们找到了不同于“伤痕”文学的观察视角：“他们作品里的童年记忆，都含有‘后革命时代’的味道，本质上是对前期的‘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反讽。”[59]洪治纲将之明确为代际特征：“‘成长’之所以成为50年代末和60年代出生作家极为自觉的叙事资源，可能不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童年记忆在起作用，还有这种记忆本身与‘文革’历史之间所形成的隐秘的精神共振。”[60]林白的《致一九七五》、韩东的《扎根》、王刚的《英格力士》以及王松的“文革”叙事等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丰富着民族的“文革”记忆。

与张贤亮、王蒙等人的“文革”叙事相比，相对年轻的韩东等人更愿意表现“文革”期间的日常生活，但这日常生活常常是表面平静内里紧张：“韩东之出人意料处，正在于他在对于三余村，对于老陶及其家人几近于无事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客观平静的叙写过程中，以暗藏机锋的方式凸显出了老陶那被扭曲异化了的极度焦虑紧张的复杂精神世界。”[61]更为年轻的魏微对于“文革”时期日常生活显然有着更独特的体验，由此而有《流年》。“《流年》在魏微的写作中非常有意义，它典型地体现了魏微的叙事模式，一种表面的柔和散淡与内在的紧张和尖锐。”[62]

三、新世纪“文革”叙事研究之有待提升之处

“文革”结束之后的30余年的相关叙事及其研究表明，“文革”始终是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不能对此无动于衷。2000年以来，对于“文革”的叙事已经不仅仅是知名作家的特权，许多亲历者都有着叙述的欲望，尤其是在这个人人皆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年代。应该说，叙述者群体的扩大与文本的增加让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变得丰富而生动，批评与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与难题：

1、散文研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与之相关的是对于无名书写者的关注几乎是零，而无名者最常用的记忆书写形式是回忆性散文。在“文革”叙事中，散文占据了很重要的一块。由于散文书写个人情感的天然便捷优势，散文的数量非常惊人。在大量的单篇文章之外，《七十年代》、《持灯的使者》、《亲历历史》、《半生为人》是非常重要的回忆散文集。《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则为历史大叙事提供了一个极为另类的文本。[63]与此种散文叙事状态不相映衬的是相关研究的沉寂。这也许是由于散文体裁的限制。自现代文学发端以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就是批评的核心和重点，而散文批评显得吃力而不讨好。惟其如此，研究者才更需要注目于散文。

与之相关的情形则是，由于对知名作家掌握话语权的不够警惕，多数批评家忽视了丰富的无名者书写，如《炎黄春秋》、《天涯》等刊物上的民间记述。关注无名书写者的原生态叙事是对民间记忆的尊重，但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对民间记忆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这将加速原本丰富的民间记忆的流失。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无名的书写者。

2、相对于长篇小说研究状况而言，批评界对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研究成果不够丰富。这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容易引起论争与重视，其影响力远超于中短篇小说。但中短篇小说常常以其谋篇布局的精巧取胜，与长篇小说的鸿篇巨制以至于冗长拖拉相比，中短篇小说倒显得凝练、精致。如《上世纪的爱情》（蒋韵《天涯》2000年第2期）、《双驴记》（王松《收获》2006年第2期）、《灾星出世》（徐景阳《天涯》2003年第2期）、《姑父》（王瑞芸《收获》2005年第1期）、《回故乡之路》（艾伟《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石钟山《橄榄绿》2003年第3期）、《地球上的王家庄》（毕飞宇《上海文学》2002年第1期）、《少女七一在1973年》（裘山山《江南》2005年第4期）、《鱼蛋蛋的革命行动》（马步升《上海文学》2002年第4期）、《斗地主》（卢金地《十月》2003年第6期）、《迷谷》（苏炜《钟山》2004年第3期）、《天堂来信》（中跃《广州文艺》2004年第3期）《大哥》（李肇正《小说界》2002年第5期）等等。毋庸置疑，发现中短篇小说家的热情与良苦用心应当成为当下批评的重要着力点。

3、海外“文革”叙事研究的乏力。与国内作家“文革”叙事研究的热闹相比，研究界对于海外华人的“文革”叙事成果关注不够，这也许是因其身处边缘之故。就小说而言，严歌苓小说因其高产与在内地的广泛传播而成为批评热点，而哈金、王瑞芸等人就较少受到关注。此外，海外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的“文革”回忆性散文，这些都是民间记忆的有力构成部分，但极难进入批评研究的视野。

当然，海外的“文革”叙事也会面临模式化、概念化的困境，这也是国内“文革”叙事面临的问题，因此海外“文革”叙事完全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国内“文革”叙事的问题。就此而言，加强海外“文革”叙事研究并将之与国内的“文革”叙事进行比较也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的工作。